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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忠教授（右）與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在探討農村問題

    徐俊忠，哲學博士，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代哲學》雜志主編。系廣東南澳島中柱村人，恢復高考后首屆大學生。讀大學前，參加過漁業生產，當過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大學畢業后，一直在中山大學哲學系從事教學科研工作。曾掛職中共東源縣委副書記三年，任廣州大學副校長八年。

    劉學文，資深媒體人、策劃人，CCTV老故事頻道《榮耀中國》欄目出品人、總策劃，影響力英才（北京）國際文化發展中心秘書長。 

      “塘約道路”關乎著人們對于中國農村未來的思考。在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廣州，有一位對于農村有著深厚情結的學者，不僅他自己與他的學生關注塘約，還邀請《塘約道路》的作者王宏甲，給大學生講述關于塘約的故事和塘約道路的意義。他購買了一批《塘約道路》的書，不僅送給農村的“村官”朋友，還送給臺灣的學者。他，就是廣州大學原副校長、中山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教授徐俊忠。2017年5月16日，本報刊登了對徐俊忠教授的專訪（上），本期繼續推出對徐俊忠教授的專訪（下）。讓我們一起領略這位資深學者那交融著歷史、現實與未來維度的豐富內容與思考。

       農村是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 ——對話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徐俊忠（上）

貴州發現了塘約道路的意義，并旗幟鮮明地支持塘約道路，這就為更多“左文學”的涌現，創造了更加良好的社會生態

劉學文：隨著《塘約道路》一書在全國的宣傳，不少人對塘約村支書左文學的印象深刻。許多人問去哪里找這么優秀的村支書？對此結合地方實際，做好基層黨支部書記的培訓和黨員的培訓尤為重要。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徐俊忠：其實，人間何處無芳草？在我們共和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過英雄輩出的年代。為什么這樣的人物，現在會變得稀缺？關鍵還在于時勢的變化。當我們的社會還熱衷于把人預設為利己的理性人時，社會必定彌漫著利己主義的風氣。當政策仍然停留在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時，共同富裕的帶頭人就必定是稀缺的。但是，我們的國家畢竟是一個浸潤著社會主義價值思想幾十年的國家，中國共產黨也仍然堅持立黨為公的倡導，因此，即使在盛行個人發家致富的社會背景下，仍然會有一批忠誠于社會主義理想、帶領群眾共同富裕的優秀基層干部。
     

我拜會過的黑龍江興十四村的書記付華廷、河北周家莊的書記雷宗奎、河南南街村的書記王宏斌、山東代村的書記王傳喜，等等，就是他們中的杰出代表。所以，我認為，產生左文學這樣的優秀農村基層村支書并非特例。只要國家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旗幟，共同富裕成為社會珍惜的共同價值，依靠集體經濟的發展成為解決農村問題的一種重要選擇，各地就會涌現出許許多多的“左文學”。
   

當然，在我國當前的狀況下，普遍形成這種大勢，仍需一個過程。為此，通過各地對于農村基層黨支部書記和黨員的培訓，不斷傳播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灌輸我黨立黨為公的宗旨，幫助更多的“左文學”的涌現，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仍然相信時勢和大局的作用。貴州發現了塘約道路的意義，并旗幟鮮明地支持塘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種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時勢與大局，這就為更多“左文學”的涌現，創造了更加良好的社會生態。在我們的農村社會中，并不缺乏有社會擔當的先進分子，關鍵還在于社會發展大勢的營造。
     

我認為，在農村干社會主義離不開一大批“左文學”，然而，社會主義理想的最終達成，并非像一些批評者所說的，是維系于個別杰出人物的出現上的。民心所向是形成社會發展大勢的重要基礎，制度的建構與成熟，則是社會主義事業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毛澤東當年在領導中國進行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時，就非常清醒地告誡大家：“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行，還要研究解決制度問題。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二卷，第529頁）。所以，我們說，社會主義理想的最終達成，要靠人，也靠制度。只有把人的培養和制度的建構兩個方面，很好地結合起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才有持續蓬勃發展的明天。

      塘約提出以農村集體經營為基礎的發展方案，對于深化農村改革令人鼓舞

     劉學文：您一直以來都致力于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的研究，您認為塘約道路對于深化農村改革有那些現實意義？

     徐俊忠：在全國都在尋找如何有效擺脫由“分田模式”而來的農村發展困境出路的大背景下，塘約提出以農村集體經營為基礎的發展方案，并且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其對于深化農村改革，意義當然令人鼓舞。

     可以說，自從小崗村的“分田模式”泛化以來，人們對于農村集體經營模式，是缺乏理性思考的。在改革開放前的農村集體經營發展的過程中，在很長時間里，大部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被捆住手腳的。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不難理解以下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幾點基本內容：

     一是中國農村必須走集體化的道路。這既有人多地少的國情制約因素，也有國家“統購統銷”政策實施碰到巨大困難的原因。在人多地少的國情下，靠一家一戶去耕種人均不多的土地，根本無法滿足農民經濟解放的要求。廣東土改后，全省貧農的人均農地僅為1.3畝，加上當時農業生產條件很落后，一家一戶的生產方式，正常年景，也許可以勉強過日子，但幾乎沒有什么防抗災荒的能力，更談不上經濟上大翻身或者說“經濟解放”。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國家為了確保工業化發展目標的實現，不得不實施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在個體家庭生產的條件下，實施這一政策，等于國家直接面對著1.2億農戶去征收公、購糧。這不僅把國家推到了與農民的直接利益沖突之中，而且在管理上，幾乎面臨著無法處理得好的天量般的行政性事務壓力。所以，農村集體化道路的選擇，絕對不是哪一位國家領導人頭腦發熱的產物。
   

二是農村的集體化經營必須堅持“精耕細作”和“多種經營”的產業發展方針。到了人民公社時期，這一方針的提法是“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農林牧副漁”均屬于農業的范疇，它意味著農業的發展應該種、養結合，而不是單純的種植業，當然更不是像后來那樣，被壓縮到單一的糧食作物種植上。“工農商學兵”則有另外獨特的意義。抽去其中的“學”（即辦學）和“兵”（即民兵）的內容，就是“農工商”的結合。毛澤東對此有非常自覺和明確的說法：我們的人民公社不能辦成蘇聯的集體農莊。蘇聯集體農莊只搞農業，不搞工業，農業又搞廣種薄收。由此可見，不論搞“精耕細作”和“多種經營”，還是實行“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一個明確的基本思想就是組織起來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能只搞農業，更不能把農業限定在種植業上，尤其不能限制在只種植糧食作物上。但是，自從1962年以來，我們的農村恰恰就是被引導到單純的農業上來，而且是單一的糧食種植道路上來。這里面有著深刻的歷史教訓需要后人去反思。但不論如何，就當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初心設計，其產業方針就是種養結合，加“農工商”的結合。
   

三是“政社合一”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改造相統一的治理思路。“政社合一”，既是為了行政效率，也是為了節約行政成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相統一的治理思路，體現了農村改造與建設的綜合性要求。依據這種思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僅要搞好產業發展，還要致力于農村道路交通、郵政、廣播、水文等網絡建設，要組織“掃盲”識字學文化，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組織農村文化體育活動，推廣移風易俗，搞勤儉持家教育等等。因為只有這樣做，農村才能逐漸達成好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社會生態，才能逐步告別被人標定為“愚貧弱私”的局面。即使從今天的視野來看，我認為，這樣的農村發展方案依然是光輝四射的。

      塘約道路的最大意義就是以其成功的實踐，接通了共和國“兩個三十年”農村發展的基本邏輯

     劉學文：從歷史到現實，特別是在“分田模式”思想的主導下，我國農村的發展道路選擇，一直處于摸索狀態。您認為塘約道路的出現，具有什么樣的特殊意義？
     徐俊忠：塘約道路某種意義上就是上述發展方案在新時期的實踐和光大。所不同的是，通過改革開放的洗禮和積淀，實踐這種方案的條件更加成熟、配套和寬松。尤其是束縛農村手腳的“統購統銷”政策的取消，“社隊企業”發展徹底松綁。因此，對于當前深化農村改革來說，塘約道路的最大意義就是以其成功的實踐，接通了共和國“兩個三十年”農村發展的基本邏輯。大家都知道，“后三十年”雖然有“分田模式”的主導，但大家不要忘記鄧小平同志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提出農村發展“兩個飛躍”的構想。塘約道路的實踐恰恰說明了“第二個飛躍”思想的科學預見性，也為克服農村由“分田模式”所導致的農田與生產的碎片化，老人、兒童、婦女留守化，村政治理劣質化等等困難，展現了一種新的有效方案與前景。因此，塘約道路的意義既有歷史的，也有現實的；既有經濟的，也有政治的。
   

同時，我非常欣賞塘約道路堅持農民主體論的發展思想。這些年來，我們的社會彌漫著精英史觀，瞧不起農民，甚至類似于“愚貧弱私”的指責也不絕于耳。其實這是一種“致命的自負”。在這種不好思想的影響下，很少有人想到要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去解決農村發展的困難。他們想到的是“資本下鄉”“龍頭企業”“大戶帶動”等等。其實，資本的本性，不是扶貧，而是增值。支持龍頭企業和大戶發展，正如《塘約道路》所說的，是扶強。能否通過扶強而達到扶貧的帶動效應呢？至少成功的案例不多，鬧得遍地雞毛的事件卻不少。
   

塘約道路與此完全不同。它堅持農民主體論，實際上建構了一種以集體經營為經濟基礎的民有、民創、民管、民享的農村發展模式。在這一模式中，農民是主體，基層黨支部是核心，面向市場全面發展在地多樣化產業，實行村社一體，有效實施農村的綜合改造與建設，使農村重新成為農民安居樂業的家園。可以說，這是任何以單一的經濟效益為追求的外來資本、“龍頭企業”以及“大戶帶動”模式都不可能具有的功能和不可能達成的目標。我們必須堅信：農民，只有農民，才是實現中國農村持續繁榮發展的主體力量。

      塘約道路重新開啟了我們對于農村意義的認識：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為

     劉學文：面向未來，農村必將成為新中國最有發展潛力和活力的地方之一。透過塘約道路，您對中國農村的未來發展有什么樣的期待？

徐俊忠：塘約的實踐還再次提醒我們，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在農村出現了土地撂荒、村政凋敝、民生困頓、大量勞動力抽離農村等危機性現象時，資本卻從中看到了商機，并大肆下鄉圈地、開發。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現象。對于農村是否具有開發價值的問題，由資本大規模下鄉已經得到肯定的回答。問題在于以資本大規模下鄉的方式去開發，對于中國來說，不是一種好的方式。至少有兩點是明顯的。
   

其一，資本下鄉形成的農業只能是非在地性的雇傭農業，這一農業形式根本失去“勞動積累”的可能，由此必定成為一種成本相對較高的農業。資本是無法擺脫逐利本性的，一旦逐利出現問題，勢必導致土地開發的“非糧化”，甚至“非農化”。這對于人多地少的中國，基本就是一個無法接受的結果。
   

其二，資本下鄉圈地開發，還造成大量失地農民。盡管我們的土地在法律上只讓農民擁有承包權，但由于設計了土地經營權的流轉環節，資本可以通過這個環節而長期獲得經營土地權。這實際上就開始疏離和切斷農民與土地的聯系。從歷史上看，農民失地正是許多社會危機的重要根源。我們看到，許多地方政府基于土地年度流轉考核指標的壓力，正在向資本下鄉敞開大懷。但由資本下鄉所造成的利益沖突、矛盾以及對于政府形象的消極影響，也日益突出。
   

塘約道路與此截然相反，“七權同確”創造了在地化、集體性的農田集中連片開發，它具有資本開發所無法比擬的成本優勢。多種在地化產業的開發和產業價值鏈的延伸，也以資本下鄉所不可能具有的地緣、人員和業緣優勢，使農村的各種資源和潛在資源得到全面激活。向來被各級政府當作沉重壓力的勞動力出路，不僅得到化解，而且人又被當作最寶貴的！
   

更為重要的是，這里創造的價值，屬于民創、民管和民享的。這就為百姓生活、環境等方面的改善，為和諧社會的實現，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所以，我認為，塘約道路也重新開啟了我們對于農村的意義的認識：那里是一個廣闊的天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關鍵的問題還在于要有正確的思想、政策和具體實施的措施！ 

農村是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 ——對話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徐俊忠（上）

貴州發現了塘約道路的意義，并旗幟鮮明地支持塘約道路，這就為更多“左文學”的涌現，創造了更加良好的社會生態

劉學文：隨著《塘約道路》一書在全國的宣傳，不少人對塘約村支書左文學的印象深刻。許多人問去哪里找這么優秀的村支書？對此結合地方實際，做好基層黨支部書記的培訓和黨員的培訓尤為重要。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徐俊忠：其實，人間何處無芳草？在我們共和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過英雄輩出的年代。為什么這樣的人物，現在會變得稀缺？關鍵還在于時勢的變化。當我們的社會還熱衷于把人預設為利己的理性人時，社會必定彌漫著利己主義的風氣。當政策仍然停留在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時，共同富裕的帶頭人就必定是稀缺的。但是，我們的國家畢竟是一個浸潤著社會主義價值思想幾十年的國家，中國共產黨也仍然堅持立黨為公的倡導，因此，即使在盛行個人發家致富的社會背景下，仍然會有一批忠誠于社會主義理想、帶領群眾共同富裕的優秀基層干部。
   

我拜會過的黑龍江興十四村的書記付華廷、河北周家莊的書記雷宗奎、河南南街村的書記王宏斌、山東代村的書記王傳喜，等等，就是他們中的杰出代表。所以，我認為，產生左文學這樣的優秀農村基層村支書并非特例。只要國家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旗幟，共同富裕成為社會珍惜的共同價值，依靠集體經濟的發展成為解決農村問題的一種重要選擇，各地就會涌現出許許多多的“左文學”。
   

當然，在我國當前的狀況下，普遍形成這種大勢，仍需一個過程。為此，通過各地對于農村基層黨支部書記和黨員的培訓，不斷傳播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灌輸我黨立黨為公的宗旨，幫助更多的“左文學”的涌現，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仍然相信時勢和大局的作用。貴州發現了塘約道路的意義，并旗幟鮮明地支持塘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種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時勢與大局，這就為更多“左文學”的涌現，創造了更加良好的社會生態。在我們的農村社會中，并不缺乏有社會擔當的先進分子，關鍵還在于社會發展大勢的營造。
   

我認為，在農村干社會主義離不開一大批“左文學”，然而，社會主義理想的最終達成，并非像一些批評者所說的，是維系于個別杰出人物的出現上的。民心所向是形成社會發展大勢的重要基礎，制度的建構與成熟，則是社會主義事業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毛澤東當年在領導中國進行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時，就非常清醒地告誡大家：“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行，還要研究解決制度問題。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二卷，第529頁）。所以，我們說，社會主義理想的最終達成，要靠人，也靠制度。只有把人的培養和制度的建構兩個方面，很好地結合起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才有持續蓬勃發展的明天。

      塘約提出以農村集體經營為基礎的發展方案，對于深化農村改革令人鼓舞

劉學文：您一直以來都致力于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的研究，您認為塘約道路對于深化農村改革有那些現實意義？

徐俊忠：在全國都在尋找如何有效擺脫由“分田模式”而來的農村發展困境出路的大背景下，塘約提出以農村集體經營為基礎的發展方案，并且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其對于深化農村改革，意義當然令人鼓舞。
   

可以說，自從小崗村的“分田模式”泛化以來，人們對于農村集體經營模式，是缺乏理性思考的。在改革開放前的農村集體經營發展的過程中，在很長時間里，大部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被捆住手腳的。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不難理解以下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幾點基本內容：

一是中國農村必須走集體化的道路。這既有人多地少的國情制約因素，也有國家“統購統銷”政策實施碰到巨大困難的原因。在人多地少的國情下，靠一家一戶去耕種人均不多的土地，根本無法滿足農民經濟解放的要求。廣東土改后，全省貧農的人均農地僅為1.3畝，加上當時農業生產條件很落后，一家一戶的生產方式，正常年景，也許可以勉強過日子，但幾乎沒有什么防抗災荒的能力，更談不上經濟上大翻身或者說“經濟解放”。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國家為了確保工業化發展目標的實現，不得不實施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在個體家庭生產的條件下，實施這一政策，等于國家直接面對著1.2億農戶去征收公、購糧。這不僅把國家推到了與農民的直接利益沖突之中，而且在管理上，幾乎面臨著無法處理得好的天量般的行政性事務壓力。所以，農村集體化道路的選擇，絕對不是哪一位國家領導人頭腦發熱的產物。
   

二是農村的集體化經營必須堅持“精耕細作”和“多種經營”的產業發展方針。到了人民公社時期，這一方針的提法是“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農林牧副漁”均屬于農業的范疇，它意味著農業的發展應該種、養結合，而不是單純的種植業，當然更不是像后來那樣，被壓縮到單一的糧食作物種植上。“工農商學兵”則有另外獨特的意義。抽去其中的“學”（即辦學）和“兵”（即民兵）的內容，就是“農工商”的結合。毛澤東對此有非常自覺和明確的說法：我們的人民公社不能辦成蘇聯的集體農莊。蘇聯集體農莊只搞農業，不搞工業，農業又搞廣種薄收。由此可見，不論搞“精耕細作”和“多種經營”，還是實行“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一個明確的基本思想就是組織起來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能只搞農業，更不能把農業限定在種植業上，尤其不能限制在只種植糧食作物上。但是，自從1962年以來，我們的農村恰恰就是被引導到單純的農業上來，而且是單一的糧食種植道路上來。這里面有著深刻的歷史教訓需要后人去反思。但不論如何，就當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初心設計，其產業方針就是種養結合，加“農工商”的結合。
   

三是“政社合一”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改造相統一的治理思路。“政社合一”，既是為了行政效率，也是為了節約行政成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相統一的治理思路，體現了農村改造與建設的綜合性要求。依據這種思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僅要搞好產業發展，還要致力于農村道路交通、郵政、廣播、水文等網絡建設，要組織“掃盲”識字學文化，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組織農村文化體育活動，推廣移風易俗，搞勤儉持家教育等等。因為只有這樣做，農村才能逐漸達成好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社會生態，才能逐步告別被人標定為“愚貧弱私”的局面。即使從今天的視野來看，我認為，這樣的農村發展方案依然是光輝四射的。

塘約道路的最大意義就是以其成功的實踐，接通了共和國“兩個三十年”農村發展的基本邏輯

劉學文：從歷史到現實，特別是在“分田模式”思想的主導下，我國農村的發展道路選擇，一直處于摸索狀態。您認為塘約道路的出現，具有什么樣的特殊意義？
   

徐俊忠：塘約道路某種意義上就是上述發展方案在新時期的實踐和光大。所不同的是，通過改革開放的洗禮和積淀，實踐這種方案的條件更加成熟、配套和寬松。尤其是束縛農村手腳的“統購統銷”政策的取消，“社隊企業”發展徹底松綁。因此，對于當前深化農村改革來說，塘約道路的最大意義就是以其成功的實踐，接通了共和國“兩個三十年”農村發展的基本邏輯。大家都知道，“后三十年”雖然有“分田模式”的主導，但大家不要忘記鄧小平同志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提出農村發展“兩個飛躍”的構想。塘約道路的實踐恰恰說明了“第二個飛躍”思想的科學預見性，也為克服農村由“分田模式”所導致的農田與生產的碎片化，老人、兒童、婦女留守化，村政治理劣質化等等困難，展現了一種新的有效方案與前景。因此，塘約道路的意義既有歷史的，也有現實的；既有經濟的，也有政治的。
   

同時，我非常欣賞塘約道路堅持農民主體論的發展思想。這些年來，我們的社會彌漫著精英史觀，瞧不起農民，甚至類似于“愚貧弱私”的指責也不絕于耳。其實這是一種“致命的自負”。在這種不好思想的影響下，很少有人想到要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去解決農村發展的困難。他們想到的是“資本下鄉”“龍頭企業”“大戶帶動”等等。其實，資本的本性，不是扶貧，而是增值。支持龍頭企業和大戶發展，正如《塘約道路》所說的，是扶強。能否通過扶強而達到扶貧的帶動效應呢？至少成功的案例不多，鬧得遍地雞毛的事件卻不少。
   

塘約道路與此完全不同。它堅持農民主體論，實際上建構了一種以集體經營為經濟基礎的民有、民創、民管、民享的農村發展模式。在這一模式中，農民是主體，基層黨支部是核心，面向市場全面發展在地多樣化產業，實行村社一體，有效實施農村的綜合改造與建設，使農村重新成為農民安居樂業的家園。可以說，這是任何以單一的經濟效益為追求的外來資本、“龍頭企業”以及“大戶帶動”模式都不可能具有的功能和不可能達成的目標。我們必須堅信：農民，只有農民，才是實現中國農村持續繁榮發展的主體力量。

      塘約道路重新開啟了我們對于農村意義的認識：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為

劉學文：面向未來，農村必將成為新中國最有發展潛力和活力的地方之一。透過塘約道路，您對中國農村的未來發展有什么樣的期待？
   

徐俊忠：塘約的實踐還再次提醒我們，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在農村出現了土地撂荒、村政凋敝、民生困頓、大量勞動力抽離農村等危機性現象時，資本卻從中看到了商機，并大肆下鄉圈地、開發。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現象。對于農村是否具有開發價值的問題，由資本大規模下鄉已經得到肯定的回答。問題在于以資本大規模下鄉的方式去開發，對于中國來說，不是一種好的方式。至少有兩點是明顯的。
   

其一，資本下鄉形成的農業只能是非在地性的雇傭農業，這一農業形式根本失去“勞動積累”的可能，由此必定成為一種成本相對較高的農業。資本是無法擺脫逐利本性的，一旦逐利出現問題，勢必導致土地開發的“非糧化”，甚至“非農化”。這對于人多地少的中國，基本就是一個無法接受的結果。
   

其二，資本下鄉圈地開發，還造成大量失地農民。盡管我們的土地在法律上只讓農民擁有承包權，但由于設計了土地經營權的流轉環節，資本可以通過這個環節而長期獲得經營土地權。這實際上就開始疏離和切斷農民與土地的聯系。從歷史上看，農民失地正是許多社會危機的重要根源。我們看到，許多地方政府基于土地年度流轉考核指標的壓力，正在向資本下鄉敞開大懷。但由資本下鄉所造成的利益沖突、矛盾以及對于政府形象的消極影響，也日益突出。
   

塘約道路與此截然相反，“七權同確”創造了在地化、集體性的農田集中連片開發，它具有資本開發所無法比擬的成本優勢。多種在地化產業的開發和產業價值鏈的延伸，也以資本下鄉所不可能具有的地緣、人員和業緣優勢，使農村的各種資源和潛在資源得到全面激活。向來被各級政府當作沉重壓力的勞動力出路，不僅得到化解，而且人又被當作最寶貴的！
   

更為重要的是，這里創造的價值，屬于民創、民管和民享的。這就為百姓生活、環境等方面的改善，為和諧社會的實現，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所以，我認為，塘約道路也重新開啟了我們對于農村的意義的認識：那里是一個廣闊的天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關鍵的問題還在于要有正確的思想、政策和具體實施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