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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方方日記的光速翻譯與出版，在這樣西方媒體大肆污蔑中國的敏感時刻，這等想方設法給敵人送彈藥的行徑，又把事情推上了新的高潮。方方的問題已經越來越脫離單純的是非，這個問題已經日漸演變成為群眾不滿意和就是要讓他們知道到底是誰在做主的斗爭。

所以，方方問題的要害在哪里，關鍵在指方為圓上，越多的人反對她，恰恰卻是支持她的人所追求的。指鹿為馬的意義在哪里，說的對被認同不叫權威，只有說錯了依然當做對的并壓倒正確意見的時候，才叫擁有權威和掌控局面。

方方作為個體本身就是帶有極大爭議性的，體制內受益者與體制內反對派，乃至于她的性格和過往經歷都充滿了爆點。我們可以說，選擇這樣一個人作為輿論焦點本身就是一個精心的選題。這幾重身份使得這場爭論很快就延伸到整個社會層面，不同人群迅速被動員起來，不外乎局勢的迅速變化使得呼應與動員顏色革命的最初意圖沒能實現。就像之前無論局勢如何，她仍然頂著一個體制內士大夫清議的名頭，甚至她這種不同意見本身就有很龐大的受眾。

這是要實事求是承認的，方方日記并不是硬捧起的，它是有著自己的受眾，迎合了很多人愿意聽一些非權威的壞消息的想法。即使在爭議大起的情況下，作者仍然可以主張一種身為文化人的自由話語權，這種牽涉甚廣的豁免權，也是很多同樣的文化人始終要求對她網開一面的基礎。

這種網開一面或者說體制內的特權其實是很讓人厭惡的。而對日記的爭議實際上也很快從內容轉到個人，特別是轉到了個人作為體制內反對派，吃飯砸鍋這個問題上。方方的最大特征是什么，體制內受益者，高官厚祿，無所事事而衣食無憂。即使在武漢最緊張的時候，她仍然享受著特權，優先拿到口罩，可以調動公權力的力量送人離開武漢。作者所享受到的特權地位和她完全與之不相稱的作為足以激起保守苦難的國民的憤恨，卻也能帶動起那些和他一樣享受著特權的同志們不動聲色的支持。方方無疑是一個體制內反對派的代表性人物，而她的日記受眾很大程度上也和這樣一個群體重合。

說來可笑，雖然被打上吃飯砸鍋的標簽，但這樣一個群體里真正有這種勇氣的存在其實并不多。從這個角度說敢作敢當，面對一切攻擊不屑一顧的方方是了不起的勇士，難怪能得到很多她的同志的支持。絕大多數體制的反對派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們一面抱怨，一面是絕不肯離開他們所厭惡的體制。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還是十分清楚自己離開了這個體制將一錢不值這個事實。

但這樣的人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輕重，而是即使清楚自己沒什么真能耐，仍然希望爬的更高，拿的更多。這又導致另外一種極為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在中國絕大多數體制內反對派實際行動上是支持體制的，嘴巴雖硬，身體卻很老實。

從根本上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謀求的依舊是體制內的上升而不是徹底推翻體制。這是他們的衣食之本，雖然他們總是生起坐看體制倒臺分肥的念頭，以至于對許多暗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幫一把手。但真到了刺刀見紅的時刻，大多數人又絕不敢越過那條線，別人去拼是一回事，自己是萬萬不敢的，乃至會本能的保護這個自己無限抱怨的體制，順便推一把別人送死給自己讓出更多資源來。

這就是在中國，為什么顏色革命總是看上去一片大好，卻從來干打雷不下雨的重要原因。這到不僅僅是來自蘇聯的前車之鑒，這些人表現出的是我國典型舊知識分子的軟弱，他們始終面臨著一個比老鼠開會給掛鈴鐺還要困難的難題。依靠這樣一群明哲保身的精致利己主義者，是不能成事的。他們在虛妄野心和誠實本能間只有順水推舟和坐享其成，斷沒有破局之能。

幾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只能為虎作倀卻沒有變天之力的群體。但他們對社會的腐蝕是實實在在的，這也是民眾積怨所在，雖然這也進一步注定了他們無法成事。貪得無厭，寡廉少恥是他們的寫照，可你很難否認，這種沒有原則，沒有底線的家伙確實在很多時候如魚得水，進步的最快。至于一旦他們爬上不適合自己的位置，造成的危害，德不配位也好，一將無能累死三軍也好，這些他人的死活，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里。

但是在今天的局面下，實際上體制內反對派是處于一種尷尬位置的，可做不可說。如果方方單純只是體制內反對派，那么她早就站不住了。這個爭論的后期，她已經拿出改開法統的大旗。她并非只是老朽，在把她的反對者一股腦的打上暴民與文革標簽的同時，她已經把自己和體制內外反對派多年來打造的改開法統捆綁在一起，就好像抱著神主牌在痛哭先帝一樣。而這種似是而非的祖宗家法恰恰是帶有極大爭議性的。

這實際上是一面很模糊的大旗，因為對打著這面旗幟的人來說它本身作為一個工具就帶有隨意性。但它的特征也很明顯，在開放的旗號下反體制，親西方，徹底否定中國革命的正當性。方方自己就是這個群體里的一員大將，一面占有著中國發展的紅利，一面把自己打扮成中國革命的受害者。通過這個辦法，從否定中國革命，進而否定當前政權的存在基礎，把話語權歸到自己的手上。

改開自然是一個偉大的敘事，但它恐怕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不是一個驚天逆轉。幾十年來，一些像方方這樣的人致力于把自己塑造成改開的維護者，把全國人民辛勤奮斗的成果據為己有，甚至要求全國人民去感激他們，把自己擺在一個教化的位置上。這個他們理想中的位置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切只要動動嘴就行，很符合傳統知識分子山中宰相，指點江山的幻想。只可惜這種幻想也就只止步于做一個前排推墻的二代三代權貴與新興資本家的門客而已。倒是這些人一口一個余孽，其實自己時時刻刻繃著斗爭的弦，不過是在這面大旗下維護自己的特權和地位。

幾十年來，打著這樣旗號的群體，以向西方向先進國家學習的名義，在否定本土意識形態的同時，擁抱西方意識形態，并以此長期掌握話語權，獲得了大量實際利益。本質上說，這就是挾洋自重，和秦檜借金兵做宰相沒有區別，所以要把金兵說的越強越好。在放棄意識形態的掩護下，是各種打著紅旗反紅旗。體制內外對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縱容和追捧，本質上說是借以來打擊現有體制。正是因為這樣，他們才越來越熱衷于從否定中國革命走向否定中國，或者說他們越來越不滿于僅僅作為體制的獲利者，而希望成為國家的主宰者，借著維護祖制的名義，把自己變成人民的祖宗。

其實從方方長期的活躍和迄今為止的有恃無恐也能看出一個事實，我國的輿論媒體主流是反體制的，無論體制內外都一樣。這讓很多人難以接受，為什么真金白銀養出一群反賊，但確實是個長期問題。這個問題顯而易見的原因起碼有兩點。首先在我國體制內，文宣教領域往往不是那么得意的去處，自然容易成為體制內反對派的聚集地，這就在管理和引導層面上埋下了禍根；

其次，這個領域恰恰是西方至今仍然非常強勢，成熟的領域，而它在這個領域對我國的滲透和掌握也是最深的。與之相對應的，是整個當代包括我國的輿論宣傳培訓體系基于西方理論，為西方體制服務的，這就導致很多學生從學校出來就是反體制。

當然，從根本上說，那就是宣傳體系在我國權力結構里是處于邊緣位置，而在西方體系里是處于核心位置，是被領導者和領導者的區別。在我國宣傳面臨的問題就和傳統體系下士農工商里的商一樣，有力量而少地位。這種情形就不可避免讓體制內外的媒體，特別是大型媒體本能的向西方靠攏，尋求核心地位的上升，對他們來說打破體制就是打破束縛。

這種情形對從事宣傳的從業者也產生類似的影響，特別是體制內尤其明顯，始終存在對待國有資產還是私產，和把國有資產變成私產的野心。這種訴求和西方的滲透結合在一起最終形成了一個今天我們看來吃飯砸鍋，完全不合理的，卻牢不可破的反體制共識。

如今，隨著方方日記的光速翻譯和出版，實際上是明確無誤的給出了一個里通外國的信號。到了這個份上，就算方方最有力的支持者也要掂量一下，敢不敢冒著漢奸的危險去趟這灘渾水，至于一般的受眾與中立者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可以說在如此微妙的時刻，日記的火速翻譯是把作者架在火上烤。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已經不是當事人能決定的，而是背后的后臺不惜犧牲當事人要實現自己的目標。從這個角度說，方方也很快要變成受害者，甚至原來的推手們巴不得她盡快變成一個殉道者。

實際上方方并不像很多想得那么強勢，就算在這個群體內部也是一樣。燙頭的還看不起抽煙的呢，作為壟斷了大量資源的前輩，不要看許多人馬在為她鼓噪，里面多少吃不飽的后輩一樣恨不得她倒臺，分出些油水來。事實上，就是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一面是覬覦著更大權力的反對派群體存在的基礎還在壯大，但另一面新生代也一樣渴望老一代的滅亡，特別是那些權貴與資本家的幫閑們。如方方一般，作為老一輩的意見領袖正在退出歷史舞臺，此刻不過是在做不合時宜的掙扎，甚至她的晚輩都在暗笑著想補一刀。

事到如今，這個事件正在活生生的演繹著從挾洋自重到被外部勢力綁架去充當敢死隊的活鬧劇。方方注定要被埋在春天里，同樣還要被埋葬的恐怕還要她那樣的一代人和他們抱著不放的祖宗牌位。乃至是隨著西方衰退，曾經占據主導位置的買辦思潮的退潮也將逐漸褪去。但這不過是長期斗爭的一環而已，即使西方文明在衰退，文化總是比文明的影響更持久，在這個領域斗爭仍然會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