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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歷史，再看看毛澤東的這兩個批示，我們不能不深刻感受到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精神和高瞻遠矚戰略眼光。尼克松回到美國，受到了一萬五千人的熱烈歡迎。當時認為他此行有建樹的民眾高達七成。一時尼克松看來風光無限。毛澤東則堅持實事求是、知己知彼，因勢利導，防“左”反右，“只爭朝夕”地利用美國這把鑰匙在打開世界大門的作用上狠下功夫。

20世紀60年代末，由于中國國力的不斷強大和國際形勢的變化，美國總統尼克松急欲改善中美關系。中國方面出于改善國際環境和打破西方國家長期封鎖的目的，也采取相向而行的措施。1971年7月9日-11日，基辛格秘密訪華，中美雙方討論了國際形勢及中美關系問題，并就尼克松訪華一事達成協議，發表了震驚世界的公告。

尼克松急欲解凍中美關系，除了其它原因外，還有青史留名的的小算盤。在這個方面有兩件事情對他來說特別重要：一是見到毛澤東；二是發表一個聯合公報。

毛澤東晚年，訪華外賓都以見到毛澤東為莫大的榮耀。尼克松出發前往中國時還沒有把握，因為此前基辛格與中方談判時并沒有落實這個議程。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點30分，尼克松到達北京。下午兩點半，周恩來通知他去見毛澤東。會見時，他把事先作足的功課都派上了用場。這些史實至今都是被很多人津津樂道的話題。2017年3月，被《紐約時報》稱之為“第一本關于中美建交的史料翔實的著作”的加拿大知名歷史學家瑪格雷特·麥克米蘭所著的《當尼克松遇上毛澤東：改變世界的一周》（以下簡稱《改變》）一書中文版出版。2019年5月，《尼克松回憶錄：時代的破冰者》中文版上市。

《改變》寫道：

“直到臨行那一刻，尼克松還是不能確定他是否能見到毛澤東。尼克松若未能與毛澤東見上一面就打道回府，那么他的中國行將被視為一種挫敗，令美國顏面掃地。”（見該書第2頁）

基辛格在《論中國》中回憶道：毛澤東的約見，

“好像過去君王召見臣民的方式。第一次知道毛澤東要會見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們剛剛到達之后。我獲悉周恩來要在會客廳同我見面。我到那兒后，他說：‘毛主席想見總統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幾個有關晚宴上活動次序的問題。周恩來一反常態，竟露出不耐煩之色，說：‘毛主席既然邀請他，就是想馬上見到他。’尼克松剛剛抵京的歡迎儀式上，會談未開始，毛澤東就在向國內外人民示意他的權威了。我們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國的國產轎車，前往毛澤東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員不準隨行，至于媒體，也只是被事后通知。”

第二個就是發表聯合公報。經過雙方努力，2月25日完成了公報文本。毛澤東和尼克松都予以批準。2月26日尼克松一行前往杭州。這時，公報出現了變數。

美國外交的主管部門是美國國務院，當時的國務卿是羅杰斯。尼克松開始與中國接觸時，選定了與他理念相同的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而避開了對改善中美關系不甚積極的羅杰斯。當訪問中國時，羅杰斯等國務院的專家們也隨同前往。但毛澤東會見美方人員只有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三人。他這個尼克松訪華的第二號人物沒有份。開始還指望毛澤東有第二次接見，他有機會參加。結果直到離開北京也沒有消息，使他非常窩火。再加上公報的談判是在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和基辛格之間進行的，他和國務院的專家沒有參加，尼克松只告訴過他部分內容。這無異于火上澆油。在拿到公報文本后，羅杰斯就和那些國務院的專家們一口氣挑出了15條錯誤，然后書面提交給尼克松。

尼克松大為光火，基辛格也郁悶不已。

“若是沒有這份公報，那么尼克松此行將會視為一大挫敗。”（《改變》第263頁）

基辛格最后只好去找喬冠華想辦法。喬冠華開始覺得美方怎么會這樣說話不算數，有些生氣，甚至冒出一句：結果就會是沒有公報。這一來使基辛格十分緊張。最后還是喬冠華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立即打電話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語氣堅定地說：

“你可以告訴尼克松，除了臺灣部分我們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

停頓了一會又嚴厲地加上一句話，

“任何要修改臺灣部分的企圖都會影響明天發表公報的可能性。”

喬冠華和基辛格連夜加班，完成了修改稿。這份稿件既體現了中國的原則性，也體現了一定的靈活性，即吸收了羅杰斯等人的一部分意見。毛澤東和尼克松再一次批準了這個文件。

兩件大事都辦妥，尼克松算是滿載而歸。他剛到北京見到毛澤東的時候,握著毛澤東的手說：

“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

從上海離開中國的時候，他更為躊躇滿志地說：

“我們訪問中國這一周，是改變世界的一周。”

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總統，正式訪問一個未建交的國家，這在美國外交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兩國發表的聯合公報，采用中方要求的“各說各話”的寫法，也是世界外交文書的一種創新。其中中國方面的聲明部分，盡管應美方要求，去掉了那些基辛格認為“好像在審判我們或者凌辱美國總統的文字”，但“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大國不應欺負小國，強國不應欺負弱國”、“反對外來侵略、干涉、控制和顛覆”等等依然被保留下來。這些對美國朝野都有刺激性的文字，特別是在美國國會反華勢力十分強大的現實情況下，使基辛格心里不大踏實。他向喬冠華提了一個要求：不要在中國國內宣傳、或對外宣傳上使用簽署公報是美國的重大挫敗或者是任何形式的挫敗。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寫道：

（1972年）3月6日審閱修改周恩來三月五日報送的外交部關于中美聯合公報向駐外使領館、代辦處和駐聯合國代表團的通報稿。通報稿說：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訪華和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在美國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國際上震動也很大。這是國際關系中的一個轉折，其影響是十分深遠的。但同時也必須看到，這些協議還是紙面上的，能否實現還要看美國今后的實際行動。今后事態發展還會有曲折反復，我們必須有所準備。對外表態時要謹慎從事，說話不要過頭，特別是不宜由我正面宣傳聯合公報是我們的勝利，美國的失敗。同美駐外官方人員的接觸，我不主動，也不回避，應掌握不冷不熱、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禮貌、落落大方。毛澤東批示：“此件很好，國內似也適用，但應略作修改和補充。”審閱時刪去“在公報的沖擊下，蘇修憂心忡忡，佐藤不知所措，蔣幫喪魂落魄”等語。

同日審閱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三月三日關于編發尼克松訪華和中美聯合公報的國際反映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著重編發以下幾項內容：一、一般歡迎中美會談和聯合公報的內容。二、關于尼克松訪華是戰后美國歷屆政府敵視中國政策的破產的言論。三、適當摘發指出中美之間存在原則分歧的言論。四、敦促尼克松政府用實際行動履行聯合公報的內容。五、駁斥蘇修對我造謠誣蔑的言論。毛澤東批示：“似可不必這樣編發，近似張揚，并且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顯出蘇修和阿、越的不一致。如何請再酌。我們有內部刊物，似可彌補此缺點。”（第430頁）

回顧這段歷史，再看看毛澤東的這兩個批示，我們不能不深刻感受到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精神和高瞻遠矚戰略眼光。

尼克松回到美國，受到了一萬五千人的熱烈歡迎。當時認為他此行有建樹的民眾高達七成。一時尼克松看來風光無限。

毛澤東則堅持實事求是、知己知彼，因勢利導，防“左”反右，“只爭朝夕”地利用美國這把鑰匙在打開世界大門的作用上狠下功夫。

在國際政治方面，受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訪華沖擊，促使聯合國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使中國第一次作為一支主要國際力量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尼克松訪華，再添一把火，一舉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中、美、蘇“三角關系”。新中國最大的建交潮隨即洶涌而來。

在經濟方面，終于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的宿愿：打破西方陣營封鎖，發展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中美貿易額由1971年的不足500萬美元急增至1973年的8.05億美元。1973年開始了第二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潮。中國利用“四三方案”引進的設備，結合國產設備配套，興建了26個大型工業項目，至1982年全部投產，成為198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

1974年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發言。他在闡述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的理論后，談到了中國的經濟貿易。他指出：

“自力更生決不是‘閉關自守’，拒絕外援。我們一向認為，各國在尊重國家主權、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條件下，開展經濟技術交流，取長補短，對于發展民族經濟，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改變》一書指出：

“尼克松訪問中國，不啻承認中國在世界的重要地位，標志60年代的孤立狀態的結束。盡管‘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毛澤東去世，但1976年后中國的蘇醒、振作，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第287頁）

2019年6月29日，習近平在大阪會見美國總統特朗普。一開場，習近平就回顧了48年前發生在日本名古屋的中美“乒乓外交”。習近平指出，回顧中美建交以來的40年，國際形勢和兩國關系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一個基本的事實始終未變，那就是中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合作比摩擦好，對話比對抗好。

因此，在今天中美關系發展遇到嚴重困難的時候，重溫那段歷史，重溫毛澤東的那些批示，很有必要，特別是對于站在第一線與美方談判的那些同志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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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察網研究”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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