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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孫中山從國家民族大義出發，表示只要清帝退位，他便推袁世凱為大總統。本來，按照孫中山的設計，中華民國將實行美國式的總統制，臨時大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腦。在行政、立法、司法的基礎上增加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既保障總統權力的實行，也可以分權限制個人的專斷獨裁。鑒于袁世凱反正，清帝亦告退位，孫中山乃向參議院提出辭職。但實際上同盟會對于袁世凱這樣一個前清官僚出身的強人接任總統，委實放心不下。當參議院討論約法制度時，有議員提出參照法國憲章實行責任內閣制，總統就職時立誓遵守約法，以此防范總統獨裁，力主實行總統制的孫中山沒有表示異議。因此，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出臺后，就多出了一個總理的職位來。《臨時約法》構建了現代中國的國家雛形，按照約法規定，總理為國家行政首腦，總統的法案和政令須經總理副署后方才具有法律效應。也就是說，袁世凱雖然做了總統，但卻不能直接控制政府，不僅參議院可以約束他，還要受總理的掣肘。考慮到袁世凱的“狡猾善變”，孫中山覺得還不夠穩妥，還要再上一個“雙保險”。辭職前，孫中山與袁世凱約定三事：臨時政府定都南京;新總統必須到南京受任;新總統必須遵守臨時約法。

 

　　顯然，由同盟會主導制定的這部《臨時約法》就是要通過國家大法的頂層設計從制度上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孫中山認為袁世凱只有脫離北方的專制環境，到有民主之風的南方，才有可能接受國民監督，這是同意袁世凱當總統的先決條件。然而，原本抵制內閣的同盟會最終改弦易調，一切恒以政治斗爭需要而轉移的方式手段，卻又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臨時約法》對大總統權力的限制，老謀深算的袁世凱豈能不知，雖然他未必明白美國體制和法國體制的名堂，但論政治經驗卻遠比年輕而天真的革命黨人要豐富得多。袁世凱清楚同盟會對他并不完全信任，孫中山的三個條件沒有一個不是為了約束他的，無非是想把他這只老虎的牙拔了，再裝進革命黨設計的籠子里。不過袁世凱起初倒并不在意這些，以他的思維邏輯看來，民國的總統和清朝的皇帝一樣，大權還是自己的。既然約法規定內閣制，那么任命一個聽話的總理來控制內閣也就沒事了。因此，袁世凱一再信誓旦旦宣稱擁護共和，對于孫中山提出的每一項主張，他都幾乎全盤接受。但暗地里，卻已作好了反撲的準備。

 

　　事實證明權力是不甘于被關進籠子里的，孫中山想要把袁世凱從北京弄到南方，調虎離山的策略只是一廂情愿。一場突然的“北京兵變”，輕易就化解了革命黨設下的絆子。隨后宋教仁的遇刺身亡和“二次革命”的失敗，不僅讓國民黨元氣大傷，也給了袁世凱反噬的機會。在下令通緝孫中山、黃興，解散國民黨，取締國會一系列組合拳打下來后，大權獨攬的袁世凱撕毀《臨時約法》，公布新的《中華民國約法》，宣稱其權力與地位來自清廷順應天意禪讓，與《臨時約法》毫無干系。新約法規定，“大總統為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國民會議由大總統召集并解散之”，“凡可以掣行政之肘……皆予刪除。凡可以為行政之助者……悉予增加”。不僅如此，袁世凱還授意約法會議頒布新的《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大總統任期十年，連任亦無限制，還可指定接班人。根據這個選舉法，袁世凱實際上成為終身總統，而且有權傳子，世襲罔替。由此可見，這部由袁世凱炮制出來的新約法，實際上是一部“假總統政治之名，而行獨裁政治之實”，為滿足其個人權力欲望而私人訂制的“袁記”約法。

 

　　正所謂世事無常。袁世凱的飛龍在天夢只做了短短83天就在全國一片討伐聲中化為泡影，其生前曾指定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為接班人，而在關于國家大法上則留下了按約法辦事的口頭遺言。把持北京政府的內閣國務卿段祺瑞決心繼承袁世凱的衣缽，不顧國會恢復民元臨時約法的意見，以“大總統遺令”宣布由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其實段祺瑞何嘗不想親自當總統，只是形勢比人強，剛剛挫敗袁世凱逆天稱帝的西南護國軍銳氣正鋒，屢以擁黎為言;北洋內部在袁死后各懷異志，一盤散沙，難為后盾。在這種局面下，段祺瑞順水推舟將黎元洪扶正，意在向國人昭示，北京政府完全是奉袁世凱遺志辦事，“袁記”約法仍然有效，國家的頂層設計不因帝制的推翻而改弦更張，未來的國家仍是袁世凱時代法統的延續。

 

　　如此行徑自然遭到南方護國軍和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廣西陸榮廷直指段祺瑞包藏禍心，聲明《臨時約法》效力猶在，凡國民皆當遵守。云南唐繼堯通電要求恢復舊約法，召集國會。四川岑春煊致電總統黎元洪，請其依舊約法指定總理，組織新內閣。怎奈黎元洪手無寸兵，充其量只是一只住到了中南海里的貓，不得不看“北洋之虎”段祺瑞的臉色行事。態度最堅決的是孫中山，他通電全國若段祺瑞執迷不悟，將再號召國人如對待袁世凱一樣，群起而攻之。北洋內部也產生裂變，江蘇將軍馮國璋直言“舍臨時約法外，別無根本之法”。面對全國的一致反對，段祺瑞卻執意拖延阻擾，聲稱由政府廢除新約法，恢復舊約法是“蓄命令變法律”，于法理不通，還放了一個煙霧彈說政府對恢復舊約法沒有意見，只是需要考慮恢復的辦法。

 

　　就在南北因新舊約法陷入僵局，恐再起戰火時，富于愛國思想的海軍將士眼見段祺瑞絲毫沒有恢復《臨時約法》的意思，紛紛集結上海準備護法。北洋第一艦隊司令李鼎新通電全國宣告海軍脫離北京政府加入護國軍，在約法恢復、國會開會、內閣成立之前，概不承受北京海軍部的命令。海軍的獨立頓時讓北京政府慌了神，為防引起連鎖反應，段祺瑞不得不重新考慮恢復約法和國會。1916年6月，北京政府發表申令，在憲法未定以前仍遵行民國元年臨時約法，并于本年8月召開國會。至此，自袁世凱上位即開始的新舊約法之爭，最終以《臨時約法》和國會的恢復而結束，重新回到民主共和的軌道。

 

　　回顧民國初年的約法之爭，同盟會的“因人立法”和北洋軍的“因人修法”都有損于國家法治的良性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