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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1年6月，張維為教授與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那場“世紀之辯”，已經成為中西方學者就“中國模式VS西方模式”進行正面話語交鋒的一個經典。6年過去了，究竟誰的預測與判斷更準確呢？是時候回頭做個“中期評估”了。

      2017年6月12日，觀天下講壇特邀當年辯論的主角張維為教授，與大家一起重溫激辯風云，暢談中國構建話語自信的重要性。活動當天共計十幾家媒體出席，逾百名觀眾慕名前來，報告廳賓客滿座，氣氛十分熱烈。

謝謝大家在繁忙的周一，冒著雨來到這個會場，今天我們一起來回望一下六年前我與福山的那場辯論。我想這么多朋友愿意到這兒來，恐怕主要不是因為我有多大的影響力，而是當時我與福山辯論的一些問題，今天仍然有著特別的意義。

2011年6月，也就是六年前的這個時候，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先生應《文匯報》和上海春秋研究院的邀請，與我進行了一場很有意義的辯論。這個辯論網上有視頻，中英文的文字記錄在2011年當年就發(fā)表了。應該說這場辯論已經成了中、西方學者就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進行正面話語交鋒的一個經典，產生了相當?shù)膰H影響。這場辯論涉及了一系列最尖銳的政治問題，如民主還是專制、法治還是人治、壞皇帝問題以及小布什問題等。我覺得這個辯論的影響還會持續(xù)，因為它所涉及的問題還會長期地影響我們這個世界。

福山先生是西方著名的自由派學者，其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讓他一舉成名。他的基本觀點很簡單：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類歷史的最高階段，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終結了。蘇聯(lián)的解體和東歐的崩潰似乎印證了他的觀點。辯論主辦方本來請他來談“國際秩序中新興國家的作用”。但那天他抵達上海文新大廈的貴賓休息室時，對大家說“我今天想談談中國模式”，這讓大家感到有點驚訝。因為福山對中國模式有多少研究，大家并不熟悉。

這些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西方話語的滲透無孔不入，特別是政治學、經濟學、新聞學、法學等。在與福山先生辯論前，我也看了一些中國學者與他的對話，恕我直言，那不是對話，而是“匯報工作”。我們那些學者關心的是中國哪一天才能達到美國民主和法治水平。這種甘當西方學術打工者和搬運工的弱者心態(tài)使許多西方學者來到中國如入“無人之境”，就像美軍入侵伊拉克那樣，所向披靡，在任何問題上都被看作是專家，觀點被廣泛轉載和引用。

但我從來沒有向西方學者“匯報工作”的習慣，我對在場的文匯報負責人輕輕地說了一句，給他一點中國震撼吧。當然，辯論當天我們雙方都保持了禮貌和克制，我對福山先生也很尊重，但雙方觀點分歧很大，辯論很激烈。

最近，我在吉林衛(wèi)視做了一個系列節(jié)目，叫《維為道來》，其中有一集專門談我與福山的那場辯論，但只有20分鐘，我羅列了當時辯論的十個主要問題，并一一作了簡單的點評，最近就要播出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今天時間相對充裕，所以我想換一個角度，著重談談我與福山當時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判斷和預測。

當時我們在五個大問題上做了某種預測，現(xiàn)在六年過去了，時間不算長，也不算短，讓我們做個“中期評估”吧。我們一起回望一下，究竟誰的預測更靠譜。我自己對做學問的要求是經得起實踐的檢驗，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第一個預測是關于阿拉伯之春與中國的。大家知道阿拉伯之春是2010年12月爆發(fā)的，然后整個2011年全年，從突尼斯到埃及，再到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等等，席卷了整個中東北非，可以說是如火如荼。當時福山從他的理論推導，認為中國也可能經歷阿拉伯之春，因為中產階級的崛起，必然尋求自由民主，這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我認為不可能，并以埃及為例，做了一些判斷預測。下面我放一段當時辯論的視頻。

“至于中東最近出現(xiàn)的動亂體現(xiàn)人們好像要自由，而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那個地方的經濟出現(xiàn)了大問題，我去過開羅，去過4次。20年前跟上海的距離大概是5年，現(xiàn)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輕人沒有就業(yè)，不造反行嗎？而且我自己對中東的了解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千萬不要太高興，這會給美國的利益會帶來很多的問題。現(xiàn)在叫中東的春天，我看不久就要變成中東的冬天。嚴格講那個地區(qū)還沒有成熟到中國的辛亥革命時期，所以路漫漫。出現(xiàn)什么樣的問題什么樣的結局我們會看到的。”

后來我查了一下，我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明確預測“阿拉伯之春”將變成“阿拉伯之冬”的學者。我們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是國家高端智庫，有人問我國家高端智庫的標準是什么，我說那你要看中央有關文件，但我個人體會有一條重要的要求就是要能提出前瞻性的、一錘定音的建言，“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就是這種一錘定音的建言。

為什么我的預測比福山更準一些？因為我相信中國人講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相信鄧小平講的“聽過槍聲和沒有聽過槍聲的士兵，是完全不一樣的”。只要你相信實事求是，就一定會得到同樣的結論。那就是政治研究一定要有實地考察，要接地氣，了解一個地方的政治文化。

我去過四次埃及，在普通埃及人的家里都住過。我知道，在埃及乃至中東任何一個國家如果真的實行一人一票，那么選上來的一定是伊斯蘭政權，這樣的政權是好是壞，我不想就此進行任何價值評判，但是迄今為止，伊斯蘭政權還沒有成功找到實現(xiàn)國家現(xiàn)代化的道路。

我們去年到歐盟進行智庫交流，今天歐洲最頭疼的問題就是上百萬中東難民。我說，如果你們當初能夠聽取像我們這樣中國學者對“阿拉伯之春”的判斷，也許就可以避免這場危機，但現(xiàn)在為時已晚。我們在英國時候跟他們講，你們完全可以反思一下，究竟自己犯了什么錯誤，這個危機跟你們自己有什么關系？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們去年12月和德國學者進行人權對話，他們說中國應該幫助歐洲解決中東難民問題，我說，可以的，但有一個條件，歐洲必須首先承認錯誤，承認自己干預別國內政，支持阿拉伯之春是錯的，否則你們還會犯同樣的錯誤，那結果可能不是一個敘利亞，還會有三、五個敘利亞。這就是中國的話語，我們非常坦然地跟他們談這些問題。

第二個預測是關于美國的政治制度。其實福山到中國來，他的態(tài)度還比較謙虛，因為美國金融危機帶來了很殘酷的負面影響，所以他也知道美國民主制度出現(xiàn)了很多問題，但他還是堅持這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制度，可以糾正自己的問題。而我則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前工業(yè)革命時期的產物，美國的政治改革比中國更為迫切。如果美國不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今后選出的總統(tǒng)可能還不如小布什。

實際上，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挺喜歡小布什，也挺喜歡特朗普，原因就不多說了，但關鍵是多數(shù)美國人的感受不一樣。

不久前在北京參加一帶一路峰會，碰到一位美國智庫的學者，他說特朗普是我們的恥辱啊，他會說“習主席是個好人，他跟我談朝鮮問題，談了十分鐘我懂了”。你想一想，如果你們的國家主席說，“美國總統(tǒng)是個好人，他給我談古巴問題，談了十分鐘，我懂了”，你們會是什么感受？

他還說，你看特朗普和澳大利亞總理通電話，把電話機扔了。在眾目睽睽之下，不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握手。他還要退出190個國家參加的巴黎氣候協(xié)議，這會激怒全世界。結果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包括許多美國的盟友，都在向中國靠攏。我倒是比較同意美國前總統(tǒng)拜登的說法：“唐納德，趕快長大呀！”（Donald, please grow up）

第三個預測是關于民粹主義的。我當時明確表示，我看衰西方民主制度，一個重要原因是它難以解決“低智商民粹主義”問題，美國的制度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福山當時是這樣回應的：“美國最偉大的總統(tǒng)林肯有一名言‘你可以在一段時間欺騙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時間欺騙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時間欺騙所有人’。對于一個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他們有自由的言論權、評論權。從長期角度來說，人們最終還是會做出正確的抉擇”。

我當時一邊聽，一邊心里在想：這個福山呀，有一點“簡單天真”。我當時是這樣回應的：“您很樂觀，認為美國會吸取經驗教訓，不被民粹主義左右。但我自己覺得隨著新社交媒體的出現(xiàn)，民粹主義會越來越嚴重，這是一個大趨勢。一個國家也好，一個社會也好，垮起來是很快的事情，不是簡單的一個體制問題”。

從2016年的英國脫歐的公民投票和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tǒng)這些黑天鵝現(xiàn)象來看，西方民粹主義思潮確實愈演愈烈，金錢的卷入，新媒體的卷入，最終西方這種“低智商民粹主義”可能會毀掉西方的未來。至于林肯的表述在哲學層面是對的，語言也是詩一般的，但現(xiàn)實很骨感，政治有時間維度，也有空間維度和成本維度的，這好像說你今天丟了手機，別人寬慰你：沒關系，你的手機一定還在地球上。

在第四個預測上，我們存在重大分歧，那就是關于歷史終結論本身。福山是“歷史終結論”的作者，我對他說，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這應該是第一次在大庭廣眾之下，一個非西方學者明白無誤地、零距離地、同時也是彬彬有禮地對他說了這番話。我放一下當時的視頻，請注意福山先生聽我這番話時臉上的表情。

“我這個觀點自己還沒有寫出來，我正好和福山教授的觀點相反，我認為不是歷史的終結，而可能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從人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方這個制度在人類歷史上可能只是曇花一現(xiàn)。為什么這樣說，往前推2500年左右，當時在雅典有一些很小的城邦民主制度，最后被斯巴達打敗了，之后兩千多年‘民主’這個詞在西方基本上是一個貶義詞，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近代西方國家在完成現(xiàn)代化之后，開始引入一人一票這樣一種民主制度。

這種民主制度發(fā)展到今天，我覺得有幾個大的問題實在是解決不了，第一個就是它基本沒有‘人才’的觀念，就是治國誰都可以，只要是選上來的。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像美國這樣的國家也承擔不起，小布什一弄就是八年，這樣的損失是很大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福利永遠只能往上走，永遠下不來。像中國這樣進行銀行改革、國企改革是不可能的。第三個問題是社會越來越難以整合，過去的西方發(fā)達國家還可以整合，大家用票決制，你51%票，我49%票，51%票就贏。但美國的社會現(xiàn)在也是一個分裂的社會，投票輸?shù)囊环讲徽J輸，繼續(xù)為難作梗。第四個問題我叫作低智商的民粹主義（simple-minded populism），不能為自己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進行考慮，連美國這樣的國家今天都面臨這樣一種危險。

所以我想起了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他的特使到中國來想要進行貿易，但我們當時的乾隆皇帝非常傲慢，他覺得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絕對是最好的，是十全十美的國家，不要向人家學習任何東西，是歷史的終結。結果我們就一下子落后下來。我現(xiàn)在覺得西方很多人也是這樣的心態(tài)，這樣的心態(tài)是從西方的角度考慮，他們真的可以到中國來好好看一看，觀察一下中國怎樣在三十多年里面如何不停地進行改革，有些改革雖然很小，但是不停地進行。

西方覺得它的制度還是最好的，實際上這個制度問題越來越多，西方民主的發(fā)源地，希臘已經破產了，英國的財政債務占GDP的90%，也接近破產了。所以今天我們總理正好訪問英國，準備投資，英國人就非常高興。

關于美國，我自己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9·11襲擊損失了1萬億，兩場不聰明的戰(zhàn)爭損失3萬億，金融危機損失了8萬億。美國現(xiàn)在的債務是10萬億到20萬億。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美元國際貨幣壟斷地位的話——這個地位也不是永久的，美國這個國家就已經破產了。”

我曾經在一個視頻《中國人，你要自信》中提到我們跟英國學者有過交流，他們質疑我們的政治制度，我當時就說我們可以競爭。但我沒有想到英國衰落得這么快，從去年脫歐公投，到最近英國新首相梅姨要冒險搞中期選舉，結果是悲劇性的。英國實際上存在很多問題，而且民粹主義越來越嚴重，也帶來了很大的代價。

我跟英國學者說，我是真的替你們擔心，我非常鄭重地向你們推薦中國的協(xié)商民主模式。因為其實贊同和反對脫歐的支持率其實差距很小，在這個情況下不適合公投，而是協(xié)商。再這樣公投下去，十年后大不列顛是否還存在都會是一個問題。

我預測西方今天這個民主模式可能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曇花一現(xiàn)。這個預測是否準確有待證明。我曾經多次撰文分析過西方政治制度的基因缺陷，今天時間有限，就不多闡述了，我相信我的預測將經得起歷史檢驗。

第五個預測是關于現(xiàn)代化是否會導致文化趨同。西方政治學有一個主流觀點，隨著全球化、自由化，世界各國的文化都會走向趨同，從生活習慣（如喝可口可樂、吃肯德基）到政治追求（如追求自由民主）。但我認為不是這樣的。下面再放一段當時辯論的視頻：

“現(xiàn)代化導致文化趨同，這是西方政治學的一個觀點。但從經驗角度來分析的話不一定靠得住。以中國為例，比如大家都以為中國人都在忙著現(xiàn)代化，忙著賺錢，突然前兩年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大家都在里面找到了感覺，這是非常具有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歌，美國人不會唱的。中國人傳統(tǒng)的核心是家的概念，中國人為家庭會付出不知道比美國人大多少倍的犧牲。換句話說不管現(xiàn)代化發(fā)展到什么程度，一個民族的文化精髓，核心的東西是不會改變的，也不應該改變，否則世界就變得非常枯燥了，特別像中國這樣一種強勢文化，怎么改變得了？一個是麥當勞文化，一個是八大菜系文化，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他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辦法收編他，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的看法。”

“我是很欣賞英國政治哲學家埃德蒙·伯克，他的觀點一貫是任何制度的變更一定要從自己的傳統(tǒng)來延伸而來。我自己覺得，為什么我們尊重自己的文化，核心是文化底蘊的背后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識。我們今天的知識比起過去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我們今天小學生的知識可能都超過了孔子超過了蘇格拉底，但是智慧并沒有增長多少。我想我有一個善意的建議——但福山教授不會接受：您講的現(xiàn)代政治秩序的三個要素——國家、問責制和法治，恐怕上面還要加上一個‘某種智慧’。

比如說我觀察美國，美國打了這么多仗，從戰(zhàn)術上來講，是贏的，但從戰(zhàn)略上講幾乎都沒有贏，實際上某種程度上是智慧的問題。越南戰(zhàn)爭是這樣，阿富汗戰(zhàn)爭是這樣，伊拉克戰(zhàn)爭也是這樣，還有其他的戰(zhàn)爭，所以我覺得恐怕要更多地強調一些智慧的原因。

不久前我去德國講課，一個德國經濟學家跟我講了一段故事，說最近默克爾總理問他，為什么德國沒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德國的經濟學家說：總理呀，你不要擔心，有一流的經濟學家，就不會有一流的經濟了。換句話說是經濟學出了問題，出了很大的問題。在西方產生的社會科學中，我自己覺得經濟學可能是相對而言更接近一點真理的科學，因為它最接近自然科學，什么都可以用數(shù)學模式來表示。坦率地講，我覺得西方延伸出很多的社會科學，如政治學，跟經濟學相比恐怕離真理更遠，所以我們要大膽地探索話語的創(chuàng)新，這點我跟福山教授是一樣的，他現(xiàn)在也在沖破傳統(tǒng)的西方政治學的范圍，從他這本新書就可以看到，他是用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考古學等等綜合地來探討。我覺得這種努力很值得肯定，我也非常尊重，盡管一些觀點我不完全同意。

當然我自己也好，我認識的朋友也好，我們想做的事情是走得更加遠一點，我們確實是在質疑整個西方的話語體系。我們覺得在這樣的努力中，我們并不是要證明我們怎么好，西方怎么差，也不是希望西方證明他怎么好，我們怎么差。我是覺得我們需要有一種人類社會的努力來解決現(xiàn)在世界面臨的巨大挑戰(zhàn)，從消除貧困問題，到文明沖突問題，到氣候變化問題，到城市化帶來的弊病等等新的問題。西方的智慧確實不夠用了，東方的智慧應該作出自己的貢獻。”

我這番講話中有兩點，請大家特別注意。

第一點，我說中國文化是八大菜系文化，美國文化是麥當勞文化，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他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辦法收編它。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文化自信。麥當勞文化有其長處，如標準化制作、統(tǒng)一的中央廚房、明亮歡快的色彩等，但麥當勞文化就是麥當勞文化，它的深度、廣度和厚度是無法和八大菜系比擬的。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它是世界上連續(xù)時間最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xiàn)代國家的結合。我最近推出的《文明型國家》就是全面論述這個觀點的。

中國任何一個成功之處，包括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后面都有數(shù)千年文化的積淀，同時又借鑒了其他文明的長處，所以它一定是超越西方模式的。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有其特別的規(guī)模效應，今天的中國事實上正在重新界定什么是現(xiàn)代化，什么是現(xiàn)代性，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良政，就像觀察者網正在重新界定什么是一流的時政網站。

第二點，福山先生認為現(xiàn)代政治秩序需要三個要素——國家、問責制和法治，我建議他再加上“某種智慧”。如果說今天他來問我，“某種智慧”指什么，我大概會這樣說：在21世紀的政治制度競爭大概主要看這么三點，這也是我對中國模式的一種總結。

一是看你這個國家有沒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如果這個國家有這樣的力量，勝出的可能就比較大，如果沒有，走衰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坦率地說，中國有，而美國已經沒有了。

二是看你能否既發(fā)揮好市場的作用，也發(fā)揮好政府的作用，使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經濟才能真正成功。單靠市場經濟，或單靠政府的作用，都無法真正成功。

三是看一個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在21世紀所面臨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的挑戰(zhàn)，沒有這樣的能力，你的社會將是分裂的，你的體制將是僵化的。世界各個國家都需要改革，而真正能夠推動改革的國家好像只有中國和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國家。

正是基于以上三點的比較，我更看好中國模式。

張教授為獲獎讀者贈送親筆簽名新書《文明型國家》

最后，我再談談我個人對福山的評價。他的優(yōu)點和不足都很明顯。

先說優(yōu)點。首先，在西方自由主義學者中，他的心態(tài)更為開放，更加愿意聽取不同的意見。他現(xiàn)在幾乎每年都到中國來，對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功，多次作過高度的評價。他私下也講過，他之所以經常來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時候，沒有預料到中國的崛起，他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帶來了中國的崛起。在這方面，他比我們國內很多自由主義學者要強得多。

第二，他也在努力突破西方政治學，特別是戰(zhàn)后形成的西方政治學過于專業(yè)化的局限，努力推動跨學科的綜合性政治研究。他《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涵蓋了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諸多領域。這代表了社會科學未來發(fā)展的方向。中國研究，或者叫中國學，也應這樣去做，非綜合，非跨界的研究根本說不清中國道路。

第三，福山原來是新保守主義陣營的大將，但他明確反對伊拉克戰(zhàn)爭，并因此而宣布與新保守主義陣營分道揚鑣。當然，他這種立場也源于他的認知，他反對龐大的社會改造工程，認為那才是保守主義的核心原則。在這一點上，他既是有見地的，也是有原則的。

不過，他的不足也很明顯。首先，他還是無法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影響，特別是黑格爾的線性歷史觀，還有黑格爾的西方自由與東方專制論，實際上當年中國學者嚴復就批評黑格爾，認為這種理論導致了西方對非西方國家的奴役。

第二，他缺少中國人講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精神，他喜歡理論推演，這本身不壞，也是學者都要下功夫做的事情，但中國人說“知行合一”，一定要接地氣，否則會犯常識性的錯誤，比如他說中東之春，背后是龐大的崛起的中產階級，這些國家哪里有什么龐大的中產階級。對于政治學研究來說，沒有實地考察的基本功，沒有對真實世界的整體把握，很難提出可以指導實踐的理論。

第三，他缺少對“歷史大勢”的準確把握，他比一般的西方政治學者高明很多，他關注到中國的崛起，并且在不同的場合贊揚中國奇跡，這和國內公知全然否定中國的一切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他還是邁不出這一步，就是世界正在迅速地進入后美國時代、后西方時代，而中國的全面崛起是世界進入后美國時代、后西方時代的一個主要標志，代表了世界發(fā)展的“歷史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