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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戚桂鋒：實現鄧小平“兩個飛躍”思想的有益探索 ——對煙臺市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調研

點擊：作者：江宇戚桂鋒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9-12-31 10: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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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農村基層黨建和集體經濟發展，要求“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1】，“農村黨支部在農村各項工作中居于領導核心地位”【2】。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要求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指明了方向，也和鄧小平關于實現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兩個飛躍”的思想是一致的。

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在談到農業問題時，鄧小平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3】鄧小平同志關于農業“兩個飛躍”的思想，科學地揭示了我國農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指明了我國農業改革和發展的方向，闡明了這兩個發展階段的相互關系。

隨著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第一個飛躍”早已實現；而“第二個飛躍”，即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雖不乏先行個案，但總體尚未啟動。目前，以統分結合為特點的農村經營體制，比較好地解決了“分”的問題，但除了個別典型，還沒有一個地區全面系統地解決“統”的問題，這是制約鄉村振興、實現“第二個飛躍”的一大瓶頸。如何在市場經濟中把農村重新組織起來？這個歷史性課題已經迫切地擺在了我們面前。

2017年以來，山東省煙臺市抓住“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個牛鼻子，帶動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和黨建全面振興，面貌煥然一新，成為我國第一個在全市范圍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地區。這是習近平同志“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路子”【4】，“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思想的生動實踐，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改革突破。我們自2017年起，對煙臺市的實踐進行了跟蹤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煙臺市實踐最大的特點是“黨支部領辦”，最大的突破是“全市推進”

煙臺市是山東省農業大市，曾面臨“集體窮、支部弱、群眾散”的問題：年輕人才外流，群眾集體意識淡化，公共事務荒廢，產業升級乏力，各種矛盾不斷，黨支部缺乏威信。有的合作社富了大戶、窮了群眾；有的資本下鄉圈地、與民爭利，甚至與黨組織爭奪影響力。面對這些問題，煙臺市委、市政府把農村基層黨建和產業發展結合起來，創造性地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設想，由組織部門牽頭、各部門通力協作，于2017年選擇11個村試點、2018年選擇100個村示范。目前，全市1300多個村黨支部領辦了合作社，占行政村總數的20.2%，集體增收3.8億元，群眾增收4.9億元，初步走出了一條在黨的領導下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新道路。其主要貢獻在于以下幾點。

——最大的特點是“黨支部領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村工作千頭萬緒，抓好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是關鍵。”【5】煙臺市在加強農村黨建的實踐中發現，如果村集體經濟“空殼”，那么黨的領導必然也是“空殼”。于是他們創造性地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思路。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即村黨支部成員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合作社，村集體以集體資產等入股，農民以土地、勞動、資產或現金等入股，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這種模式，核心是以黨的組織力提高農村組織力，以黨的信用提高群眾信心，以黨的宗旨和紀律保證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為共同富裕服務。同目前比較普遍的由種田大戶、企業或少數村民領辦的合作社相比，這種模式有幾個優勢：一是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避免政治經濟“兩張皮”。煙臺市提出，壯大集體經濟必須在黨組織統一領導下進行，黨組織站前臺、唱主角，這是任何人不能逾越的底線。二是有利于調動群眾積極性。支部成員當先鋒，帶頭認籌資金、發動群眾入社，發揮黨的威信和黨員示范作用，打消群眾顧慮。三是有利于規范管理。合作社負責人受黨的紀律約束，可以防止利益輸送、化公為私，防止土地過度集中到少數人手里，防止土地用途發生根本性變化，造成農村貧富差距過大，確保合作社健康發展。四是有利于共同富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要體現黨的宗旨，支部成員在分配時沒有特殊利益，絕大部分合作社收益留給集體和分給社員，并向普通社員傾斜，這是最有利于共同富裕的辦法。東院頭村支書林賢說：私人領辦合作社，是多數人幫少數人致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才是共同致富?？傊?，黨支部有其他任何組織不可比擬的政治和組織優勢，這些優勢同經濟優勢結合起來，就能激活全局、帶動鄉村振興。

——最大的突破是“全市推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涌現出一批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莊，如浙江滕頭村、山東代村、河南南街村等。但這些村莊都有一些特殊性，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做強做大農村集體經濟，僅靠少數“明星村”還不夠有說服力。煙臺市是全國第一個在全域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城市，支部領辦的集體經濟已經不再是“孤島”，而是呈現星羅棋布、你追我趕的景象，有從星星之火轉變為燎原之勢。這證明了，在市場經濟下做大做強集體經濟并非特殊現象，只要找準路子，經過努力，大多數條件一般的村莊都是能做到的。全域推進還有利于在鄉鎮甚至更大范圍實現聯合，增強規模經營和抗風險能力；有利于在不同模式之間比較選擇、盡快形成完善的模式。

——最大的優勢是“多位一體”。過去，人們比較重視合作社在產業發展方面的功能，認為農村專業合作社主要是經濟組織。而我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經驗都表明，農村基層組織應當同時具有產業、金融、供銷、民生、基層治理等多方面功能。當前農村存在的問題，一定意義上就是因為這些功能被割裂了。煙臺市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與一般專業合作社的區別就在于，突破了專業功能局限，發揮黨組織協調各方的優勢，融生產、供銷、金融“三合作”于一體，把經濟效益發揮到最大。更進一步說，黨支部不是單純追求經濟目標，而是統籌考慮政治穩定、社會發展、鄉風文明、生態可持續等多方面的目標。這種“多位一體”的合作社，能夠實現農村的全面均衡和可持續發展，是農民和農村真正需要的合作社。

——既重建了集體經濟，又沒有走“回頭路”。對于重建集體經濟，很多人最大的擔心是走人民公社的“回頭路”，煙臺市在實踐初期，也有很多干部群眾存在這樣的擔心。煙臺市用實踐證明，當前建設集體經濟完全可以避免“走回頭路”。一是環境不同。人民公社時期，我國為了工業化積累需要，從農村提取過多，而當前我國已經進入過剩經濟，城市有大量資源可以反哺農村。二是機制不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是支部包辦，村民入社和退出完全自愿，土地承包權仍歸農民，產品在市場上經營，收益按股份和貢獻分配，而不是“一平二調”。三是管理水平。今天的農民經過市場經濟洗禮，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可以避免粗放管理導致的“大鍋飯”。

實際上，在調研中許多村干部表示：當年農村有組織化的優勢，搞了大量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但沒有市場環境；近些年來，有了市場環境，但組織削弱了?，F在搞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要把兩個時期的優勢結合起來，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路子”。

二、煙臺市實踐表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鄉村振興的成功路徑

鄉村振興千頭萬緒，到底從何下手？怎么抓才能事半功倍？煙臺市的實踐全面回答了這個問題。實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短短兩年，煙臺農村產業面貌、村莊面貌、黨組織面貌、群眾面貌都煥然一新。我們黨做工作一向強調抓主要矛盾，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抓住了鄉村振興的主要矛盾。這一件事做好了，其他各項工作就都順勢帶動起來了。

——算經濟賬，增強了集體實力，促進了共同富裕。同其他模式相比，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能夠以多種渠道、最大限度促進產業發展、提高群眾收入。一是通過加快農村產業發展提高收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有利于加強土地集約、改善水利土壤灌溉交通等基礎條件、延長農村產業鏈、推進多種經營，這些都有利于從總體上提高集體和群眾收入。衣家村曾是一個“缺人、缺水、缺路”的貧困村，施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以來，農民義務勞動修建了盤山路和水塘，僅改善果樹灌溉條件一項，就使一戶果農收入2.8萬元，增收約7000元。棲霞市全域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行土壤修復，引進新技術，實行統一標準、統一品牌，每斤蘋果價格至少達到原來的2倍。萊州市田家村通過注冊品牌、綜合開發，小米售價從7元/斤且銷路不好提高到12~14元/斤且暢銷，半年時間增收40萬元。東院頭村集體購買農資，每年為群眾節支200多萬元。二是在分配上向廣大群眾傾斜。同其他模式相比，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能牢牢掌握分配的主動權，真正把飯碗端在自己手里，把未來土地和產業增值的空間留在集體和村民手里，避免了土地和產業收益被資本一次性買斷，農民只能獲得少量租賃費用和打工收入，收入低、沒后勁、沒保障。煙臺市設計了一系列機制，保障群眾利益。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土地流轉費用普遍在500~2000元左右，遠高于民間的土地租賃價格；東院頭村甚至達到4000元，這是當時每畝地最高的純收入。為了不讓社員吃虧，棲霞市提出，科學建立利益分配機制，農民二次分紅比例不低于40%，村集體持股以10%~20%為宜，單個社員出資不宜超過20%。這都是為了在分配上最大限度向群眾傾斜。三是更有利于引導和約束社會資本為集體經濟服務。農業產業化離不開城市資本和企業的參與，但放任資本下鄉很容易損害村民利益甚至造成土地兼并。只有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才有力量引導并約束社會資本，在分配上確保村集體及農民的利益穩定和最大化，同時社會資本也能獲得合理收益，實現多贏。北洛湯村以合作社同企業合作，企業前期投入50多萬元改善蘋果種植條件；向陽村同企業簽訂草莓保護價收購協議；西石河頭村同企業簽訂定向種植銷售合同；苗家溝村與企業簽訂協議，企業銷售返利給村集體。煙臺市的實踐說明，要實現社會資本和企業的雙贏，關鍵在于黨支部通過領辦合作社，把村集體重新組織起來。

——算政治賬，黨找到了群眾，群眾找到了黨。煙臺市各級黨組織深刻認識到，如果集體經濟“空殼”，那么黨的執政地位早晚也會“空殼”；“三會一課”搞得再規范，脫離經濟發展，也是空中樓閣。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黨鞏固了在農村執政的經濟基礎，做實了村支部的領導核心地位，黨的威信大幅提高，村干部精神狀態煥然一新，真正找到了當家人、領頭羊的感覺。不少村書記告訴我們，他們看到了多年以來沒有見到的黨員和群眾團結奮斗、熱火朝天的動人場面，體驗到了多年以來沒有過的榮譽感和成就感。集體經濟實力強了，為村民辦實事辦好事了，黨的凝聚力更強了。農民通過自己和黨組織一起奮斗，獲得幸福生活，也會更加珍惜和感恩，避免出現“福利陷阱”“扶貧過度”等現象。衣家村在村集體沒有積累的情況下，創造性實行“勞動力入股”模式，即社員集體勞動積累“工票”，由工票折合股份，有效解決資金短缺問題。我們親眼看到，在“工票”還不能兌現的情況下，全村男女老少戰天斗地，打深井、建水塘、通山路，83歲的老大娘也天天上工，全村人還在深夜冒著風雪用自己的衣服包著豬苗步行三公里送到養豬場。官道鎮實現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全覆蓋，打破了一家一戶的限制，可以在全社進行流水線式的分工，在新的果樹育苗時，各村書記帶領群眾凌晨兩點就開始排隊領取樹苗，披星戴月、分秒必爭，只用10天就完成了種植任務。他們說，多年沒有見到這樣上百人大規模會戰的場面了。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因為黨支部和村民形成了利益共同體，村民愿意在黨支部的帶領下為自己的幸福而奮斗，農村發展煥發了內生動力。

——算民生賬，農村民生改善，社會治理全面加強。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不僅是經濟組織，也為改善農村民生提供了基礎和平臺，緩解了農村老齡化、空心化、家庭分居、家族矛盾等問題。一是集體經濟為改善民生提供了經濟基礎。群眾把土地流轉到合作社后，無須勞作就可獲得穩定收益，這是解決老齡化，實現脫貧最長久、最根本的途徑。北洛湯村靠集體經濟收入舉辦了食堂，100多名70歲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費吃飯。原來有矛盾的家庭，經常一起吃飯，矛盾也化解了。我們親身體驗，中午有兩葷一素、三葷一湯，老人吃得很高興，笑逐顏開，拉著我們聊天。他們說：“這是村干部給我們帶得好，歸根到底是共產黨好！”他們給食堂取名“銘恩食堂”。二是集體經濟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增強村莊活力。棲霞現代農業產業園在全國招募優秀人才擔任合作社和配套企業的管理人員，已經有39名各類人才落戶，其中還有清華大學等頂尖高校畢業的研究生。萊州市小草溝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開展苗木種植，培養了80多名農民技術人員，擴大了就業空間。三里溝村和北洛湯等村莊把婦女組織起來就近就業，讓她們既能獲得收入，又能隨時照顧家庭。三是化解了許多長期積累的矛盾。過去土地和集體資產“分”得過散，缺乏協調力量，積累了許多矛盾。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后，盤活了集體資產，增強了支部威信，為解決這些矛盾創造了條件。田家村合作社選擇了黨性強、威信高、鄰里關系好的社員分別組成老干部委員會、慈善義工協會、青年志愿者創業團隊，從事社會管理。合作社把一家一戶的村民的心連在一起，村民看到發展的希望，6年沒有拆掉的違章建筑，3天內全部自行拆除了。

——算生態賬，合作社讓山水林田湖煥然一新。村容村貌是村莊的“臉面”，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激發了群眾主動建設美好家園的內生動力，掀起了整治環境、美化家園的熱潮。我們所到的不少村莊，都把打掃衛生、恢復生態作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開局之戰”，通過整治山水田園環境，改變村莊面貌，取得群眾信任。很多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加強土地集約經營，實行水土共治，推廣綠色種植，減少面源污染，促進了生態振興。還有不少村莊以民宿等旅游資源入股，建設美麗鄉村。亭口鎮依托合作社創辦了水利聯社，把原來各村各戶分散管理的水庫、池塘連為一體，統一調配水源、科學灌溉。今年煙臺市遇到多年未有的旱情，以往旱年農戶只能澆兩遍水，僅夠維持果樹存活，但今年可以澆五六遍，旱情也沒影響蘋果質量。

施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以來，煙臺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把黨的政治、理論、組織、制度優勢轉化為鄉村全面發展振興的巨大動力，帶著黨的初心和使命在田園大地上描繪出錦繡畫卷，讓人民看得到希望、記得住鄉愁，讓煙臺大地真正成了“希望的田野”。“墟里斜陽淺照，山間鶯懶封喉。門前煙斗鬢雙秋。地荒天亦老，何處寄鄉愁。定向領航追夢，黎民持股同舟。再將天地細相酬。田園鋪錦繡，黃土展風流。”當地基層干部劉學剛滿懷喜悅創作的這首“臨江仙”，正是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前后變化的生動描述。

三、煙臺市的實踐能夠成功，歸根到底是因為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不忘初心、認真踐行了總書記的思想

從20世紀90年代鄧小平同志提出“兩個飛躍”起，許多地方都在探索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新組織起來。為什么煙臺能夠在這些探索中取得今天的成效呢？這離不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校正黨和國家的航線，為加強集體經濟提供了寶貴的政治前提；離不開煙臺市委和全市各級黨組織與廣大黨員干部真正踐行了總書記關于發展集體經濟的思想，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勇于擔當。從2017年只有少數干部理解、認可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到今天全市上下你追我趕、熱氣騰騰，這來之不易的局面，經過了艱辛的調查研究、統一思想、層層發動的過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各級書記親自動手，抓好“一號工程”。煙臺市委書記張術平、市長陳飛帶頭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鄉村振興的重要論述，高度重視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張術平同志說，實現鄉村振興關鍵在黨，各級黨組織書記要真正當好領頭雁和一線總指揮。市委常委會專門研究出臺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指導意見，納入市委“三重”工作。市財政專項列支1000萬，市農業農村局、供銷社、商務局等各司其職、全力支持，特別是下決心解決了支農項目資金支離破碎的問題。在市委帶動下，市、縣、鄉三級黨委書記親自宣講、親自調研、親自設計方案，靠前指揮，形成了“書記動手、全黨辦社”的局面。

——組織部門主動擔當作為，把黨建和農村工作緊密融合。“三農”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煙臺市委組織部認為，鄉村振興是全黨的共同行動，組織部門責無旁貸、使命在肩，強調“抓集體經濟是組織部門的主業，村黨支部不帶領群眾發展集體經濟就是失職缺位”。煙臺市各級組織部門在黨委政府領導下，自加重擔、主動作為，站到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第一線，各級組織干部成為抓農村基層組織的行家里手。基層干部說，市委組織部的同志“是最癡迷于這項工作的”。結合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他們把那些講政治、敢擔當、能帶富、會服務的優秀人才選進村級班子，出臺《從嚴管理村干部三十條》，果斷調整個別有畏難情緒、軟弱渙散的村干部。2019年，東院頭村分紅時，煙臺市的許多干部在微信群里互相慶祝，說“有什么比看到老百姓幸福更讓人高興的呢”，仿佛比他們自己致富還要高興。

——高度重視理論建設，用自覺的理論指導實踐。2017年時，煙臺全市上下對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認識不統一，一些村、鄉鎮甚至區縣的干部也不了解。對此，煙臺市高度重視理論建設和思想動員。組織部長于濤經常引用總書記的話：“我們黨是高度重視理論建設和理論指導的黨”【6】，要求干部“做事之前一定要從理論上想清楚”。煙臺市各級干部認真學習《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擺脫貧困》等著作，針對認為支部領辦合作社是走“回頭路”、沒有政策不能干、沒有資金無法干、群眾不支持不能干、黨支部不能領辦等認識誤區以及思想保守、求穩怕亂、私心作祟等思想實際，擺事實、講道理。黨委書記和組織部部長紛紛走上講臺，上級給下級講、分管領導給部門講、支書給村民講，有的村在領辦合作社之前講了幾十次課，特別是全市開展了兩次大規模培訓。我們接觸的不少干部，都曾有過從一片茫然、不夠理解到逐步理解、找到感覺，再到嘗到甜頭、自覺推動的思想轉變過程，各級黨委深入細致的理論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大走群眾路線，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是包辦代替，更不是違背農民意愿。我們在調研中感到，基層干部群眾中蘊含著組織起來的巨大潛力，只有讓農民切身認識到合作的好處，合作社才能有穩固的基礎和長遠的發展。因此，煙臺市在推動工作中，沒有搞一刀切和強迫命令，而是像毛澤東同志在《愚公移山》里說的那樣：“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7】我們聽到無數這樣的故事：市委組織部部長逢人便動員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有的村支書數九寒天在大街上講了三個小時，村民沒有一個人離開；有的駐村干部花兩個月時間一家家做工作、講道理，一次講不通就去十次；有的村支書頂著家人的不解和埋怨，帶頭拿出自己的產業和土地入股合作社；有的鄉鎮干部為了動員一戶村民流轉撂荒的土地，“三顧茅廬”去外地做工作……他們通過深入細致的工作，教育了群眾、感動了群眾、征服了群眾，讓廣大群眾發自內心認可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在辦社過程中，又注重充分發揮黨員會和村民大會的作用，把尊重群眾意愿、保護群眾利益貫穿合作社建章立制、管理運營全過程，保證群眾在合作社的話語權。

——把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結合起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要靠基層的積極性，各級黨委又適時在基層實踐的基礎上提煉提升，進行了縝密的頂層設計。煙臺市委、市政府通過11個村試點、100個村示范，在產業選擇、入社辦法、經營方式、收益分配等方面，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經驗。在此基礎上，市委組織部認真總結提煉，形成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操作實務30問》等，讓基層干部群眾一看就知道怎樣操作。棲霞市官道鎮黨委認真細致做工作，實現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覆蓋30多個村，并且提出“章程、資金、物資、分配、印章”等“七個統一”，在合作社起步階段就高標準予以規范。

煙臺市的實踐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經濟必須發展起來，也必然能夠發展起來；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已經是實踐提出的迫切要求；基層黨組織和農民當中蘊含著“組織起來”的強大動力，只要各級黨委善于發掘和引導，就能夠煥發出強大組織力。

四、煙臺市實踐的啟示：大辦新型合作社是當前應對大變局、開展偉大斗爭的戰略選擇

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中華民族正處于走向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農村是我們黨干革命起家的地方，也是面對偉大斗爭最重要的經濟增長點、最重要的社會穩定器之一。因此，大辦新型合作社，不僅是解決農業農村問題的必然，也是當前應對大變局、開展偉大斗爭的戰略選擇。

第一，這是解決農村突出矛盾的需要。近年來我國將進入一個風險高發的時期，經濟風險、社會風險都可能轉化為政治風險。煙臺市的實踐表明，在我國人多地少、農業產業化程度低、農村人才流失嚴重、老齡化到來、農村基層治理薄弱的形勢下，只有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才能從根本上一攬子解決這些問題。

第二，這是開辟經濟增長和就業新空間的需要。當前，我國已經從短缺經濟轉變為過剩經濟，城鎮和工業部門大量產能過剩，這為以工哺農、以城帶鄉提供了有利條件，啟動農村這個巨大的投資和消費市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性選擇。而要更好地承接城市資源的轉移，就必須把農村組織起來，提高農村對城市資本和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只有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才能避免資本下鄉可能出現的風險。煙臺市的實踐表明，利用城市經濟下行的機遇，讓更多優質資源回到農村，把農民組織起來，激活農村，讓農村各種資源的收益留在農村和農民手里，這樣做能夠補上農村這個最大的“短板”，也將成為宏觀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

第三，這是打贏中美貿易戰的需要。未來幾年，中美貿易摩擦將對我國經濟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以來，每次遇到重大經濟危機時，農村都起到了“緩沖器”和“蓄水池”的作用?，F在面對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也必須發揮好農村的這個作用，這就必須增強農村發展的韌性和空間。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有利于促進“三農”問題的解決，擴大國內需求、吸納農村勞動力、提高農產品競爭力、改善農村公共服務，歸根到底，有利于穩定國內大后方，更好地服務于國際斗爭。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要求，注意總結先進典型，發揮其對推動鄉村振興的示范作用。為此，我們建議著力抓好以下兩點。

一是給予先行先試權限，大力支持煙臺試點。當前，要進一步深化試點，需要對現行法律法規、體制機制進行進一步突破。例如，突破《合作社法》關于黨支部（具有公共管理職能）不能直接作為合作社成員的規定，突破部門界限整合涉農資金、解決合作社貸款擔保問題等。建議確定煙臺為“加強農村集體經濟建設綜合實驗區”，給予煙臺市更大先行先試權限，鼓勵繼續試點。

二是積極總結、推廣煙臺經驗，形成更大聲勢。煙臺市是全國第一個在全域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地級市，已經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經驗、豐富的模式。建議有關部門加強對煙臺經驗的關注和支持，對成熟的經驗進行總結宣傳，早日在全國推廣。

注釋：

【1】習近平：《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

【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84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0～1311頁。

【4】轉引自陳林：《習近平“三農”思想發展脈絡》，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年10月26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1021/c40531-27723271.html。

【5】《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84頁。

【6】《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而奮斗》，《人民日報》2017年7月28日。

【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頁。

（作者：江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戚桂鋒，中共山東省委黨校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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