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改革,如果不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改,這樣的改革就失去了正當性。在這個星球上,所有生命的運動,永遠是為了生存,為了種群的存在。這是任何宏大和卑微細小生命群體的唯一本原的意義。如果生命不為存在而努力,種群不為延續而工作,那這就不是生命,就不是合格的生命,就不是可以延續的生命,就不是符合天地大道的生命。
人類從群居那一天開始,實際上也有這樣一個潛在的政治文化規則,為了種群的延續和發展,人類的任何組織形式和管理結構,都要首先有利于大多數個體的存在,這延伸成為一種公理,一種倫理,一種天理。任何一個政府,無論它是君主制或共和制,只要它不能保障多數個體的生存、發展,它就是一個不合格的政府,它就是一個道義上有問題的政府。
古往今來,所有的革命都是因為貧富差距過大,同時眾多貧窮者無法生存,無法擁有基本生產生活資料,無法保持最起碼的尊嚴,無法得到最起碼的公平正義。結果富人和權貴總是革命的對象。殺富濟貧和拒絕納稅,永遠是一切革命的兩大主題。前者是對貧富懸殊的仇恨,后者是對維持這種狀況的政府的憤恨。
無論有多少激動人心的、論述宏富的造反有理的理論,所有革命運動,最核心主張就這兩點。因此,一個成熟和合法的政府,一定要意識到自己在這方面的天職。蔣介石政權是一個維護富人的政權,毛澤東政權是一個維護窮人的政權,蔣代表少數必然垮掉,毛代表多數必然勝出。但是,剝奪富人權利,追求全民平均主義,逐漸帶來了經濟發展活力的停滯。
鄧小平意識到,大鍋飯、平均主義、窮過渡顯然不是發展國家經濟的長久之計。他喊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中國的活力是從鄧承認個人私利,允許物質刺激,同意打破平均主義后,井噴似地顯示起來了。早期物質生產的極大豐富,特別是農村的改革,使人民群眾普遍受惠。
水沒有落差就不能流動和發電,人沒有收入差距就不能刺激社會發展和進步。有人據此指責鄧是不公平的。關鍵的問題是,后鄧時代的人們沒有清晰地意識到,改革部分偏離了最初的航線,地區差別、行業差別、貧富差別在逐步拉大,改革的紅利分配,并沒有表現出普遍受惠和實際獲得感。這個偏差應該在政治層面以國家意志去系統地有計劃地加以解決。
這要求我們的官員,懂得政府的性質。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政府,你怎么能夠辦好政府?現在我們來看看人類組織政府的運作過程。首先,任何一個政府,無論選舉、戰爭、世襲,初期必須得到多數人支持、認可、默許,才能成立。因此,人類的任何一個政權在確立之處,都聲稱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成立的。
除了前述人類生存文化的約定俗成以外,還因為政府統治人民是需要強力的。多數人就是新政權強力的穩固基礎。在冷兵器時代更是如此,政治文化的基因就這樣傳遞后代,每一個政府在成立伊始,都會這樣承諾,不能說它是虛偽的,應該說,它真誠地想這樣做。沒有一個新的政權不搞改革、改變,不減少徭役、不減免賦稅、不以政治清明為追求。
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聲稱只為少數人而奮斗。但是,為什么慢慢就變味了呢?原因是,任何政府都要兩種稀缺資源的支持:聰明的管理者和錢。在新朝的新氣象給人民帶來實惠和安居樂業政治局面之后。管理者也就是政治精英集團,逐漸變成既得利益團伙;那些按照新朝制定的經濟律令開動腦筋的人,變成了富人。
盡管財富是人民創造的,但不管你怎樣制定經濟的規則,不知不覺財富還是都到了富人手里。政府需要的銀子,從形式上總是富人在提供。這就是人類政府工作的一個奇妙規律。政權確立之初,需要多數人道義支持和抬樁,但是到政權運轉起來后,你會驚奇發現,政府的支持性力量再一次無可避免地變成了:聰明的管理者、聰明的賺錢人、聰明的磚家們等。
情況總是這樣。政府頒布了選擇官員、指導經濟等系統規則,結果就有人按照這些規則,成為巨商、大官和大忽悠。他們成為政府的主導力量和主要支撐。他們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聰明人團體(但絕對是人民中的絕對少數),是他們在左右政策制定、財富分配、國家發展、外交軍事等等,他們就會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設計各種政策和規則的方案。
所有這些方案公布的時候,都說是為大家制定的,實際上私售了很多暗藏的利益條款。哪有一個統治者或幾個統治者能辨別得了浩如煙海的設計方案包藏的匠心啊。于是改革越改人民越苦。人民就起來造反。周而復始,有人說,封建時代改朝換代是因為王朝腐敗,其實不是,或者說不全是這個原因。腐敗不一定導致政權垮臺,但如果民不聊生則肯定會危機政權。
沒有一個皇帝,哪怕是最糟糕的皇帝,會希望家天下垮臺,希望人民生活不下去。關鍵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團,也就是官僚和富裕階層,和圍繞他們形成的越來越龐大的利益集群,他們越來越貪婪、越來越瘋狂地通過控制行政資源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和法令,讓自己得利,這個過程像人體內的惡性腫瘤一樣無法遏制的時候,人民活不下去,就會揭竿而起。
世界上最簡單的賺錢辦法,就是通過權錢結合,就是通過司法或行政力量直接攫取,不需要經過什么經營過程。紅頭文件、許可批文、一句話,就是雪花花的銀子。要讓改革不偏向,就要讓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和監督,這是讓人民心平氣和的唯一辦法,也是讓改革方案公平合理的唯一辦法。通過法定程序得到人民認可,是避免改革被少數人綁架的唯一辦法。
人類的政權運作歷來就是這么一個怪圈,多數人打倒權貴和富人,成立一個多數人政府,開始的改變讓多數人受益,但很快就會產生新的富人和權貴。政府離不開這些金錢和精英,于是逐漸變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庇護力量和壓制人民的工具,政府被迫痛苦地變成了少數人的政府,新的造反又可能開始了,如此周而復始。
怎么跳出這樣的怪圈呢?那就是政府按照一定周期更換領導人,周期性推出新政。每個政府領導人都要明確意識到,他應該代表人民與官僚和富裕階層斗爭,減弱政府在代表少數人利益方面的露骨表現。也就是說,要采取溫和、法治、不流血的抑富濟貧方式,將貧窮階層減少,制造一種叫做中產階級的人民群眾。他們不是很富也不是很窮。
只要我們人類的政權的領導人意識到自己肩上的這個擔子,不斷地糾正政府只代表少數人的傾向。一方面給多數人民創造利益,也就是從富裕人群那里取得一部分財富和機會和公共服務資源,制度化地給多數人民分享;一方面不要把富人這只母雞殺掉,給他們提供長期穩定的創造財富的機會,讓他們不停地生蛋。以保證全社會有蛋可吃。
在這個同時,你要關注兩件大事,一是全體人民包括富人、中產者、窮人的集體安全,也就是國家戰略安全,這是統治者必須提供的第一公共服務產品;第二,你要盡量將富人、中產、窮人、官人、還有所謂學者、藝人等之間的關系法治化,公平合理的規范他們兩兩的關系,也就是你要提供大家相處的一個可接受的法治環境,這是第二個必須的公共服務產品。
習近平指出,改革一定要有利于人民群眾,改革一定要與法有據。他的意思就是說,今后咱中國的改革,不能只有利于少數人了,也不能人民群眾還不知情,就莫名其妙地推出來了。習主席的話說到了大家的心坎了。
最后我總結,不管搞什么國家政權形式,什么體制。以下的意見是簡單明確的,政府領導者,一定要記住:在國家安全上,政府絕對是全民的政府;在利益分配上,政府應該是多數人的政府;在發展經濟上,政府必須是少數人(精英和富人)的政府;在政治倫理上,政府堅決是弱者和窮人的政府。一句話,從本質上講,政府一定要代表最廣大人眾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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