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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80年代，領導體制由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書記、廠長）分工負責制，改為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工廠工人不準提干部。我當時是工廠的黨委書記，作為基層黨政干部，都習慣性的積極擁護，堅決貫徹執行上級的要求。但在具體工作中碰到一些棘手的難題，確實茫然，不知如何處理為好。

　　如，實行一長制后，我廠原廠長與外單位離休干部搞第二職業，辦了一個電子商務公司，沒啟動資金，時任廠長批條借出100萬元（約合現在6000多萬元）去深圳開發區進貨，運回長沙銷售。由于經營不善，虧本倒閉，收不回借款，職工群眾得知后，質問廠長和我。廠長說，我以為生產經營行政管理是我職責范圍內的事，書記管黨務政治思想工作，不需告知書記、黨委討論決定，錯了我負責任。

　　的確，過去曾發生過關于老工人分新房，當時僧多粥少，行政提出方案黨委討論。多數黨委委員不同意，幾經周折，只好少數服從多數處理了。這次借款問題，倒是省時省事，但又出了問題，到底如何執行一長新制。職工強烈反映，大家辛辛苦苦掙的錢，廠長大筆一揮丟百萬。“過去書記說了算，廠長受批判，現在廠長說了算，書記靠邊站。”到底誰說了算？

　　我親身經歷，改革開放轉型期間，黨和國家提出的新觀點、新方針、新政策，與人們的舊觀點、舊意識、舊習慣、矛盾叢生，我們基層黨委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跟不上行政工作改革形勢的需要，雖然上級一再號召解放思想，在實際工作中難于應對。

　　如，實行長廠負責制后，不能從工人中選拔干部。但已經由工人中提為干部干了多年，由于文革中停止招收大學生，沒有干部來源，工廠辦學校時期，請大學教師來工廠上大學課程，培養了20名有實際技術的工人，其中提了一些擔任中層領導干部。在工廠換屆中，將其中一名技術檢驗科長選拔為副廠長，報上級干部部考核合格后，以上級首長的名義正式文件命令下達提副廠長（以工代干），在廠大會上傳達后，職工群眾一片嗶然，驚愕不己。當事人連技術檢驗科長也不干了，下原車間干他的老本行鉗工，模型工了。這個事件影響寬廣和深遠不在此評說，可想而知。

　　我記得60年代，我廠一位技術權威他曾在上海交大上學高材生，對我說過，我當時是搞廠的人事工資工作的，美國對有絕技的高級技工非常重視，工資報酬可與大學教授相同，一般工程師的工資待遇就是五六級工相似。文化大革命前，我廠有3名老技術工人，在舊社會國民黨21兵工廠的尖子技工稱為“技佐”，雖然本行是車工、鉗工，但技術全面，均被提為工藝師與我廠的那個交大畢業全廠的技術權威齊名，工資一樣多，與后來的廠長工資待遇一樣。

　　再舉一個例子，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我當供應股長，工廠招收一批小青年，多數分配到車間當徒工，少數文化高的分到機關，分配在我股當計劃員、采購員、保管員。有的干一段時間不干了，要求去車間學徒，說是工作太復雜干不了，其實是他們來廠后看到工廠8級高級技工每月工資103.95元，我當股長才66元，雖然他們來機關當職員工資22元比學徒工18元還多了4元。他們看中的是那103元比66元多得多。雖然學徒工18元離那103元還得熬20多年以后的事，他們寧愿從長遠看有望頭。確實那時的工資政策規定，是向生產第一線傾斜，工人的工資高于一般干部，工廠的工資待遇一般比國家干部要高，（同級）軍隊干部待遇又高于國家和工廠的干部。

　　又如，實行一長制后，提出“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在老人工中引起尖銳的反應，說那不是又回到萬惡的舊社會，窮的窮，富的富嗎？我們領導向他們解釋，這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精神。他們反駁說，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是對的，那只能是過富裕生活，不可能富起來，我們在舊社會過來的人都知道一句流行的話，“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橫財就是剝削”，

　　我曾與一位從舊社會過來的老工人交談中說：“好好勞動就有好生活。”

　　他反駁說：“不一定，在舊社會過來的工人，沒好好干嗎？有好生活嗎？你沒有在舊社會當過工人、農民，地主、資本家才是富人，不搞剝削能成資本家，地主嗎？”

　　我說：“我家是租地主的土地耕種，一家人都為地主干活呢！現在是新社會，沒有地主資本家了。”

　　老工人說：“那你就是忘本了，你也想當資本家地主嘛！我們沒有可談的了。”

　　從此，他再也不與我主動親近了。他退休后回原籍老家，以后來過工廠，走后有人告訴我，他不愿見我，還提往事，至今他的話現在應驗了，我深感內疚，崇敬他是一個真正有階級覺悟的產業工人，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光榮的共產黨員，是我學習的榜樣。30多年過去了，深感慚愧，回憶平時在我的印象里，他容易計較個人一些小利益，而忽略他的更光輝的一面。

　　又如，實行一長制后，提倡干部可以搞第二職業。當時由于大量知識青年返城，有的找不到工作，在北京有自謀職業在街道賣大碗茶，煮茶葉蛋賣賺錢謀生，收入可觀。當時社會流傳“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說明腦體倒掛，知識分子工資低。國家就提出，干部可以搞第二職業，但是引起工人不滿，提出工人為什么不能搞第二職業，干部就可以特殊？特別是過去工廠職工的福利，待遇高于上級機關職工，改制后倒過來了，上級機關的職工福利待遇高于工廠，我們這些工廠領導也感不平，要求一樣。上級領導批評我們是尾巴主義，職工要求什么你們就要求什么，不進行說服教育和批評，我們把上級的指示、規定和政策向職工群眾進行傳達解釋，職工群眾又說我們是奴隸主義，領導說啥是啥，不為他們著想。

　　以上碰到的類似事例，不勝枚舉，我深深體會到，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趕不上改革開放快速發展的實際需要，而且大大落后于實際需要。正如鄧小平所一再指出的那樣，“一手軟，一手硬”的狀況始終未能改變，自知軟的一手在我，沒有帶領好黨委這一班人，保證一長制新政——廠長硬的一手橫刀立馬、馳騁職場，叱詫風云打一場勝利的人民戰爭，而深感遺憾，終于船到碼頭車到站，奮斗一生超齡服役，自認最后是以失敗而告老。

　　自省，一生中讀過書，種過田，做過工，教過書，參加革命后，當過兵，在部隊工廠干了35年，生性不服輸。革命征程中，大關三個（帝國主義關、封建主義關，社會主義關），小關無數，都闖過來了。即使文化大革命，兩派群眾組織（造反派、保守派）都斗過我，罰過站，彎過腰，罰過跪，挨過揍，奪過權，下放勞動，那是考驗，從不言敗。在改革開放中，在新的一長制的體制實行后，作為黨委書記的我，思想跟不上實際需要，失敗是天理，不失敗無道理。

　　（來源：【原創】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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