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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科學內涵和理論意蘊

點擊：2826  作者：郭世軍    來源：《治理現代化研究》【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2-08 12:49:37

 

 

 

　　【摘 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堅持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發展目的，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向，把發展作為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前提，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現代經濟體系建設，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重要舉措，突出創新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作用，從時空整體性上謀劃和布局，并通過全面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水平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保障。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智慧結晶，是我國推進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規律性提煉和總結。梳理這一思想的科學內涵和內在邏輯，對于在理論上開拓中國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在實踐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繼續前進具有重要意義。

 

　　一、建設之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不僅將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植根于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之上，而且將“五位一體”發展的根本利益都匯集于最廣大人民；同時，站在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高度——從未來審視當下——初心不改地“倒逼改革”，謀劃特定歷史時期的發展戰略步驟。這點與任何資產階級政黨將社會發展最大利益輸送給資本家、輸送給政治同盟的“金主”，謀求短期的“紙上富貴”，有根本的不同。習近平堅持運用“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這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反復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有其特定的深刻內涵。

 

　　（一）人民主體觀

 

　　《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1］（P42）70多年前，毛澤東與黃炎培暢談歷史周期律時提出，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在新時期，“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2］“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我們黨的一貫主張。”［3］（P40）人民是黨的力量根基之所在，力量源泉之所在，是創造歷史的主體力量，也應是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

 

　　（二）人民立場觀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堅持人民立場這個根本政治立場，才能不被眼前的浮華所迷失，才能看清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從而能夠真正獲得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不竭動力。“在新的長征路上，全黨同志都要自覺堅持和維護黨的領導，自覺站在黨和人民立場上，”［3］（P56）唯有如此才知行之所依，才能找到前進的動力，才能與時代同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很明顯，此處“美好生活需要”前面的定語是“人民日益增長”，再次彰顯了我們黨新時代推動改革、謀劃發展的人民立場。

 

　　（三）人民宗旨觀

 

　　“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4］（P1004）黨的七大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寫入黨的章程，確立了黨的根本宗旨。進入發展新時代，“要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局面，我們黨就必須始終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始終把人民擁護和支持作為力量源泉，堅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5］人民宗旨觀決定為人民服務的立場、決定為人民施政的綱領、決定為人民謀福祉的行動，保證了我國經濟建設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斷邁出新步伐、取得新突破。

 

　　（四）人民標準觀

 

　　只有人民才是我們工作價值的最高裁判者。“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鄧小平提出姓“資”和姓“社”判斷標準之一；“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人民滿意不滿意、贊成不贊成”是科學發展觀中“人民的標尺”。新時代我們黨更加切實地將“人民標準觀”貫徹到全面深化改革、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提出：“要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一面鏡子，審視我們各方面體制機制和政策規定，哪里有不符合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哪里就需要改革；哪個領域哪個環節問題突出，哪個領域哪個環節就是改革的重點。”［6］這種以人民福祉為鏡的觀念，更切實地增強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的可觸性、可視性、可知性。

 

　　（五）人民同富觀

 

　　“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7］（P364）共同富裕的關切點應是“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讓“后富”的這部分人追上來，盡量縮短先富與后富的差距。因此，全面建成小康必須打贏脫貧攻堅戰，“以更大決心、更精準思路、更有力措施，采取超常舉措，實施脫貧攻堅工程，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8］（P832）這意味著我們黨將在實踐中自覺磨煉自身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決心定力和意志品質，是共產黨人踐行莊嚴承諾的行動，更是愛民、安民、富民的壯舉。

 

　　二、發展之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向

 

　　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必須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6］（P78）強化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使黨的執政地位具有堅實物質基礎。同時，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探索解決如何讓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如何促進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習近平關于“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6］（P79）的論斷，進一步明確了二者的功能定位。歸根到底，兩種經濟成分同時存在、共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發展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共同發展，對于公有制經濟是“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對于非公有制經濟是“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必須充分認識兩種所有制的具體方針，在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中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在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中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處理好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能將公有制經濟“混”弱了，也不能將國有資本“混”弱了。

 

　　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主要力量和主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基是否牢固、政權基礎是否牢固、執政興國依靠力量是否強大，都要看能否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能否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2016年，習近平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強調發揮國有企業“六個方面”的力量，提出堅持“三個有利于”的方針。他特別重視黨在國有企業中的領導作用，指出：“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我國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是我國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3］（P176）他強調：“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堅持了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他指出：“國有企業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歸結到一點，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3］（P176-177）指明了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方式。另外，他還重申了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這些觀點包涵我們黨如何領導國有企業建設、如何鞏固黨的領導核心作用的理論，是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必須重視的研究課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根本前提，國有企業是市場的參與主體，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鄧小平南方談話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的論斷，解決了束縛人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30多年的實踐，我們由當初的計劃和市場這對范疇的界定，拓展到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這對范疇，進而提升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6］（P177）。同時認識到，“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9］可見，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不是靜止的、固定的，而是動態的、歷史的過程，其運行受到商品經濟成熟度、生產交換需要度、政治發展認識度等因素的制約。

 

　　三、矛盾之解：把發展作為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前提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最大國情、最大實際”。我們要在這個國情下謀發展，把發展作為“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2］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屬性，這一辯證唯物論基本原理要求我們必須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在發展中解決矛盾。從“發展才是硬道理”到“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再到科學發展觀，我們黨對發展的認識在不斷深化。黨的十三大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黨的十四大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寫入黨的章程。新時代，習近平提出“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發展是永恒的主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等重要觀點?！蛾P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也是黨內政治生活正常開展的根本保證”。［10］經濟建設處于中心地位，理應是生命線、幸福線，應在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對社會主要矛盾中起基礎性作用。

 

　　問題意識是謀劃發展的首要意識。面對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習近平指出：我們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11］2014年，他在談到未來中國經濟要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時說：“我們要的是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要的是以比較充分就業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資源配置效率為支撐的發展。”［8］（P245-246）2015年，他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8］（P828）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明確：“我們要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2］從“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到“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基本衡量標準更為清晰。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物質文明的豐碩成果為精神文明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根上說，沒有扎扎實實的發展成果，沒有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空談理想信念，空談黨的領導，空談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空談思想道德建設，最終意識形態工作也難以取得好的成效。”［12］（P5）沒有扎扎實實的發展成果，人民生活長期不能得到有效改善，這是東歐劇變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之一。我們必須以史為鑒，不斷推進社會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變革，以促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為標準，去解決社會發展矛盾和各類文明沖突。

 

　　四、運用之妙：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現代經濟體系建設

 

　　第一，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這一觀點豐富發展了鄧小平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把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抓住了創新，就抓住了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12］（P33）創新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之源，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可以不斷增加社會財富總量，也可以通過創造增量財富、創新生產分配制度彌補“后富”的這部分人的財富短板。

 

　　第二，協調發展主要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思維，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這就要求運用唯物辯證法，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區域、城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矛盾運動也是克服發展不平衡的矛盾的過程，就像推進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一樣，只有在二者互動中才能實現二者協同發展。

 

　　第三，綠色發展的基本內涵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一思想包含著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學智慧。習近平以深邃的歷史眼光來審視生態問題與人類文明發展之間的關系，提出：“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3］（P209）因此，環境的改善與人的發展一致，本身就是生產力發展的標志。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發展理論的創新。

 

　　第四，開放發展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世界市場是馬克思構筑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終點和最高范疇。新時代，要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2］，必須在解決如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國際規則制定、如何將我國經濟實力轉化為國際制度性權力、如何合力打造新的全球價值鏈等一系列課題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五，共享理念實質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其內涵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共享發展不僅要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把物質的“蛋糕”做大，還要把精神的“蛋糕”做好，讓人民群眾共享經濟發展和精神文化發展的盛宴，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大文明的發展中享有更多獲得感，實現全面的發展和全方位的共同富裕。

 

　　五、著力之點：提高供給體系質量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生產相對于交換、分配、消費處于首要地位，“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13］（P23）習近平強調：“要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轉變發展方式，培育創新動力，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打造新引擎、構建新支撐。”［12］（P107-108）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綜合研判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決策。這一決策直指“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三大失衡”問題。這“三大失衡”問題是制約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也是激發我國內在發展動力和活力的根本問題，從現實發展看關系民生，從長遠發展看關乎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如果不能有效解決，還會釀成極大危機。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重點要落實三項基本要求：“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給質量滿足需要；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需求、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12］（P105-106）在治理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失衡方面，他強調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有助于我們深化對社會主義國家如何發展房地產的認識。房子有儲藏貨幣的功能，又具有實現資本增值的金融功能，可能脫離實體經濟，成為金融泡沫。因此，怎么看待房地產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作用，必須認清金融資本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習近平強調：“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14］“回歸本源，服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應是金融工作的第一原則，應該從推進實體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視角認識房價和金融發展，深化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運行規律的把握，掌握運用資本服務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門高超的經濟與政治藝術。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的一般關系，又是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處理好的特殊關系。“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要依據一國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抉擇。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3］（P253）在現實操作中，不應拘束于短期調控、刺激或者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宏觀調控思維，而應注重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著重解決供給側結構性、機制性、協調性內在矛盾，“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不斷增強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2］

 

　　六、推進之力：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創新既可以直接創造巨大生產力，也可以通過調整和變革生產關系，使生產力獲得解放和釋放。總之，創新能力能夠充分展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我們可以用新辦法、新理念、新舉措適應引領新常態，牽引改革，實現發展，下好先手棋，贏得主動權。習近平分析了產業革命帶來的全球經濟變革以及中國近代落后挨打的事實，指出“即將出現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15］面對這個科技創新與產業變革并行的機遇期，要“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16］。這其實從根本上指出了科技革命、產業變革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說明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已經與生產方式的變革形成內在聯動，這種聯動要求必須把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建構在創新基礎之上。

 

　　為了這些目標的達成，必須著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一是要抓好頂層設計和任務落實；二是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堅定不移走自主創新道路，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步伐；三是要加快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打通從科技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通道；四是要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基礎性作用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五是要把人才作為創新的第一資源，也是創新的根基和核心要素，加快形成一支創新型人才隊伍；六是要堅持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加快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加快軍民融合發展步伐。

 

　　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從外延上看涉及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品牌創新等眾多方面，從鏈條上看牽涉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政策鏈，從內涵上看全面創新的總抓手和核心還在于推動科技創新，要將其國家賴之以強、企業賴之以贏、人民生活賴之以好的作用發揮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斷之所以具有超強的預見性和科學性，就是因為他們關注最先進科技的走向，關注由科技革命帶來的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變革。習近平關于科技創新的思想涉及科技基礎、戰略導向、科技供給、制度創新、科技人才等眾多方面，這些方面對于我國破解科技難題，服務社會經濟發展，形成科技管理和運行機制，實現科技領域由跟跑并跑向領跑的轉變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七、聯動之局：從時空整體性上謀劃和布局經濟建設

 

　　時間和空間是物質運動的存在方式。習近平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格局思想明確了在什么樣的時空格局中貫徹新理念、落實新舉措、實現新發展。其中，“四化同步”思想是對新科技革命、新時代特征的積極回應；區域協同發展和開放發展理論重新明確了地區在國內國際發展中的戰略定位，是經濟發展的戰略再構；“一帶一路”倡議開啟了對外開放新篇章，將對未來世界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實現四化同步

 

　　作為后工業化國家，我國走的是新型工業化與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并聯式”發展道路，與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必須從當前世界的工業化、科技化、產業化進程的階段和特點出發，走好符合中國實際的“新四化”道路。一是推動形成城鄉發展互動、均衡互惠、公共服務一體化的體制機制，在居民基本權益、公共服務、居民收入、城鄉要素配置等方面實現融合式均衡化發展。二是農業現代化與城鎮化協同發展。城鎮化過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就業，緩解了農民失業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同時農業現代化又為城鎮化建設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源，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三是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促進互聯網技術、智能化科技成果廣泛應用于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四是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融合發展。通過建立信息共享平臺，逐步形成全國信息資源共享體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會態勢、暢通溝通渠道、輔助科學決策，”［17］打造新型智慧型城市。

 

　　（二）促進區域聯動

 

　　一是突出頂層設計。區域合作不能再走原來那樣相互走動，簽訂幾個協議，然后各自單干的淺層次合作路子，而是要注重整體規劃、指導性意見的前瞻性，“一旦確定至少管10年、20年”［12］（P249）。

 

　　二是把生態環境建設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無論是長江經濟帶還是雄安新區建設，都要把“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放在突出位置，貫徹綠色發展理念，把“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思想落實到新時代現代化經濟體系。三是區域建設強化空間整體性思維。習近平從整體性思維， 從國際視野、戰略全局高度指出區域發展定位，例如，他在廣東、廣西、云南考察時都對如何發揮區位優勢提出戰略性指導，他還要求自貿區建設“既要謀子更要謀勢， 逐步構筑起立足周邊、 輻射‘一帶一路’、 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絡， 積極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18］

 

　　（三）注重內外聯通

 

　　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我們要努力建設一個遠離封閉、開放包容的世界。”［19］未來的發展仍面臨著恐懼與安全、貧困與繁榮、封閉與開放等相互對立的多重考驗，我國要繼續致力于內外聯通，實現資金、技術、人才、設施、文化等全方位的與世界的互動，尤其是以“一帶一路”為紐帶強化互聯互通。

 

　　一是要著眼于歐亞大舞臺、世界大棋局理解“一帶一路”建設重大戰略思想，“從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重構和延伸、區域合作等角度闡釋‘一帶一路’建設”“要結合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從周邊外交、南南合作、全球治理等層面深挖‘一帶一路’建設的理論內涵”。［12］（P282-283）

 

　　二是通過“一帶一路”致力于打造利益、責任、命運共同體，以更加積極的心態、策略、方式融入世界，通過“聚焦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構建互利合作網絡、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化合作平臺，聚焦攜手打造綠色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智力絲綢之路、和平絲綢之路”，［12］（P277-278）將中國與世界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三是將“一帶一路”建設作為推進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抓手，帶動我國東中西部梯次聯動并進，帶動形成全方位開放、東中西部聯動發展的局面。

 

　　八、建設之依：全面提升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水平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面對新形勢，我們工作中出現了“新辦法不會用，老辦法不管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能用”的情況。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全面增強執政本領，包括學習本領、政治領導本領、改革創新本領、科學發展本領、依法執政本領、群眾工作本領、狠抓落實本領、駕馭風險本領。在經濟工作中，我們還要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加強黨領導工作制度化建設。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習近平擔任小組組長或主任，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總書記習近平帶頭，中央政治局堅持集體學習制度，每季度分析研究經濟形勢的制度，同時定期研究部署重大戰略問題，研究財稅體制改革、城鎮化發展、創新驅動發展、軍民融合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對經濟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第二，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法治化水平。改變過去僅靠行政命令或者利用超越法律法規的手段和政策來抓經濟工作的做法，強化法治思維和法治觀念，強化發展的質量效益觀。領導干部抓經濟工作要像工匠精雕細琢高質量產品一樣，潛心鉆研經濟發展規律，琢磨經濟發展的全局和細節，力求精益求精高質量高效益發展，避免“大水漫灌式”的“粗放作業”，強調領導干部“要帶頭依法辦事，自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12］（P323）

 

　　第三，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專業化能力。將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與學習和調研、與經濟工作和現實生活、與群眾路線和群眾工作方法結合起來，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提高科學決策、民主決策能力，增強全球思維、戰略思維能力”，［12］（P316）適應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新變化新要求。同時，要用好輿論引導，把握新媒體特征和大眾心理特點，學會運用“宣傳矩陣”掌握話語權，增強黨和政府聲音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毛澤東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11-12.

［6］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9］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4-05-28.

［10］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N］.人民日報，2016-11-03.

［11］習近平.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同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4-11-11.

［12］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習近平.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N］.人民日報，2017-07-16.

［15］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3-09-30.

［16］習近平.在華東七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上的發言［N］.人民日報，2015-05-29.

［17］習近平.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4-26.

［18］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4-12-07.

［19］習近平.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N］.人民日報，2017-12-02.

 

基金項目：廣西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實現路徑研究”（15CKS005）；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基礎能力提升項目“‘四個全面’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研究”（KY2016YB519）；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航空航天文化研究中心”委托項目（HY007）

 

　?。?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桂林航天工業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來源：原載《治理現代化研究》2018年第1期【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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