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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人類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變革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物質可能,并內在地要求政治共同體進行聯合。走向未來,強大的生產力同樣意味著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破壞力。在戰爭與和平、生產與破壞、發展與退步以及人類利益異同的矛盾之中,鑄就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人類自我解放之路上的必經階段,這個階段上,人類將超越以“單子”式個人主義為中心的發展邏輯,實現以“聯合”式共贏共享為原則的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責任和世界擔當。習近平總書記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系統回答了“我們從哪里來、現在在哪里、將到哪里去”的問題,并提出堅持對話協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贏、交流互鑒、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為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國際社會、如何建立這樣的國際社會提供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本文主要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人類生存理念、相互關系和價值訴求的新跨越、新發展。
一、形成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成與勢
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既要明白人類的類特征,又要清楚命運共同體何以可能。
馬克思強調人是類存在物,“我的普遍意識不過是以現實共同體、社會存在物為生動形態的那個東西的理論形式,而在今天,普遍意識是現實生活的抽象,并且作為這樣的抽象是與現實生活相敵對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識的活動——作為一種活動——也是我作為社會存在物的理論存在。”[1]而人類之所以能成為共同體就在于人類對自身命運同質同向、相通相連性的同知同覺,這種狀態類似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是一種被意識到了的共同存在,統一于人類社會生活之中。“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他自身的類以及其它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且因為——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種說法——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因為人把自身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2]
人類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變革日益密切的將人類命運聯為一體,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物質可能。“凡是共同體以主體與其生產條件有著一定的客觀統一為前提,或者說,主體的一定的存在以作為生產條件的共同體本身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們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時也都是歷史過程的結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則上有限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使這些形式解體,而它們的解體本身又是人類生產力的某種發展。”[3]
農業社會商貿往來主要集中于精致手工品、貴重工藝品和農牧產品等,數量很有限;而且由于路途遙遠,往來要數年甚至十余年。跨地域交往主要面向鄰邦,國家發展和民族命運也主要是受到鄰邦的影響。正是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4]使得民族國家間在交往空間、交往頻率、交流的廣度和深度上發生巨大變化。
第一次工業革命,輪船、火車等現代交通工具所開辟出的新路線像一道道繩索,把世界上主要國家連接到一起。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力的廣泛應用、內燃機和新交通工具的創制、新通訊手段的發明和化學工業的建立,電報、電話、飛機等的出現更加縮短了人類交往的時空距離,更加密切了人類交往。到了第三次工業革命,隨著電子計算機的發明,移動互聯時代到來了,跨區域信息聯通更為便捷,不同“世界時點”上的人們開始實現無縫對接,世界任何一地更有可能受到其他地方“蝴蝶翅膀的震動”。
可見,人類的命運融合與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同向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是生產方式不斷變革的必然結果,經歷了由自然共同體到政治共同體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不斷升華。
同時,物質生產方式和人類交往方式制約著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社會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必然導致社會現存生產關系(或者財產關系)的變化。正如“私法是與私有制同時從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解體過程中發展起來的”,[5]政治概念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隨著自然意義上的人類共同體的消亡而產生的。
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已經形成,最大帝國主義大國已經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人類的命運才完全并聯了。
伴隨著兩次世界大戰,許多被壓迫的民族獲得了尋求自身解放的契機,取得了民族的解放和獨立。資本主義殖民時代結束,許多國家由過去的全面依附發展到當前政治獨立、獲得更多的發展自主權,國家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樣文明、文化深度融合的趨勢更為明顯。
不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由強勢統治集團主導的秩序。當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弱肉強食的根本規則沒有變,其遵循的強者生存的自然淘汰法則也沒有變,這在客觀上必然導致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在競爭中尊崇“自我”利益至上的原則,將“我與他”置于絕對對立的狀態中。同時,我們看到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階層間的差距沒有因為信息化大數據時代到來而消亡,反而有加劇的趨勢,伴隨著互聯網新權貴而生的是“數字鴻溝”以及許多人陷入“消費陷阱”。
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了應對這一“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的方案,內在地要求著生產方式的重組并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推動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規則,促進國際分工體系和全球價值鏈優化重塑,全球一同把蛋糕做大,在共建共贏共享的基礎上公平地參與社會財富分配。
人類命運共同體將中國共富經驗拓展為“世界版”的共同發展,是基于共同創造更大的生產力,共同享有更豐裕的物質精神文化生活,而超越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民族間的差別,進行的帶有嘗試性、接觸性的漸進式融合。這個過程中,“個人力量(關系)由于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里拋開關于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是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
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于各個人而獨立的;由于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6]在不能消滅分工的物質生產條件下,虛幻的共同體——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助于徹底打破傳統的“中心——邊緣”世界格局,構建“網格化”人類聯合體的“生態鏈”,為人類的解放提供了必要條件。
同時,在當前物質生產條件下,階級間的對抗與合作有可能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推進著生產方式變革:對抗中有合作,使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可能;合作中有對抗,人類命運共同體必然如風雨中的巨輪破浪前行。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成為“自由人聯合體”的過渡形式和攀登階梯。
二、矛盾統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亂與治
要站在自由人聯合體的高度解決人類往哪里去的問題。倡導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使世界各國人民共享和平發展的機會,是站在全人類發展的高度為世界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但不幸的是人類共同命運總是因戰爭關聯在一起,并經受著戰爭的磨礪、洗禮和考驗。人類在戰爭中回歸理性,重新塑造著文明和秩序。
有材料顯示,“從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的5164年間,世界上共發生過大小戰爭14513次,平均每年2.8次。在剛逝去的20世紀,人類就經歷了兩次大戰,世界人民飽經創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46年里,世界范圍內至少發生了170次局部戰爭。”[7]直到今天,人類社會仍然是保留著自然界生存法則的人化自然。人類命運休戚相關,不僅因為和平共處、同謀發展,還因為戰爭沖突、相互激蕩。戰爭有破壞和重塑雙重作用。人類的命運會因為一場大規模的戰爭糾葛在一起,一個國家民族會因為一場戰爭而發生劇變。
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是一個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是用血和淚鑄就的,交織著理性和非理性、對抗與合作、沖突與妥協。
可以看到,任何物質力量都有其兩面性,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不僅會創造豐裕的社會財富,還會生產出人類可以摧毀社會和自身的能力。從人類文明進步史和人類戰爭史看,戰爭的規模、激烈程度、破壞力和生產力發展程度是正相關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文化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惡;有和諧共生、團結合作的元素,也有競爭角逐、分裂斗爭的元素。
階級社會中人類的競爭元素往往是絕對的,合作只是蘊含在競爭中。除此之外,人口的生產并通過人口的繁育使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得以延續,這種延續在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雙重關系中得以呈現——科學的昌盛帶來人口數量的急劇增長同時也遏制著人類自身的生產。一方面,我們看到西方發達國家人口負增長或者零增長,另一方面,轉基因、化工原料、環境污染、生態系統失衡等問題也正破壞著人類自身遺傳機能,人的生命延續越來受到更多的威脅。
在生產力的創造與破壞之間,人類社會發展朝著一元多線的方式向前發展。這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趨勢呈現同質同向性,會朝著一個方向發展,但是這種發展絕對不是直線單一路徑向前,而是曲折螺旋式上升,多通道向前,其中既有發展道路、制度、模式的多樣性選擇,也不排除某些局部開歷史倒車的現象。所以說,“文明時代以這種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們的最卑劣的沖動和情欲,并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秉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
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8]對財富的覬覦可以使人類打破封閉狀態,也可能使利益既得者走向封閉。當前,在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提倡貿易自由化、推進全球化的同時,又出現貿易保護主義、畫地為牢的現象。因此,我們“要維護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支持開放、透明、包容、非歧視性的多邊貿易體制,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9]就是防止發展中的破壞的消極的力量,防止個體的貪欲對社會公共利益的蠶食,防止開歷史倒車的運動。
現階段,人類命運仍由不同政治共同體所主宰。相對于整個國家和民族,每個人的個性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將是微不足道的,個人的生死、強弱、貧富多被消融在茫茫塵世,個人訴求更多地通過共同體中的組織、階層、團體、族群集體行動呈現出來,個人展現在社會中的人的特性帶有一個階層、一個集團、一個群體的共性。因為個人是社會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它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這種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人的個人生活和類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盡管各人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類生活的較為特殊的或者較為普遍的方式,而類生活必然是較為特殊的或者較為普遍的個人生活。”[10]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又是“較為普遍的個體”——亦或是一個個階級、一個個國家、一個個民族等等的命運相濟。
共產主義主張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團結起來,鑄就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自我解放之路上的必經階段,是跨越零和博弈、冷戰思維的有效方式。單就國際關系和國際局勢而言,國家的大與小、弱與強、富與貧不同,其國際地位、話語權、作用大小也不同,大國、強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導要素,大國間的博弈會影響世界格局,會更大地影響人類命運共同體福禍安危。也就是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命運主宰者不同,人類命運則截然不同。“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對我國而言,就是要部分地推進亞洲命運共同體、周邊命運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中拉共同體和新型大國關系、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戰略合作關系等,實現融合式發展,促進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
1955年,周恩來總理在亞非萬隆會議上提出的求同存異方針,增進了不同制度、不同文明間的交流對話,包涵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體現出靈活處置復雜國際關系的能力,具有非常富有包容性、開放性的應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危機的哲學智慧。
目前,世界上220多個國家和地區,190多個聯合國成員國,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利益相關方的國家意志體現為互相交錯的力量,像多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國際利益主體博弈的結果——人類命運的走向,只不過大國強國往往能夠有主導性的話語權,能夠促成相對一致的合力。
中國夢與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世界各國“應該求同存異、聚同化異,共同構建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中國將始終做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堅持走共同發展道路,繼續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將自身發展經驗和機遇同世界各國分享,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快車’、‘便車’‘順風車’,實現共同發展,讓大家一起過上好日子”。[11]中國方案給世界帶來的不僅是共同應對挑戰、共同擺脫貧困、共同走向繁榮的機會,更是一種全新的發展理念、民族文化和制度文明。
三、價值訴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利與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意味著要以新的價值理念營造全球新的政治生態,意味著要突破既往的社會條件限制,在新發展的社會關系中塑造新的國際社會,是對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和國際交往理念的新超越。同時,這一理論回答了在政治共同體存在的條件下,如何向馬克思主義“自由人聯合體”社會理想挺進的問題。我們“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舊時代”。[12]各國參與全球治理應以平等為基礎,“更好反映世界經濟格局新現實,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確保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13]但面對著個別國家霸權主義和軍事擴張的威脅,又必須做好軍事斗爭的準備。
須知“平等的觀念,無論以資產階級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無產階級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這一觀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關系,而這種歷史關系本身又以長期的以往的歷史為前提”。[14]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當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滅之后;當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15]
不幸的是,一些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把建立在不公平基礎上的“平等”作為“普世價值”,強化意識形態滲透,為其利益博弈開辟道路,嚴重破壞了地區政治生態,導致地區民族矛盾激化,局部戰爭頻發,對構建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成嚴重威脅。
140年前,恩格斯就指出:“思維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維著的人中實現的;擁有無條件的真理權的認識是在一系列相對的謬論中實現的;二者都只有通過人類生活的無限延續才能完全實現。”[16]無視真理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統一,將真理看成絕對的、超越一定范圍、一定條件下的真理,必將受到真理的懲罰。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后,資本主義出現許多新變化,尤其是資本主義世界“領頭羊”美國民主出現的系列問題,再一次讓“歷史終結論”被“打臉”。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中,將如何看待西方所謂“普世價值”,列為十三個需要重點加以回答的問題之一。
當前,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作用機制、消極影響等,針對地提出有效應對措施,使人在人與自然、人與人被宰制的狀態中獲得解決。
那么,人類如何獲得自由解放呢?有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認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每個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會轉讓自己的自由”。[17]后來康德提出,自由無條件性的一個方面是無外在目的,否則自由變成了追求目的的手段,不得不為目的服務,受目的所制約,這樣也不能成為自由了。“自由的意志是以善良自身為目的的。”[18]黑格爾批判康德“為善而善”的義務論不可行。他認為,善就是被實現了的自由,世界的絕對最終目的。“單單從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出發,無法實現真正的自由。”[19]不可否認,實現人類自由需要人類秉持“善良”意志,但可惜的是,,人類單靠“善良”意志無法實現真正的自由,而要通過創造“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條件,在逐步形成并不斷強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中,一步步共同走向“自由王國”。
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是協商對話、共建共享、合作共贏的“聯合”式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是對資產階級“單子”式個人主義的揚棄,是對資本主義單一價值觀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全球化道路的超越。
1843年,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批評了“人作為孤立的、自我封閉的單子的自由”,指出資本主義的人權“無非是利己的人的權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體分離開來的人的權利。”[20]因此,資本主義規定了的政治關系,最終是他同社會其他組成部分相分離和相排斥的關系。人要實現人的自我解放必須使人的世界即各種關系回歸于人自身,“只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1]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通過國家力量把社會力量組織起來,使個人力量、社會力量、國家力量得到重新整合,打造全球一體化的經濟共同體、政治共同體以及責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而不是搞“一國獨霸”或“幾方共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22]在實踐和理論上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共同體”的思想和學說。中國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和合文化智慧和天下大同的思想決定了中國將在推動“合力打造新的全球價值鏈、實現經濟全球化再平衡”的同時,更廣泛和實質性地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進程,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 [基金項目]廣西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 (15CKS005)的研究成果;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航空航天文化研究中心”委托項目(HY007)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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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習近平.中國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N].人民日報,2016-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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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中的教材.西方哲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348、413.
[22]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N].人民日報,2017-01-20.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桂林航天工業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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