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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不能把改革開放的成就簡化為私有化、市場化（系列之一）
點擊：19188 作者：江宇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2-07 18:31:05
近日，一篇題為《共產黨人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圍繞這篇文章的爭論，不是簡單的理論之爭，而是關系到如何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的重大問題。
中國并非按照馬克思設想的，先建立成熟的資本主義制度，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礎上進入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決定了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要回答。
在針對《共產黨人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一文的批評中，有幾個典型的論點，是需要認真研究和探討的。
論點一：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行公有制，經濟效率低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則歸功于私有制，這就說明，主張“消滅私有制”就是反對改革。
論點二：既然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歸功于私有化，那么今天講共產主義理想就會導致民營資本不敢投資，從而影響經濟發展。
論點三：既然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歸功于私有化，那么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就是進一步擴大私營經濟的比重，不主張做大做強國有企業。
這些論點都是十分現實的問題，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才能夠理解圍繞《消滅私有制》一文的爭論。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對這些問題進行理性探討，是有利于改革深化的。
本文探討第一個問題：改革開放的成就可以簡單歸功于私有化、市場化嗎？
一種影響很大的觀點認為，改革開放就是“市場化改革”，就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更多地引入市場因素、減少政府的干預，更多地發展多種所有制、減少國有經濟的比重。正如英國《金融時報》一篇評論充滿自信地宣稱的那樣：“盡管官方仍信仰共產主義，但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拋棄計劃經濟，并逐步信奉市場改革，從而激發了近40年的飛速經濟增長。”[1]
有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騰飛，就是因為破除了對社會主義、對公有制、對計劃經濟的迷信，“不管姓資姓社”、“無論姓公姓私”，所以中國經濟才一路高歌走到今天。要繼續成功下去，下一步也就應該沿著這個方向，進一步縮小政府職能、放松對資本的管制、減少國有企業、廢除土地集體所有制以及《勞動法》等等“制度性障礙”、“意識形態障礙”，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這種看法在當代中國影響很大，但是這種看法是不成立的。雖然市場經濟在中國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以下這幾個因素，中國的市場經濟同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那種絕對市場化、私有化，有著本質的不同。
第一，從所有制基礎看，中國的經濟基礎仍然是公有制為主體，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是建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上的
不管是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都不僅僅是從思想理論角度出發的，而是因為公有制經濟是啟動現代化、維護國家安全和人民共同利益的主要經濟基礎。今天，盡管從國有企業容納的就業、資產和產值上看，公有制并不占絕對地位。但是，國有資產不僅僅包括國有企業，而是包括大量全民或集體所有的資產。目前最新的研究結果是，截至2012年底，我國三次產業經營性總資產約為487.5萬億元（含個體工商戶資產），其中公有制經濟的經營性資產規模是258.4萬億元，占53%，如果計入非經營性資產，那么我國社會總資產規模將達518萬億元，其中公有制資產289萬億元，占比達到55.8%，而且這還不包括耕地之外未開發利用的資源性資產[2]。
可見，無論從哪一組數據來看，我國公有制經濟仍然是國民經濟的主體。并且，公有制經濟的作用不僅體現在數量上，而且還體現在質量和控制力上。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基本民生的軍工、航天、能源、農業領域，公有制經濟仍然占有絕對主體地位。公有制經濟還分布在大量具有基礎性、公共性的部門，比如鐵路、基礎設施、電力、醫療、教育等，這些部門本身有一定的經濟效益，但是更大的作用是為整個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具有外溢性，實際上等于為整個經濟發展降低了成本，這是國有經濟控制力的又一個體現。
第二，從市場起作用的范圍看，中國的市場總體上被限制在其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經濟領域、特別是一般競爭性領域
而在自然壟斷領域、涉及國家安全等非經濟目標的領域、關系社會公平的領域，都對市場的作用有一定限制。在社會、文化等領域，中國一方面讓市場發揮必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發揮政府在制度設計、服務提供和監督管理方面的作用，提出醫療衛生改革要堅持公益性、文藝不能成為市場的奴隸、不能把商品交換的原則帶入黨內政治生活中，等等。這些從本質上說就是在經濟政策和社會、文化政策中間加了一道“防火墻”，讓市場在其有效的范圍內起作用，而不應侵入其失靈的范圍。
第三，中國從制度上防止市場主體獲得支配政治資源的權力
市場主體在積累資本之后，憑借資本的力量影響政治權力，是資本主義國家必然出現的現象，這是在大資本私有制的情況下不可避免的，經濟基礎必然決定上層建筑。而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能夠比較有效地避免大資本所有者影響政治權力。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一方面是因為在經濟體制上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在關鍵領域保持公有制的控制力，另一方面是通過黨的組織體系和民主集中制的途徑選拔干部、堅持黨對軍隊和意識形態的領導等途徑，來切斷資本和權力聯姻的渠道。盡管前些年在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層面，發生了官商勾結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現象，但是這種現象是中國的制度所不允許的。西方國家的資本參與政治有著制度化的渠道，而中國通過黨的反腐敗和國家的法律體系，可以遏制這種現象。
最后，從中國改革的進程來看，這30多年并不是市場的范圍越來越大、政府的作用越來越小的過程
市場在其有效的范圍起著很大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沒有邊界的，一旦市場的作用超過了其邊界，如一度出現過的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之后，國家就會努力將其糾正過來。政府的作用也不是越來越小，從政府支出來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稅收占GDP的比例一度有所降低，但20世紀90年代之后就在不斷上升。從一些領域的支出來看，中國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不僅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不少發展中國家，在醫療等領域的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甚至還低于中低收入國家。從政府行為來看，盡管政府直接干預企業微觀行為的做法在減少，但是政府在其他方面的職能不斷在增加。像產業政策、財政轉移支付、區域協調發展、宏觀調控、提供公共服務等政策，都是改革開放初期很薄弱的職能，在改革過程中不斷加強的。
“化”的意思是“使成為、使變成”，這是一種單向的趨勢，按照這種理解，改革開放并不能被稱為“市場化”改革，因為改革開放是兩種趨勢共同起作用的過程，一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決定性作用，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破除阻礙市場競爭的障礙；另一方面是發揮黨、政府和社會的作用，給市場這架馬車套上轡頭，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圍，避免市場的邊界無限擴大，緩解市場對社會和個人造成的沖擊和傷害，在這個過程中又為市場經濟的建立構建新的基礎。由于具有以上這些特點，中國的市場經濟就同西方的市場經濟有著本質的不同。
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之所以中國的經濟增長比較成功，并不在于中國的市場經濟和這些國家有什么區別，市場的運行有自身的規律，這在各國并沒有本質的不同，但中國和這些國家不同之處就在于，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努力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黨和政府。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這一思路并不僅僅在中國存在，而且也是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社會改良的過程中，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思潮的一種重要主張。例如，歐洲的“市場社會主義”的主要主張是：經濟體制和社會制度沒有必然聯系，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英國學者科亨認為：“市場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是因為它克服了勞動和資本的分離。在市場社會主義中，不存在一個不擁有資本的與勞動者相對立的資本家。”[3]但他們對生產資料公有的具體形式有不同的看法，如國家所有、集體所有、全民股份制等，在資源配置上則實行市場經濟。二戰之后，在一些歐洲國家，合作制和員工持股的企業有所發展，但是本質上還是私有制占據主導地位，特別是其政治體制，仍然擺脫不了壟斷資本集團的影響，因此盡管能夠實行一定程度的社會改良，但是設想中的“市場社會主義”并沒有實現。
中國是歷史上第一個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奇跡，不僅源于市場經濟，而且也源于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為什么這樣說？在上面已經進行了闡述，這里再總結如下：
——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建設，為改革開放奠定了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改革開放前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積累的大量公有資產，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因而不必經過殘酷的原始積累，能夠直接把這些國有資產市場化。改革前形成的比較完善的公共服務制度，使中國的人力資本水平高于同期的發展中國家，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一支優秀的勞動力隊伍。改革前形成的公平而穩定的社會，為改革開放初期奠定了公平的起點，有利于迅速形成競爭性的市場環境，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內需和投資。
——中國建設了發展中國家中最優良的基礎設施，為經濟發展降低了成本。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中國用了幾十年時間，建設了遠遠超過其他發展中國家、并且在一些領域超過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這是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有密切關系的。基礎設施投資大，而且往往具有規模效應、網絡效應，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也大大降低了經濟發展的成本，農村的集體土地所有制，為農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使他們可以在城市接受較低的工資；也降低了城市工業和交通建設的交易成本，避免了私有制國家由于土地產權條塊分割造成交易成本過高、扯皮的問題。
——中國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好地解決了市場失靈。本章開頭說過，市場不能自動解決宏觀經濟穩定、社會公平、提供公共服務、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及發展具有戰略性、規模效益的行業等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正是在這些問題上沒有解決好，而導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始終保持了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雖然增速有起落，但是是有限的，而且中國并沒有像許多發展中國家那樣發生惡性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中國用十幾年的時間，就實現了基本社會保障的全覆蓋，走完了發達國家用了一百多年、很多發展中國家至今尚未實現的目標。在面臨嚴峻的城鎮化和環境污染時，中國也能及時以較大的力度進行治理。
——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有效保證了獨立自主地對外開放。20世紀以來，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都面臨著一個已經被西方國家及其壟斷資本主導的全球秩序，發展中國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集中資本和資源，才可能在國際上開展競爭，也只有堅持政治上的獨立性，實行獨立自主的開放，才能夠比較公平地參與國際競爭。中國依靠強有力的國有經濟，已經實現了大批企業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中國用自己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是可以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以往，人們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往往強調的是“市場經濟”這層意思，好像社會主義國家是被打入另冊的，不能搞市場經濟，于是便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迅跑，很多人還怕身上打著“社會主義”這個標簽，耽誤了融入全球市場經濟的“普世價值”。而經過二十多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之后，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暴露了自由市場的危機、新自由主義的危機，越來越多的人重視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整體，中國的市場經濟并不特殊，而是特殊在市場經濟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
一些人士搬來西方政治學的術語，把中國的政治力量貼上“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標簽，越支持市場化，就越算“改革派”，把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描繪成“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爭（并且總結出“改革開放以來XX次大爭論”，并暗示在每次斗爭中都是所謂“改革派”取得了勝利）。這種觀點并不符合中國的事實。從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還是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都是堅持“兩點論”的。
最早提出這個命題的，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他說：
“公有制占主體，實現共同富裕。這兩條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東西”。
“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4]”。
“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5]”
可見，鄧小平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堅持，是一以貫之的。
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新一屆黨中央。習近平強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義”，“我們就是要有這樣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6]”。
堅定表明了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心。
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劃清了市場和政府的界限、劃清了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界限。指出在經濟改革中使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在社會領域以增進社會公平正義為目標，強化政府責任。這一定位把市場的作用劃定在了其應該起作用的領域。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正是因為幾代領導人都堅持這樣的認識，所以中國得以避免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嚴重后果。但是要看到的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經濟學界仍然是非常有影響的一種思潮，上述領域的改革——包括土地私有化、關鍵領域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學者們著力推行的。要真正消除這種迷信，使人們理性地、實事求是地認識市場經濟，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要付出長期而艱苦的努力。
改革開放積累了許多好經驗，是珍貴的財富。同時，改革開放永無止境，當前我國基本國情的內涵同改革開放初期已經有很大變化，一些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不一定符合現在的實際，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不一定符合其他領域的實際。這就要求我們不斷賦予“改革”新的內涵，而不能把過去的做法絕對化、教條化，不能把“改革”這一博大精深的事業簡化為這種或那種固定的做法，讓過去的經驗束縛今天的實踐。
注 釋：
[1] 楊緣. 中國學者呼吁加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學[EB/OL].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2016年6月2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7850
[2] 社科院：我國公有制資產近300萬億 占經濟主體. [EB/OL].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5-12-25/doc-ifxmxxsp6914222.shtml, 2015-12-25.
[3]葉革會. 當代世界市場社會主義分析[D]. 復旦大學, 2004.
[4] 鄧小平. 鄧小平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64.
[5] 鄧小平. 鄧小平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29.
[6] 習近平. 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A].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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