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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反對右派（資產(chǎn)階級）猖狂進攻的重大事件，已過半個多世紀了，自從為右派平反一風吹的形勢影響下，至今還有一些文人學士撰寫文章，批判“引蛇出洞”是共產(chǎn)黨毛澤東的陰謀詭計，其中論者認為，事先動員大家鳴放，開座談會請大家發(fā)言，助黨整風，大家暢所欲言，毫無顧忌，也無防范地講了自己的意見，然后抓住辮子，就打棍子，實在是不該，如此等等，事實果真如此嗎？

　　第一，“由于蘇共20大”反斯大林的影響，國際以美帝主義為首的西方陣營掀起了一股反共高潮，席卷全球。美國首先作出反共榜樣，對美國共產(chǎn)黨及其同情者，以企圖顛覆政府的罪名。經(jīng)過充分準備，一夜之間在全國范圍內(nèi)大肆逮捕美國共產(chǎn)黨人，投入監(jiān)獄，對其同情者，有聯(lián)系者，發(fā)出傳令，令其作出交代坦白與共產(chǎn)黨的聯(lián)系活動。為了徹底摧毀共產(chǎn)黨，削弱其群眾基礎，在反省交代期間一律停止其現(xiàn)有工作，而失去了生活來源，并視其承認錯誤交代問題的程度，而分別視其表現(xiàn)，考慮其是否就業(yè)工作，這些措施都是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施，一手抓捕共產(chǎn)黨人一手斷絕與共產(chǎn)黨有聯(lián)系的黨外人士的工作和生計，這兩手非常惡毒的打垮了美國共產(chǎn)黨。

　　第二，“由于蘇共20大”反斯大林的影響下，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本國共產(chǎn)黨實行圍剿，使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共產(chǎn)黨內(nèi)部產(chǎn)生了很大的混亂，都跟著蘇共反斯大林的所謂個人崇拜，在共產(chǎn)主義運動內(nèi)部產(chǎn)生了世界性的分歧，從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否定蘇聯(lián)模式的共產(chǎn)黨領導。

　　第三，“由于蘇共20大”反斯大林的影響下，斯大林時代執(zhí)政的東歐共產(chǎn)黨工人黨的領導人，被視為斯大林的人而遭到本國黨和一部分人民的反對，波匈黨的領導人先后下馬，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也未能幸免，可見其形勢的嚴峻性。

　　第四，中國是屬于社會主義陣營，中國共產(chǎn)黨是在蘇聯(lián)長期的政治影響下，在斯大林的幫助下革命成功的。在蘇共反斯大林的背景下，不可能不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特別是中國資產(chǎn)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中有所反響。如黨的八屆黨章中刪除了黨的七大黨章中“毛澤東思想”，動搖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月暈而風，礎潤而雨，蘇共20大不久波匈事件爆發(fā)，緊接著我國一部分青年學生的游行示威，反對共產(chǎn)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

　　以上國際國內(nèi)的蛇，早已先后出洞。毛澤東高瞻遠矚，洞察一切，從八屆二中全會就改變了八大政治報告的某些提法，從1956年11月15日起，就講斗爭的形勢，敵我矛盾和人民內(nèi)部矛盾交織在一起，錯綜復雜，講香花和毒草的區(qū)別，是毒草必須消除，人民內(nèi)部認識上的矛盾，提出團結(jié)批評團結(jié)的方針來處理，這講得明明白白。一切不滿共產(chǎn)黨，不滿社會主義，不滿現(xiàn)實的人們以助黨整風之機，唯恐天下不亂，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民主，那就讓這些人放吧！全部放出來，到底是什么貨色，用毛澤東早已提出并告誡人們的六條政治標準，來衡量到底是香花毒草，這怎么是“引蛇出洞”？事先就告訴你，鳴放不能脫離六條政治標準，你不顧這些標準大放厥詞，越了軌反而說不事先告訴你，結(jié)果是說錯了，可惜了，到底是共產(chǎn)黨毛澤東的責任？還是你的賊性不改？豈有此理！偷盜人家的東西被抓住，竊者說你先未告訴我不能偷，是你引誘我偷了，你負責，這不是強盜邏輯嗎？

　　那些右派分子們說“引蛇出洞”，終于承認自己是蛇了。如果引出來的不是蛇，而是龍，對社會主義來說，不但無過，而且有功，如果違害社會，違害人民，那就“只能清除之，改造之”。應該說右派是客觀存在的，是與社會主義勢不兩立，社會主義改造它，是不言而喻的。從國際國內(nèi)當時的形勢出發(fā)共產(chǎn)黨號召人民群眾起來批判它斗爭它，使它成為新人，是不可缺少的必然措施。說反右斗爭是引蛇論，為錯誤翻案論，都是站不住腳的，如果中國共產(chǎn)黨不采取堅決反對的態(tài)度，其結(jié)果與東歐共產(chǎn)黨一樣是要下臺的，其實這一手不是毛澤東的發(fā)明，是學習美國國內(nèi)開展反對共產(chǎn)黨那里學來的，不批美國統(tǒng)治集團反共的兩手，而只批我國反右否定反右，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糊涂或無知啊。

　　在反右之前，毛澤東不僅制定了六條政治標準，規(guī)范助黨整風鳴放的是非曲直，而且在反右斗爭中，還具體劃分人們的言行是否是右派也有具體標桿，如鄧小平等去北京高校蹲點調(diào)查、研究，整理出一批教授學生的右派言論行動材料。其中北大教授傅鷹被劃為右派的材料，傅鷹在鳴放中說，

　　他教化學多年，學校年輕領導硬要他改變自己成熟的教法，要照搬蘇聯(lián)的不符合中國學校實際的教法。他說，要以是否把學生教好教懂的方法來衡量是否采納。并說毛主席的文章一看就懂，說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一些領導作輔導報告，講得反而糊涂了，不懂了。還說一些青年黨員搞特務活動，把別人平常講的話，既不提出正確與否的評價和批評，又背著別人添枝加葉向領導匯報，實在是一種告密，與國民黨的特務沒有什么兩樣等。

　　整理的材料定性為極右分子。毛主席看了，認為傅鷹講的，如果那是事實，是我們黨員中的毛病，不能以右派論處。

　　如果我們當時掌握政策的人，以毛澤東審閱的傅鷹為標桿去劃分右派的話，反右豈能擴大化？如果當時中央以總書記為首的中央書記處以此選擇幾個人為標桿的典型材料發(fā)給全黨基層單位黨委掌握，具體劃分右派分子，豈能擴大化？問題不是出在黨中央毛澤東，而是出在各級黨委的失誤。歸根到底是出在具體領導搞左了?？磥?，如果說責任的話，毛澤東負領導責任，鄧小平及中央書記處要負具體工作責任。各級黨委要負失職責任，未貫徹毛澤東批示的結(jié)果。

　　何況在反右派斗爭中，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劃定右派分子的問題上，以實際行動，作出榜樣，保護了一大批高層民主人士沒有被劃成右派分子。

　　據(jù)《新周報》文摘版2008第26期載：有張治中、邵力子、朱蘊山、黃炎培、許德珩、劉斐、王昆侖、鄧初民、張奚若、陳叔通、錢昌照、李德全、翁文灝等。此外，馬寅初、梁漱溟、傅鷹、梁思成、馮友蘭、王蕓生、蕭軍、陶孟和、竺可楨等人，他們有的或是早已“臭名昭著”的“死老虎”，或是在這次幫助執(zhí)政黨整風中出了名的受批判的對象，或在歷史上就是右派。

　　他們在這次反右派運動中，沒有定為右派，平安無事，無恙無災。探索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朋友。他們是中共高層領導的老朋友、新朋友，毛澤東說：“沒有幾個右派朋友，首先就不正確。”“我喜歡交幾個右派朋友，周圍要有幾個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同章士釗、黃炎培我都談得來，有個比較，在中國社會做工作，沒有幾個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確。”在毛澤東看來，既然是朋友就應當推心置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嘉勉。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即使有錯，出發(fā)點是好的。如章士釗鳴放中也放了幾炮，有右派之虞。據(jù)說，為此他曾給毛澤東寫信，后來毛指示說：章士釗的批評雖然意詞過激，用意還是好的。

　　二、不說。你的思想雖然不符合“六條標準”，但是你的言行不表現(xiàn)出來，你不說出來，還能鉆孔尋蛇打？當然，右派與你無緣了。如在鳴放最熱烈的時候，梁漱溟、俞平伯等都曾接到過有關方面邀請他們參加座談會的通知。不過梁漱溟早在1953年已和毛澤東在政協(xié)會上吵過一架。俞平伯則因《紅樓夢》研究被批判過。或許有人以為他們會借以吐吐怨氣，誰知他們兩人都不肯參加會議。動員者無奈，只好作罷。又如著名作家沈從文，開國之初，他被郭沫若做文批判過后，逐漸從文壇上消失，鳴放中《文匯報》記者去采訪他，表示要代他鳴“不平”。他表示“沒有什么不平”。以后北大新聞系的學生去采訪，他也拒絕了采訪。兩次拒絕采訪。此后，反右陣陣炸雷聲中，卻落得“平安無事”。國學大師陳寅恪由于過去的政治態(tài)度和學術思想，與當時他的身體和興趣使得他無意于政治運動，也沒有被“打”成右派。所以不論你過去如何，只要在此鳴放運動中沒說什么，也順利過關。過去以“右”著稱的《大公報》在鳴放中卻表現(xiàn)十分沉穩(wěn)，其主持者王蕓生也沒有四處“鳴放”。作為社長的王蕓生也受到了嚴厲的批判。眼看就要被劃為右派，一天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打電話給《大公報》中共黨組負責人，說“不要給王蕓生劃右派了。”還受到社內(nèi)激進群眾“指責”和抗議。對此，王蕓生自己也頗納悶，直到1960年，他才得知，原來是毛澤東發(fā)話了：“《大公報》的王蕓生就免了吧。”所以，不論你過去如何？只要你在此鳴放運動中，沒說什么出格的話，也能順利過關。

　　三、快轉(zhuǎn)。在鳴放中，雖然說了一些過頭話，一經(jīng)點名批判，立即回頭反省，誠心誠意檢討認錯，并能揭發(fā)搞陰謀活動的人，也可以本著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原則。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在一次講話中提出“對一部份人批評從嚴，處理從寬，如榮毅仁等。”榮毅仁是“紅色資本家”的代表，他在被點名之后，隨即表示：感謝黨在我危險關頭向我大呼一聲，使我能猛醒回頭。此外，還有民主黨派“九三學社”社長許德珩，此前圍繞“取消大學黨委制”他也有份。后有認識，對他的批判總算是“雷聲大雨點小”此后也安然過關。

　　四、學術。在反右中屬于高級知識分子的學者，有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有所不同，即使從事社會科學研究，他的學術著作有違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自覺，一經(jīng)認識，即能改正。與自覺、頑固堅持也有所不同。前者是認識問題，后者是立場問題。一個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一個外部敵我矛盾。即使是作自然科學研究的，但政治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對共產(chǎn)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也是違反六條標準的。馬寅初，馮友蘭的學術思想著作也不是攻擊性的語言，沒有把他們劃為右派是理所當然的。有的自然科學的學者，他仇視馬克思主義，仇視共產(chǎn)黨，仇視社會主義，揚言一經(jīng)得勢要如何如何的人，定為右派讓他老實一點不行嗎？

　　應該說：反右擴大化了，是一個沉痛的教訓。也應該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做出了榜樣，但具體工作的有些領導沒有照此辦理。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單位領導，聽不得批評意見，一聽到有人批評了自己，就把人家打成右派，也是個更加沉痛的教訓。

　　事隔20多年，毛澤東逝世了。胡耀邦當權為右派平反昭雪。應該說是對錯劃的“右派份子”平反，借鄧小平的話說，反右派斗爭是正確的。但擴大化了。這一提法是正確的，合乎事實。在實際斗爭中，確實不是右派而劃成右派卻大有人在。當時給領導干部，給基層黨委書記，黨支部書記提的有關思想、工作、作風方面問題的意見，既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也不是攻擊領導，污蔑干部，破壞團結(jié)，更不是違反毛主席制定并宣布的六條標準。對這些人的平反是完全應該的，必要的，正確的。說明我們黨是光明，正大的，實事求是的。不僅平反而且道歉并給予一定的補償，都是應該的。但在實際工作中，又搞了“一風吹”，如震憾全國的，曾經(jīng)參加過共產(chǎn)黨后，長期在國民黨軍隊任職，上到將軍位置，解放后，在北京大學任教的一位教師，在整風鳴放中，口吐狂言，要殺共產(chǎn)黨，據(jù)說他有個前題，不按他的主張改造共產(chǎn)黨，他就要開殺戒。簡直對共產(chǎn)黨有刻骨的仇恨，與蔣介石的主張一樣，但在平反中，他找了胡耀邦為他平反，但當時材料上報紙上白紙黑字，按條件不能平反，他就又生一招，說，歷史材料，報紙上登的與他當時講的話不一樣，胡耀邦要他找?guī)讉€人證明，就徹底為他平反了，而且還恢復了他的黨籍。他對胡耀邦當然感激涕零。后來胡耀邦死了，他特地去胡耀邦家吊唁?？梢姼屑ぶ?，并通過傳媒，大肆宣傳了胡耀邦的仁政，借以宣傳他的“光榮”歷史，同是一些黨的當權者，反右時的主將，平反時的帥哥們就這樣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豈不怪哉？難以解讀！同時在報告中，在電視上，在報刊上的一切言論給人的印象都是毛澤東的過錯，與其它的領導人無關，特別是對提倡平反的人感恩戴德大頌揚。這樣一來，所謂反右斗爭是正確的，就成了空話，反右一切都錯了，才是實實在在的，與事實相左，給人的印象“一風吹”，全錯了，就成了歷史，是這樣嗎？誰為毛澤東辯解過？

　　從引蛇出洞到放蛇歸穴，可謂驚天地，泣鬼神，世間事，是是非非，曲曲直直，誰能曾與評說，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千秋功過誰能定奪，鳴呼！噫唏！

　?。ㄗ髡呦?0歲老共產(chǎn)黨員；【原創(chuàng)】來源：昆侖策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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