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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資本主義農業為利潤而非社會需求所驅動，造成了生態破壞、雇工剝削和土地的不合理規劃。本文由美共經濟委員會委員瓦迪·哈拉比和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人口與世界衛生系教授、古巴哈瓦那生態系統研究所教授理查德· 萊文斯撰寫。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生產以滿足人民需求為目的，可以通過制定農業計劃克服“過渡生產”問題，通過合理分配農業資源走向生態社會，從而克服工農差別、城鄉對立、和體腦分離。在現階段資本下鄉和土地流轉正席卷農村之際，重新思考生態社會主義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正文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農業生產

資本主義為利潤而非社會需求所驅動(通過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農業領域也不例外。通過片面的科學技術投入，資本主義的農 業生產可以獲得短期利益，但是這種利潤是以損害農業的社會和環境基礎為代價的。大部分資本主義農業生產者越來越無法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生產。償還債務、高額 的地租、不平等的交易(壟斷抬高了如燃料、種子、肥料、器械等農業投入的價格，農產品價格卻相對較低)等大大削減了農業生產的利潤。

在美國，農業產量的提高伴隨著對工人和環境的毒害，以及農村地區嚴重的貧困。即使在產量最高的加利福尼亞和佛羅里達，饑餓與營養不良也隨處可 見。利潤帶來的壓力一再地危害著農場工人的健康和良性生態環境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土地、水、空氣、樹木，影響到農業系統的方方面面，從細菌、真菌到昆 蟲、家畜、野生動物…… 利潤的壓力使得資本主義農業濫用“科學技術”。所以，我們有必要分清社會主義革命后的農業現代化與“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科技投入兩者之間的區別和界 限。

只要是資本主義統治的地方，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矛盾和階段性的經濟危機就會使社會、企業和個人陷入貧困，危害農業的社會和環境基礎，束縛世界糧食生產，將人類社會置于危險的境地。

社會主義革命后的農業生產

社會主義革命為新的國家及其制度直面現實、步入科學發展提供了可能。在這之前，貧困、無知、無保障的生活、軍事威脅和資本主義制度持續的影響等因素，導致在農業生產中采用非科學的方式方法，而這一切，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下都可以一一克服。

為了實現跨越式的進步，社會主義在發展中跳過了一些必要階段，由此遭遇了一系列挫折，造成了時間上和資源上的巨大損失，降低了人民對國家領導的信任。但是，犯錯在所難免，正如列寧所說，我們要想避免犯大錯，那么使用科學手段必不可少。

資本主義恰恰相反，他們既不敢于面對現實，又不堅持科學的方法。科學方法是一個基本體系，能夠對不斷發展的社會和自然力量的相互作用進行評價，從而擬定相應的對策。

人民需要糧食!

為什么說社會主義革命后，發展農業生產是我們面臨的關鍵任務?這是因為，一旦人民對糧食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就會動搖國家政權。而在目前階段，糧食是人民的急切所需。

概括性地說，節省時間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經濟學的根本問題在于節省時間(馬克思主義認識到，時間的質量是衡量時間的一個重要標準， 所以，基于人民對質量與數量兩方面的考慮，我們應該將時間的質量也計算在內)。如果在農業生產中無法節省時間，也會危及國家安全。

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威脅

對于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來說，最大的危險來自我們采用了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和方式方法，而它們的方法從根本上與科學發展相沖突。但考慮到社會主義 社會“農業生產力低下”，這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都意味著浪費時間。低下的農業生產力容易降低社會主義社會的穩定性，無法抵抗來自資本主義的沖擊。資本主義世 界大量低價產品的侵入對社會主義經濟帶來的損害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農業機械化與優越的自然條件為資本主義農業帶來了高生產力，使農產品價格更低。但是，這種高生產力的獲得還來自濫伐森林、毀壞草地、以生態環境為代價大量使用化學肥料、擠榨土地和水資源、大面積單一種植利潤最可觀的農作物、使用尚未通過測試的基因品種等，不一而足。

另外，資本主義國家農產品的低價還可能是因為其“過度生產”(生產是為了利潤而非滿足社會需要)，以及對價格和資金的操控。有時候，操控的目的是為了引起不穩定。例如，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導演了石油價格驟降同時美元貶值的一幕(即1985年的“廣場協議”)。

當時，蘇聯正依賴向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石油和天然氣來獲取資金，完成自己的經濟計劃。由于當時石油和天然氣買賣都以美元來交易，“廣場協議”造成 蘇聯收入銳減，嚴重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的穩定。蘇聯解體后，石油價格迅速回升，對石油進口大國中國的經濟又產生了直接影響(摘自1994年彼德·施韋策著《勝利》一書，本書描寫了美國操縱石油價格和美元匯率導致蘇聯經濟的不穩定)。

正如我們在2008年看到的那樣，資本家對糧食(如小麥、大豆、大米)的投機行為使得小麥和大米的價格在短短幾星期內翻了兩倍甚至三倍。這種日常投機行為使得糧食價格遠遠高于其年均實際價值。

帝國主義的“全球化”措施如世界貿易協定，旨在削弱各國對本土產業包括農業的保護機制。退一步說，即使我們可以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來防止不穩定 狀況的發生，但時間的緊迫性仍然驅動著我們要不斷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否則，正如馬克思在150年前警告的那樣，資本主義廉價的商品可能最終會摧毀中國的萬里長城。

現實的挑戰

現實問題在于，如何在良性的社會生態環境基礎上發展農業生產。基于目前社會存在嚴重的貧困與不平等現象，因此現實的挑戰在于如何在社會與生態科學發展機制自動運轉起來之前，將生產中社會與個人的利益結合起來，有效地控制和平衡兩者利益。

資本主義農業的“中心準則”在于利潤最大化，利潤的獲得以人類環境為代價。在這一準則下，社會和農業生產者對生產本身的興趣和控制力都被降到了最低程度。農業生產者可能既是工人又是佃戶(他們將農田出租，但時常是負債累累的土地所有者)。

在社會主義社會，農業的“中心準則”是滿足人類目前和未來的需求。這些需求包括健康、多樣化的食物和良性的生態環境。除此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 需求。我們需要了解世界，生活中需要樂趣和音樂，需要社會普遍平等，需要表達自我，需要社會安定團結，還需要一個人安靜獨處的時間。實現這些需求和其他基 本的需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農業生產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農業的科學發展應該與人類其他各種需求協調發展。

農業生產的科學發展要求考慮到生態準則和非剝削生產方式兩個方面。比如，生態準則要求多樣化而非單一式的利用土地，既要開墾農田，也要保留草地 和樹林。但是，窮苦的農民承擔不起為了鄰居的利益而將自己一半的土地用于種植樹木或利潤不高的作物。因此，資源分配必須在更大的范圍內進行。同時，買賣農 田、不加規劃就隨意將農田改作非農業性用途也會破壞生態準則。

資本主義的經驗一再證明，農業的科學發展與土地的私人買賣相沖突。土地的利用需要對地域、森林保護、水資源、各種作物對不同勞動的需求等方面進行區域性規劃。

非剝削農業生產方式包括合作生產、集體和國家生產。具體采用哪種形式部分取決于現有的生產方式(如家庭生產占主導或大規模生產占主導等)、過去成功的和失敗的經驗，或者更為概括地說，取決于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包括工業、基礎建設(電力、公路、鐵路等)、科學和教育。另外，具體的生產組織形式還與 地形等因素有關。

在早期階段，生產組織形式需要考慮到個人與社會兩方面的利益，需要進行規劃，控制生產。解決問題時要依據實地情況，充分發揮人們的知識水平。每個生產單位都是一個研究中心，人們從中學會怎樣收集、分析和比較資料，從而作出明智的決策。

科學發展還需要對以下方面進行系統的規劃和組織，如制定農業計劃、分配農業資源、交通建設、市場分配，同樣，這些都要與社會生態準則相適應。

計劃和分配資源依賴于社會和環境信息的收集與迅速傳播，依賴于集體和個人對信息進行評價的能力，以及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對計劃進行修訂的能力。反過來，實現這些能力也需要科學生產體制的發展，這樣，農業生產者就可以依靠科學知識而非生產中積累的個人經驗來作出判斷。

在規劃與農業科學發展相適應的政策時，人口政策是其中最為復雜的基本政策。資本主義制度對人口的控制主要針對工人階級、被壓迫的民族，特別是婦 女。在社會主義社會，實施符合人類需求的人口政策從一定程度上來說變得更加容易。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后，如果農業生產力低下，土地和水資源短缺，那么社會可 能會出現人口過剩的情況;幾十年后，如果生產力大幅度提高，但相當一部分人口年老退休或身體狀況欠佳，那么社會可能出現人口不足的情況。

鑒于上述情況，制定與老齡化相適應、關注人民健康的科學政策可以改善人口過剩或不足的現象。人的一生，既要為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也應該在年老時得到社會的支持。人口、醫療、工作等政策可以讓我們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也從社會得到必要的回報。

要想在極度貧窮的社會條件下實現上述計劃是非常困難的，有時候甚至是不可能的，比如1917年11月7日蘇聯成立時面臨的情況，或者1949年 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時面臨的國情。年輕的蘇聯政府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如土地類型的劃分和維護、發展農業合作制。然而，貧窮、內戰、資本主義世 界的經濟制裁、第二次世界大戰、無力有效地應對世界快速的變化等等，這一切使得蘇聯在實現科學發展道路上舉步維艱，國力日趨減弱，在資本主義敵對勢力的巨大壓力下，蘇聯最終分崩離析。

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農業的科學發展上同樣取得了巨大進步，比如使用生物性方法防治病蟲害，實現有機耕作。但是，中國同樣面臨著來自資本主義 世界的敵意——20世紀50年代對朝鮮的制裁和侵略，鼓動中蘇關系惡化，在1962年中印戰爭中支持印度，等等。同時，極度的貧窮也困擾著中國。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農業生產力和糧食產量遠遠超過了印度、孟加拉國、非洲、海地等大多數貧窮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這的確是一大進 步。但是，與實現了農業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業生產水平還是相對落后。中國和其他四個社會主義國家——越南、老撾、朝鮮、古巴的經濟非常脆 弱，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古巴的科學發展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這在理查德·萊文斯所著的《古巴怎樣走向生態社會》中有闡述)。

今天的中國在制造業方面成績突出，除在空間探索和某些軍工業領域外，中國達到了前蘇聯未曾達到過的成就。有理由相信，在制造業的廣泛領域里，中 國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了包括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水平。這些突出的成績是國家規劃、基礎設施的大力建設(電力、公路、港口等)、優越的教育體制、對外開 放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此外，還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有能力維持社會所需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平衡(這就是為什么盡管受到國內政治危機和資本主義世界經 濟、政治、軍事、環境發展的雙重影響，社會主義經濟仍然沒有像資本主義經濟一樣陷入周期性危機)。

經濟社會與此相反，資本主義體制則無法在生產與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收入及需求之間維持平衡。在面臨諸如今天的經濟危機時，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社會需求急劇下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直接或間接地給社會主義國家帶來了壓力，比如蘇聯，在20世紀30、40年代和70、80年代都遭遇過這種壓力，毫無疑 問，在未來的日子里，中國也會遭遇同樣的狀況(目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遠未結束，還會帶來接連的沖擊)。

農業合作社的潛在重要性

從土地個人所有過渡到國家支持的農業合作制是實現農業科學性發展的重要一步。蘇聯在這方面的理論經驗(非實際經驗)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寶貴的啟示。

列寧在世時，蘇聯領導人提出了四個自愿性步驟來實現從個人土地所有到集體合作的跨越。第一步是合作購買，如種子或農業工具。這種集體購買方式降 低了價格，節省了時間，實行先購買后支付的模式。第二步是信用合作。第三步為合作出售農產品，對信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四步為合作生產，最終成為集體勞 作。亞歷山大·卡亞諾夫《農民合作社理論》一書中記錄了世界各地的合作經驗，該書1919年首次發行，1927年再版。列寧對卡亞諾夫的工作給予了極大支 持。隨著新國家生產力的提高，工人對國家和未來更有信心，國有農業可以成為與科學發展相適應、提高農業生產力的有力方式。

科學發展需要共產主義領導者重申關于結束城鄉差距的歷史性承諾，城鄉對立在日益衰落的資本主義社會被推向了極致。結束城鄉對立與我們另一個歷史性的承諾相輔相成——結束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對立。農業的科學發展可以讓各個年齡段的城市居民樂意到農村生活，為農業生產中的重復性勞動與創造性勞動兩者都做出貢獻，不僅學習經驗，也傳播經驗。

文章來源：《國外理論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