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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匡政：新中國的第一門學問叫土改學

點擊：作者：葉匡政來源：六根發布時間:2017-05-28 10:08:40

新中國的第一門學問叫土改學

文 | 葉匡政

算剝削賬

土改即使對于今天的中國，也是革命性的。

新中國的第一門學問，我們應該給它取個名字，叫土改學。

和老人們談起土改，都說像一場夢。后來這夢醒了，但夢里的很多事理，我們還是要拿出來琢磨一番的。我們今天所思所想，我們今天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這里是一個發端。現今很多潛在的社會心理，追根溯源，這里都能尋出一些蹤跡。土改即使對于今天的中國，也是革命性的，革命得超出了大多數人的理解，但那時還是發生了。

陽翰笙的《柳城土改日記》，記錄了他當年參加土改的工作。這里先引一段群眾批斗地主楊朝達的對話：

“你手放下來！我問你，你田從哪里來的？”

“從我老子那里分來的。”

“你老子分這樣多給你嗎？”

“沒有這樣多，有些是我買的。”

“哪來的錢買的？”

“靠剝削來的錢呀！”

“你為什么要剝削人？”

“大家還不都一樣么，那是從前的潮流！”

“剝削”是土改的一個關鍵詞，很多讓人不能理解的行動，只有統一到這個詞下，才能讓人理解，才能讓人敢做敢為。剝削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查了1989版的《辭海》，它的解釋是：憑借私有財產無償地攫取他人勞動成果的行為。相信剝削的要點，是要認同“無償”，也即自己的勞動沒有報酬。

本來租地耕種，收了糧食交一部分做地租，一部分留下當口糧，在農民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幾百年來日子都是這么過的。突然要把這事說成是壞事，老百姓心里一開始肯定是犯嘀咕的。就像現在，猛然有人說交房租是剝削，別說房東不理解，就是租房人一時也難接受。看史料記載，果然有農民疑問：“向地主要地，把別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嗎？”也有的猜測：“他們是先甜后苦，現在是先分土地，將來就要多交公糧，多出勞力，要受種種限制”。

當年土改領導者是懂得農民這種心理的，一份冀中區的材料就總結道：“農民翻身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不是什么輕而易舉的事，欲翻身必先翻心。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挖窮根吐苦水算總賬是翻心的主要問題。”所以土改的第一步，往往是開“訴苦會”，找到生活困苦的人“挖苦根”，這些人被土改工作隊稱為“根子”。參加過土改的葉君健認為：“至于訴苦，這是提醒農民認清自己長年受苦和被剝削的悲慘命運的一種方式，目的是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使他們自覺地起來和地主斗爭。”

然而，一個人生活真的困苦了，更多的還是埋怨自己，最多埋怨埋怨命運。真要這個人把自己的困苦對別人大張旗鼓地說出來，并把對困苦的怨恨轉嫁給同宗同村的富裕者，培養出對他們的仇恨，應該是有很大難度的。

陽翰笙日記中就記載了這樣的事，他是作為反面教材的：

“天福的老婆最不覺悟。有人去串她，問她衣服為什么這樣爛，她很生氣地說：

‘你的衣服比我還爛，你為什么不買？’

‘你家連雞籠都沒有，還問我呢！’

有人去串她，她常罵豬罵狗，說命不好，羨慕地主生活；說被地主剝削是命里活該。誰要與她多說就罵誰，嚇得誰也不敢去串她。”

他的日記中，還有農民訴苦道：“我一生一世替人做牛做馬，生一世，做一世，做一世，苦一世，我的命真苦啊！”應該說，這些都是典型而正常的中國人的思維。我相信，今天的很多農民合同工依然這么想，除非工頭克扣他的工資，否則你讓他仇恨工頭也是不容易做到的。然而當年的土改工作隊做到了。

剝削賬各地的算法不一樣，名目很多。

他們的絕招就是算“剝削賬”。剝削賬各地的算法不一樣，名目很多。但大致是算經濟賬和政治賬。經濟賬主要有農民代地主交的公糧賬、地租賬、勞工賬、貪污勒索賬等，那時的大多數地主并不富裕，這幾個賬一算下來，不僅自己的土地會被算光，甚至算到破產。另一個就是算政治賬，包括漢奸賬、人命賬等，這個賬更是對地主有絕對的震懾力。

農民本來就沒什么文化，被文化人這么一算沒有不信服的。陽翰笙就記錄了這樣的事：“特別是楊泰木，當大家幫他算了剝削賬，算出他四十年來，被地主剝削去了十萬斤谷子的時候，他很激憤地跳了起來說：我要去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談別的問題，他都聽不進去了，他一心就想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當時有一個剝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會把捏死！”一個人的階級仇恨，就是這樣被培養起來的。這種仇恨會讓他模糊了“有償”或“無償”的界限，對困苦的怨恨終于被轉移為對另一些人的仇恨。

所以那時各地都提出了要防止“和平分地”，堅決拒絕地主自動交出土地。當年的執行者就總結了“和平分地”的很多壞處，如“經過清算分地，農民是理直氣壯的，地主不僅交出了土地，而且他處處理虧，不殺他還算便宜……”“不經斗爭，地主的社會地位不會下降……”“不經清算斗爭，地主與農民的階級仇恨不會明顯，農民階級覺悟不會提高，而只增加地主的仇恨。”這些策略從斗爭角度來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也確實獲得了它想達到的效果。所有的商業行為，統統被歸到“剝削”這個詞下，變成了犯罪。一部分人貧窮，源于另一部人的富裕，這個邏輯漸漸被大多數人接受了。

“剝削”可以說是當年支配整個社會運轉的一個基本理念，有了這個理念支撐，每個人即使犯罪，也犯得心安理得了。無論是當年的農民，還是地主，沒有人能對剝削說出個所以然來，然而這不會影響他們的行動。碰到繞不過的問題、解不開的疙瘩，誰都可以用這個詞來搪塞一下，一切又都順理成章了。

葉君健在《土改工作半年》中，繪聲繪色地描繪了當年真實的場景：

“我犯了罪，”地主用很低的聲音說。“我犯了罪！我對不起你們！”

“你犯了什么罪？”另一個農民又跳上去，向他吼道“說出來！”

“還不是剝削你們唄，”地主又甕聲甕氣地說，像是要哭的樣子。

“你是怎樣剝削的？”一個婦女也跳上前，指著他的鼻子問。

“剝削就是剝削嘛，”地主說，假裝抽咽了一下，“你們知道得比我清楚，因為你們是受剝削的人。”

葉君健繼續寫道:他這個回答一下子把農民的嘴堵住了，因為農民的腦子沒有他的靈活，反應慢，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語言來制服他。他們只是本能地舉起拳頭，要上前去捶他那個詭計多端的腦袋……

挖浮財

土改中，“挖浮財”是一個重要內容。

土改時，農民詩人王老九分到了地主的一只樟木箱子。王老九常對著它發呆，他知道光靠力氣是搬不來這只箱子的。他在一首詩中，就發問道：箱子箱子你又沒長腿，怎么會跑到我家里？這說明王老九是個喜歡想問題的人，詩人梁小斌有一篇隨筆，曾把這個細節寫得獨具意味。

這只樟木箱子，便是地主的浮財。相對土地、房屋這些不動產，那時把金錢、糧食、首飾、衣服、日用雜物等動產稱為浮財。這個詞在土改中用得多，后來似乎很少用了。土改中，“挖浮財”是一個重要內容。各地叫法不同，有叫“斗財寶”，也有叫“砍大樹、挖財寶”、“起浮財、挖壞根”，都是一個意思。由于土地的產權在那段時間模糊不清，即使分到土地也要耕種后才有收獲，很多貧雇農對土地的熱情倒有些淡漠，反而對分了能即吃即用的浮財興趣更大一些。

土改領導者非常清楚，分了地主的土地，是無法讓地主經濟立刻垮下去的。東北通肯縣的一個地主，被清算了土地后就說：“算就算，你也富不了，我也窮不了，把犁杖掛到房檐上，也吃他幾年。”當年的東北局曾通過文件指示，地主除土地外，尚藏有大量的金銀珠寶、布匹、衣服、糧食，這部分財物，常常比地主全部土地的價值還要大幾倍，如果只分配土地，對地主的經濟基礎并未給予徹底的摧毀。因此要“大膽滿足基本群眾的要求”，挖出地主的一切財物，分給群眾用之生產、買馬、造房、安家立業。

把別人的財物拿回家，在大多數老實本份的農民看來，肯定是不合法的。

把別人的財物拿回家，在大多數老實本份的農民看來，肯定是不合法的。土改被稱為一場革命，就在于它不但催生了一種迥異于往日的民眾情感，它還改變了人們對非法行為的觀念。這種觀念是通過政策導入民眾的。奪取別人的財物，這在過去是任何社會階層都不能容忍的事情，現在被合法化了。它成了貧農、雇農享有的權利。擁有財物成了一種犯罪，擁有財物的人成了整個社會的對立面。

當時東北松江省委的張秀山指導土改時就說：大膽放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徹底摧毀封建勢力，不留絲毫余地，任何地主的哀求與叫罵，我們都毫不同情，必須認識到他們的哀求與叫罵，是封建地主階級向群眾斗爭的一種方式。整個斗爭是尖銳激烈的，但對于廣大農民來說，這個斗爭是最人道的。要像園丁培育花苗一樣，善于引導和培養群眾情緒走向斗爭。在斗爭中，不要受任何條文限制和拘束。有人擔心大膽放手會不會違反政策？張秀山回答道：不會的，放手是根據政策來的，放手本身就是政策，就是政策的主要部分。

山東莒南縣委還規定出具體辦法：“開始采取暴動形式：逮捕、監禁、戒嚴、掃地出門；抓住全區性或數村的封建惡霸展開斗爭，清算、追究、挖掘出所有財產；打死或槍斃主要封建地主。然后逐漸走向專政狀態；疏散、管制、苦役等。”

既然有了政策，各地農民們也紛紛提出了自己的口號：“沒有馬，沒有牛，斗出財寶就不愁。”“挖大樹根，油水要光，威風要倒，天下是咱們的！”，東北安東縣還提出“每人起碼穿上一條棉褲棉襖”的口號，讓婦女兒童們也卷入到斗爭中。《東北日報》曾報道過當時的盛況：“這樣排山倒海的斗爭風暴持續了八九天，絕大多數的隊伍日夜不停地掃，很多人七八天沒有好好睡覺。經過了‘大風刮小刀刻’，反復掃蕩，最少的屯子也有四次之多。封建勢力，一般的說是挖的斗的都差不多了。”

山東大店的一份工作總結描述得很細：“第一天搞三戶，對地下浮財挖得不徹底，組織的力量與分工沒有展開。群眾熱情很高，一點不成器的東西都收拾著。第二天就以每村大動員，全部參加，每村負責搞兩戶……翻箱倒柜，挖墻掘土。群眾自己說：‘船破三千釘，這個八千還多，血他娘挖干的！’‘這回翻身可徹底啦！’”

這種從天而降的財富，這種在特殊時期的豁免權，很容易被農民當作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繼承下來，使他們一旦陷入貧窮，就幻想著再斗爭、再分配，把目光轉移到新的富裕農民身上。這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認同，可以說徹底摧垮了傳統鄉村的社會心理基礎。要在這種觀念上，重新培養有利于社會發展的財富觀與價值觀，倡導農民勞動致富、精耕細作，應該說是有極大難度的。

地主、富農、中農們，如何對待挖浮財呢？果然有地主說：“過去都是暗土匪，現在都是明的。”在當時原始的生產狀況下，除了少數惡霸地主，可以說大多數地主都是靠省吃儉用積攢了一點財富，他們往往把財產看作自己的命根子。他們能如何保護將被剝奪的財產呢？無非有兩個辦法，一是藏起來，二是盡可能的吃光用光。

《東北日報》總結過東北的地主隱藏財寶的方法，有18種之多，比如：“地主將一切有用的東西都埋起來，或放在親戚、小戶、佃戶及狗腿子家里。埋的地方很多也很妙，如埋在坑洞里、煙筒、鍋臺、雞窩、茅廁、豬圈、祖宗的棺材、花池、菜池、大樹、小廟、圍墻、墻壁、炮臺內，甚至在女人的褲子里藏首飾。”比如“家人分散逃跑，減少目標。”比如“裝窮裝餓裝老實。”或“化整為零，徹底分家。”等等。

許多中農“懊悔當年太會過”，說“老鼠不吃，給貓攢的”。山東莒南縣一個中農聽說要挨斗，“把一窩小豬、果子餅都賣了，果子種藏起來，把賣的錢給一家大小買了布做了衣服”，說：“八路軍斗爭，總不能扒衣服吧！”各地還出現了宰殺耕牛、大吃大喝的現象。山東莒南縣邢家水磨子村抗戰時有80頭牛，1948年春有12頭牛，1949年1月只有6頭牛了。莒南縣小坊前村的一個農民賣地4畝，地也不鋤了，連“馱架子”也賣了，到處宣揚：“我賣光了去要飯，看誰還說我是富農。”

浮財挖來了，分配也是有戲劇性的。

浮財挖來了，分配也是有戲劇性的。比如東北的游民比關內多得多，這些人吃喝嫖賭、不務正業、到處游蕩，是真正的赤貧階層。但他們的游蕩經歷，使他們比普通農民更善于應付逢迎、見風使舵。土改工作隊剛下鄉時，不了解情況，往往挑選了這樣的人做骨干，甚至成了鄉、村干部。這些人敢作敢為、不怕得罪人，是真正的積極分子，在分浮財上自然也是貪污多占，一夜之間成了鄉村的新貴。

莒南縣分浮財還記錄了這樣的原則：“積極的多分，落后的不分，誰靠前分得多，誰不靠前分得少。”村干部們往往是“和誰近即分給誰”，甚至認為“人都是俺給得罪了，應當多分點”，自己分得的浮財比別人會多出一大截。蘇南高淳的汪家村分農具和家具時，被群眾一搶而光，力氣大的多得，力氣小的少得，如中農汪繼謨搶到17件，中農汪繼慈搶到10件。至于各地在分浮財中，出現的貪污、偷盜、挪用、浪費情況更是不計其數。

至于那些老實巴交的貧、雇農，對這突然到來的好事倒真有些手足無措。陽翰笙的《柳城土改日記》中就記下了這樣的事：“有些貧苦的家民，卻偏偏選擇不好，譬如韋光英，大家幫他選了不少衣服，他卻仍然不知選什么東西的好。一個奶姥上場去選衣服的時候，她看到滿眼花花綠綠的東西，不知該拿什么才好；她站了好久好久，嘴唇抖著，總不敢走進場子里去；最后還是人家給她選了一件，才笑著走了。”農民詩人王老九看到農會會員抬來的樟木箱，也是想了好久想不通，他后來蹦出的詩句，也不能說他就找到了答案，他的答案是：“想想這道理，全憑毛主席。”

劃階級成分

土改看起來改革的是土地，實質上它改變了人心。

人心變了，人與土地、財產、權力的關系才會變。細究起來，土改的頭等大事倒不是“土地還家”，因為“還家”的土地沒過幾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劃階級成分”，這劃定的階級成分不僅改變了很多人的下半輩子，甚至影響了幾代人的命運。

劃階級成分簡單地說來，就是依據土地占有、是否勞動、有無剝削這三大標準，將生活在農村中的人，劃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等不同的階級。這既是土改中變更地權的理由，更成為確立新政權在鄉村中合法性的基礎。

雖然有了土地、勞動、剝削這三個標準，但由于執行者頒布相關規定的滯后，各地出臺的辦法也大多含義抽象、模糊，使劃分階級的標準在不同地區之間，出現了很大差異。有時完全靠土改干部隨機掌握，落實到各村莊，情況就更加混亂。

華東局五蓮縣委就總結過：“因為劃時缺乏標準，及為過左情緒所籠罩，所以毛病很多，標準不一。如在經濟上的標準，有單按地畝多少、單按自地佃地、單按生活好差，有過輕微剝削的即是地富，有過貪污盜竊行為的即是惡霸，因經營副業生活優裕的亦作為地富看待，在窮莊里是普遍的矮子里拔將軍，‘找不到閻王就找鬼’，許多中農被升為地富。

在政治上，政治態度好壞亦作為定成分的標準，如做過壞事的，在頑方、偽方干過事當過兵的，有特務嫌疑的，有惡霸行為的，和干部關系壞的，階級成分就上升；關系好的及干部積極分子本身，階級成分就下降；有的則挾私報復，有的查三代。”

晉綏區的興縣木欄桿村很有代表性。這個村50多戶，村里有1000多畝地是屬于另一個村子牛姓地主的。村中土地略多的幾戶，連富農都算不上，其余40多戶則靠租地耕種。當時晉綏分局的領導聽到這樣的情況，就啟發工作隊：全村沒有一戶地主，這能說得通嗎？劃成分不能光看他們的土地占有情況，還要看他們的政治表現，看他們鋪的攤子大小，還要看他們祖輩上干過什么事情，看他們的父親、祖父是否曾經有過剝削行為。

有了這個指示，工作隊劃成分就用了查三代的辦法，無論現在怎樣，只要其祖父、父親有過剝削行為，就將其劃為破產地主或破產富農。工作隊還創造了一種劃成分的新方法，到野外去看農民的祖墳。只要發現墳墓有圍墻、有石碑，就將其后代劃為地主或富農。理由是，貧雇農的墳是立不起圍墻、豎不了碑的。就這樣，工作隊硬是讓該村的地主富農占到了全村總戶數的30%。

村里挖浮財時，從張拖喜家挖出了200塊大洋。這是張拖喜兄弟的血汗錢，為了積攢這點家底，兩兄弟常年辛苦勞作，寒冬臘月還磨豆腐賣，根本談不上剝削所得。但因他們在挖浮財時出口傷人，得罪了幾位“積極分子”。工作隊便認為，既然村里搞出了八九戶地主，就一定有惡霸，于是張氏兄弟被定為“惡霸地主”。分局領導得知，表揚了工作隊，要他們擴大戰果。

斗爭會上，村里農民了解兩兄弟為人，反而求情的居多。最后，只好由一個工作隊干部站起來宣布：“張拖喜、張拖長罪惡累累，他們欺壓群眾，打罵老百姓，不殺不能平民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斗地主，對惡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軟。”于是，張氏兄弟當場被兩個“積極分子”執行了槍決。

勞動、剝削標準在具體評判起來確有一定難度，這使得各地在劃階級時，出現了千奇百怪的情況。蘇南松江區的楊川根，單身漢，有自耕田6畝，出租田12畝，本人60多歲了，不能參加勞動，便因無勞動而被劃為地主。揚中縣八轎區將一個只有1.7畝田而沒勞動力的老太婆評為地主。無錫縣查橋鄉蒲錫慶全家4人，僅有7畝田，因全部雇人耕種，被劃為地主。很多地方還把生活作風、人際關系的好壞當作劃階級的主要標準。

蘇南武進縣萬塔鄉就是這樣，四村楊仲方一貫好嫖，五村黃耀太好罵人，六村王扶進不肯借東西給人家，七村戴祥林當過偽代表，八村蔣和尚好賭錢，這些人都被劃成了地主。

劃階級成分是對所有農民個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它破天荒地在農民的頭腦中，將人與人的關系分出有“敵、我”界限的陣營，改變了每一個農民看待社會與個人的方法。這一點不僅讓農民從心理上與地主分了家，更是喚起了農民潛藏心底的權力欲望。一個人的出身和過去貧窮的程度，成為他得到各種社會資源和政治地位的底牌。

太行區涉縣更樂村，就按照一些貧雇農的意見，搞了一個“八靠八不靠”的標準，劃成分時可按土地、房屋、牲口、農具、內貨、擺飾、根底、剝削等八個條件進行靈活衡量。貧雇農看見誰家的油水大，隨便找一個理由，便能給他戴上地主富農的帽子。一戶僅有兩畝薄地的石匠，因其祖父的兄弟是前清的探花，被劃為了地主。這個村還對地主富農采取肉體消滅政策，人民法庭共判決了12人的死刑，其中4人的實際成分只相當中農，而群眾認為真正該死的只有2人。殺人的辦法沒有一個是用槍斃的，多采取通刺刀、開膛破肚、“砸核桃”等殘酷辦法。

許多地方還出現了模仿古代官員開堂審案的鬧劇。據山東莒南大店區一位莊姓民兵回憶：“地主家有很多官司服，農救會長穿上官服坐堂，嚴重的時候驚堂木一敲，‘給我把耳朵割了！’說用刺刀戳就戳死了，死好幾百口子，在北河里死了不少，嚇都嚇傻了……為了讓地主家婦女說出浮財，把他們往鏊子上烙，刺手指。”莒南劉家嶺村的農救會長回憶過鄰村的事：“侍家宅子村有一家弟兄6個，都當石匠，三年蓋了三層炮樓，全家40畝地，在全村地最多，瘸子里拔將軍，選出來了，弟兄6個大人被砸死，小孩被一劈兩半。當時提的是有仇報仇，有怨的報冤。”

劃階級成分可以說徹底變更了農村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

劃階級成分可以說徹底變更了農村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舊的鄉村秩序是以宗族、學識、財產、聲望為根基的，這一切都被“階級”這個新概念顛覆了。那些過去主導了鄉村社會的地主和富農們，在土改中是被批斗、控訴的對象，其后很長的一段時間成為被管制、鎮壓的對象。

它不僅摧毀了原來鄉村精英的社會與經濟基礎，使他們“權威失落、土地被分、聲望掃地”，更通過授予不同階級以差別各異的政治權力，達到了社會動員與社會控制的目的。劃階級成分，其實是重組國家權力的第一步，目的就是通過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來顯示新政權和以前窮人的力量。

湖南醴陵縣在劃分階級時，就提出要盡量發動農民“扯破臉皮”地與地主階級展開“面對面無情的”斗爭，要求“將地主的屋場變成戰場，男斗男，女斗女，男斗農具，女斗衣，兒童斗兒童”。

山東濱海地委提出：“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實行‘掃地出門’”，“一切照百分之九十農民的意見要求行事，對地主有生殺予奪之權，任何人不能干涉”。蘇南一些地方劃階級，明確規定了“上臺要跪，承認要爬，不服就打” 的辦法。莒南澇坡區農民喊出的口號則是：“封建惡霸不是人，是喝血鬼、殺人犯！”“地主財產不合法！貧窮就是理，窮人是大爺！壓迫地主，擁護窮人！”

莒南曲流河村的聶其義當年是地主的義子，也被劃為地主。據他后來回憶：“聶其勛，就是我堂兄，五十多歲了，他也是那天晚上被砸死的。他因為收割莊稼時，不讓人家跟在腚上（后面）拾，（其實）不是不讓拾，是收拾完了再讓拾。那不是一條大意見嗎？……‘俺餓得了不得，拾零莊稼不讓拾’。一點意見上去就是一棍子，時候大了就打死了。”在總結那段歷史時，聶其義認為：“不管大小意見，群眾當家嘛，有一個說得砸死，就得砸死。公報私仇，這個成分厲害。貧雇農有正派的，也有不正派的，大多數是好人，可有幾個人在那里胡亂說話，把他砸死，其他人也不能說不砸死，就得隨著。那時候不就是那個社會嗎？貧下中農有說話權利，地主富農有理也不能講。你要是一說話，把棍子來上，哪能有說話的權利？那個聶其師，聽說頭都被砍去了，五骨分尸……”

土改中劃階級的構想，應該說與當時一些村莊的現實是有距離的，階級差別并沒有存在于中國的每一個村莊。但是，這一場關于“窮－富”“善—惡”的道德戲劇，確實在每一個農民的身上都上演了。它所培養的話語、儀式與精神習性，深深地保存在中國幾代人的記憶中，成為以后群眾運動的一個重要源頭。

真正的悖論是，土改劃階級本來依據的是土地引起的窮富差別與剝削，但在有這種差別時，并沒有劃分出階級，而在土地被沒收、剝削被消滅之后，才有了階級的劃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為“地主”；貧農得到了土地，卻被稱為“貧農”。“階級”是在取消了階級之后，被創造出來的。這種森嚴的階級劃分，其實是一種權力與身份的虛擬，所以學者黃宗智將它稱為一種新型的“種姓”制度，是不無道理的。因為只有“種姓”，才會聯系歷史和血統。

華北饒陽縣的楊各莊，在劃階級成分時，因沒有活著的地主，工作隊便將小孤女宋朵預先劃為地主，雖然她只有幾歲。村干部決定，等她長大了，再正式將她定為地主。她沒從父輩的土地獲得過一點好處，卻要因那些土地蒙受災難。這個小女孩的余生，都將被看作人民的敵人。

訴苦

“訴苦”、“憶苦思甜”等都被賦于了特定的政治內涵。

1950年代前后，與“苦”字相關的政治語匯曾大行其道，像“訴苦”、“憶苦思甜”等都被賦于了特定的政治內涵。當這些詞匯被染上政治色彩后，便開始遠離它原先指稱的那種個體行為，而演變為一種由無數民眾共同參與的政治行為，一場集體性的政治儀式。“訴苦”便是土改運動中一個核心的政治行動，它讓千百萬貧苦的農民參與其中。

個人的苦難訴說在這個集體儀式中得以重新塑造，苦難不只屬于個人，它還升華為一個階級的歷史。在1952年出版的《人民學習辭典》中，對“訴苦”的官方解釋是：“訴說自己被階級敵人迫害、剝削的歷史，因而激起別人的階級仇恨，同時也堅定了自己的階級立場，就叫做‘訴苦’。”

可以說，土改運動并不是鄉村社會矛盾激化后的自然結果，而是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與廣泛的民眾動員才引發起的一場政治革命。土改領導者發現，他們試圖建立的階級話語體系，與農民的日常思維及鄉村的客觀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距離，要想發動農民起來斗地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借助訴苦、算帳等一些特殊的手段，才有可能實現目標。

土改訴苦老照片。

由于當時的農民有較強的命運、家族及鄉情觀念，對什么是苦、苦從何來也有著自己完全不同的解釋。山東莒南大店的土改總結，記錄了當時一位60歲老佃戶的回答。這個佃戶叫王成，家里6輩子干佃戶，窮得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問他：“你不賭錢，又不喝酒，天天干活，為什么還這么窮？”他想了半天回答：“這些年短工太貴了。”（大佃戶農忙時要雇短工）又問其他原因，回答：“我種的地總是舍苗，少打糧食。”

再追問，他嘆口氣說：“咱命苦啊，那有什么辦法。”換個角度問他：“為什么地主整年整輩子不干活，可是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呢？”他的第一個說法是：“人家當大官，當初大店十二頂轎出來進去，還沒錢嗎？”第二個說法是：“人家開大買賣還沒錢嗎？”最后又歸結為：“人家命好呀！祖宗……”當問到“你有什么辦法沒有呀？”他的回答：“除非我去當土匪！可是我又不會。”

工作隊最后只好總結道：“大店群眾久在地主欺騙之下，階級覺悟不是普遍的。”而山東濱海地委的土改總結中則有這樣的記載：“群眾的落后思想：‘窮是命不好，祖上沒積德’；‘家里人多，吃窮了’；‘分家分窮了’；‘給土匪搶窮了’；‘賭博賭窮了’；‘死人送殯送窮了’；‘嫁閨女嫁窮了’。”農民們往往把自己的“窮根”歸于：“一、命；二、自己；三、鬼子漢奸、土匪。”

可以看到，農民即使在訴苦的過程中，與領導者試圖灌輸的階級觀和斗爭觀的政治目標也相距甚遠，農民個體之間的想法也大相徑庭。我們知道，土改的最終目的并不是土地的再分配，而是要啟發農民認識到自己貧窮的根源在于受剝削，進而達成對地主階級的仇恨心理。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壓迫→反抗→解放”的革命邏輯。只有當這個邏輯主宰了個人的思維與表達時，農民對國家的認同方式才能發生改變，使之不知不覺地進入到黨和國家設定的意識形態中去。

我們從訴苦時的一些口號，就能感知到當年領導者的良苦用心：“是窮人都有苦，是地主都有罪”、“誰苦最多誰光榮”、“苦多就是功勞大”、“有苦就是理，窮人是大爺”“誰不訴苦誰不和毛主席一個心眼兒”、“窮人都有苦，有苦人人訴”、“沒有苦的不是窮人”、“父苦不訴不算孝子”等等。

在這些口號中，宣揚的是一種以苦為榮、以窮為善的價值觀，而訴苦與否則成為判斷窮富和善惡的標準。在這一價值觀的引導下，訴苦才能被真正發動起來：只有訴苦才能表明自己的階級身份，只有訴苦才能在分配時獲得更多的好處，只有訴苦才能被工作隊提拔為鄉村中新的政治精英。訴苦本身也許并不能體現權力，但訴苦這一集體政治儀式無疑成為階級權力系統構建的有力支點。

為了使訴苦達到預期效果，各地領導者也總結了大量的實戰經驗用來推廣。比如在選擇“苦主”上，冀南九地委認為：“青年人沒有什么苦，壯年人有苦也不大，受苦最多而且受地主剝削最厲害的是老年人，因此培養的對象應在這些人身上。”

渤海區黨委的經驗是：“各種訴苦會議，老頭兒訴苦最起勁，婦女最容易哭，有了婦女哭才能哭成一團。”河北某地工作隊的辦法是：“典型訴苦人員的選擇，最好是女人，因為女人感情脆弱，容易哀情，記憶力較清，訴起來即哭泣，能以淚引淚。” 在場地選擇上，工作隊往往也煞費苦心。

冀南三地委總結認為：“訴苦會場的嚴肅沉寂是必須要注意的問題，尤其干部態度要鄭重其事，啟發動員，便很容易造成越訴越冷靜、越冷靜越苦的空氣。” 而另一份文件則對場地做了更細致的要求：“小組會以在貧苦農民之住暗淡破爛房屋（為好），如晚上不甚明的燈光下更好，大會訴苦也要在偏僻凄涼的地方，無人來往，如戲廣（場）的布置布景就更會（令人）感動了。”

在一些工作報告國，甚至規定了要訓練訴苦者的“悲哀表情，說到地主欺壓農民時，要有奮（憤）恨之態度，能成為一個能感動人的演員來感動農民”。在領導者這番精心的策劃下，無怪乎每一個訴苦會都開得群情激憤，如一位農民所說的：“八路軍真怪，他叫窮人家笑窮人就笑，他叫窮人哭窮人就哭！”

只有在訴苦中讓農民強烈地感受到“苦”，這種苦才可能轉化為“怒”。只有真正“怒”了，一旦指明“苦”的根源，農民自然會完成了從訴苦走向復仇、從訴說走向行動的重要心理轉化。面對面的斗爭是讓農民感到陌生與恐懼的，如何將這些處在邊緣地位的農民發動起來，主動投身到政治斗爭中去，進而實現對鄉村政治結構的重構，這是訴苦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范斯萊克在《劍橋中華民國史》分析道：“每一次行動都使下一次行動更容易，并且斷絕了退路。一個佃戶由于害怕報復或者為了保持社會融洽，可能一時偷偷地付給地主原先未減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爭會上大聲訓斥了這個地主之后，他或許再也沒有退路了。”

土改領導者對這一目的的認知也是非常清楚的。在山東臨沂地委的工作布置中就明確要求：“由訴苦到控訴地主的苦，將農民低級的苦提高到階級的苦，少數人的苦成為廣大群眾的苦，群眾才能發動，成為團結內部部向封建階級斗爭的過程，是階級教育的過程，其覺悟則提高，訴苦就成為運動，由低到高的發展，成為自覺的訴苦，地主的罪惡得到揭發，群眾就起來了。”

湖南醴陵縣委則把訴苦分為訪苦、問苦、引苦、訴苦、論苦等幾個階段，這個過程的演進，使我們可以清晰地窺見當年訴苦的真實原由、操作手段及想達成的目標。而冀中區委的結論是：“訴苦越訴的苦，斗爭亦好發動，群眾越能翻心，否則群眾即是翻了身亦不能翻心”。河北唐縣的總結則更直接“越訴越苦，越苦越冤，越冤越恨，越恨越有氣，越有氣越有勁斗地主。”

訴苦的高潮階段就是“哭”，不哭就沒完成任務。

訴苦的高潮階段就是“哭”，不哭就沒完成任務。河北渤海區委在介紹樂陵縣訴苦運動時，就寫道：“四區西涼家六十個貧中農訴苦會上哭了五十多個，小趙家四十個中貧農會員全都哭了，東梁家六十個貧中農會員哭了五十多個，九區×村中中貧農哭成一團。”“有若干的貧農哭死了，哭病了，把眼哭紅了，哭得不吃飯了，這種現象不勝統計，在各個貧農大會上絕大部分的干部與群眾哭成一團，有些哭得死過去了。”

冀南三地委在總結蒹莊的工作中寫道：“經一天多的時間，百分之百的都訴了苦，其成績效果之大，是在發動群眾的已往歷史上少見的，有的弟兄二人對面抱頭痛哭，口口聲聲要冤冤相報，有的哭不成聲，有的痛哭絕食，有的眼皮哭腫了，有的一人訴苦痛哭，大家為之淚下或傷心的低頭不語，一片哭聲，其凄涼慘酷之景況，使人不禁流下階級同情之眼淚。”

河北渤海區介紹黃驊縣訴苦情形時，還有具體的統計數字：“黃驊縣五個區一個鎮，到會人數7519，刷洗350人，剩下7169人。7169人中6492人訴苦，其中哭的5411人，哭病了的195人，哭死的13人，干部哭的273人。哭的種類，為餓死哭的397人，賣兒女哭的157人，給土匪打死打傷而哭的153人，全家書（輸）訟而哭的55人，為要飯哭的75人。”針對訴苦中的“哭”，有的地方還提出了“不哭就不是真貧農”、“消滅不哭的貧農”等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