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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從李德生等老一輩革命家身上，我們很容易明白，即使在革命最艱苦的時期為什么都會有那么多的人選擇跟著共產黨走，堅定不移地走上革命道路，因為他們時時刻刻都在用自己的行動影響著大家。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周年的日子里，懷念和回顧革命先輩的豐功偉績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在我軍眾多的將星里，有一位高級將領的經歷特別應引起人們的關注。

他，

14歲，1930年時參加紅軍；

22歲，1938年任連長；

24歲，1940年任營長；

27歲，1943年任團長；

30歲，1946年旅長；

33歲，1949年，任師長；

36歲，1952年，任志愿軍第12軍副軍長，指揮上甘嶺戰役第二階段；

38歲，1954年，任第12軍軍長；

52歲，1968年，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53歲，1969年，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54歲，1970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55歲，1971年，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在此期間，直接協助周恩來總理處理“九Ÿ一三”事件；

57歲，1973年，在黨的十大上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年底調任沈陽軍區司令員；

59歲，1975年，籌劃建設我國第一支預備役部隊，走遍東北白山黑水；

69歲，1985年，建設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任首任政委、黨委書記；

……

以上是李德生同志各個時期的簡歷，李德生是我黨我軍卓越的領導人，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國務院業務組成員、總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沈陽軍區司令員、國防大學政委等黨政軍要職，是中國革命史上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

1930年，年僅14歲的李德生就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先后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曾參加和指揮過許多重要戰斗、戰役。其中有不少至關重要的戰斗、戰役至今仍為人所樂道。

如，1942年5月，掩護八路軍總部突圍的十字嶺戰斗。當時兩萬余日軍突襲八路軍總部，在四面被圍，日軍兵力十幾倍于我軍的情況下，時任營長的李德生指揮部隊堅決阻擊日軍進攻，成功掩護八路軍總部突出重圍，更令人驚奇的是，在八路軍總部突圍后，他又成功指揮全營突出日軍包圍圈，最大限度減小了我軍的損失。

雖然我曾讀過不少人寫的關于紀念李德生的文章和回憶，但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激烈、驚險的戰斗，而是人們對他不約而同的評價，都認為他無論是當戰士時還是后來身居高位，始終保持著平易近人、艱苦樸素的作風，接觸過、了解他的人都認為他公道正派、光明磊落，始終榮辱不驚，以大局為重，從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

是什么樣的原因使這位老革命家一生都保持著這樣的作風呢？我黨一向強調要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但隨著環境的變化和條件的改善，部分黨員領導干部的地位變了，作風也隨之改變，脫離群眾、講究吃喝享受的現象時有發生。每當看到這種現象，我都在思索與李德生等老一輩革命家相比，為什么他們能始終如一的保持黨的優良作風長期不變？而我們現在的人卻很難做到？帶著這些疑問，我仔細閱讀了《李德生回憶錄》，從中找到了答案。秘密就在于堅定的信念和紅軍初建時期領導干部給他留下的深刻影響。

紅軍時期的作風

堅定的信念來源于日常的所見所聞，李德生同志回憶參加紅軍的初期，作為一名戰士，他的各級領導對他日后的行為產生了很大影響，雖然這些領導的表現具體各有不同，但歸納起來，都體現了率先垂范、以身作則的精神在里面。這不禁令我想起我們常聽到的一句話，要求下屬做到的，領導首先做到。率先垂范、以身作則就是最無言的激勵，它能夠影響人的一生。李德生在回憶錄中多次提到越是艱難困苦的時候，越能發揮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這種政治工作不僅僅是一次次的會議、層層的傳達，關鍵就看領導的行動。李德生回憶在紅軍長征，過雪山草地最艱難的時候，部隊各級黨團組織開展生動有力的宣傳鼓動工作，干部隨時碰頭，黨、團小組每天邊行軍，邊研究班、排思想情況，講任務，提要求，喊宣傳鼓動口號，組織強弱互助，要求黨員發揮模范作用，帶頭克服困難，遵守紀律，開展團結互助活動。

這些可不只是說說而已，而是切實體現在領導干部的行動中。李德生在回憶過雪山時寫道：“從總部到師、團的領導干部，人人都把馬匹讓給傷病員騎，許多干部爭著抬擔架，攙扶病員。徐向前、陳昌浩等首長，每天拄著木棍和我們一起行軍，了解情況，鼓舞士氣。每當看到這些，部隊的情緒立即高漲起來。”多么簡單的場景，多么有效的行動和影響。在那種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如果領導干部都享受在前，吃苦在后，普通紅軍戰士會做何感想？部隊還能維持下去？還能有戰斗力？如果是那樣的話，根本就不會有后來舉世震驚的萬里長征了。

類似的情況放到現在，各級領導干部是不是還能依然如此？我相信有些人的確能做到，但也有些人做不到。如果領導干部在大會上強調如何清正廉明，艱苦樸素，但會后便我行我素，貪圖享樂，拈輕怕重，這對普通黨員、群眾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百個傳達落實上級精神的會議，不如領導干部的一個行動更有說服力。

《李德生回憶錄》中還有一個場景令人印象深刻，還是在紅軍過雪山時，“到了山頂，雪越下越大，積雪越來越厚，天黑路滑，難以行走，部隊住了一個晚上。部分傷員、病號，擠住在先遣隊搭建的草棚里，絕大多數人就在雪地里過夜。大家把積雪推掃到一邊，搞成個雪窩。有的用油布和稻草鋪在地上睡，有的就坐著休息。不一會兒，一個個全成了雪人。團政委張成臺和我們擠靠在一堆篝火旁。……第二天清早清點人數，還是發現有的戰友躺著沒起來，扒開雪一看，他們已永眠于大巴山上。”團政委和普通戰士一起擠坐在雪地中過夜，這是怎樣的一種場景！領導干部無聲的行動就這新激勵了一批批的紅軍戰士，激勵著大家走過雪山，走過草地，走到延安，走到西柏坡，走到北京，走出一個新中國。

化裝親入日軍據點

抗日戰爭期間李德生同志任太行2分區30團團長，深入虎穴親自偵察日軍馬坊據點的事，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馬坊鎮位于山西壽陽、昔陽等三縣交界處，日軍在這里修建了強固的據點，控制壽（陽）昔（陽）公路。這個據點建成后，在這里駐扎的日軍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我軍早想拔除馬坊據點，為民除害。但由于各種原因，一直未能成功。李德生任30團團長后為打好馬坊殲滅戰，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進行各種準備工作，其間，為掌握一手情況，身為團長的李德生提出要親自進入馬坊鎮據點偵察。當時的太行2分區首長認為一個團長要進入日軍據點偵察極為危險，不同意他親自前往。后經他再三要求，才予以批準。李德生化裝成送菜的農民，在地下黨員的配合下，以給日軍送菜的名義進入馬坊據點，掌握了據點的兵力分布、火力配置等重要情況。根據這些情報，30團成功殲滅了馬坊據點內的日軍，拔除了這個危害幾縣人民數年的“人間地獄”。

發現和總結“郭興福教學法”

親自到一線了解情況，掌握一手資料是李德生多年來處理各種事務的習慣。在戰爭年代他親自到一線偵察，和平時期，他同樣保持了這樣的習慣。在任12軍軍長時，李德生每年都要以一半時間，有時甚至七、八個月的時間深入部隊，蹲點跑面，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和平時期，提高部隊戰斗力，主要靠訓練。但一段時間里，部隊的訓練缺乏靈活性，搞模式化。有的部隊為在考核中有好成績，在訓練時專找無風無雨的天氣進行。還有不少部隊在考核時，抽調平時訓練成績優秀的士兵臨時組成排、班，以圖爭取好成績。這些情況普遍存在于各個部隊中，我軍實際戰斗力水平不但沒有得到提升，反而有下降趨勢。這樣的練出來的部隊，怎能拉到戰場上作戰？

李德生在調研中發現了這個問題后，親自下到連隊，和連隊官兵同吃同住，找人談心，共同分析問題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他發現當時任副連長的郭興福不但有實戰經驗，而且上過軍校，受過嚴格的科班訓練，有一定教學經驗，在訓練中吃苦耐勞，能以身作則，是一個能夠承擔訓練試點的好苗子。李德生就與郭興福一同研究問題，你問我答，我問你答，分析訓練的問題到底在哪里。同時發動基層干部戰士共同參與改進訓練方法，找問題，找不足，出主意，提建議。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終于形成了郭興福教學法，這一教學法最早在12軍進行了推廣，后來又向南京軍區、全軍推廣，在1960年代初掀起了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熱潮。這一教學法為改進我軍訓練方式，提高戰士訓練水平，提高部隊戰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而這樣的教學法同樣是李德生深入基層，親身調研后發現、摸索、分析、總結的，是高級領導干部以身作則的重要體現。

巧妙平息安徽武斗

由于“文革”的到來，全國陷入一片混亂，到處都有武斗事件發生。當時的安徽蕪湖是武斗尤其激烈的地方。已任12軍軍長的李德生奉中央命令，率部緊急進入蕪湖平息武斗。聽到12軍進入蕪湖的消息后，當地有的組織有所收斂，但有的組織在市內占據樓房，建立工事，架設機槍，布設障礙，準備大打，而且他們還要求李德生要親自接見他們，不過不是在軍部接見，而是到他們的武斗據點里，而且只準一人前來。這是一個相當荒唐的要求，但為順利平息武斗，最大限度地避免傷亡，李德生力排眾議，答應了武斗組織的要求，就像戰爭年代那樣親自來到武斗據點下，順著樓上放下的一條竹梯進入據點，給武斗人員做工作。李德生在據點里對他們進行了批評和教育，指出這種行為帶來的危害。參與武斗的骨干紛紛表示要聽李軍長的，第二天就開始上繳武器，拆除工事。蕪湖的大規模武斗終于以最理想的方式得以平息。

“文革”中武斗的規模和激烈程度雖然不及真正的戰爭，但畢竟武斗是在群眾組織之間進行的，如何以最小的代價解決這個問題成為當時許多地區的難題。平息武斗又不能像戰場作戰一樣大打出手，既要執行好中央的政策，又要盡快解決這個問題。后來據當時了解現場情況的同志回憶，那時的情形真得很危險，因為武斗人員手里都有槍，而李德生就在他們的中間，并且手無寸鐵，如果有哪一人突然發難，后果真是難以預料。李德生孤身犯險，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動教育了大家。

以身作則是當好領導的關鍵

李德生還曾回憶，他剛參加紅軍的時候，他所在班的班長夏功富對他影響很大，因為每當部隊住下來后，班長要先把戰士安排好，把大家的事辦完，他自己才能睡。班長既是領導，又是兄長。在艱苦的情況下，部隊斗志不減，班長的思想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人們管班長叫“親兵之官”。李德生在回憶這位班長最后時寫道，“我當班長、排長、連長，總是不忘以他為榜樣，至今我還深深地懷念著他。”不知這位給李德生一生都有影響的老班長后來怎樣了。正因為在紅軍中有無數個這樣的班長，他們以自己的親身行動影響著數不清的紅軍戰士，這些戰士成長起來，又影響著下一批戰士。在軍隊中，普通戰士就是群眾，深入聯系群眾，領導干部就要以身作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通過自己的行動團結、激勵著每一個人，這就是我軍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到走到最終贏得革命勝利的最主要的秘密之一。

《李德生回憶錄》的最后一部分記錄了他在國防大學任政委時的實踐總結。在這個實踐總結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六十年后，他仍保持著參加革命時期的那些優良作風，這些實踐經驗包括：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搞好內外團結；領導干部做好表率。這些都是我們曾經反復聽過到的話語，但又有多少人能數十年如一日真正身體力行？大方向把握住了，保證前進時不會出太大的問題，即使有一些問題，也可以通過調整予以解決。搞好內外團結，實際上強調了領導干部，尤其是主要領導干部要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盡可能解決好各級干部、黨員的思想和實際問題，使大家團結一致。最后一條領導干部要做好表率仍是李德生數十年前剛參加紅軍時自我要求的一種反應，他做為國防大學首任黨委書記、政委明確提出，凡是要求教職員工和學員做到的，學校黨委和領導干部都要帶頭去做，只有這樣才有說服力。領導干部的以身作則實際上是團結廣大普通黨員和群眾的有效法寶。如果領導干部在大會上強調如何清正廉明，艱苦樸素，但會后便我行我素，貪圖享樂，拈輕怕重，這對普通黨員、群眾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百個傳達落實上級精神的會議，不如領導干部的一個行動更有說服力，更能影響人，更能說服人。

從李德生等老一輩革命家身上，我們很容易明白，即使在革命最艱苦的時期為什么都會有那么多的人選擇跟著共產黨走，堅定不移地走上革命道路，因為他們時時刻刻都在用自己的行動影響著大家。用自己的行動影響大家，這在今天對于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尤其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再次強調要密切聯系群眾，深入群眾，走群眾路線的時候，有著更為積極、深刻和重大的現實意義。如果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黨員真正能夠做到率先垂范、以身作則，那我們的社會風氣恐怕又是另外一個樣子。在新時期、新形勢下，各種利益、誘惑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黨員、干部是否能經得住這些誘惑，是否能夠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是否能夠以身作則，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把我們的事業推向前進，都將是長期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