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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記是對國家網絡空間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點擊：  作者：支振鋒    來源：秦安戰略  發布時間:2020-04-13 10:45:37

 

【秦安點評】本文為作者支振鋒授權原創發表。對于方方，一直不想碰。這正如我的老師指出，“最近，方方現象引發了激烈輿論沖突，本來十分中還心存一分認同，那就是她有陰郁表達的權利，但劇情演繹得太令人意外，撿垃圾大媽突然變身美帝深喉，這一分便硬是給抹去了。方方就是一個把打火機遞給拿著炸藥包敵人的人。做人，底線不能破，底線破了，就回不來了。這是個令人悲催的事。”他進一步指出，“（方方）或許開始是蹭熱度，甚至還有些良好的愿望，但后來立場決定腦袋，底線就破了。很多所謂的壞人，開始都沒以為自己在做壞事，但由于沒有底線思維，做著做著做過了，就壞得回不來了。歷史上除了汪精衛，還有溥儀。壞人不一定天生就壞，定性為壞人就在越過底線前的一念之差。”

 

一念之差，步步深淵。我感覺很多人遭遇疫情，生死考驗初期無助的時候，自衛性地隨手撿起了一根樹枝，結果臟了手，并不見得真有那么多支持方方的人。現在看美國在如此糟糕的局面下，依然頻頻甩鍋抹黑中國。方方日記美國出版，無疑是撕去了最后一層遮攔，徹底同流合污了。估計這時看清楚的人就更多了。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責任，不能僅僅停留在辯論層面，而是要更加精準地找到滋生的緣由，并進一步提升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能力。支博士的文章，可以在這方面給我們很多借鑒，值得一讀。

 

從這個角度來看，方方日記想象到不完全不好。最近，看到基辛格這個世紀老人“新冠疫情將永久改變世界秩序”的文章，其中寫道，“這場大流行卻催生出一種現象：在這個繁榮有賴于全球貿易和人員流動的時代，有圍墻的城市復興了”。我曾感觸：當特朗普這個抗疫時代的塵埃，不幸落到了美國人民身上的時候，似乎聽到這位世紀老人對美國制度的挽歌。其實什么是“墻”？特朗普和基辛格們，一直在給資本家筑起一道堅實的“墻”，“墻”里面的是資本家，墻外面的是人民大眾。這也是特朗普在記者招待會上所強調的，“富人沒病也容易檢測、窮人有病也難以檢測”的資本主義“人生”。從這點上講，方方這位擁有別墅的廳級干部，真比不上直接針對我們的敵人。這就好比，汪精衛比一個普通侵華日軍更可恨一樣。有反戰的日本士兵，但沒有悔改的汪精衛！

 

我曾思考，不知道這位世紀老人寫到此處（有圍墻的城市），是否想起特朗普的“造墻行動”、“退群運動”和“美國優先”，在他的啟蒙思想之中，根深蒂固地認為，或者希望，“人民根本需求的安全、秩序、經濟福祉和正義”，應該是由他所認為的合法國家提供，這也是是老人揮之不去的悲哀之處。

 

真不知道方方寫日記的心理過程是否如我老師所推測。但其實這已經無所謂了。可我感嘆的是美國的一些政客，不好好抗疫救人，卻非得幫助方方出版什么日記。難道特朗普這個時代的塵埃落到美國人民頭上還不夠，非得再讓中國這位擁有別墅廳級大媽的塵埃再落上去嗎？為何不問問普通美國人民的感受呢？或者特朗普怎么想，會不會這是拿方方日記諷刺自己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下面來看支博士的深刻論述。

 

 

作者簡介：

支振鋒，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環球法律評論》雜志副主編。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博士生導師。

 

是誰給了方方“日記”春天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然把社會的撕裂放大在人們面前。極左極右互咬，國際國內“脫鉤”。一個朋友說，這是“大撕裂時代”。方方“日記”（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日記）被很多人認為助長了社會的撕裂，但實際上它本身就是這個撕裂時代的副產品。

 

我的專業是法學，也做互聯網治理研究，都屬于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強調實證，因此我近年來對文學（特別是那種作協的文學）并不感興趣。起先曾偶然瀏覽過方方“日記”的某些篇章，雖然覺得有一些描述封城狀態下武漢同胞生活的文字挺好，但也只是一掃而過，基本上無感。不是不關心武漢同胞的境況，我有一位研究生一直在武漢，我也曾對湖北F4的顢頇幾乎出離憤怒。在互聯網時代，“日記”里所提供的信息并不稀缺。

 

突然之間，這個“日記”火了，有文章說互聯網上相關話題討論達數十億人次。爭議極大，很多人甚至以對方方的態度為交友標準，不少朋友因此拉黑、斷交，割袍斷義。但我仍然無感。在認識極化的互聯網時代，互撕太常見了。但近幾天，由于“日記”英文版和德文版在國外開始預售，爭議更加炙熱。我在朋友群里也和一些師友進行了討論，甚至爭論。作為這個時代的一員，似乎該說點什么了。

 

一、多少人認真讀過方方“日記”？

 

這個所謂的“日記”，毀譽之多，爭論之戾，令人唏噓。如無意外，圍繞“日記”的互撕，將成為2020年上半年一個極其醒目的輿論現象。譽之者認為方方是社會良心、暗夜明燈，把“日記”視為武漢封城狀態下的“信史”；毀之者則認為方方動機不良、中傷抹黑，所謂“日記”也不過是不足為憑的道聽途說。但從雙方的爭論來看，很多人有沒有認真看過方方這些文字，其實很難說。

 

我以前也沒有認真看過這個“日記”。但為了寫這個東西，出于做基本的嚴謹，我還真在財新網讀了“合集”。但坦率說，看到第23篇，就堅持不下去了，后面的主要是挑著瀏覽。她的文筆和思想，都不足以打動我；她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上都很容易獲取——從封城之初就很容易獲取。在“日記”里，她主要是根據個人所見、朋友所言，與醫生聊天以及新聞報道和網絡信息等信源，敘述了封城下一部分武漢同胞的生活。她自己也說，“不相信媒體這說法，也過于偏頗。大的報道，總體疫情走向，還是得看媒體報道。” “日記”中，有對志愿者表達的感謝，對警察盡忠職守的認可，對一省包一市、舉國援鄂的贊嘆，她還表示“一定會和政府和所有武漢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共同抗疫。”也有不滿和憤怒，指責當時專家組做出“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的結論是犯了“滔天大罪”，批評主政官員“土未守民不安，他們怎么會沒有責任”，質疑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領導為何不為本院嚴重的傷亡承擔責任，表示要“一層一層追究，一個也不放過”。

 

她的文字，越到后期越刺激；她的心態，越到后來越激動。她有很多激烈的批評，既批評“應負責任者”，也批評她的批評者。很多批評，動輒“戴帽子”，幾乎已經是“互罵”。從這個意義上講，她與她認為的那些“極左”批評者，在思維方式上是同一類人。言論自由，既包括言論者表達的自由，也包括其他人對該言論進行評判的自由。這個“日記”，既非不刊之論，更非絕對真理，為什么別人批不得？

 

二、方方“日記”的“危害”是什么？

 

對方方“日記”的質疑，主要有幾個方面。一是“失實”。比如關于一地的 “無主手機”、護士是否已經犧牲等等。二是“抹黑”。認為她對武漢抗疫期間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那么多勇敢無畏的“最美逆行者”視而不見，卻主要盯著疫情防控中的問題，動機顯然不純。三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聯系到她以前的作品《軟埋》（我沒讀過），認為她就是對體制不滿，很明顯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最嚴厲的指控是第四點。在英文版和德文版開始預售，標題改為《武漢日記》（英文版副標題中還曾有original epicenter（最初疫情中心）字樣）之后，公眾對方方紛紛“粉轉黑”，甚至有人斥她為“漢奸”。不少人認為，她這是故意與國外敵對勢力里應外合，是在西方政客不斷“甩鍋”中國、甚至意欲向中國提出“索賠”的情況下給敵人送“彈藥”；還會導致全球性對中國人以及海外華人、華僑和華裔的歧視、排斥甚至仇恨。當然，還有人指責方方利用特權送侄女赴機場、小產權別墅“轉正”等。

 

武漢封城前后那一段時間，湖北和武漢有些主政官員的表現的確糟糕，對此進行批評當然可以。但方方在文字中所或明或晦表達的政治立場，有一種源自冷戰和文革的陳腐味兒，令人難以接受。對于大部分80后、90后、00后，甚至70末看來，既覺得那些早已經翻篇了、不感興趣，也對他們營造的西方烏托邦無甚敬畏。所以余亮先生說，方方之爭不是左右之爭，而是新舊之爭。信哉斯言。

 

新型冠狀病毒之所以說是“新型”，乃是由于人們對其知之實在太少，到現在很多基本的問題都沒搞清楚。一座1400萬人口的城市，封城是史無前例的，哪兒那么容易？特別是時值國人最重視的春節，主政者一時無法做出最明智的判斷，雖然結果不可接受，但實踐中很難避免。但在中央介入之后，無論是及時發布信息，統籌防控資源，免費救治、應收盡收，還是鄰里相望、社區防控，可以說，整個疫情防控的決策、部署、執行以及效果，令人嘆為觀止。特別是橫向比較，美國等西方國家竟然能夠白白浪費中國作出重大犧牲所爭取的寶貴兩個月，導致全球大流行，釀成150余萬人確診、近10萬人喪生的慘劇；誰更對人民負責，誰更對社會盡責，孰優孰劣，一目了然。如果僅僅因為個人的政治立場、偏見甚至情緒而罔顧事實，那就喪失了一個作家最基本的職業倫理和道德操守。

 

因此，作為文學上的非虛構寫作，方方在“封城日記”中有客觀全面、如實記述武漢封城生活的道義責任和倫理要求。不應失實，更不應抹黑。但說方方是漢奸，是為西方反華勢力送去抹黑中國的“彈藥”，甚至為某些國家將來向中國索賠提供“證據”，則有些言過其實，高看她了。從法律上講，即便方方不加校訂就出版了所謂“日記”的外文版，也不可能成為將來其他國家向中國索賠的“呈堂證供”。原因很簡單，這是文學作品，不是調查報告，根本不具有證據的可采信性；而且，這60篇日記早已在中國互聯網發布并廣泛傳閱，如果真能作為所謂“證據”，也根本無需外文版。真向中國索賠，除非靠“不平等條約”，指望方方“日記”肯定是不行的。今天的中國不是晚清，喪權辱國，可能嗎？

 

也要看到，方方文字的主基調是晦暗的，她對封城期間武漢市民生活的描述，尤其是對疫情防控的描述，顯然是不全面的。她記述的“事實”（即便不失實），也是主觀裁剪的。特別是以外文版來呈現這些被裁剪的武漢抗疫歷程，對10幾萬為包括方方本人的健康在內付出重大努力和犧牲的醫護人員、志愿者是不公平的；在西方國家民粹主義興起的背景下，對5000萬海外華人、華裔甚至亞裔則是危險的。可以說，在置國家于尷尬境地、置海外華人、亞裔于更大險境的同時，實際上也置方方個人于不義之中。

 

三、是誰給了方方“日記”春天

 

方方“日記”引發如此關注和爭議，從“流量”上來說，好像挺成功的。但作為非虛構寫作，無論是文筆，還是思想，這個“日記”都難言成功。它也未能起到“實時”報道，全面傳遞信息的作用。據在武漢的同學講，她身邊的武漢人對這個自封的“武漢日記”也并不“領情”，還頗有意見。如果復盤的話，可以說，如果不是“刪帖”的神助攻，它大概率不會產生這么大的影響。因此，很難認為方方的“日記”成功了，或者說方方因為這些文字成功了。

 

根據現行中國法律，方方當然有寫作的權利，有表達的自由。現在，這個“日記”全網可見，任人閱讀，既體現了方方言論自由的實況，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對封城時武漢同胞生活狀態和疫情防控的信息渴求。在國外出版也無妨。很難說方方能以“日記”賣國或成為漢奸。她沒那個能力，“日記”也沒那么厲害，不過是讓一些人感覺別扭、不爽而已。除非在“日記”中找出了明確損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秩序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內容，這事兒也扯不上法律責任。但從政治立場上，從作家的職業倫理和道德操守上說，是另一回事。

 

然而，真正值得思索的是，一個年過六旬、并無生花妙筆和深邃思想的老太太，是怎么單槍匹馬縱橫兩月余，數進數出，將全國輿論系統百萬大軍殺得人仰馬翻，最后還能載“譽”而歸的？過去兩個多月，億萬人都在冬寒料峭中，是誰給了方方“日記”春天？

 

不管方方主觀上如何，盡管國家肯定不會因為一本書而坍塌，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政客因抗疫無力而四處“甩鍋”、煽動民粹主義風潮的背景下，方方“日記”外文本的出版，已經成為他們反中努力的一部分。這不是“動機論”！2011年秋天，我在紐約親眼見到過一個精致謊言的炮制。那是哥倫比亞大學某系的一個所謂“中國民族理論問題研討會”，但“理論研討會”不允許作為參會者的我談理論，只鼓勵談“體驗”。所以，一個藏族女孩兒發言，她應該是中國留學生。她說自己從小被送到漢語小學，要學漢語，感到很壓抑，她不明白自己一個藏人為何要學漢語。了了幾語，是不是一副文化壓迫的景象？也許她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但這些話放在一起卻構成了極其精致的謊言。我問她，是政府還是你父母送你去漢語小學的，當地有藏語小學嗎。小姑娘避而不答。很顯然，當地有藏語小學，是父母為了子女前途才送她去漢語小學的，不是政府的強制。但會議主辦者要的就是這“體驗”。對我而言，那真是一次刻骨銘心的“體驗”。“學術”的外衣下，“教授”的外表下，的確可能有一顆政治和偏見的心。而這，也同樣是美國和西方媒體最擅長的。前一陣曾接受彭博社記者采訪，我直言不諱地要求她，發稿前要給我審核，因為美國媒體“太會精心炮制每句都是實話的謊言了”。西方精英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和文化傲慢太強烈了。方方“日記”即便多屬于“事實”，但傳遞給西方公眾的信息卻未必是真相。

 

但對于方方“日記”的春天，卻不能說“不是皇軍無能，而是共軍太狡猾”。永遠不要去責怪別人的強大和狡猾，關鍵要看自己是否能戰善戰有智慧。如果說疫情是對我國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一次大考，那么，輿論系統考試及格了嗎？

 

第一，專業素養很重要。一是將輿情應對能力納入到執政能力之中。不要怪方方卡了C位，要問自己人為何缺位。要認識到，在社交媒體時代，信息的生產方式注定了信息市場的良莠不齊。信息內容在數量上呈爆炸式增長，在生產上也由專業生產（PGC）為主轉變為以用戶生產（UGC）為主。全世界傳統媒體每天生產的信息不過數千萬條，作者基本都是專業人士，受職業倫理和法律法規約束，信息質量較有保證；而全球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每天生產的信息超過數十億條，但其作者卻主要是普通網民，信息內容的生產更難控制，質量也更難保障。這意味著，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時代，更大程度上的信息混亂、復雜和良莠不齊，已經成為任何個人、組織甚至政府處理幾乎任何問題時的先決條件和前提環境。在這種情況下，試圖打造一個完美的信息環境，已經成為一個可望不可即的理想。生活在一個有問題的信息環境，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日常。因此，明智的做法就不應該是試圖去管控甚至消除每天數十億條良莠不齊的信息，而只能是在充分理解和把握社交媒體信息生產規律的前提下，依靠法律和技術控制網絡信息內容生產的底線，然后通過政府部門和專業部門提供的權威信息，穿透復雜網絡信息的噪聲，傳遞給社會公眾、特別是有需要的人，實現“良幣驅逐劣幣”。這是一種“燈塔效應”。正如在無垠的黑暗中，讓迷途的帆船返航，依靠的不是消滅大海，而是高高聳立的明亮燈塔。這就意味著，不可能消除輿情，而只能將輿情應對能力納入執政能力之中。比如，4.2萬甘赴險境的醫護人員，10幾萬“最美逆行者”，里面有多少故事，多少“日記”，但咋就沒見到春天呢？二是法律素養。如果有一定的法律常識，怎么能夠相信西方國家可以將方方“日記”作為向中國提起索賠的“證據”呢？

 

第二，凝聚共識是正道。理論競爭比粗暴斗爭更重要，駁倒比打倒更重要。一是要認識到，輿論工作是吸引同道，而不是四面樹敵的。輿論工作也要敢打敢沖，但不能蠻干，徒逞口舌之快，但卻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簡直就是高級黑，能有何意義？事實是最有力的證明。凝心聚氣、凝神聚魂，主要靠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事實，主要靠國家發展的偉大成就，主要靠人民群眾實實在在的幸福感、安全感和獲得感，然后靠宣傳、理論部門把道理講清楚。二是輿論工作要科學、講究方法。極左極右都是少數，絕大部分是中間派。爭取中間派不易，但把他們推開卻很簡單。后真相時代，情緒為王。只要受眾不喜歡你，對手就贏了。所以動腦、動筆、動口為要，盡可能別在思想、輿論問題上“動手”“動腳”“動粗”，刪帖、屏蔽、“跨省”，很多時候就是給對手的神助攻。

 

第三，貫徹“雙百方針”，鼓勵思想創新。一是區分批評監督和反對黨的領導。習近平說，共產黨要能聽得進尖銳批評。尤其是對于黨內客觀存在的貪污腐敗、形式主義、官僚習氣等問題，必須大加批判，這才是對黨和國家負責。二是要清楚區分不同見解和反黨言論。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更是人民內心的呼喚。要能夠吸引人民群眾自發的、出自內心的擁護黨的領導。思想的問題要靠更深刻的思想來化解，理論問題要靠更徹底的理論來澄清。要允許人民在法律法規的范圍內自由思想和發言，要鼓勵健康、寬容的討論氛圍，鼓勵解放思想、觀念創新，防止扣帽子、打棍子。不能“站隊”勝過講道理。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什么時候別人愿意掏腰包買你的文化產品，說明你真有文化了。

 

拉拉雜雜寫了這么多，是希望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分析，為國家諫言。有朋友批評我兩邊不討好。我想，這也許就對了，不討好應該是學者的本分啊。所以我不喜歡“站隊”。如果非得說“站隊”，那我永遠站自己的國家。

 

附：

財新網——《方方日記60篇（2020年1月25日—3月25日）》

http://m.app.caixin.com/m_topic_detail/14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