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乏地緣政治的視野，導致國內輿論界在如何看待歷史問題上經常發生錯誤認知。

　　比如近十幾年來，輿論界、史學界涌動著一股強大的否定抗美援朝的暗流。

　　有人簡單地以今天朝鮮的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于韓國來否定抗美援朝的意義；

　　華師大歷史系教授沈志華則把抗美援朝解釋成蘇聯和斯大林的一個圈套；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更煞有介事撰寫長文，論證當時中國抗美援朝的決策無非是為斯大林“消氣”云云……

　　似乎抗美援朝完全是一場多余的戰爭，是領導人錯誤決策的結果。

　　其實就地緣關系而言，朝鮮半島對中國的安全是極端重要的。

　　它是進入中國“鎖鑰”，也是入侵中國的一塊跳板。

　　盡管在今天技術條件下，潛在的敵國并不一定非要通過朝鮮半島才能入侵中國，但朝鮮半島如果落入潛在敵國之手，則一定會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

　　因此中國任何朝代的中央政府，都不敢對半島出現強大的第三方掉以輕心。

　　歷史上，唐、明、清三朝曾三次出兵朝鮮半島，都是為了驅逐侵入半島的日本勢力。【點擊閱讀】

　　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不僅使中國免于美國的軍事威脅，而且也使中國擺脫了不得不依賴蘇聯軍事保護才能維護自身安全的窘境，開創了今后幾十年獨立發展的空間，避免了和蘇東集團一起崩潰的噩運。

　　抗美援朝對今天的偉大意義，實在是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的。

　　不要小看輿論的作用，一邊倒的社會輿論小而言之能夠影響社會公眾的心理，大而言之能夠影響政府決策。

　　中國的學界、輿論界缺乏地緣政治學說的常識，極而言之甚至能夠影響到國家命運。【點擊閱讀】

　　地緣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中國長期受到忽視，是有歷史原因的。

　　由于納粹德國曾經用地緣政治理論為自己的侵略行為辯護，因此，新中國建立后，地緣政治學一度被視為“帝國主義侵略理論”而受到批判，地緣政治學的書籍也相當少。

　　20世紀50-70年代，中國翻譯出版了蘇聯學者撰寫的《法西斯地緣政治學與美帝國主義》（1951年），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學》（1965年），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1965年），普雷斯科特《海洋政治地理》（1978年），戈爾什科夫《戰爭年代與和平時期的海軍》（1974年）等有限的幾本著作，大陸地區幾乎沒有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地緣政治學方面的專著。

　　1980年代后，地緣政治學因為“政治不正確”而被禁止的狀況逐漸得到緩解。

　　但這個時候，自由主義開始成為文化、輿論界的主流，地緣政治學把國家利益、國家權利作為一切研究的出發點與基本歸宿的立場，和自由主義渴望被英美“主流文明”所接納基本傾向，發生嚴重沖突。

　　所以地緣政治學在中國再次陷入了“政治不正確”的狀態，被學界、輿論界所刻意忽略了。

　　不過，雖然中國主流學界一直在排斥地緣政治學，但地緣政治學卻是當今世界大國制定對外政策的基本理論工具。

　　比如美國之所以決定重返亞太，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因為中國已經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快速發展的經濟、軍事實力已經深深影響了“一超多強”國際格局結構，大有從這個“多強”中脫穎而出的勢頭，亞太地區力量平衡朝著不利于美國方向傾斜，讓處于世界權勢之巔的美國“如鯁在咽”。

　　其次是因為，亞太特別是東亞地區是亞歐大陸強大的陸權與海權相交匯、相角逐的場所，重要性格外突出。美國若想保證全球霸權不受影響、地位不受挑戰，必須在這一至關重要的地區保持絕對優勢。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地緣政治學是觀察大國行為的望遠鏡和顯微鏡，不懂得地緣政治學，我們就很難理解大國行為的本質。

　　從長遠來看，中國不僅需要地緣政治學的再啟蒙，同時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地緣政治學。

　　因為地緣政治學實際上是地理和政治的結合體，它把地理因素（如地理位置、國土面積、人口、民族、資源、經濟實力及戰略軍備等）視為影響甚至決定國家對外政治決策的一個基本因素，是“一個國家依據地理因素對于安全政策的統籌規劃”。

　　所以地緣政治學一定是有國別的，處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國家和民族，應該有不同的地緣政治學。

　　其實，地緣政治學的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

　　孔子、老子、孫子等人的論著中無不包含著豐富的地緣政治學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膾炙人口的“合縱連橫”、“遠交近攻”等地緣政治戰略思想，在今天仍然令人拍案叫絕。

　　在筆者看來，未來的中國地緣政治學，

　　首先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

　　其次要回答“我們在哪里——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與中國國家安全”問題；

　　第三則要回答“我們和誰在一起，依靠誰打擊誰”的問題；

　　最后，則要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提出“21世紀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及其規劃”，回答“我們要干什么”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