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主席和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做了最后一次會面和談話(整場談話不到一個小時)。
劉對那場運動十分不理解。他堅信“新民主主義路線”,認為中國太落后,要鼓勵人們發家致富,發展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他的理論邏輯是這樣的:政權掌握在我們手中,中國未來絕不可能出現什么資產階級,即使出現了,我們到時候再限制他們就是,這就相當于把豬仔養肥了再宰。
劉少奇是個坦誠的人,以上觀點是他一如既往的真實想法。
建國初期,劉在天津職代會上,為了穩住民族資產階級,提出了“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等刺耳的論斷。
比如,他說了“今天中國不是資本家太多,而是太少。因為資本主義不發展,工人才痛苦”、“有人剝削比沒有人剝削好”、“資本家不是斗爭對象,是聯合對象”、“工人階級是要作大事的,胸懷要大”等等。
50年代,山西省委提出農村出現的貧富分化的問題,劉并不認同,并對山西省委給予了嚴厲的批評。
他提出:
“富農雇人多,買了馬,不要限制他,現在要讓他發展,沒有壞處。將來我們對富農有辦法,讓他們發展到一定程度,將來再予以限制,比如國家頒布勞動法,把雇農組織起來,提高雇農待遇,征土地稅,多累進一些,多加公糧等辦法,予以限制。”
有人問“黨員成了富農怎么辦?”
劉明確回答:
“認為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即使將來有一萬個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因為過幾年,可能會有一百萬黨員,這一萬人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
這場深夜談話,劉少奇完全不能理解毛主席的想法,當面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干部,盡早結束“這場運動”,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
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對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論”表態,一直沉吟不語,只是不停地吸煙。
過了好一會兒,主席語重心長地說:
“認真地讀幾本書吧,德國人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法國人梅特里寫的的《機械人》,值得一讀。還有中國的《淮南子》。”
這三本書,前兩本主要是批判“機械唯物主義”的。機械唯物主義承認世界的物質性,但卻用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解釋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現象之間的普遍聯系和變化發展,或者只是承認機械的聯系和機械的運動,因而表現出機械的、形而上學的特征。
比如少奇同志看到黨員變富農時所說的“這一萬人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就是十分機械的理解。
問題是大量黨員發家致富,根本就不可能將他們開除出黨。今天,關于企業家入黨的問題,不是企業家該不該入黨,而是大量的黨員成為了企業家,造成了事實上的企業家黨員。難不成把他們都開除不成?
再比如“資本”問題,資本絕不僅僅是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物體,資本代表著一種“生產關系”,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會向上層建筑蔓延擴展。
比如,杭州市委原書記周江勇與資本勾連,支持資本無序擴張;比如,商人蘇洪波掌摑云南省副省長林向滿;比如,甘肅省原常務副省長宋亮高調為資本站臺“誰跟民營企業過不去,我們就跟誰過不去”,比如恒大負債2.4萬億暴雷,等等。
資本一定會在黨內尋找代理人,這個時候資本就已經變化了,權力也就已經變質了。也就是說,“資本”不是任人宰割的“靜止的肥豬”,資本長大了就不是誰想收拾就能收拾的了的。
這也就是毛主席推薦劉少奇讀《淮南子》的原因,其中蘊含的基本哲學思想認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變化是無窮無盡的。毛主席認為,人類發展不會停留在某一固定目標上,具體到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
今天中國所面臨的教育、醫療、住房等三座大山,所面臨的貧富分化問題積重難返,正是毛主席的精準預言“這個口子開了,就收不回來了!”
中國人,不可能人人都當老板,一定是大多數人靠勞動吃飯,極少部分人靠資本發財。當資本染指政治、控制輿論、操縱房價、左右教育的時候,我們的黨還怎么維護“最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
其實,早在和劉少奇深夜談話前一年,毛主席就在井岡山袒露了自己的心聲: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此時此刻,我突然特別理解毛主席,特別理解他說的話:
“仗我們是不怕打的,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中國人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英國人說‘爵位不傳三代’;到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會是個什么樣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何止是我,21世紀,鳳凰衛視記者采訪劉夫人:
“夫人,您是怎樣看待當年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
劉夫人沉思片刻說:
“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就在別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質,找不到解決的方法時候,他能夠看到、看清楚本質,并且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
毛主席是偉大的;少奇同志何嘗不是坦誠的,亦可以說是倔強的。少奇同志完全可以為了保留自己的地位,寫一封《永不翻案的信》來承認自己的錯誤。但是他卻沒有這么做。
歷史開了一場玩笑,卻影響了兩個人的一生。
1922年8月,兩個年輕人在長沙清水塘會面,他們一個是從俄國中山大學畢業回國的高材生,另一個則是領導中共湘區委員會的干部,他們一個24歲,一個29歲。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準備領導安源工人大罷工。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時,當毛澤東領導全國農民協會發出《討蔣通電》時,劉少奇也毫不猶豫的發動湖北工人糾察隊和湖北總工會一起發出通電,和毛澤東進行呼應。
在大革命的低谷時期,毛澤東發動了秋收起義,進軍井岡山,創辦了我黨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而劉少奇也在危難之中趕往天津,開始了在白區的工作生涯,在敵人的心臟處恢復和發展被敵人破壞的地下黨組織。
遵義會議上,毛主席自豪地向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介紹說:“這是劉少奇同志,很早的黨員,中央委員,黨內著名的工人領袖。”
這樣的場合,再配上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那自信和振奮的面孔,我們不由得為那段歲月而心生向往。
1937年,在少奇同志面對鋪天蓋地的壓力,被別人指著鼻子的責罵時,毛主席挺身而出,明確指出:“少奇的報告,是基本正確的······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
1939年,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發表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稱贊:“寫得很好,很重要,應盡快發表。”
1943年,劉少奇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提出了一句話:“全體共產黨員必須鞏固地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周圍。”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毛主席擔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而劉少奇同志則擔任副主席。
然而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出現了分歧。
即便這樣,在1959年的人代會上,毛主席依然支持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
1960年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華時,曾主動問起:
“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
毛主席斬釘截鐵地回答:
“我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然而,1961年的中央會議,劉少奇暗示了對“三面紅旗”的不贊同。而毛主席向來對“三面紅旗”看的很重,認為這是能夠帶領中國進入共產主義的必要手段,劉少奇的這一番話也就是挑明了他與毛主席之間的分歧。
1964年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出席春節軍民聯歡會
1964年政治局開會,小平對主席說:
“如果工作忙可不必參加。”
毛主席堅持要參加。劉少奇又加了一句:
“參加可以,但不要發言了。”
一個不讓參會,一個讓參加卻不讓說話。
第二天,毛主席早早拿著黨章和憲法坐到會場上,一開場就申明:
“第一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二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大家說有人不讓我參加會,也不讓我講話,對不對?”
毛主席的話震動很大,全場氣氛緊張,據說在場的許多軍隊將領都站出來為毛主席撐腰。
主席轉身離開了會場。
曾經的朋友,卻形同陌路。他們的合作是中國人民大團結的需要,他們的分歧也是中國社會分化的必然。
1967年,毛劉的深夜對話,主席是坦誠的,少奇也是倔強的。我相信,他們都沒有私心,他們都希望中國強盛,只是強盛的路線不同。
但是,今天看來,“肥豬”不聽使喚。口子開了,還能收回來嗎?
我更加相信教員的高瞻遠矚:
“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文一,紀念教員誕辰130周年!
作者:新青年2020 ;來源:新青年8341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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