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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0日，美國特朗普政府突然宣布退出《中導條約》的決定震驚世界。美方除了批評俄羅斯外，特朗普曾特別“點名”了中國。10月22日，特朗普對記者說，中國不斷擴大武器庫，是讓他決定退出冷戰時期的《中導條約》的因素之一。據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0月24日報道稱：軍事專家表示，退出與俄羅斯（蘇聯）在冷戰時期達成的《中導條約》將意味著美國可以在亞洲地區部署陸基中程導彈系統來對抗中國，這將在兩國可能出現的沖突中為美國軍隊增加可用選項。

特朗普政府的這種做法，在一年以前還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想象不到的。就在幾個月以前，還有人認為：“我認為中美已經過了相互指責的階段。”但實際上，2018年2月2日，美國國防部公布的新版《核態勢評估報告》，就拋棄了上一版關于美國將“不再研發新的核彈頭”的承諾，重新制定了低威力核武器發展的近期和遠期計劃，提出“以非戰略核武器強化威懾能力”的方針。此前，特朗普在1月31日發表的國情咨文中表示，“我們必須重建核武庫并使之現代化，以能阻止來自任何國家和任何人的任何侵略行動”。

中國軍方、特別是火箭軍，敏銳地注意到了這個新的動向。就職火箭軍的中國核戰略專家楊承軍稱：

【“面對世界新一輪核軍備競賽大幕的拉開，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首先，要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特別是核安全，就要堅定不移地落實好毛主席為我們確立、至今仍在奉行的基本核政策、核戰略：必須適度發展一定數量規模的核武器，使之具有可信、可靠和有效的生存能力和二次打擊能力。”“毛澤東同志說過，‘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只有擁有了可信、可靠和適量數量規模的核力量，我們在國際核軍控舞臺上說話才會有份量，才有能力去遏制世界核武器的無序發展，才能真正實現我黨、我國提出的在人類社會最終消滅核武器的終極目標。”】

中國的國際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吳日強，還從另外一個角度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

【“毛主席有關核武器是紙老虎的判斷仍然成立。由于核禁忌的存在，核武器的真實使用是不大可能的。”】

兩位專家的論述，使我們再一次想起了毛澤東的戰略遠見。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認為，原子彈只不過是美國用來嚇唬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并不可怕。不過，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歷來是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

但是，原子彈作為一種戰略威懾力量，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不可忽視的。因此，1950年，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回來之后，曾對身邊的警衛員說：

【“這次到蘇聯，開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

毛澤東的這段話，基本上體現了毛澤東的核戰略思想，那就是，核武器，我們肯定要搞，如果沒有這個“嚇唬”人的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就有人就會時不時地拿起原子彈在你面前晃來晃去，讓你做什么都不能安心。因此，沒有國家安全，就談不上國家的建設發展，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深刻的教訓。但是，也不能搞得太多，要量力而行，達到“嚇唬”作用即可。畢竟，舊中國留下一窮二白的爛攤子，資金對于新中國建設，實在是太需要了。

陳毅元帥毛澤東的戰略遠見理解頗深深。他說，“哪怕是中國人當掉褲子，也要搞出原子彈”。但是他也解釋說：這個原子彈嘛，既不能吃，又不能穿，搞那么些有啥子用嘛！中國只搞一點點。我們窮得很，不同人家搞競賽。至于“目標”嘛，我們搞原子彈，最終是為了消滅原子彈。

當年圍繞原子彈上馬還是下馬問題中央有過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勒緊褲帶搞原子彈到底值不值？最終拍板的還是毛澤東。1962年，毛澤東作出關于繼續研制“兩彈”的批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這是攻克“兩彈”難關的號角，更昭示著“兩彈”的成功。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對于認為”大陸工業水平還遠未達到這樣程度“的蔣介石的打擊，是相當沉重的。他知道這是“反攻大陸”的“基本國策”將到此止步。1965年1月1日，蔣介石發表《告同胞書》，聲稱“中共控制大陸，人民饑寒交迫卻以大量金錢制造核武器危害亞洲”，幻想最后一搏，寄希望大陸人民由于物質匱乏而揭竿而起。然而，他派往大陸沿海的數百名武裝特務，全部被“饑寒交迫”的人民所殲滅。不過，這些年來，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在精神上確實取得了不俗的業績：質疑當年“兩彈一星”的沉渣泛起，“憶苦思甜”的屢見不鮮。

在此，有必要再次回顧這段歷史的幾個要點：

第一：“兩彈”是指原子彈氫彈和導彈。作為運載工具的導彈，是充分發揮原子彈氫彈威懾作用的組成部分。毛澤東強調要同時研制核彈頭和運載工具，是很獨特的。這個決策為我國贏得了時間，贏得了主動。我們試爆原子彈、試射導彈、組織戰略導彈部隊幾乎是同步進行的。這種著眼戰略的部署的本身，就是一種創新。1966年成功實現兩彈結合，中國成為擁有核導彈的國家。火箭軍的前身第二炮兵也在這一年組建，這對我國的國防建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第二：2015年美國歷史檔案解密，美國1959年的核計劃攻擊目標中包括中國的北京等地，而且把城市平民作為目標。僅從這一點，即可看出當年決心搞原子彈的的決定是何等英明。

第三：“兩彈一星”等一系列科技成果體現了全國大力協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也就是說，沒有當年的計劃經濟，也沒有當年的“兩彈一星”等一系列科技成果。

第四：1964年10月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崛起的事實。1966年，人民解放軍二炮成立的那一年，美國198位專家聯名發表公開聲明，呼吁美國政府面對亞洲的現實，采取靈活的對華政策，與中國建立聯系。這樣，美國輿論已經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創造了條件。1972年中美關系解凍，追根溯源，首先歸功于中國靠自身的力量，解決了“人家就說你不算數”的問題。而中美關系的解凍，終于突破了西方國家封鎖中最堅固的部分，大大加快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外媒體時常提到“兩彈一星”，而且也經常歸納到一點：如果沒有“兩彈一星”，“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有可能改寫”！這與鄧小平的有關說法是一致的：“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這些天關于美國宣稱退出《中導條約》的并“點名”中國的事情，可以使人聯想到2016年7月美國和韓國正式宣布將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遭到中國強烈反對的事情。美韓部署“薩德”，是繼朝鮮戰爭以后，對中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中國除了一次又一次的口頭反對和書面反對外，央視還在2016年7月24日在新聞聯播中罕見公布了2010年和2013年中國兩次中段反導試驗的畫面。這也是官方首次公布我國前兩次反導試驗的畫面。這實際上是對美、韓兩國發出警告：中國的“備戰”是由來已久的，是卓有成效的。

新華社也配合央視的這個報道，暗示中國是少數擁有中段反導技術的國家之一。

從這些報道中，中國媒體梳理出中國反導研究的時間表，發現：反導技術，是毛澤東提出來并說這個東西“總要搞出來”的。

人們再一次想到了毛澤東，再一次認識到了毛澤東的戰略遠見。

在研制“兩彈”的過程中，毛澤東從更高的層次考慮問題，即從“矛”與“盾”的關系思考可以反制導彈、原子彈以及氫彈等尖端武器的方法。早在1957年10月他在談到“兩彈”研制時就說：“我看矛和盾總是同時產生的，有矛必有盾呀!”

1963年12月，毛澤東第一次提出研制反導彈武器的想法。他說：

【“我們的原子彈、導彈無論如何也不會比別人搞得多，同時，我們又是防御的戰略方針，因此，除搞進攻性武器外，還要搞防御性武器。搞一批人專搞，讓他們吃飯不做別的。我們要從防御上發展，要研究反導彈武器。在數量上我們搞不過他，這個問題要研究一下。”】

后來，經中央有關部門數次研究，將研制反導武器的重任交給了國防部五院副院長錢學森負責。

1964年2月6日，毛澤東召集錢學森、竺可楨和李四光三位科學家到中南海菊香書屋談話。在與錢學森談起“兩彈”研制問題時說：總要搞防御。挖山洞，鉆進去，在地下就不怕它了。錢學森說：我們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組織一個小型的科學技術人員的小組，準備研究一下防彈道式導彈的方法、技術途徑。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由于技術條件不夠還不能開展設計工作。毛澤東說：有矛必有盾。搞少數人，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總要搞出來的。

一位對這段歷史研究頗深的專家指出：

【“在如此復雜的歷史背景之下，毛澤東從戰略防御角度提出‘有矛必有盾’思想，指示派人專門研制反導彈武器，充分展現出毛澤東處理復雜問題的決斷力和毛澤東思想的博大精深。”】

研究毛澤東的著名專家、《求是》雜志社原社長李捷認為：

【“在當今以高科技為主導的國際新軍事變革浪潮中，中國現在擁有核大國、宇航大國的國際地位，格外引人矚目，也格外令人羨慕。這一地位的奠定，歸功于毛澤東。”】

這一地位的奠定，才使中國有了實實在在的底氣。正如某官媒在提到中美貿易戰時所言：

【“或許我們要感謝中國早年的戰略威懾力量建設，把那些想搗毀中國崛起的美國精英逼上了經貿角力場。”“貿易戰喚醒中國，我們的社會在成熟。沒有‘兩彈一星’精神，中國人走不遠。”】

這樣有分量的話這些年來雖然不是經常能聽到。但在每個重要時刻，這樣的聲音響起來，往往能使人想起新中國前三十年打下的牢固基礎，想起了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