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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十月革命距離愈遠愈使人們認識其道路的正確

點擊：作者：李慎明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7-11-08 11:29:57

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紀念文章中還指出：“我們已經開始了這一事業。至于哪一個國家的無產者在什么時候、在什么期間把這一事業進行到底，這個問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堅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讓我們沿著十月革命所開辟的道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近100 年來，對十月革命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爭鋒從來就沒有止息過。“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相對來說，當社會主義運動處于興盛之時，連法西斯希特勒也要把自己稱之謂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便對十月革命進行誣蔑、造謠、攻擊，受此影響，對十月革命誤解的人也會多起來。但歷史事實和科學真理的本身并不會因罵聲高低多寡而改變。

十月革命有著堅定正確的理論基礎

有人說,十月革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有人還說，十月革命是一個偶然事件，是個“早產兒”，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因而導致了后來蘇聯的亡黨亡國。

馬克思、恩格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生產日益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對抗性矛盾出發，得出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歷史總趨勢。這里講的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原因和歷史的必然趨勢，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此同時，他們根據當時的情勢，又對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的時間、地點等做出過預言，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具體結論。比如，恩格斯在1847 年10 月底—11 月寫成的《共產主義原理》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應該說，這一觀點從分析當時自由競爭為主要特征的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狀況出發，得出了符合當時歷史發展辯證邏輯的結論。但我們應該看到，《共產主義原理》是恩格斯受托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綱領的初稿，恩格斯本人并不滿意，后被他在1847 年12 月—1848 年1月間同馬克思起草的《共產黨宣言》所代替，而《共產黨宣言》中沒有再使用“同時發生”的提法。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變化，1850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預見到美國將發展成資本主義世界最大的經濟強國，并認為歐洲要避免陷入對美國的依附地位，唯一條件就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這以后，他們再沒有重提無產階級革命同時發生的設想。恰恰相反，在1848 年革命特別是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后，馬克思、恩格斯除了繼續努力推進西方發達國家的革命創造條件之外，還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世界的東方，特別是俄國。他們認為19 世紀80 年代的俄國“已是歐洲革命運動的先進部隊了”，說“只要俄國一發生革命，整個歐洲的面貌就要改變”。

我們知道，列寧所處的時代和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相差半個世紀。當時的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有關資本集中和壟斷的思想，將其發展為完整的帝國主義論。

列寧分析指出，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后，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空前加劇，一些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跳躍式發展，從而改變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加劇了列強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在國內加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且在世界范圍內加劇工業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間的矛盾。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不僅受本國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者的壓迫,而且還受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這樣,某些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就成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統治體系各種矛盾的焦點，容易造成革命形勢。所以，列寧根據帝國主義時代表現得更加明顯和突出的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的絕對規律，從而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

任何個人、政治派別或階級政黨都不能單憑自己的“意志”制造出一場革命。十月革命絕不是由列寧等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強加給俄國的，而是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發展的必然產物。由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國統治階級的反動壓迫，內部政治矛盾異常尖銳，外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激化，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造成了列寧所講的那種革命形勢：“‘下層’不愿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結果使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這個世界資本主義統治體系的“薄弱環節”中首先發生并獲得了勝利。

列寧提出的“一國勝利”說是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既科學地考察和深刻地分析了世紀之交的國際政治經濟狀況，又不拘泥于馬克思、恩格斯早年說過的“同時發生說”的具體結論，使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第一次成為了現實，從而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其實，有的人所說的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思想云云，其本質不僅是想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本身，而更是為了否定我們正在從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進而推銷他們的民主社會主義等主張。

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已經證明十月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確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從一個十分落后的農業國，迅速地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實現了農業的集體化，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科學和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成為打敗法西斯的主力，挽救了歐洲的文明，幫助東方人民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并鼓舞和支持了所有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鼓舞了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反殖民主義運動和一切爭取人類進步的運動。無論是西方的統計還是蘇聯官方學院統計都表明，從1950 年到1975 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4.8%，而美國同期的增長率為3.3%。而蘇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做不到。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完全嶄新的制度，她的最終任務是要徹底消滅剝削和壓迫。因此，在其認識和探索的道路上，必然會遇到挫折甚至犯下錯誤。列寧說過：我們干了許多蠢事，但我們干的蠢事，是說“二二得五”，而我們敵人干的蠢事，是說“二二得蠟燭”。我們當然承認蘇聯共產黨犯過錯誤，從一定意義上講，世界上沒有不犯過錯誤的政黨。我們反對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但也承認斯大林本人和斯大林時期干過“二二得五”的“蠢事”;而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干的卻是“二二得蠟燭”的“蠢事”。這也就是說，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所干的“蠢事”是背叛人民根本利益的“罪孽”，這與斯大林時期所犯的錯誤有著根本完全不同的性質。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決不在于十月革命道路本身，而恰恰在于從赫魯曉夫直到戈爾巴喬夫逐漸脫離、背離和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所致。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 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 年下降了52%(1941 年至1945 年的衛國戰爭期間僅僅下降了22%)，工業生產減少了64.5%，農業生活減少了60.4%，盧布貶值，物價飛漲五千多倍。蘇聯解體還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造成了極大的災難，使國外原有的15 個社會主義國家中的10個國家改變性質或不復存在，使世界社會主義步入空前的低潮。

自然科學可以搞多次試驗，新生事物誕生后人們往往是歡呼雀躍。世界上第一個電燈只閃了 10 多秒鐘，第一架飛機只飛行不到一分鐘。而社會主義的蘇聯卻堅持了整整74 年。我們決不能因為后來的蘇聯解體而譴責為人類開辟嶄新道路的十月革命本身。

通過造謠攻擊列寧進而否定十月革命同樣站不住腳

二戰結束，冷戰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慷慨資助有關研究機構設計了一個專門打掉蘇聯人民長期以來在實踐中形成的對列寧也包括斯大林情結的“哈佛方案”。

赫魯曉夫領導集團上臺后，首先遭到攻擊的是斯大林。到了戈爾巴喬夫集團執政后期，列寧也成了蘇聯國內外敵對勢力攻擊的目標。他們捏造出很多謊言，反復“營銷”。所謂“列寧是德國間諜”就是其中之一。他們說，十月革命“是一個巨大的陰謀，是在西歐一小撮陰謀家和冒險家的情報機關幫助下，由‘德國奸細’列寧和‘英美’特務托洛茨基密謀組織、挑唆完成的一次‘政變’”。戈爾巴喬夫時期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雅科夫列夫也公然聲稱：“十月革命是德國總參謀部的行動。列寧在1915 年3 月得到了200 萬馬克以進行破壞活動。”直到2009 年，持反蘇、反共立場和觀點的俄羅斯學者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羅斯史》依然在引用這類所謂的事實。這一所謂的“史事”，在當今我們中國國內的小報小刊和微信上也不時出現。

讓我們來看看歷史的真相。

首先，列寧回國根本不是德國政府的“指示”，而是俄共(布)中央的決定。在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57 年版的《列寧回憶錄》中，記載了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的回憶——1917 年3 月底，中央局經過加涅茨基轉來了一封電報，內稱：“烏里揚諾夫(列寧)應當立即出發!”這就是鐵證。

再有，列寧回國前確實也答應了德國政府的某些條件，但這完全不等于是充當德國的間諜。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德國與俄國是交戰國。德國政府允許列寧一行40 余人途徑德國回國時，曾設立了這樣兩個條件：一是回國者必須在俄國展開“反戰鼓動”，二是歸國者要爭取俄國釋放與其同等數目的奧地利或德國戰俘。

關于“反戰鼓動”：反對參加一戰一直都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戰略策略。列寧和黨組織早就認為，當前的戰爭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進行爭霸的非正義戰爭，這樣的交戰只能給俄國和德國人民帶來痛苦。因此，布爾什維克黨與德國政府的“反戰鼓動”出發點和目的也截然不同。

關于“爭取釋放戰俘”：雙方的協定里只是注明“爭取釋放”，并非必須做到，而返回國內的40 多名俄國人絕大多數都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人物和骨干力量。

因此，從策略上考慮，上述兩個條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再有，與德方談判和簽訂協定的整個過程以及過境的具體安排也是完全公開透明的，有瑞士、瑞典、波蘭、法國、德國、挪威等國的社會民主黨人聯合簽署的證明書為證。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杰夫曾明確表示“：列寧并沒有收取過德國政府的任何資助，這也早已是公認的歷史事實，包括西方史學界，在美國、法國都有專著論證。”

精心拋出的謊言往往有相關所謂的“證據”支撐。那么，“列寧是德國的間諜”之說的所謂證據何在呢?

十月革命前夕，俄國臨時政府不僅逮捕了布爾什維克黨的一些重要領導人，又以偽造的所謂的“西遜文件”作為“布爾什維克被德國黃金收買”的支柱性論據，以“德國間諜”的罪名通緝列寧。這份偽造的“西遜文件”說，1918 年，美國外交人員艾德加•西遜在彼得格勒以2.5 萬美元得到這些文件，其中包含所謂德國總參謀部資助布爾什維克的情報，以及德國方面對自己的所謂“代理人”布爾什維克下達的指示。一些追隨臨時政府的報刊大加渲染。這也就成了“列寧是德國間諜”之謊言的由來。對此，列寧十分氣憤，一度曾堅持要親自出庭以揭露敵人的誹謗。但為了保護領袖，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斷然決定不讓列寧出庭，并安排他匿居芬蘭邊境指導十月革命。就是在此時此地，列寧寫出了著名的《國家與革命》一書。

后來，蘇聯國內外一些著名的歷史學家對“西遜文件”做了大量、詳盡的研究，其中包括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索博列夫、斯塔爾采夫，甚至連著名反蘇、反共的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都認定，這份文件從頭到尾都是偽造的，比如一些本應來自德國間諜機構的關鍵性文件，卻是出自俄國舊式打字機，是來自俄國本土的偽造。

俄國2009 年和2012 年先后出版的官方歷史教材——俄國歷史教師參考書《俄羅斯歷史1900-1945》全面批駁了“列寧是德國間諜”這一謊言，明確指出，“上述謊言不過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一些反動報刊散布的虛構神話”，“列寧并沒有做任何敗壞其名譽的事情”。

俄羅斯各界近年的反思也有力地證明著十月革命的正確

自1999 年起，俄羅斯社會輿論中心連續多年在列寧誕辰前夕(4 月22 日)就俄羅斯民眾對列寧的歷史作用評價作跟蹤調查。結果顯示，俄羅斯社會對列寧的評價穩中有升。早在1995 年5 月，在慶祝衛國戰爭勝利50 周年的游行隊伍中就出現了斯大林的畫像，飄揚的紅色戰旗上鐫刻著“為了我們的蘇維埃祖國”，當年俄羅斯還發行了紀念斯大林的郵票。

2011 年，蘇聯解體二十周年的前后，《俄羅斯報》隨機調查了254 位各界民眾。問卷共有五個題目，其中第一個題目是：“今天，說到蘇聯能使您聯想到什么?當你看到縮寫詞CCCP(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俄文的縮寫)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90%以上的答案是頌揚和懷念。 64 歲的退休人員維塔利說：“閉眼不看現狀，為過去而自豪。”51 歲的退休人員弗拉基米爾認為：“那是世間少有的幸福、和平、善良和仁愛的國家。它像一只幸福鳥一樣離開我們飛走了，尋找不會出賣它的人去了。”這份問卷的第四個題目是：“二十年來獨聯體國家人們的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什么變化對于您是最重要的?”90%以上的人感到痛惜和痛苦。20 歲的大學生阿爾卡季說：“對未來喪失了信心，大家都只顧眼前。”24 歲的職員安東說：“俄羅斯古已有之的術語‘委員會’被外來的——‘民主制’換掉了。其后果是，俄羅斯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什么都沒有了。”

2016 年3 月，俄羅斯人以執政前后國家的總體情況、人口數量、居民生活水平、國家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以及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全球影響力等十項標準，評價20 世紀以來俄羅斯的十位領導人的功過，包括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梅德韋杰夫、普京。結果顯示，列寧、斯大林、普京的上述得分均為正面，并列第一。而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有9 項評價均為負面而位居最后。

當年流亡到美國并因蘇聯解體立下汗馬功勞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索爾仁尼琴，在蘇聯解體后回到國內。當他看到國內民生凋敝、經濟崩潰的慘狀時，開始為當年謾罵自己的祖國而懺悔。他坦率承認當年寫作《古拉格群島》中被鎮壓犯人的人數不準確，說：住在監獄的人往往容易夸大被關押犯人的數字，因為他們看不到檔案數據。懺悔之余，他無比痛切地長嘆：“是我害了我的祖國!”

對于蘇聯的解體，普京總統用“災難”來形容。他明確反對在蘇聯問題上的歷史虛無主義態度，表示：否定歷史會使整個民族“數典忘祖”。就在2016 年1 月25 日，普京向來訪者透露，他至今仍然保存著自己的蘇聯共產黨黨員的黨證，并且非常喜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普京如何評價戈爾巴喬夫呢?普京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那是在一個溫暖夏夜，普京開誠布公地談論起國家的命運。他問那些身邊的人，誰才是俄羅斯史上最大的叛國賊。但他并沒有等待屬下們回答。他說，俄羅斯史上最大的罪犯，是那些把權力扔在地上，讓一些歇斯底里的瘋子撿起來的懦怯者，比如尼古拉二世和戈爾巴喬夫。”

2009 年5 月15 日，時任俄羅斯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杰夫簽署第549 號總統令，成立了直屬總統的“反擊篡改歷史、損害俄羅斯利益委員會”，決定與那些肆意篡改歷史的陰謀作斗爭。此后，一些新的教材誕生了，其中對一些歷史問題進行了澄清。比如，2009 年，俄羅斯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俄羅斯歷史(1900-1945 年)》，其中描述道：十月革命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俄國大革命，它的意義遠遠超越了民族范疇的革命。

筆者曾與剛剛去世不久的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吉塔連科幾次深入長談。他深切地對筆者說：“把蘇聯送入停尸間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蘇聯人自己。我們俄羅斯人以我們自己的災難為慘痛代價，成為耶穌，走上祭壇，向世人和歷史宣告：蘇聯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條絕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國絕對沒有安好心，其他國家民族千萬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斯言十分中肯。

我們黨的幾代領導集體多次反復強調反面教員的獨特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和談話中引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馬列主義”，又多次提醒全黨要認真汲取蘇聯亡黨亡國這一慘痛歷史教訓。在蘇聯十月革命100 周年即將到來之時，深刻認識十月革命的重大意義，深刻汲取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對于加強我們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對于我們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早在95 年前，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紀念文章中就指出：十月革命“開辟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這個偉大的日子離開我們愈遠，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就愈明顯，我們對自己工作的整個實際經驗也就思考得愈深刻”。事實確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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