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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巴伐利亞經驗”中，通過土地整理和村莊革新等方式，提升了土地的生產能力和利用價值，使“農村—城市”城鄉二元經濟得以平衡發展，進而有效避免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涌入。德方在山東青州南張樓村的努力試圖證明，即使是在先天自然條件不足的前提下，也可以通過科學的規劃和土地整理技術，使貧困落后的農村變成鄉下人和城里人等值幸福生活的“桃花源”。二十五年的磨合和努力在南張樓村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也帶給了我們更多關于農村現代化出路的思考。

巴伐利亞試驗

        東方屬木，木色為青；禹分九州，是為青州。位于中國山東半島中部的青州，其名始見《尚書·禹貢》：“海岱惟青州”，為古“九州”之一。歷史上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曾以戶部侍郎調任青州知州。一百多年前，英國人和法國人飄洋過海，將“上帝的福音”從遙遠的歐洲大陸傳到青州。在條約特權的保護下，英國人和法國人先后在這個有著濃厚儒家氛圍的城市建立起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一百多年后，英法的鄰居德國人重新來到改革開放初期的青州，這一次，他們帶來的不是信仰，而是鄉村建設理念和土地整理技術。

 1987年，中國山東省與德國巴伐利亞州締結友好省州關系，作為援建項目之一，德方在山東尋找一個“不是太富也不太窮”的農村開展“巴伐利亞試驗”，用德國人的鄉村建設理念和土地整理技術來促進中國農村的發展。所謂“巴伐利亞經驗”，指的是二戰后德國巴伐利亞州通過土地整理和村莊革新等方式，提升了土地的生產能力和利用價值，使“農村—城市”城鄉二元經濟得以平衡發展，進而有效避免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涌入。這一“城鄉等值化”的鄉村發展路徑被稱為“巴伐利亞模式”。

 在山東省政府的支持下，德方選擇了青州市郊一個叫做“南張樓”的欠發達小鄉村，希望通過復制巴伐利亞州戰后迅速復興的成功經驗，將這個1000余農戶、4200多村民的南張樓村改造為一個布局合理，功能齊全、生活舒適、農民安居樂業的新農村。據說之所以選擇南張樓村，恰巧是因為這個村子不靠城、不靠海、不靠交通要道、沒有大企業和礦產資源、人多地少的“天然劣勢”，符合德方“不要太富也不要太窮”的要求。德國人試圖證明，即使是在先天自然條件不足的前提下，也可以通過科學的規劃和土地整理技術將貧困落后的農村建設，使農村變成鄉下人和城里人等值幸福生活的“桃花源”。

安鄉守土

 1990年，在時任南張樓村支書袁祥生51次辛苦奔走濟南的努力下，中德簽署合作協議。德方項目具體執行者漢斯-賽德爾基金會（Hanns-Seidel-Stiftung）按農業區、工業區、生活區、文化區的劃分，為南張樓村制定了第一份鄉村規劃圖，正式開始了在中國的鄉村建設。南張樓的村民對這個項目給予了極大的熱情，村民們一度樸素地認為，在這兒試驗就是給錢，他們提出要蓋房、要修路、要買汽車和拖拉機……但在德國人看來，“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他們的想法是通過改善基礎設施，提高生產條件，培訓村民生產技術，建設一個可以安鄉守土的農村，而不是簡單地投錢給村民建房子。

       德國人率先從整治荒地入手，通過削平高地，填平洼地，一下子在原有土地基礎上為村子增加了600多畝土地。然后再將村內原有的200多塊小片土地與這600多畝土地連片集中，統一劃整為57個300米寬350米長的大方地，方與方之間再修路連通。如此，現代化的農業播種機、收割機就可直接開進田地里進行機械作業。在中國國土資源部土地整理中心的官員看來，這是中國現代意義上開展較早的土地整理。

       為了實現這個東方的“理想農村”，德國人作好了長期的建設準備，賽德爾基金會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發展教育，完善學校基礎設施，為南張樓小學建起了木工室、金工室，每年組織學校老師到基金會在中國其他地區的機構學習培訓。1994年，在電腦對大多數中國家庭和學校而言都還是“奢侈品”的年代，基金會一次性就為南張樓中學配備了20臺電腦。德國人充分意識到人才的重要性，在村子中選拔了70余名青年到青島、上海等城市的職業學校和大學學習，條件是畢業后回村工作6年。每隔一段時期，從德國本土選派的各行業技術專家來南張樓村培訓村民，傳授技術。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基金會把德國職業教育最具特色的“雙元制”教育模式引入南張樓村，這一模式注重實踐技能的培訓，學生既學習文化理論，又到企業實習實訓，畢業后基本能掌握一門謀生的技術。

鄉愁與洋氣之爭

       今天一些富裕起來的農村紛紛照搬照抄歐洲的建筑規劃，甚至將整個“歐洲小鎮”全盤拷貝。與此大異其趣的是，德國人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這場南張樓鄉村建設實驗，卻似乎更散發著中國晚清時期洋務大臣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念。賽德爾基金會理想中的鄉村建設是在保留中國傳統鄉村文化的基礎上，以德國人引以為豪的先進技術為支撐，通過開墾荒地釋放土地生產力，提升土地的附加值，滿足農民的生產生活需求，進而使農村留得住農民，構筑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一個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社會。因此，他們在整理土地的同時，將村民的生活區設計為中國傳統民居，村民統一按照北京四合院的樣式建造房屋，并配備清潔車和衛生箱。為了“看得見鄉愁”，德方反對村民修建歐式的小洋樓，甚至苛刻到不允許村民在青磚白瓦的四合院外墻上貼瓷磚。

然而，此種理念卻在往后的歲月里，不斷受到一些富裕起來的村民們的質疑。伴隨著上世紀90年代中國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外出務工潮的興起，南張樓村開始鼓勵村民外出打工，這與德國人讓村民安土重遷的初衷頗為背離。德方主張以農業為導向，村支書則堅持農業、工業、第三產業多元化發展。基金會在南張樓中學推行的“邊學邊干”的雙元制教育，最終在中國應試教育這個體系面前無奈擱淺。于村民而言，上大學才是中國孩子唯一的出路，只有考不上大學的孩子才會去念職業學校。基金會堅持村民按北京四合院的樣式統一建房，在德國人眼里，四合院才是中國。但務工回來的村民們在城里見了世面后，紛紛跳開村子的整體規劃，學城里人蓋起了歐式的小洋樓。在他們眼里，四合院“太土氣”，沒有城里人住的小洋樓氣派。這讓一心保留“中國特色”的德國專家很是不解——“農民有了錢為什么要學城里人”？村支書集全村之力建起了一個“無比新潮”的西式羅馬柱文化中心，基金會人的看過一眼后評價那就是個不中不西、不倫不類的“建筑垃圾”……德國人不明白的是為什么南張樓的村民寧愿放著自己民族的傳統的東西不要，偏要去照搬模仿外國的東西。自這場試驗開始，雙方在理念價值上的分歧就未曾消停，與項目推進如影隨形。

中國特色的“桃花源”

 滄海桑田，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南張樓的鄉村建設在德國專家與村民之間的不斷磨合中進入了第25個年頭。經過25年的發展，今天的南張樓村已是舊貌換新顏，五排房屋一條街，兩列房屋一條巷，全部柏油化的街巷把這個村子規劃得井井有條，徹底改變了貧窮封閉落后的面貌。村里建起了民俗博物館，田地里則全部埋設了地下灌溉管道，工業區的95家企業安置了1400多人就業，實現了村民在自家門口的就業。2014年，全村經濟總收入達8.2億元，人均純收入19000元。賽德爾基金會現任項目負責人克勞斯博士被授予了青州“榮譽市民”稱號。

       對于這場讓農民“安鄉守土”的鄉村建設試驗是否取得了成功，南張樓村給出的一組數據顯示，項目實施前南張樓村有居民4000余人，目前還是4000余人左右。通過數據或許可以看出，南張樓村二十五年的實踐，部分達到了最初的目標。山東省國土資源廳的一份材料里認為，南張樓在中國北方普通農村具有一定代表性，項目開展以來發生的巨大變化，“證明了巴州農村土地整理和促進農村地區發展的經驗、方法與理論，在中國這樣具有與西方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同樣適用。”德國人當初沒有明確項目的完成時間，他們亦認為經過25年的發展，南張樓村取得的成效是明顯的。但不管是基金會還是村支書都沒法回避的是，改變南張樓村的原因與發展動力還是村里開辦的企業，而這恰恰是試驗之初德國人反對寫進規劃的。經過多年的分歧與磨合，基金會與南張樓村民都彼此都意識到，在對中國國情的認識上，中德雙方還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差異。對于是否建成了心中的“桃花源”，克勞斯博士很有感慨地說道：“改造農村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 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繼續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在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上尋求新突破，在建設新農村上邁出新步伐。克勞斯博士為此感到非常高興，他感覺到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對農村建設的重視。“南張樓的未來會更好”，他語氣堅定地說道。已經退休了的原村支書袁祥生對新農村建設也有了新的理解，他新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一個農民的德國情緣》。

       在這本書中，袁祥生認為南張樓村“援助+自助”的農村發展模式固然不可能照搬到中國的廣大農村去，但一些做法卻可以為正在尋求突圍與發展的農村借鑒。他總結了新農村建設的“三個改善”——改善環境條件，改善村民勞動條件，改善村民生活條件；以及“一個目的”——吸引農村青年安居農村和建設農村。

（左起：本文作者岳亮、國土資源部土地整理中心工程師、榮譽市民克勞斯、基金會北京辦事處主任，背后就是那個羅馬柱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