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卓炯先生(上圖)1908年1月24日誕生于湖南省慈利縣國太橋鄉雄黃村的一位貧苦礦工家中,1987年6月24日于廣州出席廣東省政協會議期間突然病逝,享年八十歲。
他生前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山大學教授、研究生導師。鑒于他的杰出理論貢獻,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政府授于他"廣東省特等勞動模范"和"廣東省優秀共產黨員"光榮稱號,并被選為廣東省出席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代表。
2008年1月,廣東省隆重召開了"卓炯百年誕辰紀念大會"。我國多位著名經濟學家為紀念大會題寫了賀詞。
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先生寫道:"卓炯同志是人們尊敬的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卓炯被譽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先驅,我完全贊同這樣的評價。"
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先生用毛筆蒼勁有力地題寫了一個條幅"卓炯同志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行者"。
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先生寫道:"卓炯同志在1961年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與孫冶方一起成為我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先驅。卓炯先生是公認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首創立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2008年1月21日致紀念大會的賀信中說"卓炯同志早在1961年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觀點,對我國改革開放的理論和實踐做出了卓越貢獻。••••••我們相信,此次會議對我國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研究將會產生重要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參見:「卓炯紀念文集」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等編,廣東經濟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建國70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最為重大的理論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首創者,是一個份量極重的判斷。張卓元先生明確地作出了這個判斷。我完全贊同這個判斷和說法。
那么為什么說卓炯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首創者?根據我多年的研究,這是因為卓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出的時間最早、論證得最科學最充分,研究的時間最長,聯系經濟改革和建設實際最緊密,對傳統觀念和錯誤思潮批判得最早最深刻。
一、卓炯早在1957年至1961年期間就提出并論證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
卓炯在其1957年3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大經濟政策解說」(署名孟光)一書中指出:"計劃經濟不能離開價值規律,計劃經濟的基礎是使用價值形式(實物形式)和價值形式(貨幣形式),離開了這兩種形式,計劃就失去了科學依據。"
他認為,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內在結合就是計劃商品經濟,實質問題是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商品經濟。
卓炯早在1961年就提出并論證了"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商品經濟"的科學命題。他指出:"現在的事實很明顯, 在公有制度下,不論是全民所有制的產品也好,集體所有制的產品也好,只要有社會分工存在,產品就要進入交換過程,就要成為商品••••••這種商品經濟的特點就是計劃商品經濟。"(卓炯:「申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載「中國經濟問題」1961年第5一6期)。
與此同時,卓炯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有計劃的市場等概念。他寫道:"商品經濟的集中表現形式是市場,而市場是人類經濟生活一種進步的表現••••••我覺得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并不是要消滅市場 ,而是要把無政府狀態的市場(也就是自由市場)改變成有計劃的市場。"(卓炯:「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頁)。
有計劃的市場,就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他一貫認為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是相同的概念,是一碼事而不是兩碼事。他所說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按照卓炯的邏輯分析,社會主義經濟之所以是商品經濟,是由社會分工決定的。我國現實生活中客觀上存在較發達的社會分工。社會主義經濟之所以是計劃經濟,是由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內在統一,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區別于無政府狀態的商品經濟。計劃商品經濟區別于自由商品經濟。他認為,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就是計劃一定要從市場出發,市場一定要納入計劃,從而使市場和計劃統一起來。
卓炯在1957年至1959年期間寫作了一批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論文,但因故(受到批判)未能發表。60年代初卓炯又寫作了一批論文并發表了。這批論文集中而系統地論證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其主要論點包括:
其一,他挖掘了馬克思和列寧的社會分工思想,形成了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存在的基礎的觀點。他認為商品經濟是一種生產形式,與所有制沒有必然聯系。
其二,計劃經濟也是一種生產形式,它是無政府狀態經濟的對立物,而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只能是公有制。
其三,公有制、計劃經濟、商品經濟三者可以組合起來,形成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亦即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
其四,這時卓炯已明確地形成了他的中心論點:"社會分工決定商品經濟的存亡,所有制形式決定商品經濟的社會性質和特點"。這個重要命題充滿著辯證法思想,是他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決定方法論的經典表述。
其五,他進而對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的主要特征作了概括。
卓炯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圍繞商品經濟提出了以下一些論點:
(1)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市場要在公有制條件下大大發展,逐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2)第一次將社會主義市場作為一個新的經濟范疇提出。
(3)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內市場"的概念。
(4)指出發展存在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必須遵循價值規律。
(5)指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正是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
(6)論證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由于存在愈來愈發達的社會分工,就必然存在商品、貨幣、市場、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商業、銀行等等市場經濟的要素。
(7)指出了計劃市場與自由市場是我國國內市場的兩種形式,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總體上是計劃市場,以自由市場作為補充形式。
(8)指出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是人類組織生產的兩種不同的方法和工具,即經濟手段。
(9)要把計劃經濟建立在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
從上這些論點實際上已經基本上組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框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命題呼之欲出。只不過長期以來一直把"市場經濟"當作一個禁區,不可觸犯,逼于政治風險的巨大壓力。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后,可以說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但不準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禁區直到1979年才被突破,其中卓炯起了先鋒作用。"
二、卓炯從1979年起開始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隨后對其理論作了進一步的深化論證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卓炯的理論觀點由于觸犯了當時的正統輿論而被視為大逆不道,被當作"廣東孫冶方"而遭到批判。
這迫使卓炯在1964年之后、1978年之前長達13年的時間停止了理論探索,不能發表論文和出版著作。他的一本原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計劃在1964年出版的論文集被剝奪了出版的權利。然而這本論文集中的多篇論文記載著他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最早闡述。一直到1981年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論文集「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1979年,卓炯首次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名詞,用以取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該年4月在無錫召開了一個重要的理論研討會「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作用問題討論會」。
會議解放思想,突破了產品經濟論,大多數與會學者承認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存在商品貨幣關系,生產資料也是商品等觀點。會上也有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也是市場經濟的觀點。但認識上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是將市場經濟局限于農貿市場和三類物資生產和流通領域內。
只有卓炯和于祖堯兩位學者將整個社會主義經濟著作是市場經濟。卓炯向大會提交了一篇令人矚目的論文「破除產品經濟,發展商品經濟」。
卓炯在其中寫道:"一直到現在,對于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還存在不少混亂思想,還沒有擺脫斯大林的影響。當前一個最突出的提法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問題。實質上還是把計劃經濟和市場對立起來,好像計劃經濟是排斥市場的,而市場經濟是沒有計劃的。這種看法也是不符合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斯大林所講的計劃經濟實質上是計劃產品經濟。"(卓炯:「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廣東人民出版社1 981年版,第312頁)。
在這篇論文中,卓炯一是指出了蘇聯產品經濟體制的癥結所在,是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二是括括出了我國舊經濟體制的主要特征;三是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是實行市場經濟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四是指出了必須實行有步驟的有序改革。
現在看來,這是一篇卓炯在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指引下,運用他所創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從理論上分析和闡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方向、路徑的戰斗檄文。
這篇著名論文首次表述了卓炯關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思想。圍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中心,他在當年發表的其他幾篇論文中作了展開分析。
例如,他認為必須區分市場經濟的共性與特性,兩種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是所有制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區別。市場經濟是橫向聯系的經濟,產品經濟是縱向聯系的經濟。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改革就是要通過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從而大力發展生產力,等等。
在無錫會議上還有兩位學者使用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一位是于祖堯,另一位是顧紀瑞。
于祖堯提交的論文是「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所提出的觀點與卓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相比較,在提出的時間上,卓是1961年,于是1979年;在理論深度上,卓是歷經20年堅持反復論證,于是初次論證,所以其論文標題冠以"試論"二字;在依據的理論基礎上,卓依據的是馬克思和列寧的社會分工理論,于依據的是馬克思的按勞分配理論和經濟史上商品和貨幣獨立存在的事實;因而兩人在商品經濟存在原因的解釋不同;在理論成熟程度上,卓是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批判蘇聯的產品經濟論,從破中立,已形成相當完善的理論體系,于是因長期受蘇聯產品經濟論影響,是先立后破,尚末對傳統觀點作出批判,因而所提出的理論尚不成熟。他從無錫會議起一直圍繞"社會主義市場商品經濟"這一主題作研究。然而這個提法卻是不科學的,因為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同義詞,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稱。所以他的這個重要術語存在同義反復,不能成立。盡管兩人的理論存在較大差異,但必竟都承認整個社會主義經濟是市場經濟,可以看作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同解釋。
顧紀瑞向會議提交的論文「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幾個問題」,雖然也使用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然而文章的內容只涉及到當前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存在問題的看法,并沒有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作出理論分析。
以上三篇論文是1979年發表的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僅有的最早的論文。從以上三篇論文內容的比較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首創者,不能不是卓炯。
三、卓炯在1978年至1984年期間進一步深化和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
1980年卓炯指出: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是人類共同創造的發展生產力的合理形式。產品經濟最適宜于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是落后的封建主義的東西。社會主義必須繼承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優越性,才能戰勝資本主義。他主張中央銀行要控制貨幣供應量,穩定幣值,以便建設計劃市場經濟體制。
1981年卓炯旗幟鮮明地尖銳地批評了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錯誤傳統觀念。
他指出:"計劃和市場的有機統一,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性。但是,長期以來,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又把計劃經濟理解為自然經濟,因而把市場經濟當作資本主義經濟。于是把計劃和市場對立起來。視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互相排斥的,••••••我認為這樣理解是不科學的。"(卓炯:「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第442頁)。
1982年,卓炯批評有些人怕講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說:"有的同志也怕說市場經濟。其實,我們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計劃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卓炯:「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第399頁)。
同時,他針對將計劃經濟當作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的流行傳統觀點,指出:"作為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只能是公有制經濟,••••••作為體現一種經濟的本質特征的只能是生產方式或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卓炯:「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第262頁)。
他再次指出,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存在較發達的社會分工,因而存在著一個市場經濟范疇體系,這是什計劃經濟的基礎。
1984年,卓炯進一步確認和論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認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取得了重大的理論突破。
但是,卓炯對此并不滿足。他一貫認為擴大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他從1979年起就使用"市場經濟"概念。因而認為當時已經到了由黨中央和政府確認市場經濟的時機。他在學習這個「決定」時發言說:理論上還要徹底一些,其實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可以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八年后,黨的十四次代表大會確認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卓炯的理論研究總是具有超前性。
我認為,卓炯所創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已形成一個理論體系,成為一種經濟學說。它是以馬克思社會分工理論為基礎和出發點,來解釋市場經濟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各種理論問題的經濟學說。
其理由是:
其一,卓炯的理論有其分析工具和范疇體系,而與其他理論相區別;
其二,我國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沿襲了蘇聯產品經濟理論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的思路,而卓炯則另辟了一條從社會分工出發的思路。他從而建立了徹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形成了"市場經濟社會分工說"。
其三,卓炯建立了"擴大商品經濟"這個屬于他的特殊的范疇。這是他從「資本論」體系中抽象出來的,它的主要特征是有價值增殖、資本一般和剩余價值一般。所以,"擴大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一般。
其四,卓炯認為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稱,他的市場經濟論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屬于比較經濟學。
我把卓炯研究商品經濟的中心論點即"社會分工決定商品經濟的存亡,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商品經濟的社會性質和特點",作了新的引伸,進一步闡發為"社會分工決定市場經濟的存亡和發育程度,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特殊形式決定市場經濟的社會形式及其特點"。我把這個闡述稱為"卓炯定理"(李炳炎:「論卓炯學說的理論地位和歷史使命」,載「學術研究」2008年第1期)。
從"卓炯定理"出發,判斷一種經濟是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要看是否存在社會分工及其發育程度,二要看是否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三要看是否是這兩者的辯證統一。
"卓炯定理"的提出,將卓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升到新的高度,對我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深遠意義。
從1983年起,卓炯將他發揮列寧的思想所形成的"經濟范疇兩重性原理"即經濟范疇分為一般勞動過程的范疇和社會經濟形式的范疇,作為分析工具引入商品經濟理論研究。
"生產形式"也是卓炯的特有范疇。所謂"生產形式",就是生產力的組織形式,它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一般兩者結合而成。生產關系具有兩重性,即生產關系一般和生產關系特殊。生產方式是由生產形式和生產關系特殊(所有制形式)兩者結合而言成。"生產形式是個獨立的范疇。市場經濟屬于生產形式范疇,它可以與私有制分離,也可以與公有制結合。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作為生產形式的市場經濟與作為生產關系特殊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兩者內生性結合而形成的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這個判斷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升到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高度,也具有深遠意義。
運用"生產形式"理論觀察公有制與市場經濟能否結合,為何能夠結合這一長期困擾人們的難題,就變得迎刃而解了。
根據這個原理,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作為改革對象的我國原有經濟體制,其本質特征是社會主義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公有制+計劃經濟+產品經濟)。所以,改革的對象不是公有制,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產品經濟。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破除原有的以產品經濟為主要特征的舊經濟體制,建立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新體制(公有制+計劃經濟+市場經濟)。
我國四十年來的經濟改革獲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堅持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這就要求堅持并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并改善計劃經濟,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出現某些失誤的原因,在于否定或削弱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可見,卓炯的"生產形式"理論對我國改革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它還有重要的理論價值。這就是可能將市場經濟這種生產形式發展成為一門學科,研究對象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和生理機制。這在政治經濟學史上無疑具有開創性價值。
1983年卓炯在「搞好宏觀經濟控制,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一文中,引述了鄧小平同美國「時代」總編輯格倫沃爾德的一次談話。談話中鄧小平認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并無根本矛盾,兩者可以結合起來,以便加快生產力的發展。而計劃經濟體制會延緩生產力的發展。卓炯意在家贊同和支持這個觀點。因為他的市場經理論與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思想是一致的。
隨后,卓炯沿著自己的思路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推向更加徹底的體系,形成資源型配置方式的理論。為此,他突破了傳統觀點,提出了勞動力商品論和全部生產要素都是商品,都必須獲得報酬。
四、卓炯在1985年至1987年上半年期間,側重關注在市場經濟改革中保衛和鞏固公有制經濟問題
1986年下半年至1987年6月,卓炯在他生命的一年時間里,他最關心的士問題是在經濟改革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重點是國有制。
他連續發表了「關于所有者制改革的幾點思考」、「談談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問題」等值多篇文章,闡述了他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中的所有制思想,核心論點是堅持公有制不動搖。
他針對當時流行的錯誤觀點一一作了批評和澄清。其中尤其引入注目的是他在文章中公開點名批評了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的私有化論調。
卓炯主張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引入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引入股份制。但他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實行股份公有制。他強調決不能把股份制當作私有制,通過股份制使國有企業私有化。股份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
針對經濟學界出現的否定公有制、鼓吹私有化的輿論,卓炯批評說:現在有些同志已經發展到認為建立私有制勢在必行。我認為這是極其錯誤的傾向。他們仍然是將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等同起來。我一再講,沒有公有制,就不成為社會主義。
他批評厲以寧的私有化觀點說:厲以寧同志很強調家庭聯產承包制是所有制改革。其實,這種家庭聯產承包制只是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并未改變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性質。在城市改革中,建立股份制企業和股份合作制企業,厲以寧同志也認為是所有制改革。這是錯誤的。
卓炯指出:在經濟改革中,只要掌握公有制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是不會改變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的。在當時股份制等于私有制的錯誤觀點大肆流行泛濫的情況下,眼看私有化浪潮即將來臨,卓炯憂心忡忡。
1986年11月他在南京講學期間發表談話,嚴厲警告私有化論者。他大聲疾呼:發展股份制不是搞私有制。中國再搞私有制,一定會天下大亂!
卓炯在他生命的最后時間,面對來勢兇猛的以形形色色理論偽裝的私有化浪潮,敢于挺身而出,勇敢捍衛社會主義公有制。他是最早起來反對私有化的學者之一,充分體現了他作為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品格。卓炯既是徹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者,又是堅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論者,是兩者的統一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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