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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國政要和老一輩華人華僑都很了解，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是古今中外最有威望、最得民心的世界第一大黨！就連敗逃臺灣的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值得他學習。蔣介石內戰失敗后都能給中共總結中共是靠七大優點打贏他的。

  1）組織嚴密（黨支部建在連隊、各級有指導員、教導員、政委專職政教工作）；2）紀律嚴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3）精神緊張（兢兢業業、緊張、負責任的工作作風）；4）手段徹底（說到做到，絕不口是心非）；5）軍政公開（廉政保障制度）；6）辦事調查（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7）主義第一（對共產主義的崇高信仰）（括弧系筆者注解）。中共正是依靠這七大優點贏得民心的，而“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共能贏得“一黨專政”的執政地位全是靠建黨以來一貫堅持正義斗爭、贏得民心歷史所必然形成的。有人企圖以否定文革或誹謗、侮辱毛澤東來否定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這既違背歷史事實，也絕對受到中華各族多數人民群眾的堅決反對。廣大人民群眾都堅決擁護支持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反腐敗的正義斗爭。廣大人民群眾之所以更加想念毛主席、更加懷念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共，就是深怕共產黨變富后會全盤丟失蔣介石所概括總結的中共贏得民心七大優點，而脫化變質為國民黨。所以廣大底層民眾都從心底里真誠呼吁“中共要依靠人民群眾、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吸取歷史事件的深刻教訓及時糾錯，才能恢復昔日輝煌！”。

  凡是了解2011年6月20日俞正聲在交大為5千師生上黨課所講內容的民眾，至今還很贊賞當年俞正聲坦蕩無私的肺腑之言。在被學生問及對毛主席發動那場文革的看法時，俞正聲實事求是地回答說“我認為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我們國家不能簡單地發展生產，要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防止工人農民重新淪為社會的底層。他的動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他尋找的道路是錯的，....現在有很多事情也證明毛主席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但是，不能因為這種擔心而尋求一種錯誤的道路。”；在學生問及對黨未來的看法時俞正聲回答說“黨本身如果能夠堅強、能夠克服自身的弊端，黨的未來是光明的；如果黨本身是軟弱無力的，這個黨是沒有希望的。”。有關中共執政問題俞正聲回答說“有的同志問，我們現在的很多問題根本解決要靠多黨制，多黨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嗎？看臺灣就可以想到，中國大陸復雜情況遠比臺灣多得多，中國大陸要是多黨，可能就會把中國大陸變成了政客權謀的競技場，個人野心的博弈機和民族分裂的樣板田。如果陷入政客權謀斗爭，那誰去管經濟的發展？誰去解決重大的民生問題啊？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間互相斗，這個國家還有未來嗎？那不回到了北洋軍閥的時代了嗎？”。為此，中共全黨和全國民眾若能對俞正聲當年這篇講話、引申歸納兩大問題加以研究探討，籍此實事求是揭開建國后中共黨內各大事件真相、或許能找出中共執政后所發生各種歷史錯誤的根源，而給中共提供正確政改方向與措施，最終才能確保中共真正樹立法治精神管黨治黨，永不背叛共產黨宗旨，真正擔負起復興中華的神圣重任！

  一、  毛主席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其動機無可厚非，但所采取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

  必須實事求研究探討當年是什么因素迫使毛主席尋求解決問題道路發生錯誤？明確的答案是：當年劉少奇等黨內高層嚴重違反黨章，搞小集團分裂活動，而在極其臨危之際鄧小平對劉少奇突然反水、暗中向毛主席“告密揭發”劉少奇，加上文革初期處在中央第一線領導的劉少奇、鄧小平以派工作組形式進駐高校，實施資產階級專政路線，圍剿、壓制學校革命派，這才迫使毛主席于1966年八月5日在大學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毛澤東”。這說明當年毛主席發動這場文革之所以會尋找錯誤道路全是被掌控中央第一線領導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結黨營私、企圖以黨內多數派分裂黨的錯誤行徑逼上梁山的。

      細讀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共八大所制定的《中共黨章》就不難發現，當年只要黨政嚴格遵守《憲法》與《黨章》，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的復辟空間。但從1953年毛主席退居二線、全權托付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第一線政務工作后，劉少奇嚴重缺乏法制觀念，不遵循《憲法》和《黨章》有關規定，全憑自已主觀意識放任資本主義因素發展，而鄧小平自從“告密揭發”高崗、有效維護劉少奇接班人位置后，有恩于劉少奇，受到劉少奇的特別提拔與重用，成為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后最可靠的親信與助手，鄧對劉的施政措施始終言聽計從，步步緊跟。為此毛主席才感到需在農村和企業廣泛開展一次社教運動，分清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界限。但社教并沒有根本解決問題，劉少奇一直堅持是“四清”與“四不清”矛盾，不承認存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社教中劉少奇始終把矛頭對準廣大基層干部，打擊一大片。造成劉少奇與毛主席分歧越來越大，加上有高崗事件的前車之鑒，劉少奇越來越感到不采取措施、搶先接班，最終可能被毛主席改變主意，斷送接班機遇。為此劉少奇開始在黨內高層暗中策劃、要效仿蘇共罷免赫魯曉夫的做法，準備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機會，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來罷免毛主席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職位。為了贏得黨內高層的理解與支持，劉少奇特別強調“罷免毛主席只是為了有利于推行我們現行為黨內多數人支持的方針政策，罷免后全黨還必須把毛主席尊為“終身名譽主席”給予敬重。”。這一巧妙說辭在1966年三月很快贏得鄧小平、彭真、陸定一等劉少奇鐵桿高層全部成員的贊成，時任中央黨總書記的鄧小平更是向劉少奇表忠心、要全力支持，使劉少奇深信用此辦法罷免毛主席已十拿九穩。可讓劉少奇萬萬沒想到的是，已向他表忠心全力支持的鄧小平，事后經慎密思考，權衡再三后，深感毛主席在軍中人脈深厚，劉少奇根本沒把握罷免毛主席后就能太平安穩掌權。所以與劉少奇等人開會策劃同意罷免毛主席的方案后，鄧隨即靜悄悄秘密飛往濟南，向正在濟南考察的毛主席告發劉少奇的全盤政變陰謀。要求毛主席立即采取緊急措施，扭轉形勢，絕不能讓劉少奇的“反黨計謀”得逞！毛主席得悉后也請鄧絕不露聲色，繼續和劉保持親密關系。同時布置當年五月份由劉少奇和鄧小平共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擬個通知文件，布置開展全國文化大革命事宜。而毛主席有意停留上海不參會，要靜觀劉少奇的態度。這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共同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文件，發起全國文化大革命的事實經過！

      讓所有學校停課鬧革命，現在看來確實是毛主席當年得到鄧小平十萬分火急告密后被迫采取的緊急應對措施。毛主席在中共七大后就選定劉少奇為接班人，1953年毛主席提出他退居二線，讓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第一線黨政工作，直到1965年劉鄧已全盤掌管黨政工作十幾年，已掌控各級黨政官員多數，若讓劉少奇罷免毛主席陰謀得逞，將迫使毛主席無法阻止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所以毛主席非常器重鄧在極其危難緊急關頭對劉反戈一擊所起的作用。毛主席為了暗中保護鄧，表面上把鄧與劉并提為中國頭號走資派，私下又把鄧小平夫婦送往江西保密軍工廠保護起來（讓鄧夫婦住軍工廠領導一套高級住房，過上休閑療養生活）。全黨高層僅汪東興一人知道鄧的去向，連中央文革領導組都不知道鄧的下落。

      綜觀建國后至今，中共黨內所發生的大事件都是中共欠缺法治精神造成的—1954年九月雖已制定比較完善的《憲法》，但一直未能《依憲執政》；中共八大后雖有面面俱到的《中共黨章》，中共建國執政后，經常未能遵照黨章規定嚴格管黨治黨！各級黨政領導總以實際掌大權的領導為“服從的天職”。如果當年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能堅持黨性原則，力勸劉少奇要遵守黨章，不能背著毛主席搞分裂陰謀活動，就完全可避免對提拔他最恩重如山的劉少奇在文革后期慘遭厄運。劉、鄧在施政中，若能嚴格“依憲執政”，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完全可避免毛主席要花那么大的精力發起這場文革，更可避免毛主席當年處在黨內高層少數派最緊急關頭，為了及時阻止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圖謀，只好被迫從發動學運開展文革做起。學運初期全被走資派利用，搞打砸、批斗校領導與教師，以此干擾毛主席文革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的大方向！當年以高干子女為首的西糾、聯動紅衛兵組織就是當年干擾破壞毛主席文革大方向最嚴重、最典型的反動組織。

      1952年毛主席為了加強中央的工作，分別從東北局、華東局、西南局、西北局、中南局調高崗、饒漱石、鄧小平、習仲勛、鄧子恢五大員進京。毛主席本打算讓劉少奇專管黨內事務、讓高崗管政務院、讓周恩來專管外交與統戰事務。這本是比較合理妥善的安排，因毛主席對劉少奇二十年代在東北奉天被捕后的表現不太清楚，指定他做接班人還不太放心。高崗進京后毛主席私下吩咐高崗要暗中親自查閱敵偽檔案、查明劉少奇20年代在奉天被捕后的真實表現。高崗以此認為毛主席已不信任劉少奇，想從高層串聯交換意見中表達對劉少奇存在問題的看法，主觀認為這是幫毛主席更換劉少奇作接班人的好辦法。實際上這是高崗從政后沒吃透黨內人際關系、為人處世極不成熟的“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亂了套的做法，給毛主席幫倒忙。

      五大員進京后，1953年高崗就向鄧小平等幾個同級高層領導表達對劉少奇的看法，鄧聽后不表態，但暗喜這是爭取日后能受劉少奇特別重用、提拔的天賜良機。為此隨即整理高崗在高層散布對劉少奇意見和看法的材料，分別向毛主席和劉少奇“告密揭發”。當初是建國初期，高層急需團結為重，毛主席也很惱火高崗如此不成熟的做法，同意讓高崗停職檢查。毛主席為了團結劉少奇、鄧小平、陳云等高層領導，打算讓高崗檢討后給予降職處理，擬安排他去陜西當省委第一書記兼延安市委書記。但1954年2月6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七大四中全會（毛主席因休假未出席），劉少奇將高崗與饒漱石問題定性為“反黨集團”。導致高崗對未來很悲觀失望，于1954年8月17日凌晨服大量安眠藥自殺。

      鑒于鄧小平告發高崗立了大功，特別受到劉少奇的欣賞重用，于1954年四月鄧小平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并取代饒漱石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56年9月鄧小平又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并出任中共黨總書記。1957年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表現斗爭性特強、立場特堅定！毛主席估計全國右派最多不超過五千，而在鄧小平強有力領導下，頭一年就抓出55萬右派分子，超過毛主席預計110倍，“勝利”完成中央交給他的任務。后來又是在鄧小平堅定反右立場主導下，執意把許多右派分子押送邊遠地區勞改，盡管毛主席不贊成鄧的做法，但鄧卻力勸毛主席對右派分子的斗爭絕不能心慈手軟，要鎮壓得他們再不敢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從此就變成“反對第一把手就是反黨”之不成文規矩。1958年黨內大權在握的鄧小平出任“軍內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把劉伯承元帥和粟裕將軍作為最主要批斗、“修理”對象。錯誤否認淮海戰役是粟裕將軍指揮的，給粟裕將軍扣上“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的大帽。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呈送的萬言書根本不是對三面紅旗（總路線、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有任何原則上的反對，而是指出“三年困難時期”負責黨政領導第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在具體貫徹執行上存在的錯誤，才造成許多災難。可是卻被劉少奇批彭德懷是“魏延的骨頭、朱可夫的黨性、馮玉祥的作風。是一個一貫反黨的偽君子，企圖搞軍事政變。”。所以毛主席在1959年8月1日在廬山預備會上推心置腹對彭德懷談心說“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對你有恐慌感，難對付你。你那么兇，人家都怕你，我死以后怎么辦？”。歷史真相的事實是：三年困難時期（1959年至1961年）全是當時負責黨政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大刮共產主義浮夸風造成的惡果，可是鄧小平等人卻要把責任推給毛主席。1959年廬山會議彭被整下去主要也是劉、鄧等人的主意，現在卻被說成是“毛主席反右傾把彭德懷整下去的”。為此，毛主席在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么事都不找我（這說法也許是對鄧暗中告發劉少奇實施特別保護，故意說給劉少奇聽的）。59年8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

      二、中共應如何吸取上述大事件歷史教訓，果斷采取正確政改措施

      1、由最高領導人指定接班人已證明產生許多弊端，必須廢除；必需擬定有利于黨內競爭的競選制度。省以下各級黨代表大會的代表由直選產生。

      2、中共現有監督機制無法監督腐敗和重大違紀違法事件產生，必須研究建立黨內三權分立（各級黨代表大會、由黨代表大會選出的黨常委會、各級紀委會的三權獨立體系）的互相監督體系，徹底改變現在第一把手權力過大的弊端。

      3、全面加強全黨法治精神教育。全黨自上而下全面認真反思：為何長期以來無法運用《中共黨章》嚴格管黨治黨？為何當官者未能《依憲治國》，違反憲法者未能受到《依憲追究》？

      4、密切聯系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中共贏得民心的優良傳統。可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這個得民心的優良傳統已快丟光了!需認真反思如何重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才會有真正共產黨存在。

      5、高崗對革命有重大貢獻，要像毛主席那樣始終記恩陜甘寧根據地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幾位領導人對革命的特殊貢獻。當年高崗在高層會外議論劉少奇的錯誤缺點應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定性為“反黨集團”開除出黨顯然有違“中共黨章”，建議中共予以撤銷平反。以反教條主義對劉伯承、粟裕無限上綱上線的批判，有違黨章規定，必須撤消平反。

      6、一個國家失去多數人的共同信仰，這個國家就永遠不可能振興發達強盛！當代中國唯有毛澤東思想能為政府官員和多數民眾認同為崇高信仰！必須立法認定毛澤東思想永遠是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共同的指導思想！嚴禁對毛澤東任何污蔑、誹謗和人身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