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蔡元培時代北大的“兼容并包”和對五四運動仍堅定支持眾所周知,卻不知道,大量屠殺了中共黨員的4·12政變,蔡元培先生也是堅定的支持者和謀劃者、推動者。
密謀“清黨”
3月21日,張靜江自江西蔣介石行營到達杭州。當晚,蔡元培與邵元沖即往張所住的新新旅館拜訪,張靜江向他們介紹了有關蔣介石正在策劃的“反共清黨計劃”,說:“介石對于與共產黨分離事已具決心,南京定后,即當來寧共商應付”。
3月28日,蔡元培任會議主席,和國民黨右派分子吳稚暉,李石曾,古應芬在上海召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會議。吳稚暉在會上報告了他在3月6日與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談話經過,當時吳問陳,中國實行共產主義須若干年?陳答20年。以此為理由,吳認為“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認為“應予糾察”,提議對共產黨進行彈劾。
蔡元培立即附議,并補充建議“取消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籍”。在蔡元培主持下,吳稚暉的反共提案獲得通過,并由吳擬具監察委員全體會議決議草案。這次會議上把蔣介石將要進行的“清黨”活動定名為“護黨救國運動”。
4月2日,再次召開國民黨監察會議,當時參加國民黨監察會議的代表是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古應芬、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八人。國民黨全體監察委員共有20人,以區區8位代表開會,而稱為全體會議,蔡元培再任主席。
會議通過了吳稚暉草擬“請查辦共產黨呈文”,呈文稱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認為“一: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等,均引為共產黨人“罪證”,所以“特將亡黨賣國之逆謀十分急迫提呈本會,伏祈予公決,得咨交中央委員會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委員臨時會討論,可否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
蔡元培則繼之提出了兩個報告,共羅列了共產黨“阻止入(國民)黨”、“煽惑民眾”、“擾亂后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四項內容,中共“三大”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也作“罪證”附后。
4月8日,由蔣介石指派吳稚暉、何應欽、陳果夫等組織的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委員會議,蔡元培為委員之一。該會規定“得以會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主權,并指導當地黨務”。
6月20日至21日,蔡元培和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參加了蔣介石馮玉祥在徐州舉行的會議。會議決定取消武漢政府,驅逐共產黨,促使寧漢合流。馮玉祥在其地盤內進行“清黨”反共。
當時蔡元培是蔣介石最忠實的盟友。在當年夏天,蔣介石被迫“下野”和其后復出的過程中,蔡元培都是最堅定地站在蔣介石身邊的支持者,甚至和蔣介石一起“下野”,在同年12月1日,蔣介石婚禮上擔任證婚人。
儈子手
4月12日,由上海開始的“清黨”活動,國民黨屠殺共產黨人及群眾五千余人,一時血雨腥風,席卷全國。知識界為之嘩然。
北京的周作人則連發“怎么說才好”,“功臣”等文,抨擊“清黨”中的殘暴行徑,并指出:“最奇怪的是知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且也是知識階級的蔡(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南方之事全敗于清黨”,而“吳蔡諸元老”難卻其責。
蔡元培在“清黨”中曾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積極態度。孫常煒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稱蔡元培“與張人杰 (靜江)、吳敬恒(稚暉)、李煜瀛(石曾)等朝夕與蔣總司令中正討論清黨大計”。而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學生柳亞子在“紀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就提到蔡元培“清黨”的態度曾給他極大的震動。他說:“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但在民國十六年上半年,卻動了一些火氣,參加了‘清黨’運動。一張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表的通緝名單,真是洋洋大觀,連我也大受其影響。”
柳亞子所說的“影響”,其實很委婉,如果說直白一點,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謀“清黨”之時,將柳亞子也列入了黑名單。
從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劃“清黨”,這一系列密會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3月28日的會議,被稱為“預備會”,5名到會的監察委員中,除古應芬資歷稍淺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國元老:即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根據會議的原始記錄:吳稚暉首先發言,稱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蔡元培作為主席,不僅不制止,反而立表贊成,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的建議,與國民黨極右分子——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叫囂同出一轍。
4月2日,正式開會,監察委員增加了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3人。吳稚暉提交查辦共黨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隨即向大家出示兩份材料作為證據,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來“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決議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黨”、“煽惑民眾”、“擾亂后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若干條罪狀。經過他同意,會上還審定了既有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采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這一部分監察委員又開了4次“清黨”密會。
陳果夫
當然,光是開密會,肯定不夠光明正大,凡是都得師出有名,才能理直氣壯。于是,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一起發出3000余字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痛斥聯共政策的種種荒謬,嚴詞指責工農運動,號召“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發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從而為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4月12日下午,反動軍隊占領上海總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接著,查封或解散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進行瘋狂的搜捕和屠殺。在事變后3天中,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優秀共產黨員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光榮犧牲。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天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
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從容就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標志著中國階級關系和革命形勢的重大變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從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完全轉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從此,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完全從革命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區遭到重大失敗。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與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在北京,還存在奉系軍閥張作霖政權。全國出現3個政權互相對峙的局面。
此外,一般都說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國民黨“清黨”只針對中共,給中共造成了巨大損失,但另一事實也不容忽略:國民黨“清黨”不但是殺害中共黨員,還屠殺了約43萬對蔣、汪持反對意見,忠實于孫中山、擁護和執行三大政策的中下層國民黨黨員。
國共雙方的基層黨員、干部關系密切,而且雙方的主張并無太大分歧,長期在一個戰壕中并肩戰斗,雙方早已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清黨”分共,不過是國民黨反對派上層為爭奪北伐戰爭勝利果實與全國政治權力的謀略手段,并不為大批國民黨下層黨員及“左”派所認可,豈是上面一句話就可以讓他們互相輕易殺戮的?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在“清黨”之時,國民黨高層喊出了“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現在人只是想當然地認為是其白色恐怖,卻不知這口號是有針對性的。(摘自《炎黃世界》 文/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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