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北京大學路風教授《走向自主創新：尋求中國力量的源泉》一書的結語，本書第1版2006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2019年7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路風教授長期關注中國的技術進步、工業發展及其政策問題，始終堅持為自主創新張目，為本土工業執言。近年來，他對汽車、大飛機、電信標準、核電、高鐵、液晶顯示器等產業的一系列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社會影響。
《走向自主創新：尋求中國力量的源泉》一書記錄了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自主開發企業在若干工業領域中崛起的軌跡，以及圍繞著技術依賴和自主創新兩條道路所發生的政策辯論。我們以有關創新的國際主流理論為框架，以中國的實踐為經驗證據，論證了為什么中國工業應該并且能夠走自主創新的道路。今天，由于自主創新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政方針，所以中國工業的發展正在走出本書所記錄的這一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的轉換之際，我們評論一下走向自主創新的歷史意義，作為本書的結語。
一、 以自力更生為主的早期工業化
在中國工業于20世紀50年代奠定基礎之后，由于中蘇分裂和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封鎖，中國曾經在從50年代末直到70年代末的20年間，在技術進步和工業發展上走了一條以自力更生為主的道路。即使在我們范圍有限的研究中，也存在充足的證據表明：今天中國工業的技術能力更多的是起源于那個歷史階段。只要稍微觀察一下中國的核能、航天、航空、發電和輸變電設備、鐵路裝備、造船、卡車、機床、重型機械、大型計算機等工業，就會承認這個事實——它恰恰證明了自主開發對于技術能力發展的重要性。能夠開發產品和工藝當然并不代表這些自主開發出來的產品和工藝一定具有很高的技術水平，但只能使用外國技術卻必定意味著沒有技術能力。從歷史的角度看，“自力更生”階段對于中國技術發展的意義在于，封鎖造成的技術來源中斷迫使中國工業在早期階段就開始了廣泛的自主開發，并通過這種超強度的技術學習而生成和積累起寶貴的技術能力（“自力更生”階段最具標志性的自主開發成果當然是“兩彈一星”，但其實大大小小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本書中提到的“紅旗”和“上海”牌轎車、運10干線飛機、70年代的大型計算機研發項目等都是那個階段的成果。此外，繼60年代初制造成功萬噸水壓機之后，中國機械裝備工業又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開發成功業內著名的“九大設備”）。毫無疑問，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間，中國技術進步的潛力遇到了阻礙，但這種阻礙主要來自“文化大革命”和計劃體制僵化所導致的經濟發展喪失活力，以及生產與研發分離的科技體制的低效率、企業缺乏持續技術改進的自主權和動力等因素，而不是來自在技術研發上的自力更生。改革開放開始之后，中國因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而產生了“技術引進”的巨大需求。【除了作為后進國家所難以避免的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和缺乏持續改進所導致的差距，還存在結構性的技術差距：第一，表現在長期被忽略的耐用消費品工業領域（典型的如包括電冰箱、洗衣機、空調等在內的家用電器和包括電視機、錄像機等在內的消費電子產品及轎車等）；第二，表現在一些新興的工業領域，如信息技術（集成電路、軟件、個人電腦）等。這種結構性差距是導致引進成套生產線和產品設計的主要原因。】中國工業廣泛地通過引進設備和產品設計（技術許可證）來改進生產手段和產品結構，并通過引進整套生產線和產品技術建立起一些過去被忽略的工業。直到80年代末，大規模引進都是以“技術改造”為目標，通過吸收和引進外國技術以改造中國工業。但進入90年代后，中國工業越來越多地滑向沒有自主開發內容的技術引進（技術依賴）道路。導致這種轉向的一個因素似乎是改造國有工業的艱難——深受歷史包袱和體制束縛之累的國有企業不僅仍然無力在技術研發上進行投入，而且在市場化過程中滋生出來的短期行為，使其更傾向于通過購買外國技術來應付燃眉之急。另一個因素是外資的大量涌入，特別是在某些區域的集聚（如較早的珠江三角洲和后來的長江三角洲），不僅可以迅速拉動當地的GDP，而且推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出口貿易繁榮。自己干得艱難和依靠外資的“輕而易舉”兩相對比，很容易令一些人把政治波動和“命令經濟”阻礙技術進步的責任歸結于“自力更生”（把自主創新形容為“關起門來自己搞”是反對自主創新者最愛引用的言語之一）。在這種背景下，出于我們還無法完全澄清的原因，在政府中也產生了一種政策思維定式，認為中國工業只有先經歷“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階段，才可能獲得自主開發具有先進技術水平產品的能力，并由此導致了“以市場換技術”方針的形成。但表面的經濟繁榮卻掩蓋不了一個事實：“技術引進”對于中國工業技術能力發展的貢獻最多只能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通過“技術引進”、合資組裝外國產品以及外資設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廠（對于國內流行的所謂“國際產業轉移”說法，只要稍加分析就會看出，其實那不是“產業”轉移，而是產業鏈上的“終端產品組裝環節”轉移），雖然可以在中國生產出看上去技術水平更高的產品，但中國工業的技術能力卻越來越陷入停滯甚至萎縮的狀態。問題不是出在學習外國技術的必要性上，而是出在放棄自主開發努力的行為上，這使“技術引進”成為沒有技術學習內容的技術依賴。但是，正因為能力只能組織內生，而不可能從外部買來或引進，所以無論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技術引進”，在那些今天仍然能夠自主開發產品和工藝的工業領域（如核能、航天、發電和輸變電設備、鐵路裝備、造船、卡車、機床、重型機械、大型計算機，等等），中國企業所具有的技術能力都不僅與改革開放之前的自主開發經驗一脈相承，而且只能在保持自主開發傳統的前提下成長。這個經驗證據與本書所闡述的理論邏輯是高度一致的——技術能力只能來自自主開發的實踐，而不可能來自僅僅使用外國技術的過程。
三、 中國自主開發/競爭性企業的崛起
在改革開放時期，使中國工業不僅能夠提高產品技術水平，而且技術能力顯著成長的力量源泉，既不是“技術引進”，也不是外資的涌入，而是本書多處提到（并部分記錄）的中國競爭性企業的崛起。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技術密集型工業中，競爭性企業的崛起和自主開發企業的崛起幾乎是同一個現象和同一個過程（對于這個正在發展中的企業類型，現在進行正式定義仍嫌過早。但需要說明的是：第一，本書所說的競爭性企業不是在勞動密集型工業中主要依靠價格競爭的企業，而是在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工業中必須依靠產品和工藝開發進行競爭的企業；第二，這種企業指的是完全在市場競爭條件下發展的企業，所以區別于那些雖然具有相當的自主開發能力，但在體制上仍然沒有徹底市場化的企業。因此，本書所謂的競爭性企業是具有技術研發能力和市場化的企業）。從組織形式來說，這種企業的萌芽可以追溯到80年代后半期，而它們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明顯崛起則是自50年代工業化以來第一次出現的現象，標志著從計劃到市場轉變的一個實質性進展。但是，競爭性企業的技術能力源頭卻不是來自“技術引進”，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已經消逝的“自力更生”階段。如果稍微分析一下華為、中興、奇瑞、振華港機這些標志性的自主創新企業，就會確定無疑地發現：第一，這些企業之中沒有一個是從組裝外國設計的產品開始的；第二，這些企業最初的研發團隊都是來自具有技術研發經驗的老企業或研究所。還有什么證據比這個事實更能證明自主開發不是技術引進的結果?這些企業的自主開發過程當然伴隨著對外國技術的大量學習，但與技術依賴模式不同，它們是通過自主開發來學習和吸收外國技術知識，而不是相反。對于中國工業來說，競爭性企業的崛起既是革命性的，又是連續性的。革命性體現在新的組織形式上，連續性則體現在技術能力的源頭上。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中國工業不會出現新的組織形式；而如果沒有早期的工業化和技術研發上的自力更生，也不會具有競爭性企業能夠從自主開發起步的技術能力基礎。因此，在技術密集型工業領域產生競爭性企業的社會條件，其實是中國工業50多年的歷史所孕育的【如果沒有一個足夠規模的國家科學和工程教育體系，像華為、中興這樣目前各自擁有三四萬名員工的高技術企業是無法成長的（華為曾經在2000-2001年一口氣招收了6 500名左右的大學生）。能夠產出如此數量的理工科大學畢業生的中國教育體系，當然是在50年代大規模工業化的背景下開始建立的】，而不可能在拋棄了計劃體制僅僅幾年之后就會具備。“比較優勢論”者企圖讓人們相信，中國50年代的工業化及其后來的“自力更生”是一個不應該發生的歷史錯誤；但從今天中國工業的實踐來看，正是因為有付出巨大犧牲而建立起來的技術和工業基礎，中國才有可能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年代成長起來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競爭性企業，才使中國有可能在開放競爭條件下實現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的爬升。由此可見，中國需要的是對經濟組織形式的改革，而不是放棄自主開發。因此，在中國工業技術能力的累積性成長過程中，“自力更生”和“自主創新”并非沒有關系的歷史斷裂，而是回蕩著同一個主題的不同歷史篇章。
四、市場競爭、國家競爭與自主創新
要理解競爭性企業崛起對于中國工業發展的意義，還需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這些企業會自發地走上自主創新的道路?正如本書指出的，自主開發/競爭性企業的崛起，特別是它們對于中國技術進步的突出作用，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是一個“意外”。產生“意外”的根源不在于理解企業需要市場競爭的一面（因為這本來就是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之一），而在于政策思維的一種長期錯誤定式——自主的產品和工藝開發只能是技術引進的結果。但是，即使在政策框架不利于自主開發的條件下，競爭性企業仍然頑強地走上了這條道路。簡單地概括本書給出的解釋，其原因就是在開放市場條件下，要發展就要有競爭力，要有競爭力就要有能力，而獲得能力的唯一途徑是自主的學習、創新和管理變革。中國自主開發/競爭性企業的崛起軌跡證明了市場競爭和自主開發之間的必然聯系，即尋求競爭優勢的努力必然導致自主創新。這個事實有力地粉碎了在“改革開放”與“技術依賴”之間畫等號的荒謬邏輯。競爭不僅發生在企業層次上，也發生在國家層次上，所以同樣的機制也促成了自主創新社會意識的覺醒。在兩個世紀之交，中國社會曾經洋溢著一種加入世界主流、“與國際接軌”的美好愿望。但在中國加入WTO后，發達國家對中國變本加厲地反傾銷、揮舞知識產權大棒以及持續地進行技術封鎖，這使中國社會普遍地認識到全球國家體系中的競爭關系、發達國家壓制中國崛起的企圖以及自主掌握技術的重要性。“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這樣一句缺乏嚴格定義卻形象、感性的俗語，已經成為越來越深入人心的共識，比任何標語口號都更為有效地為自主創新打下了社會基礎。于是，由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全方位競爭反而使“自力更生”精神顯示出了被忽略的歷史價值。
五、走向自主創新必將引發新一輪的體制變革
以上述歷史脈絡為背景，自主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其實質就是在開放和市場化的條件下，重新強調內生技術能力發展的轉折。所謂“重新”的含義，指的是自主創新的動力本來就植根于中國自強的歷史進程之中；所謂“轉折”的含義，指的是應該擯棄曾經走過的一段技術依賴的彎路。產生這個轉折的原因恰恰在于改革開放取得實質性進展：在開放市場條件下，自主創新決定著中國工業發展的命運，并因此而決定著國家的命運。自從冷戰結束以來，在西方政界、媒體和學術界的討論中，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和東歐等國家和地區通常被稱為“新興市場”。一些中國人也鸚鵡學舌地自稱中國為“新興市場”。但這是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概念，指的是這些國家的開放使西方的跨國公司可能獲得更大的市場空間，所以西方商學院近年來的一個討論熱點是跨國公司如何在“新興市場”中賺錢。但成為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新興市場”并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要做的是成為一個一百多年來無數志士仁人所夢寐以求的新興工業國。若要在全球化條件下成為這樣一個新興工業國，而不是他人餐桌上的魚肉，中國工業就必須通過自主創新發展出能夠產生國際競爭力的能力。走向自主創新的歷史階段才剛剛破曉，更多的問題等著我們去回答，政策辯論也會以不同的形式繼續下去，而最大的挑戰仍然是需要對政策體系和體制進行持續改革。從經濟組織形式的角度看，改革開放針對的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但從技術發展的角度看，走向自主創新同樣需要針對在技術依賴過程中形成的政策和體制弊端，例如對中外企業的不平等稅賦、為了“招商引資”而賤賣中國企業、壟斷與依賴外國技術的奇特結合、重申報“成果”而輕應用的科技體制，等等，以及圍繞著這些做法所形成的既得利益結構。因此，走向自主創新必將引發新一輪的體制改革。但其結果無非是把改革開放的初衷——中國自強——貫徹到底。綜上所述，走向自主創新不是一項權宜之計，也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一場具有深刻歷史淵源和深厚社會基礎的“文藝復興”，并將因為從改革開放中獲得新的組織形式而更加輝煌。以這樣一個戰略轉折為主題，本書所扮演的角色不可能是歷史的終結者，而只能是歷史的預言者。未來的問題和困難會層出不窮，但所有可能發生的曲折都不會影響本書最基本的預言：自主創新必將從涓涓細流變成中國工業發展的洪流——由于中國工業走向自主創新是中國崛起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動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這個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走向自主創新：尋求中國力量的源泉》收錄了路風教授的五篇調研報告，涉及汽車、大飛機、柴油發動機、通信標準、VCD/DVD五個工業領域。作者以有關創新的國際主流理論為框架并以中國的實踐為經驗證據，有力論證了在全球化條件下，中國工業為什么一定要自主創新以及如何自主創新。書中的報告發表后曾在國內研究界、業界、廣大讀者中引發強烈反響，并對公共政策制定產生較大影響。本書于2006年初版，距今已過去十幾年的時間，但本書書名所體現的主題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夠反映中國的發展所必須堅持的方向——走向自主創新。也正是因為這個主題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所以本書的再版可以使民族的記憶歷久彌新，并時時提醒我們什么是錯誤的、什么是正確的。
（作者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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