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一鴻：駁“就算毛澤東出來指揮第五次反‘圍剿’也打不贏” 之謬論
點擊： 作者：尹一鴻 來源：昆侖策網【綜合】 發布時間:2020-01-16 09:52:42
有人說：“就算毛澤東出來指揮第五次反‘圍剿’也打不贏” 。
這話簡直混賬透頂!
竊以為，如果毛主席指揮第五次反“圍剿” ，不僅絕勝無疑，而且中央紅軍還會越打越多、越打越強!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 的失敗 ， 不是被蔣介石打敗的，而是被王明、博古、李德篡奪兵權、臨陣換將、拿雞蛋碰石頭葬送了的!
《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史稱“遵義會議決議”)指出，“左傾錯誤是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根本原因”。 因此，取消了博古等人的軍事指揮權，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確主張。
也就是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剝奪了毛主席在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而“遵義會議”燃眉之急的首要問題，就是要迫切恢復毛主席在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
否則，其“遵義會議” 決議“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確主張” ， 就沒有任何現實意義了。
“東進江浙” ，也就是讓中央紅軍主力，從蘇區內線主動跳到外線，到蔣介石的“國統區”去作戰。
毛主席的這個戰略主張其妙有三。
一是從戰略意義上來講，當時江浙地區是中國最發達的地區，也是蔣介石慘淡經營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且離蔣介石的首府南京，也近在咫尺。因此，中央紅軍主力一旦東進江浙，突然出現在蔣介石“國統區” 的要害位置，勢必如神兵天降，就像一把尖刀，直插在蔣介石的“心臟”。如此猛虎掏心、圍點打援、圍魏救趙的經典戰例，在毛主席指揮的第一、第四次反“圍剿” 以及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都不勝枚舉。所以，“東進江浙” 不僅會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甚至在國際影響上，給予蔣介石以沉重打擊，而且還會把蔣介石“圍剿” 中央蘇區的100萬兵力的軍事調動權，牢牢掌握在中央紅軍主力主的手中，從而徹底打亂蔣介石第五次重兵“圍剿” 中央蘇區的整體軍事部署。其勝券在握自不待言。
二是從實戰意義上來講，“外線作戰” 是毛主席十大軍事原則之一，中央紅軍主力跳到外線作戰，既可以“以弱勝強”，化弱為強，充分發揮“運動戰” 的優勢，在運動中尋找戰機，對孤立之敵實施切割包圍，并加以聚殲。也可以將戰略上的內線防御，變成戰役戰斗中的外線進攻，從而行之有效地保衛和鞏固中央蘇區紅色革命根據地。這就是毛主席所說的“‘圍剿’中的圍剿，封鎖中的封鎖，防御中的進攻，劣勢中的優勢，弱者中的強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動中的主動”之“運動戰”術。
三是從保衛紅色蘇區角度上講，中央蘇區內線以防御為主，中央蘇區外線以進攻為主的戰術，不僅可以以逸待勞，緩減蘇區物資匱乏與戰爭破壞性之壓力，而且對穩定蘇區的軍心民心，也能發揮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對保衛和鞏固中央蘇區紅色革命根據地而言，百益而無一害。
第五次反“圍剿” ，是指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間，由蔣介石調集約100萬兵力，自任總司令，先以50萬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從三面圍攻，向中共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五次“圍剿” 。而中共中央蘇區被迫自衛反擊，與蔣介石的“圍剿”所展開的反“圍剿”戰爭。
【蔣介石研究部署“圍剿”紅軍】
盡管蔣介石總結前四次“圍剿” 蘇區失敗的教訓，一改過去“長驅直入” 、“分進合擊”的戰術，擬定了 “堡壘戰”的新戰略思路，采取層層修筑碉堡，逐步向中央蘇區腹地推進，以期尋找紅軍主力決戰的“鐵桶戰術”，企圖以“竭澤而漁” 、 “鐵壁合圍”之蠶食戰術，來達到消滅紅色蘇區紅軍的目的。
但在毛主席的雄才偉略面前，此種“堡壘戰” 之 “烏龜殼”戰術，那簡直就是“小兒科”了!
試問，如果按照毛主席“東進江浙” 的戰略，由毛主席帶領中央紅軍主力部隊轉戰到了外線作戰，那么這些“烏龜殼” ，豈不就成了一堆破銅爛鐵與“不忘改革初心” 的“房地產鬼城”了嗎?!
可博古、李德不僅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確建議，反而愚蠢之極地采取以“陣地戰” 對“陣地戰” ， 以“堡壘戰” 對“堡壘戰”的拼消耗戰術。
當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 打得一敗涂地時 ，毛主席又正確建議“西進湘西”， 保存紅軍主力免遭滅頂之災。但博古、李德不但仍然拒不接受，反而還倒打一釘耙，反誣毛主席“瞎指揮” !
后來，毛主席怒批博古、李德二人是“乞丐們和老龍王比寶” !
敢問，如此這般，第五次反“圍剿”豈有不敗之理?!
自1932年10月上旬的 “寧都會議”正式剝奪了毛主席在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調后方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之后，根本就不懂軍事的“海龜精英”博古，又把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權交給了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一個連中國話都不會講的洋顧問魯莽漢李德。
而湊巧的是，蔣介石在第五次對紅色蘇區的“圍剿”中，也高薪請來了李德的老鄉——馮·西克特當軍事顧問。不過，無論蔣介石如何愚蠢，他都斷然不可能把軍事指揮權交給這個“二戰德軍之父” 、德軍“十萬陸軍”的締造者的。而唯獨博古敢把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交與李德！
當然，倘若此時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在毛主席手里，其區區納粹法西斯之馮·西克特，他又哪里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對手啊!!！
非但如此，不折不扣地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的博古，由于懼怕“朱毛” 在中央紅軍中的威望極高無人可比，雖然削了毛主席的兵權，但“朱毛不分家” 的朱德未必就能聽從他博古指揮。于是，博古又“不忘篡奪兵權” 的“改革初心” ，又玩了一個陰謀詭計，矛頭直指朱德。
博古組織召開了一個會，決定軍委轉移到后方瑞金，前線另行組織“中國工農紅軍司令部”，軍委主席仍由朱德擔任，但是同時又決定：1.增加博古、項英為軍委委員。2.當朱德到前線指揮作戰時，由項英代理軍委主席。
就這樣，朱德的兵權也給削了，去前線指揮了，項英就堂而皇之的成了軍委主席了。項英是博古一手提拔起來的小弟，也就是說，此時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實際最高負責人，也就是博古了。
試問，在古往今來的戰爭史上，可有臨陣換將而又立于不敗之地的個案嗎?!
另外，如果按照毛主席、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聯合十九路軍共同對付蔣介石的主張，像處理“西安事變” 那樣，正確處理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發動的“福建事變” ，那么，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 不僅能取得全面勝利，而且十九路軍的5萬余人馬，也不會兵敗如山倒，讓蔣介石白白吃掉，相反還會成為紅軍的有生力量！
【1933年11月，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等十九路軍將領發動福建事變，樹起“反蔣抗日”的大旗。如紅軍借機與十九路軍合作，不僅能增加一個重要的盟友，而且將大大加強自身的生存幾率，或可順利地突破蔣軍的包圍鏈。但由于共產國際對十九路軍持懷疑態度，如此天賜良機竟然被奉莫斯科指示為教條的博古等人拒絕，導致紅軍再次陷入被蔣介石重兵合圍之境地，丟失中央根據地而被迫長征。】
“福建事變” 失敗后，毛主席曾痛心疾首地對妻子賀子珍長嘆道：“我們喪失了打破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時機了。”
不錯，如果“福建事變” 能按照毛主席“聯合十九路軍共同抗蔣” 的戰略主張 ，能像正確處理“西安事變” 那樣，正確處理“福建事變”，那么，十九路軍的5萬余反蔣人馬，其接受毛主席共產黨和中央紅軍的領導，也是十九路軍的必然選擇。
試問，這不正是中央紅軍越打越大的理由嗎?！
軍史鉤沉：五次反“圍剿”中的林彪（節選）
毛澤東作為第五次反“圍剿”的旁觀者，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臺。
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時候，雖已不利于出浙江，但還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反‘圍剿’的希望就最后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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