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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看清中美關系，不妨讀讀尼克松給毛澤東的信

點擊：作者：胡新民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19-12-18 10:33:04

【摘要】尼克松的信中，有兩句話可以說是中美兩國相處的經驗性總結。一句是：“你深信你們的制度，我也同樣深信我們的制度。”另一句是：“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誼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歸納起來，不難理解：既然各自國家對自己的制度都有自信，那就各自按照自己的道路發展，一個國家沒有必要也不要對另一個國家的內部的事情指手畫腳。而應當在外交上和平共處，在經濟上平等互利，合作共進。特別是一個已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另一個是潛在的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如果相互敵對，不但對兩國沒有好處，而且肯定會殃及整個世界。

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兩國關系解凍。這是20世紀世界上影響最大的事件之一。從此，百年來積貧積弱的中國，第一次作為一支主要國際力量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之中，而不是被動地卷入其中。世界格局因此而改變，形成了中、美、蘇“三角關系”。同時，這也是毛澤東開啟中國與世界接軌進程的大轉折。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

“在毛澤東制定的國際戰略思想和對外工作方針的指引下，黨領導人民逐步沖破西方敵對勢力對新中國的孤立、遏制、包圍和威脅，有效地維護了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安全。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復。毛澤東還親自開創了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新階段。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3個，這包括了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西方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局面開始被突破。這些都為后來中國逐步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見該書第641頁）

40多年以來，關于中美關系解凍和中國后來改革開放的承前啟后關系的話題，一直是社會輿論的熱門話題之一，也是學界的研究重點之一，特別是在這40多年里中國經濟不斷創造奇跡的情況下。2018年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就有學者在研討會上提出對外開放應該從1972年算起。北大中文系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李零在其著作《鳥兒歌唱：二十世紀猛回頭》（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14年2月）中指出：

“沒有毛澤東的這一招，哪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見該書第131頁）

“沒有中蘇交惡，就沒有中美接近，沒有中美接近，就沒有改革開放，一環扣一環。”（見該書第184頁）

尼克松是一名堅定的反共分子，這是眾所周知的。但他又是一名堅定的務實主義者。作為世界最強大國家的領導人，在國際問題上更加講究“務實”，少了許多前任的“鴕鳥政策”。

新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發展，特別是“兩彈一星”成功，使之成為了世界上整體實力最強的國家之一，在第三世界中的影響力更是獨一無二的。后來卡特總統在決定加快與中國建交的步伐時，就把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作為重要的考慮因素。

因此，當初促使尼克松改善與中國的關系，除了應對當時的蘇聯威脅、越戰困局等難題外，最重要的一點還是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因為沒有實力作為基礎，其它的都無從談起，正如毛澤東說的，“說話沒人聽”。而中國實力不斷的增強的根本原因，則來自于中國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能夠使一盤散沙的舊中國成為了萬眾一心的新中國。這也就預示了這個國家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眼見為實。尼克松訪華一周，更加堅定了這個認識。他不是沒有覺察到當時中國人民的生活物質的匱乏，市場也并不是那么繁榮。但是，尼克松感受最深的是這個國家的制度對動員人民、組織人民的巨大能力。特別是當他發現一夜之間，為了他們參觀長城，老百姓把北京市和通往長城的路上的大雪都清掃干凈時，（感到）

“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它表現出中國人的整體性、紀律、獻身精神和巨大潛力，這是決不能低估的，他甚至聯想到，‘今后幾十年內要搞好同中國的關系，否則我們總有一天要面對世界歷史上最可怕的強大敵人。’”（陳敦德：《毛澤東、尼克松在1972》昆侖出版社1988年9月第308頁-309頁）

尼克松在周恩來陪同下看完體操和乒乓球賽表演后，更加強了他的這種印象。他在日記中寫道：

“亨利（指基辛格——筆者注）的警告無比正確，隨著歲月的推移，不僅我們而且我國人民都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國人民巨大的能力、干勁和紀律性相匹配。”（同上書第309頁）

尼克松的這個認識一直沒有改變過。

1975年12月29日，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和丈夫戴維（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外孫——筆者注）訪問北京。12月31日深夜11點半左右，當他們夫婦準備休息時，中國外交部禮賓司一位官員激動地通知他們：“毛主席要接見你們！”朱莉和戴維以最快的速度換好衣服，并帶上父親寫給毛澤東的親筆信，前往中南海毛澤東住處。

尼克松給毛澤東的信中說：

“使我感到高興的是，我們于1972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建立的新關系仍在持續。正如你所十分了解的，在其他國家，甚至在美國，都有一些人曾竭力反對我去北京，他們甚至在今天還在繼續盡一切可能來破壞我們在1972年開創的新關系。但正如當我們在你家里會晤時你所說的，歷史使我們二人走到一起來了。雖然我已不任公職，但我仍將盡一切可能使我們兩個國家今后不會被拆散。誠然，我們的政治制度是不同的。你深信你們的制度，我也同樣深信我們的制度。但是，不管我們之間有著什么樣的可能把我們拆散的分歧，它們比之使我們走到一起來的共同的安全方面的利益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了。中美兩國人民極有必要共同致力于改善兩國之間的關系和爭取世界各國人民的和平，這一點壓倒了我們在哲學上的任何分歧。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誼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盡管我們在一些問題上可能存在分歧。如果我們變成了敵人，或者允許一堵曾經把我們分開了那么多年的墻重新建造起來，那將是歷史的大悲劇之一。中美兩國人民都會為戰爭和潛在的破壞付出最后的代價。因此，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應讓任何在重要的、但基本上是邊緣性的問題上的分歧，或潛在的侵略國家的活動，把我們拆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第631頁）

尼克松的信中，有兩句話可以說是中美兩國相處的經驗性總結。一句是：“你深信你們的制度，我也同樣深信我們的制度。”另一句是：“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誼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歸納起來，不難理解：既然各自國家對自己的制度都有自信，那就各自按照自己的道路發展，一個國家沒有必要也不要對另一個國家的內部的事情指手畫腳。而應當在外交上和平共處，在經濟上平等互利，合作共進。特別是一個已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另一個是潛在的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如果相互敵對，不但對兩國沒有好處，而且肯定會殃及整個世界。現在已經進入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時代，全球化在經濟方面已經形成了很多國與國之間的產業鏈，順勢而為應該是最明智的選擇。

當然，尼克松至死也沒有改變他的反共立場，他的《1999不戰而勝》體現了他的這種思維。不過他是希望他們能夠通過“和平演變”（即現在的“顏色革命”）的力量來改變他們認為是“專制獨裁”的制度。盡管如此，至少有一點他很是很明智的，對中國，來硬的肯定是行不通的。

回顧這些年來中美關系的發展，特別是這一年多來中美貿易摩擦，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美國方面忽視了尼克松的這些經驗之談。

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認識到中國的重要性后，于1972年親自到北京進行了他自己所說的“和平之旅”。艾森豪威爾1952年競選總統時說，

“光榮地結束朝鮮戰爭，尋求體面的世界和平，就必須是新政府第一位的、緊迫的和毫不動搖的目標。”

結果他當選總統后，最終簽下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作為普通人的他們的后代到訪北京，進入暮年，疾病纏身的毛澤東的親自接見，至少有著不一般的意義。朱莉回憶，毛澤東晚年身體非常不好，靠在沙發上一動不動。她決定近距離觀察一下這個偉人，于是堅持把父親的信親自送到毛澤東跟前。這個時候毛澤東突然睜開了眼睛，說了一句：

“你是不是在閱讀一張大中華的臉？”

后來朱莉出了中南海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在十里之外就能呼吸到毛澤東的個性。”

2019年12月14，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就中美關系闡述和表明了中方的基本立場。他認為：美國的“中國觀”誤入歧途，“世界觀”出現偏差。他還指出：

“40年中美關系發展演變的最大啟示就是‘合則兩利，斗則俱傷’。盡管今天國際形勢和中美兩國都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但這條重要的啟示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過時。中美兩國如果能管控分歧，聚焦合作，不僅是中美之福，也是世界之幸。”

當年，尼克松握著毛澤東的手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中美兩國要如何做才能長久的“在一起”？如果破壞了這個“在一起”又會出現什么樣后果？應該說，讀讀尼克松給毛澤東的這封信會有不少有益的啟示。

（作者系獨立學者；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自“察網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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