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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從整風轉向反右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事先并沒有預料到的，反右的嚴重擴大化錯誤以及造成的消極影響同樣也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的。歷史告訴我們，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擴大化，使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受到挫折，給黨和國家的事業(yè)造成巨大損失，是一個值得永遠汲取的深刻教訓；歷史同時也告訴我們，對極少數右派分子實行堅決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則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如果不能旗幟鮮明，就會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亂。

新中國誕生前夕的1949年5月7日，周恩來發(fā)表了《學習毛澤東》的講話，他說：“三十年革命運動的實踐使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領袖，就是毛澤東。我們這次全國青年代表大會的口號也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我們決心舉著這面旗幟前進。”

國際知名的研究周恩來的專家、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在其《周恩來傳》中指出：“1935年，周恩來在遵義戲劇性地由毛澤東的上級和批評者一變而成為毛澤東的下級和支持者。這種引人注目的關系決定了整個人民中國的輪廓和進程”。“他們之間的關系從一開始就是互為補充的”，“在經過多年的風雨之后，這兩個人倒是變得越來越離不開對方”。“周恩來在執(zhí)行黨的政策時總是與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保持一致，從不打折扣”。這些論述大抵說明了毛澤東與周恩來自1935年以后建立起來的相知互信的關系。因此可以說，建設新中國的事業(yè)進程中的每一個大的決策的決定和執(zhí)行，當然也包括1957年的整風和反右派斗爭，周恩來都擔當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1957年整風運動決策的主要參與者

1956年初至1957年春，國內國際形勢發(fā)生一些重要變化。我國在基本實現(xiàn)社會主義改造之后，不少人對新的社會制度還不能馬上適應，再加上黨和一些政府工作部門存在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作風，引起一些群眾的不滿，因此出現(xiàn)了一些以前很少出現(xiàn)的情況，發(fā)生了諸如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學生鬧事、復員軍人集體請愿等社會群體性事件。

但是，當時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也的確處在一個相當好的時期。這也是當時絕大多數人的共識。著名的民主黨派人士章伯鈞和儲安平都認為，新中國成立七年來，“看到了中共執(zhí)政的累累碩果”。另一位著名民主黨派人士章乃器也動情地說道：“今天社會主義事業(yè)已經取得如此輝煌。”

形勢很好而又出現(xiàn)很多群體事件的這種復雜情況，引起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注意。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一直對黨在執(zhí)政地位上能否繼續(xù)密切聯(lián)系群眾而擔心。每當出現(xiàn)問題時，首先想到的總是先在共產黨自己身上找原因。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說道：

“這些人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要求，有些是應當和可能解決的，有些是不適當的和要求過高、一時還不能解決的。但是發(fā)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面。鬧事的另一個原因是對于工人、學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fā)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

在稍后的3月12日的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要在適當的時候重新提倡新的整風來克服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作風。毛澤東的這兩次講話，在黨內外引起巨大反響。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上述講話有格外深切的體會，因為他還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了堅決地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的重要性。

當時國際上出現(xiàn)了一些復雜的情況。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在大會上作《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以及波蘭、匈牙利事件，在我國國內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動。周恩來于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訪問亞歐十一個國家。其中對波蘭和匈牙利的訪問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這兩個國家當時都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國家，當時都經歷了嚴重的群體事件，對兩個國家都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周恩來在訪問中深刻感受到執(zhí)政黨自身建設的重要性。在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領導人哥穆爾卡在第一次會談中就說：工人上街游行的直接原因是工資太低，因為沒有實現(xiàn)六年計劃中許下的諾言。但是，假如原來黨群關系好一些的話，也不會發(fā)展到罷工的地步。（金沖及：《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 第1157頁）在匈牙利，周在講話中談到了他反復研究分析過的意見，認為匈牙利黨的領導者由于未能及時回應廣大群眾要求其糾正過去的嚴重錯誤，因而引發(fā)了大規(guī)模嚴重騷亂。同時指出，在騷亂中，匈牙利內外一些勢力乘機陰謀摧毀匈牙利人民的社會主義制度，許多共產黨人和愛國者慘遭殺害。因此，對顛覆國家政權的反革命分子不能不進行鎮(zhèn)壓。周講完話后，全場掌聲雷動，表示了1500多名在場聽眾對周的觀點的贊同。（石仲泉：《我觀周恩來》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8 第233頁）

回國后，周恩來聯(lián)系他在波蘭、匈牙利還有蘇聯(lián)訪問了解到的情況，結合國內群體事件頻發(fā)的實際，在各種場合強調了共產黨開門整風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說：匈牙利事件的教訓“促醒了社會主義國家要自己考慮自己的問題”，應該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自己搞好，這是根本大計，這就首先要承認國內的矛盾，要正確處理國內的矛盾。他進一步指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首先要在黨內搞通，使黨本身能夠認識、掌握和解決這個問題。“領導者永遠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我們黨有個走群眾路線的傳統(tǒng)，還有一個傳統(tǒng)是整風，整風就如人臟了要洗臉。”因此，周恩來十分贊成毛澤東提出的“在適當的時候要重新提倡新的整風”。1957年4月13日，周恩來還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關于整風運動的決定(草案)》。

關于周恩來在這段時間推進整風的經歷，迪克·威爾遜是這樣寫的：“（1957年）2月初，他返回中國……周得出的教訓是，共產黨領導們應當糾正自己的錯誤……不斷糾正錯誤可以加強而不是削弱中國的社會主義”。周恩來“明顯地贏得了毛對此事的贊同，并決定開展大規(guī)模的整風運動。”（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解放軍出版社 1989 第207頁）

堅定地支持反右派斗爭

整風初期，運動是健康地向前發(fā)展的。毛澤東肯定了開門整風的成果，指出：開展整風“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而且認為“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對于我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利益。”

但是，隨著形勢的發(fā)展，報紙上發(fā)表的一些報道、評論越來越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都發(fā)生了嚴重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根源就在于黨委（黨組）領導負責制；似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已經發(fā)生危機，快要混不下去了，需要別人幫助收拾局面。在這種錯誤導向下，有人公開在大學里演講，攻擊中國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煽動學生上街，工人罷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當初稱贊中共執(zhí)政7年“累累碩果”的著名的民主黨派人士，現(xiàn)在卻把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攻擊為“黨天下”，要求“輪流坐莊”。這些言論，周恩來認為是“出了軌”的。

對于“出軌”言行，周恩來是早就有所警示的。他在1956年10月31日就提到了這一點。那天上午他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在會上報告匈牙利事件的發(fā)展情況和中國方面的態(tài)度，說：應該向匈牙利人民說明，搞社會主義我們支持，內部有錯誤可以批評，搞資產階級復辟我們不能支持。下午有他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的還是波蘭、匈牙利事件。會后周恩來就高等院校出現(xiàn)學生鬧事問題，召集高等院校負責人會議，指出：有的標語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反動思想，應該批判，進行教育。如果有行動更不行，因為這是違反我國憲法的。但是，要具體分析，不要籠統(tǒng)地說是反革命分子。

那些極端言論無疑都是與黨的整風目的相違背的。著名學者梁漱溟當時就說：“通過整風，我們希望黨政之間的關系能有所調整，但是絕不想削弱黨的領導，如果經過整風削弱了黨的領導，那就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國際著名的研究毛澤東專家，美國學者施拉姆在其《毛澤東》一書中指出：“毛的希望落空了，評論者沒有滿足于評論個別的弊病，而是對整個制度的基本原則——共產黨權力的獨占——提出了疑問。”（見該書第253頁紅旗出版社 1986）另外一名研究毛澤東的專家，英國學者菲利普·肖特則描述得更加詳細一些，他寫道：“但是毛點起來的火并不十分容易撲滅。學生領袖們公開號召結束共產黨的統(tǒng)治。老師們?yōu)槠鋵W生榜樣所鼓舞，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毛的統(tǒng)治是‘專橫無情的’，一名沈陽的教授宣稱，要說中國無民主，其錯全在黨中央。還有人說及‘狠毒的專制獨裁’，仿效的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法西斯手法’。在武漢，中學生們也涌上街頭，沖擊當地政府機關。四川與山東也有騷亂的報告。”（菲利普·肖特：《毛澤東傳》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4 第374頁）

顯然，這些極端言論和違憲行動是完全出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預料之外的。為了確保整風運動能夠順利進行下去，中央領導人多次開會研究局勢。毛澤東于5月14日晚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又于5月19日晚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開會至深夜。5月20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至翌日凌晨1時。而在5月20日白天，中共中央就已經發(fā)出了《關于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透露出中央領導層在“摸到底”后形成的判斷和部署：雖然“在上海、北京等運動已經展開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論頗為猖狂”，但“中間分子的批評，一般是善意的和有益處的”。為此，中間分子的言論“應該逐步增多，占到報紙的主要篇幅”，要“召集基層干部的專門會議講清楚，使他們心中有數，以便虛心地聽取批評，總結經驗教訓，達到團結黨外人士大多數、改進工作，孤立右派和加強黨的領導的目的”。這實際上是一個逐步引導局勢向著有利于黨內整風順利進行的好的方向發(fā)展的漸進穩(wěn)妥方案，表明中央領導層此時還不想因為過早反擊右派言論而影響正在進行的全黨整風，更不打算改變原有的整風部署。

但是情況的發(fā)展仍然很詭譎。6月1日，在為訪華的法國前總理富爾舉行的招待酒會上，章伯鈞對周恩來表示：武漢交通部的學校的學生們要到北京來請愿，請把這件事交給他來處理。周恩來笑了笑沒有說話。后來周恩來回憶道，當時他心想，章伯鈞“腦袋膨脹得很，熱得很，他覺得共產黨不能維持了”。中共中央就在這天晚上又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為了研判局勢，6月4日晚，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人開會；6月5日晚毛澤東又召集周恩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和公安部部長羅瑞卿開會；6月7日，毛澤東約見周恩來和李維漢。對李維漢請示的要不要表示反擊的問題，周恩來說：你可以講。第二天，李維漢在座談會上總結說，大多數意見是正確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錯誤的，其中一部分的性質是嚴重的。這一天，《人民日報》發(fā)表了社論《這是為什么？》。當天下午，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彭德懷、陸定一、康生和李維漢開會。這一系列的會議，周恩來沒有缺席過一次。6月8日，中共中央發(fā)出了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1957年6月25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第53次全體會議，就《政府工作報告(草案)》的整風部分作了說明。他說：“我們用整風鳴放、和風細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是為了發(fā)展我們的國家，建設我們的國家。”“有些朋友竟然看成漆黑一團，覺得波匈事件以后，中國也差不多了。”“有的人認為船要沉了，天要黑了，另有打算，那就出了軌了。我們料到會發(fā)生一些錯覺，但沒有料到這樣多，這樣激烈，原則性問題都出來了。”周恩來還指出：整風中暴露出來的不僅是錯誤觀點問題，已發(fā)展到人民內部的有關方針、政策的對立斗爭，涉及到我們國家的根本制度。當然反社會主義的還是少數，不論是政治斗爭或者思想斗爭，絕大多數人盡管見解不同，還是好意，這是主要的方面。反社會主義的力量較我們的預料來得清楚。按照各方面的揭發(fā)，也比我們預料的多些。因此我們的政府工作報告應該對這方面有所回答。暴露出來的有些現(xiàn)象當然不太好，但如果我們冷靜分析一下主客觀原因，這種現(xiàn)象不可能沒有，因為階級尚未消滅，這是客觀方面。另外，我們過去主觀努力不夠，還有缺點，三大主義我們還要反對。但是有些人不這樣想，他們對形勢觀察錯了，認為有機可乘，想趁火打劫，另搞一套。我們主張百家爭鳴，而有些人要放他同社會主義對立的一套。整風的目的是為了達到團結，而照他們的情況發(fā)展下去，是不能達到團結的，必須批駁。政府的成績應該肯定。我們用整風、鳴放、和風細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是為了發(fā)展我們的國家，建設我們的國家。離開或打算離開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我們認為是右派，必須進行揭露和斗爭。7月26日，周恩來在主持國務院第55次全體會議時再次指出：黨中央原來決定整風是只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區(qū)兩級發(fā)動。由于右派有目的、有部署地到處點火，放陰風，現(xiàn)在運動需要廣泛展開，要求大家過好社會主義的關。這清楚表明，整風運動轉入反右派斗爭的決策，是在有人企圖改變社會主義道路的言行日益囂張的情況下采取的必要措施。

（在1961年召開的全國故事片創(chuàng)作會議上，周恩來對1957年反右的情形作了回顧）

關于反擊右派的時機問題，后來有人問，既然要反擊，為什么不在問題剛剛露頭時就反擊呢？作為決策人之一的周恩來是這樣解釋的：“事情發(fā)生之后，為什么我們不馬上敲起警鐘，馬上回擊，反而讓他們在報紙上、大字報、大辯論中這樣大講特講呢？因為右派分子來勢很兇，本來我們講的‘鳴放’只限于學術上的百家爭鳴和文化上的百花齊放，而右派分子要把整黨都搞成鳴放。這樣一來，問題就擴大了，什么反動話都打算說出來。既然來勢很兇，我們索性就讓他們都說出來。否則，如果馬上反駁，群眾必定跟著起來反駁，正義的人也要跟著起來反駁。結果少數人的話說了，右派中的多數人的話還沒有說出來就又回去了，回去了又懸起來了，將來還有一天又要露出來，所以不如讓他們都說出來。于是在一個短時期內，拿北京來說，包括黨校在內的各學校、機關好像是烏云遮天，了不起。這一點，應該說我們是有意識地‘放’，便于把形形色色的反動觀點都暴露出來，使群眾更容易認識它的反動性，認識事件的嚴重性，就更可以激起群眾的正義。”

值得一提的是，促使中共中央正式改變決策部署，由全黨開門整風轉入反右派斗爭，當時的匿名信事件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國務院秘書長助理（民革中央委員）盧郁文、民革中央常委李仲公等人都收到了警告“全家小心”的匿名恐嚇信，有的還多次收到。這也不能不使人聯(lián)想到事態(tài)的嚴重性。

黨內整風轉向反右派斗爭的重大政治決策，得到了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的擁護。2004年，當年一位親身參加過國家高教部反右派斗爭的工作人員發(fā)表了一篇回憶錄，反映了這個轉折過程中普通工作人員的心情和態(tài)度:“部內大多數共產黨員每天目睹耳聞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不能不深感氣憤。紛紛摩拳擦掌等待出擊，可就遲遲不見黨中央發(fā)出反擊的信號。這種烏煙瘴氣的局面持續(xù)了20多天，直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終于發(fā)表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號召廣大黨員、干部、工人向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發(fā)起反擊。據我觀察，高教部辦公廳多數同志對此發(fā)自內心的擁護。我這時也好像從憋悶多時的心田里松了一口氣。”（《新中國往事風雨歷程》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1 第2頁至第3頁）

正確執(zhí)行反右派斗爭方針政策

反右派斗爭在全國迅速展開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及時確定了一系列指導方針和政策界限，主要包括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深入挖掘期間，必須實事求是，有些單位右派少，或者確無右派，就不要主觀主義地勉強去找右派。”“反右斗爭，必須堅持辯論方式，擺事實，講道理。而且事實要是準確的事實，不是虛構的‘事實’，講道理要講得使大多數人心服，切不可以強詞奪理。”（見195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的《關于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斗爭的指示》）

第二，對右派分子要“批判從嚴、處理從寬”。周恩來曾在1957年12月21日和12月23日在上海兩次大會上闡明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方針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除了有反革命活動、違法亂紀的分別按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處理法辦外，方法不外乎降職降級、調換工作、撤銷工作、監(jiān)督勞動、下去參加勞動、留機關考察等。1958年1月29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第69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在國家薪給人員和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原則的規(guī)定》。周恩來在說明中特別指出，對學生中的右派分子處理辦法有所變動。過去大多數開除，太嚴了。毛澤東主席說，對右派分子還寄予希望。右派處理以后，就要加緊改造工作，把學生中的右派分子擺在校內比推到社會上好，所以大部分不開除。還要對右派分子和犯錯誤的同志區(qū)別對待。

第三，劃右派要嚴格按照程序辦事。1957年12月8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參加會議，商討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10日和11日，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原則等規(guī)定條例。12日，中共中央制定下發(fā)了《關于在國家薪給人員、民主黨派、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原則》。這一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原則和規(guī)定，是4天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共同討論決定的。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在國家薪給人員和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原則的規(guī)定》中還規(guī)定：“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必須認真查清事實，經過群眾討論，然后作出決定。凡屬中央和各級黨委管理干部名單中的人員或者在政治上有重要影響的人員的處理，必須報告中央或者相當的黨委批準。學校中的副教授以上人員的處理，必須經過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批準。各級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中負責人員的處理，應當同有關方面協(xié)商，并須經過法定程序。”可見，當時中央對右派報批程序規(guī)定得相當嚴格。

盡管黨中央、毛澤東試圖把反右派斗爭在政治上打擊的范圍盡量縮小到極右派，加大爭取中間派的力度，但由于當時黨對整個階級斗爭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并且沿用革命時期大規(guī)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斗爭方式，群眾運動一經廣泛發(fā)動便往往很難加以控制，反右派斗爭出現(xiàn)了嚴重地擴大化。

周恩來一直是執(zhí)行黨中央方針政策的模范，在反右派斗爭期間更是如此。1961年6月19日，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chuàng)作會議上發(fā)表講話的時候，結合當時文藝界發(fā)揚民主不夠的現(xiàn)象，回顧了反右時的情況，他說：

“我們也不一般地反對抓辮子，我們要抓大辮子，抓那種政治上反動的大辮子，那種‘白發(fā)三千丈’的辮子。例如1957年對于資產階級右派，他們猖狂進攻，反黨反社會主義，‘黑云壓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辮子予以反擊。對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經分析過，應當對歷史和出身作連帶的研究，但主要還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確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亂戴。現(xiàn)在的問題正是亂戴帽子，把一句話的錯誤、一種想法的錯誤，甚至把那種本來是允許的，可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各種說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對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錯了，只要他愿意改也還要允許他改，一時改不過來的還要等待，不能隨便開除黨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們還是要‘一看二幫’嘛！所以，我不是主張無產階級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辮子，不聯(lián)系出身、歷史，應該戴的帽子也不戴，應該執(zhí)行處分的也不處分。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那種錯誤的、不適當的東西在現(xiàn)在成為一種風氣，一來就‘五子登科’，這種風氣不好。”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分別在1951年、1956年和1962年就知識分子問題專門作過三篇重要講話，其中1962年講話的主要意見，隨后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同意，寫入了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周恩來的這個講話，后來收入了《周恩來選集》，標題為：《論知識分子問題》。文中關于反右派有這樣的表述：“但是，十二年當中，甚至很長時期內，總有一小部分人懷疑或者不同意社會主義，保持原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拒絕改造甚至進行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這些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甚至是右派。毛主席對民主黨派領導人曾經講過，現(xiàn)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消滅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要做‘梁上君子’，這部分知識分子應該投到無產階級方面來，承認共產黨的領導，這才有出路。這話是有所指的，是在1957年五一前后說的，但是到六月，右派還是進攻。當時反擊是必要的，但這決不會動搖我們黨在整個歷史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戰(zhàn)略方針，決不會改變無產階級同其他勞動人民的聯(lián)盟。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對這些認識不清楚。”“對右派，還要給他們工作，還要容納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之內，有的還在政協(xié)嘛。我們要團結最大多數的人，能改造的改造過來，不能改造的孤立起來。”

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專家C·戴維先生在《周恩來與鄧小平》一書中認為周恩來是“在工作中保持著對毛澤東的絕對的忠誠和不折不扣的服從”。但是，“作為一個善良而又理智的溫文爾雅的國務活動家，他能通過自己的行動魅力以及表現(xiàn)出對祖國事業(yè)的獻身精神，來鼓舞黨外知識分子、愛國者和廣大群眾。他成了黨與公眾的合適人選。”中國的知識分子因而把周恩來稱為“有教養(yǎng)的人道主義者”、“儒家政治家”（見該書第2頁、第14頁和56頁，湖南大學出版社 1988）。周恩來“在個人交往和政治關系中，他都忠實地遵循著中國人古老的信條：決不‘傷人情面’”（尼克松語），這使得許多在反右期間受到沖擊的知識分子和黨員干部深受感動。

1957年7月14日下午兩點半，中宣部、文化部、中國文聯(lián)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在京文藝界人士座談會，周恩來兩次講話，講了兩個小時，他說，今天開會的目的是希望大家積極參加反右斗爭，“現(xiàn)在主要是反右派，但是不要忘記整風。”反右派斗爭“在文藝界還沒有很好展開，要積極行動起來。反右派斗爭告一段落后，整風還要仔細地搞”。

著名作家巴金和蕭乾是一對文壇老友，他們都參加了這次會議。當時巴金還沒有受到什么大的沖擊，而蕭乾卻已被批判。但是他們在這次會上都深深感覺到了周恩來的關心之情。

2012年，蕭乾夫人拿出一張蕭乾一直珍藏的周總理相贈的照片，對其友人說道：周恩來總理逝世前，蕭乾想起在紫光閣那個下午，總理兩次問到吳祖光和蕭乾來了沒有，并且用的是“同志”的稱呼，見到他們后，周總理真誠地囑咐他們要“認真檢查，積極參加戰(zhàn)斗”。在他們最困苦的時候，周總理一直把他們視為“同志”，使蕭乾終生感激，所以他一直珍藏著總理相贈的照片。

巴金在《望著總理的遺像》一文中寫道：“一九五七年夏天反右斗爭開始的時候，總理在中南海接見文藝界，我又是坐在后面，他沒有看見，又提起我的名字，要我坐到前面去。這一次總理談得特別親切，他鼓勵知識分子認真改造世界觀，徹底同過去決裂，他再三告誡，反復解釋，甚至以自己為例，講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兄弟的事情，用親身經歷來勉勵我們。有一句話我至今還記得：‘不要重視自己少年時期的印象，當時見到的房子，地方，見到的事物，以為很大，后來再看見就覺得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常常用這句話來分析自己過去的一些印象，的確是這樣。總理總是鼓勵人朝前看，不要留戀過去。他鼓勵知識分子丟掉包袱，積極參加反右斗爭。和總理握手告別的時候，我總有這樣的感覺：他的笑容和他的緊緊握手含有多大的關心!”

著名社會學家吳文藻是文壇巨匠冰心的丈夫。吳文藻被錯劃為右派后，冰心極度痛苦。正在這時，周恩來總理知道了，就和鄧大姐把冰心接到他們家里，總理語重心長地說：“吳先生的事，現(xiàn)在需要的是你關心他，幫助他，而不是別的。這，就要看你的啦……”這親切的話語給了困惑中的冰心極大的溫暖和鼓勵力量，也給她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1991年，冰心的文章《周恩來總理——我所敬仰的偉大的共產黨員》是這樣結尾的：“周恩來總理是我國20世紀的十億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冰心的丈夫吳文藻被劃為右派后，周恩來給了許多關心和鼓勵。圖為周恩來與冰心。）

周恩來的秘書中，有三位的親屬被劃為了右派。三個人的材料都轉到了周恩來的辦公室。周恩來辦公室黨支部將情況向周作了匯報。材料也送給了周看。周恩來分別和三位秘書談了話。外事秘書馬列是三位之一，他在時隔60年后又談到了這件事，他回憶道：我愛人林穎1957年時曾是紡織部機關的黨委委員，在一次黨員干部整風會上對歷次政治運動的做法發(fā)表了一些議論，提了一些意見，結果受到批判，后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接著從行政12級降到14級，且被調離紡織部，調到保定化纖廠籌建處工作。這些情況我都及時向西花廳黨支部作了匯報。后來處理林穎問題的書面材料也轉了。總理當然都知道了，但他當時既沒說什么，也沒立即找我談話。后來總理對我說，林穎，我們是了解的，她是有啥說啥，有些“驕嬌”二氣，她說的都是工作上的問題。1958年，林穎被下方到保定化纖廠，表現(xiàn)不錯。化纖廠黨委打報告，請求保定市委批準為林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市委遲遲未批。總理知道后，請紡織部部長錢之光同志給保定市委說一下，為林穎盡快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林穎摘掉帽子后，紡織部調她回部工作。1964年，在陳毅副總理關懷下，她又重新入了黨。

周恩來堅持黨性原則的精神在延續(xù)

胡耀邦1977年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后，在對錯劃右派的甄別、改正和落實政策工作方面傾注了大量的精力，有力地促進了各級黨委及政府有關部門的相關工作回到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關于《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的正確軌道上來。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介紹，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達到了98%。也就是說，在這些人中，有98%的實際上是并不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不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該書同時指出：對維持右派原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3000多人，也全部正確評價了他們的歷史功過，恢復了他們的政治權利，適當安置了他們的工作和生活。這與葉永烈在《反右派始末》中的說法基本吻合：“也真是難得的巧合，經過審查，全國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加上尚須進一步甄別的，不到五千人，恰恰與毛澤東最初估計的全國‘右派分子’數字相符！”（葉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 第626頁）

從整風轉向反右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事先并沒有預料到的，反右的嚴重擴大化錯誤以及造成的消極影響同樣也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的。歷史告訴我們，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擴大化，使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受到挫折，給黨和國家的事業(yè)造成巨大損失，是一個值得永遠汲取的深刻教訓；歷史同時也告訴我們，對極少數右派分子實行堅決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則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如果不能旗幟鮮明，就會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亂。這方面黨取得的經驗和教訓，是寶貴的，有長遠意義的。周恩來堅持黨性原則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學習。

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是堅持這種黨性原則的典范。他在1981年7月17日說：“前些日子大鳴大放了一通，有許多話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像這一類的事還有不少。一句話，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回憶一下歷史的經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xiàn)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我們今后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于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

當年為了給反右派斗爭以理論指導，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毛澤東作了若干重要補充和修改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話。發(fā)表的講話稿增加了判斷人們言行是非的六條政治標準。毛澤東還強調：“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也強調：“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由此可見，毛澤東在反右派斗爭期間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的實質內容，和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實質內容，完全是一脈相承的。

（來源：黨史博采；作者：胡新民，文史學者，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和毛澤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