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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家三兄弟中，毛澤東17歲就離開家鄉，三弟毛澤覃13歲時也前往長沙讀書。只有二弟毛澤民在家鄉韶山種地。他從十三四歲就開始跟著父親務農，父親去世后，他就靠種地的收入供養哥哥與弟弟讀書。毛澤東曾對別人說：“我到長沙去讀書，是澤民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幫我挑著行李，外人看來，就像是我花錢雇的一個挑夫。他定期到長沙來，為我送米送錢。有一次，他送錢來晚了幾天，我很不高興，就責怪了他，他也不吭聲。臨回韶山前，他才告訴我，今年收成不好，為了把谷子賣個好價錢，他跑了好幾百里路。他走后，我慚愧了好多天。沒有澤民，我哪里能到長沙來讀書啊。”

毛家三兄弟一生中只有唯一一張合影，是1919年春天三人同母親在長沙照的。在這張照片里，哥哥毛澤東身穿長衫，已是青年才俊；弟弟毛澤覃則是學生模樣，他倆穿著新式布鞋。唯獨毛澤民身著鄉下的粗布短襖，剃著光頭，赤腳穿一雙草鞋。這個草鞋弟弟，后來成了共和國歷史上的紅色金融鼻祖。

毛澤民生于1896年4月3日，字詠蓮，后改為潤蓮。在毛家三兄弟中，毛澤民在經營理家方面受父親影響最深，隨父親學會了記賬、珠算等技藝，并在“買青苗”、“賣豬仔”中參悟理財之道。1919和1920年，父母相繼去世，大哥毛澤東當時在外從事革命活動，弟弟毛澤覃在長沙上學，所有家務和對兄弟資助的重擔，便全落在毛澤民一人身上。他把父母遺留下來的20來畝田地種得很好，家務管理有條有理，過著溫飽的日子。但是連年軍閥混戰，尤其是地主豪紳和族權的橫行盤剝，使他對舊社會產生了懷疑和不滿。他對不合理的事情愛打抱不平，對貧困的農民充滿發自內心的同情。1921年春，正在為建黨奔走的毛澤東順道回到了韶山。在2月5日母親冥誕這天晚上，毛澤東又講起國難當頭的情況，說遭遇官紳盤剝、土匪洗劫等不幸不只在他們一家發生，天下大多數人都這樣，正所謂國亂民不得安生，所以要舍小家為大家。毛澤東勸毛澤民舍家為國，舍已為民。毛澤民完全按照大哥的意見，迅速妥善處理了家務，家里的房子讓給了鄉親們住，田地也分給鄉親們種，他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他們的錢財一筆勾銷。幾天后，毛澤民挑著簡單的行李，跟隨兄長離開家鄉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冬天，毛澤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1年深秋，毛澤民負責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管理后勤事務。11月大會正式開幕。會間決定成立國家銀行，由毛澤民負責國家銀行的籌備工作，并任行長。毛澤民擔任第一任國家銀行行長，不僅僅是因為毛澤民工作能力強，善于創業，忠厚老實，還因他搞財政工作經驗豐富。毛澤民開始籌建國家銀行工作時，面臨著統一財政，調整金融，加強蘇區經濟建設，保障紅軍作戰的艱巨任務。他從調人員、建機構開始，兩手空空起家，到國家銀行正式營業，僅僅用了2個多月時間。開始時，銀行的全部人馬，只有一個會計，一個記賬的，一個出納，還有個管總務的，連他自己在內也不過幾個人。這些人文化都不太高，業務也不熟悉，澤民就手把手地教這些同志記賬、點錢。

建行之初，國家銀行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沒有啟動資金，其財政來源主要是戰爭中繳獲的物資。每逢紅軍有重大作戰行動，國家銀行都會組織沒收征集委員會，隨部隊到前方籌糧籌款。1932年，毛澤東指揮的漳州戰役大捷后，毛澤民也隨軍來到漳州。他走街串鋪，找商人們談話，宣傳紅軍的政策，希望商人們與紅軍保持經常的貿易聯系，互通有無。同時，國家銀行在漳州城頒布了有關沒收和征集的布告，紅軍不沒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板捐款。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戶的擁護，紛紛捐款。這次出征，紅軍不僅得到大批軍用物資，還籌得105萬大洋，國家銀行的資金就有了著落。

為了把在漳州籌集來的部分資金儲存起來，國家銀行決定建立一個秘密金庫，他們在臨近瑞金的石城縣爛泥壟村找到了一個靠山的房子，緊靠房后的山坡上開有一個地窖，這個地窖空間不太大，但十分干燥。而且地窖前的這座房子，既可以掩護，又可以派人看守。國家銀行將秘密金庫選在此處。為了保密，存庫那天沒有使用國家銀行的工作人員。把要放入秘密金庫的黃金（金條、金器、金飾等）由部隊的戰士提前用麻布包裹好，放在5個挑擔里。另有20擔的銀元和銀元寶也提前包裹好。還有3個擔子的珠寶和2個擔子的紙幣（外幣和國民黨的法幣）。這30擔“寶貝”由一個排的戰士輪流挑到離那間房子還有一里路的山下停住，然后放出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個排的戰士將這30個擔子趁著夜色挑進房子內，再存到房后的地窖里。為了防火，這30個擔子都用事前準備好的石板蓋起來。當這些“寶貝”清點打包時，毛澤民都親自過目。

放置到地窖后，毛澤民也親自視察。30個擔子的清冊一共兩份，一份由毛澤民親自保管。為了保密，清冊上寫的是黃酒若干，白酒若干。黃酒代表黃金，白酒代表白銀。那些擔子放好后，由戰士們用石塊將地窖口堵死，外面做好偽裝。第二天，參與貯存的紅軍戰士全部撤離，另外換了一些戰士在地窖前的房內守衛。在保密工作中，毛澤民首先不讓國家銀行的人沾邊，然后又組織了4批戰士來運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銀的不知儲藏何處，負責運輸的不知終點在哪，儲藏包裹的不知是何物，最后警衛的更是毫無線索。不僅如此，毛澤民在清冊上還以黃酒白酒來掩飾，真可謂思慮周詳。

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毛澤民就整理總結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暫行章程》、《國家銀行往來存款暫行規則》、《暫行匯兌規則》等一系列規章制度，規范了國家銀行的運營管理。隨著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國家銀行逐步正常運轉起來。金庫資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國家金庫）、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應的記錄，保證了財務制度的嚴謹，有效地杜絕了各級政府和軍隊中的貪污浪費。

面對當時貨幣品種繁雜、行市差價不一和白區派遣特務套購根據地物資、侵擾蘇區貨幣市場的混亂局面，毛澤民從發行統一貨幣入手，重建蘇區貨幣金融體系。統一貨幣的前提就是盡快印刷出紙幣。印刷紙幣必須用堅韌耐磨的特殊紙張，這種紙張只能從白區進口，國民黨對此嚴密封鎖。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鈔版、購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毛澤民決計自己動手造紙。沒有造紙原料，他就號召大家撿些爛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收集鞋底、繩頭。作為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常常走在這支“撿破爛”隊伍的最前頭。撿回來的東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搗成紙漿用于造紙。毛澤民又想起茶葉店包茶葉用的一種皮紙，又堅韌又耐磨，就向當地有造紙經驗的工人和群眾做調查。得知這種紙是用附近山上一種老樹皮做原料的，他就立即組織人員上山采集。

從白區購買油墨也很困難，毛澤民去請教吉安城“和茂錢莊”的老板。老板獻計說，用土方法造出的油墨也很好用，就是將松膏燒成煙油，再調上熟桐油就可以了。于是，毛澤民就帶領紅軍戰士上山砍松木，取松膏，試制油墨。在大家的努力下，1932年7月7日，國家銀行正式發行統一的新紙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銀幣券，又稱“蘇維埃國幣”。紙幣正面印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的字樣，還印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財政部長鄧子恢和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的親筆簽字。毛澤民的名字，兩次印在中國金融史上：一次是以總經理身份出現在“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國家銀行行長身份出現在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第一套貨幣上。

到1932年年底，蘇維埃國家銀行印制、發行銀幣券65萬元，在蘇區順利流通，一舉清掃了昔日貨幣市場的混亂。時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項英稱贊說“蘇區財政金融的統一，是毛澤民同志的一大功勞”。拿紙幣防偽來說，國家銀行發行第一套紙幣時，在制造技術與防偽技術上都是空白，大量假幣流入市場。為了解決防偽問題，毛澤民突發奇想，在造紙時將一定量的羊毛放到紙張中，這樣既可以透視紙幣鑒別，又可以靠撕開或火燎紙幣，通過嗅羊毛的臭味，就這樣解決了防偽問題，保證了貨幣的正常流通。

為了充實國家銀行的家底，毛澤民想方設法地搞生產，淘金、熬鹽、煉鐵、造紙、打造農具……1932年1月中旬，贛南鐵山垅鎢礦場成立，中華蘇維埃第一個公營鎢礦場正式開張，毛澤民兼第一任總經理。他擴大了3個礦場，把鎢出口香港，1933年鎢產量達1800噸，1934年產值達200多萬元。從1932年初鐵山垅鎢礦開工，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長征止，中央蘇區共生產鎢砂4193噸，出口總值達400多萬元，增加了蘇維埃共和國的財政收入，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戰爭。

1934年初，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一再失利，蘇區財政每況愈下，紙幣流通受阻，信譽嚴重降低。為此，毛澤民又一次親臨前線籌集物資，還請外貿總局組織貨源。回到瑞金后，他指示金庫拿出現洋，按1元蘇區紙幣換1元現洋的比價，進行公開兌換。告示貼出后，群眾爭相搶兌。兩天過去了，眼看著銀行庫存的現洋所剩無幾，大家都很擔心，幾次請示毛澤民是不是停止兌換。毛澤民態度堅決地說：“現在群眾挾幣勢頭正高，不能停兌!”3天后，外貿總局從白區搞來一大批百貨，各消費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和食鹽。國家銀行又貼出告示：合作社出售的所有貨物，只收蘇幣，不收現洋。群眾紛紛爭兌紙幣，購買急需，一些暫時沒有購物愿望的群眾也來兌換紙幣。結果，銀行收回的現洋比兌換出去的還要多。毛澤民采取措施不僅提高國幣的信譽，成功應對了此次“擠兌”風波，使蘇維埃銀行國幣的優良信譽得以樹立，成為蘇區真正意義上的法幣。

到1934年，毛澤民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白手起家，建立健全了中央蘇區的財政金融體制，繁榮了蘇區經濟，保障了軍民供給，溝通了蘇區與白區之間的貿易往來。在毛澤民的帶領下，中國紅色金融事業步上坦途。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實施戰略轉移，國家銀行編入中央縱隊第十五大隊，隨軍長征。擔任政委兼中央沒收征集委員會副主任的毛澤民，率領警衛隊伍挑著由黃金珠寶、蘇區生產的銀元和票子、印鈔機等組成的160多擔國家銀行資財，踏上了漫漫長征路。在長征路上毛澤民繼續開展財政金融工作。1935年1月，中央紅軍進駐市面上只流通銀元而不流通國家銀行紙幣的遵義。毛澤民與時任第十五大隊大隊長的曹根全商量，決定趁長征以來紅軍從未有過的10天休整之機，發行國家銀行紙幣，補充紅軍急需物資;做好貨幣回籠工作，不讓人民受損，特在遵義新城商業中心區設立貨幣兌換處。當時遵義的食鹽都來自四川自流井，路遠且運輸困難，一直為軍閥、官僚、奸商所壟斷，鹽價昂貴。毛澤民將沒收當地軍閥王家烈的大批食鹽以低價賣給民眾，但規定只收國家銀行發行的紙幣。這樣一來，當地民眾賣出自己的物品獲得紙幣，再用紙幣去購買珍貴而價廉的食鹽，形成了一個貨幣流通的良性循環。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民出任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繼續為革命操持財經工作。

1937年冬，由于長期堅持艱苦斗爭，毛澤民積勞成疾病情加重，黨中央決定讓他取道新疆去蘇聯治療休養。1938年2月，毛澤民到達新疆迪化(烏魯木齊)時，遇中蘇邊界發生鼠疫，交通中斷，暫住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此時，新疆邊界督辦、軍閥盛世才為鞏固其統治地位，打出“親蘇擁共”旗號，多次要求共產黨從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特別要派一名財經干部幫助整頓財經。黨中央鑒于毛澤民正好就在迪化，遂決定讓他留在新疆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化名周彬，出任財政廳副廳長(后為代廳長)。

當時的新疆，官僚地主橫征暴斂，政治腐敗，財政混亂，因濫發紙幣欠外債合法幣二千余萬元，經濟正處于崩潰的邊緣。毛澤民走馬上任后，立即籌劃整頓新疆的財政金融工作。他站在“發展本省經濟，鞏固抗戰后方，運用游資，增加生產”的高度，確立了“發展經濟，增加收入，開源節流，保證支出，量入為出，爭取收支平衡”的財政工作方針，將政府專辦的銀行改為全疆14個民族、400多萬民眾的公有銀行――新疆商業銀行，從根本上結束了新疆金融的混亂局面。

針對新疆幣制混亂，各種貨幣均以“兩”為單位和發行紙幣無度等狀況，毛澤民決定實行幣制改革，統一貨幣，廢“兩”改“元”，既保證了人民利益不受損失，也保持了幣值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并實現了新疆貨幣與美元在歷史上的第一次掛鉤。當時《新疆日報》載文《商界同胞擁護新紙幣的宣言》盛贊新幣的發行“是政府在經濟建設上的一種偉大收獲，是我們新疆經濟史上空前統一幣制的新紀元”。毛澤民大力整頓財政金融，貸款支持農牧業、工業等生產發展，財政收入增長，市場活躍，物價穩定，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一挽新疆經濟瀕臨崩潰的頹勢。1963年，賽福鼎回憶說:“當時的新疆，財政經濟處于民窮財盡的絕境。為了迅速扭轉這一情況，毛澤民以驚人的毅力帶病工作，在短短的幾年中，卓有成效地整頓了新疆的財經工作。”

毛澤民的各項利民措施，與盛世才的既得利益有著頗深的矛盾。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國際形勢變幻莫測，盛世才覺得蘇共已不可靠，便改弦易轍投蔣反共了。他首先免去毛澤民的財政廳代廳長職務，讓他改任民政廳廳長，并將其工作置于嚴密監視之下。毛澤民明知情況危殆，仍力爭用有限的時間，在全省整頓和新建了16所救濟院，收容孤寡殘疾三四千人。他還推動實施新疆省區、村及城鎮的民主改革，廢除農官鄉約制等，還權于民。

這進一步觸怒了盛世才，他開始瘋狂制造事端，原形畢露。有鑒于此，毛澤民建議我黨在新疆主要負責同志和干部先行撤回，自己則留在最后。1942年春，德軍圍攻斯大林格勒，反復無常的盛世才自認為蘇聯“靠不住”了，國內發生了皖南事變，盛世才于是就轉而投靠蔣介石,隨即與中共、蘇方徹底決裂。1942年8月29日,蔣介石為了收買盛世才特意跑到嘉峪關坐鎮，派出宋美齡飛赴迪化，向盛世才傳達了蔣介石關于“肅清新疆共黨”的幾條指示。宋美齡離開新疆幾天后，1942年9月16日，蔣介石對盛世才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委任狀一頒發，盛世才的臉就變了。盛世才把所有在新疆的中共人員包括家屬小孩統統集中在幾個地方，以后又分批投入了幾個監獄。9月17日下午，盛世才派人來“請”毛澤民、陳潭秋等人去談話。“請談話”是盛世才逮捕人的慣用手法。毛澤民、陳潭秋他們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1943年9月27日，毛澤民與陳潭秋等共產黨員被盛世才秘密殺害，時年47歲。

自1922年起，毛澤民就為黨為革命從事各種經濟工作，他身處錢海，一塵不染、一絲不茍、一心一意為人民理好財。在出任國家銀行行長之時，他白手起家，勵精圖治，被譽為心地清白、賬目清楚、廉明清正的“三清財魁”，開辟了中國紅色金融事業艱難而偉大的道路;在紅軍長征路上，他創造了國家銀行在敵占區發行貨幣、回籠貨幣和率領國家銀行長征二萬五千里、邊作戰邊籌糧籌款的世界金融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在天山腳下，他大力整頓、廢除苛稅、發展生產，首創了在軍閥統治下建政、理財、改革金融、造福人民的空前絕后的記錄。回顧中國革命史，毛澤東抓的是槍桿子，而毛澤民是抓錢袋子。不但肩挑紅軍給養，并扛起社會主義金融事業的信念、正義和忠誠！在2020年的紅色金融元年開啟之際，不忘初心，向偉大的紅色金融鼻祖毛澤民烈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