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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國明｜大決戰提前到來！從中國三千年之大變局到世界五百年之大變局的歷史大轉折

點擊：8727 作者：尹國明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4-13 09:35:16

我們這代人確實是站在了從“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到世界“五百年之大變局”的轉折點上。

和一百多年前那代人相比，我們是幸運的一代，有機會見證這個偉大的過程。

一百多年前的前輩們面對的是國家沉陷的危機，亟待解決的是民族救亡。從1840年開始，終于在1949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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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代人，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讓中華民族回到世界之巔的問題。實現民族復興，至少應該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這是民族主義者都比較能夠認同的目標，而且，這個世界第一，還應該是全面的第一，既是全能冠軍，又是很多領域的單項冠軍。這樣，才能符合很多國人對于走向“星辰大海”目標的期待。唯有超越漢唐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才能配得上復興二字。

但于社會主義者而言，這還是不夠的，這應該只是最低的目標，而且是之一。

只有民族復興和人民自由幸福結合在一起，才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完整目標。

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第三段內容：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就是結合在一起講的，民族的復興和人民的自由幸福也應該是我們目標的一體兩面。

自由不是指西方自由主義的那種以資本的自由為主軸展開的勞動者只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而是馬克思說的自由：每個人能夠自由全面發展。

馬克思主義者才是真正的追求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是以人民的解放為前提。為什么我們的軍隊起名叫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使命不僅僅是解決民族獨立和民族復興問題。

沒有實現人的幸福自由這樣的目標，民族復興的前景固然也很宏大，但未必會持久。達到世界規模的第一，還只是在同一文明層次的勝出。我們應該對自己的目標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們的自信應該建立在對西方近現代文明的全面超越上，而不是通過刻意的貶低西方近現代文明去實現，既看到西方近現代文明的問題，也要承認其具有歷史進步意義，還要看到西方近現代文明領先的歷史暫時性，這才符合辯證法。對西方文明崇拜到迷信的程度，不足取：把西方文明貶低到一文不值，也有違客觀。

西方近現代文明就是資本主義文明，西方近現代文明不只是具有地理和文化涵義，而且也有制度涵義，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開始，在美國這里已經達到頂峰，然后開始盛極而衰，并以美國的衰落為主要標志。西方現代文明的兩大高峰，前為英國，后為美國，美國是英國的替代者，又是繼承者，隸屬同一種文明。英國是舊殖民時代的霸主，建立起“日不落帝國”的版圖，美國是新殖民主義的代表，成為一段時間內的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全球主要的黃金水道、全球最具有戰略意義的地方都有它的軍隊，美元是世界貨幣，主要的定價權掌握在它手里，美國話語權縱橫天下。

美國沿著英國走向輝煌的路達到巔峰，也必然會沿著英國衰落的路而走向衰落。

到美國這里，再也沒有更大的人口規模，更大的內部市場，來容納更高的生產力了，衰落就是必然的。

繼續美英的文明模式，我們的影響力未必能夠做的比它更好，最多只可能有量的超越，但難有質的提升；而且，還容易沿著美英的道路走向衰落，甚至更大可能是止步在崛起途中。

我們需要在規模超越美國的同時，避免美國內部的那些問題，才能讓我們能夠更容易的超越，也能讓實現超越之后的領先具有持久性，而不是曇花一現。

中國為什么能夠在5G方面開始領先于美國。其中既有人口和市場規模的因素，更有制度的因素。

西方的制度設計是一切為了資本而展開，而資本的所有追求就是一個：追求個體利潤最大化。至于給社會帶來多少成本和代價，資本是不愿意考慮這些問題的。

在資本看來，在人口密度大的地方建設網絡才有利潤，才有意義。人口稀少的地方，那是虧錢的，虧錢的事資本沒人會愿意干。所以無論美國還是歐洲，網絡都不可能跟中國這樣從城市普及到農村，信號還都可以保證，因為中國的電信業主體是市場化媒體筆下“全是問題和毛病”的國企，才能夠把信號覆蓋到地處邊緣的人口聚集區域，讓全國人民享受到技術和產業進步的成果是國企的社會責任。

別小看這一點，網絡信號不能普及到每個人群聚居的地方，一個直接結果是電商的規模會受到抑制，美國和歐洲的電商以及配套的快遞業也沒中國這么發達，與這個不無關系。電商的發達，也會產生新的需求以及由此產生很多新的行業、職業和崗位，對網速的要求會更快。美國對5G的需求沒有中國這么迫切，人口規模和電信商的私有性質，這些都限制了本國5G產業和商業化，也會延緩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社會的晉級。

借一斑以窺西方社會的全豹。

人類的產業升級，大體有一個趨勢，是對人口和市場規模的要求越來越大。汽車時代，全球有競爭力的汽車商至少可以有幾十家。中國十億級別的人口規模，同一個領域的新經濟，有實力的競爭者數量越來越少，一個行業也不過兩三家領導者企業，有些細分行業甚至就是贏者一家通吃。中國之外那么大的新經濟市場，也基本上被美國那幾家巨頭通吃。新經濟沒有足夠的人口規模是不可能的。

這方面中國的優勢是美國不能比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總人口也最多可以跟中國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比，西方分裂的市場無法跟中國統一的大市場相比。

這里還有一個因素，也不得不提一下。資本主導造成的貧富懸殊，很多人口只能滿足基本生活需求，有足夠支付能力的消費人口比例高低與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程度直接相關。本來就是人口劣勢的人口數量，會因為兩極分化嚴重進一步縮小了本國的市場規模。本來是人口優勢的國家，也會因為貧富懸殊，讓市場容量優勢不那么明顯。

所以，本人一再強調新中國的制度優勢，原因正在于此。如果這個制度堅持的不夠，學習西方，過于重視資本和市場的作用，也會出現貧富懸殊，影響我們把人口優勢更充分地轉化為市場規模優勢的程度，而這是創造更多優勢的基本條件。

總之，我們就憑保留的一部分制度優勢，讓中國從5G開始，甚至從4G時代，開始超越有著更雄厚教育條件和技術基礎的美國。

西方每個國家單獨拿出來，在人口和市場方面的劣勢，都無法撐起新經濟對市場空間的需求。這個使命，只有中國這樣的人口和市場規模能夠完成。當然，如果沒有制度方面的優勢，那么人口規模并不會當然的會產生優勢，比如印度。

這還是需求端的分析，供應端也是這樣。中國為什么擁有現在世界上唯一的全產業鏈?有些地方雖然還競爭力比較弱，但不是沒有。隨著分工越來越復雜，產業鏈越來越拉長，需要有更大的勞動人口才能滿足。中國十幾億的人口規模，才能承擔起“世界工廠”的角色。當然，我們不能滿足于這個角色，我們需要通過產業提升，進入發達國家的產業領地，勇敢的充當“發達國家的粉碎機”。

總之，站在人類新經濟的入口，只有中國才能承擔起帶領世界實現文明飛躍的歷史使命。

西方命運首先看美國，而美國正在全球收縮。這一收縮趨勢，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進退就表現的很明顯了。

雖然美國對中國看上去還是咄咄逼人，但那只是全球收縮戰略中的重點進攻，是從全球布局向重點布局轉變，以前美國是全球布局、可以全球保持攻勢的國家，現在越來越力不從心，只能選擇重點目標進行重點防范。學過現代史的人，都知道1947年蔣介石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開始從全面進攻轉向重點進攻。現在的美國，在全球棋局內，面對中國，也差不多就是這個局面。

2020年的世界，就是一個放大版的1947年的中國。

自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從來沒有距離復興的目標這么近過，能夠實現目標，說簡單也很簡單，就是一點：自己不犯顛覆性錯誤。如果具體分解一下，那主要就是三點：不能過度私有化、不能金融自由化，不能政治全盤西化。

我們在從“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道路和制度自信一文中，論證過：

中國成功的首要前提條件，就是不能實行西方的體制，不能走西方的道路。只要中國能堅持“四個自信”，中國就能夠帶領世界創造更高的人類文明，同時帶領東方文明再次興起。

如果說西方近現代文明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到大航海時期的西班牙，再到資本主義全球貿易時代的荷蘭，都是為工業革命的到來創造歷史條件，接力棒終于到首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后經過美國，西方近現代文明達到最高峰。

如果說西方領先于東方的近現代文明就是資本主義文明，那么中國再次超越西方最強盛國家的，只能是通過社會主義道路來實現。

在地理意義的東方，能夠帶領東方文明復興的這個角色就只能由中國來承擔了，沒有第二家，中國暫時不可能從其他東方國家手里接棒。

其他的國家，或者人口規模太小或者技術生產力條件太弱，并不具備參與最高級別競爭的綜合能力。

總之，東方文明逆轉西方文明，就看中國能不能崛起。同時，以中國的體量和中國人的雄心，也不可能僅僅滿足于自己的崛起。

疫情的來襲，雖是我們都不愿意見到的，但不得不承認，因為這次疫情，世界將會以更快的速度完成歷史大轉折。

新加坡在這方面的感覺比較靈敏。李顯龍現在和三年前，表現的更加親中。最近針對美國利用疫情污名化中國的行為，李顯龍說：

“艾滋病是從美國發源出來的，大家也沒有叫它‘美國性病’，也沒有要賠償”。“不管病毒是哪個國家先出現的，都是一個世界性公共衛生事件，不是國與國關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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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在接受美國CNN新聞的直播采訪時，主持人與李顯龍談到了美國在危機中的世界領導力。

當主持人問：“假如這場危機中，沒有美國領導世界，世界還能自發組織、走出危機嗎？”

李顯龍的回答是：“在過去幾十年的類似情況中，世界曾受益于美國的領導力，但假如美國改變了行為模式，那么，我們或許會以其他形式解決危機。”

話外之音是，美國的領導地位已經并不是不可取代的。放在以前，李顯龍是不會說這種話的。

基辛格最近也說：這次疫情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當新冠病毒大流行結束時，許多國家機構將被視為失敗”，哪些國家機構有可能被視為失敗？當然首先是應對疫情無力的西方國家政府以及他們的體制。

中國在抗擊疫情中的的整體表現，優于西方國家，這主要是新中國體制和西方體制PK的結果，中國體制的優越性經過最苛刻的檢驗。

這讓中國人更加自信。從制度到文化，四個自信，一個都不能少。

與中國相反，這一次疫情敲響了西方體制先進論的喪鐘，造成了西方制度合理性危機。

所以才有西方國家如此重視方方的日記，用非常規的速度出版和預售，是為了接下來的西方制度保衛戰。

一旦談到保衛戰，說明西方就要開始轉入整體的防守了。

進攻的一方還需要保衛戰嗎？何況，還上升到制度這個層面。

漏洞百出的方方日記都被美國拿來視若珍寶，這是因為內在的恐慌而慌不擇食的一種外在表現。

只有西方統治精英最清楚他們的這套體制是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是在沙子上面建筑的樓閣，經不起敲打，完全靠媒體話語權的洗腦式宣傳，讓自己的人民暫時失去了思考能力。

現在，西方疫情還在繼續擴大深化，至于疫情的盡頭是什么，他們不知道。因為未知，所以更加恐慌。因為恐慌，所以就會更瘋狂的利用其優勢話語權向外轉嫁責任和成本。

從開始盼望疫情變成中國的切爾諾貝利事件，到現在擔心會變成自己的制度信任性危機，不過是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

中國靠自己的制度拯救自己于危難，西方的體制卻不能給西方普通民眾提供這份保護。

除了依靠媒體話語權力量，加大對本國民眾的洗腦強度，別無他法。

即便如此，騙人的東西，也只能騙人于一時，不能騙所有人于永遠。

尤其是在西方之外，距離西方中心國家距離越遠，這種欺騙可持續的難度就越大。

在中國，這種欺騙越來越沒有了市場。美國大使館和方方本人的微博，現在都成了中國網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網絡基地。

思想的特點就這樣，一旦出現大的裂縫，就離崩塌不遠了。比如方方日記，一開始好評如潮，但因為出現了謠言、特權等裂縫，到現在人人喊打，才用了多長時間？

中國經過華為、香港事件之后，從愛國被嘲笑到現在精神外國人都開始夾著尾巴說話，這才用了多長時間？

對世界也是如此。中國人已經從西方體制優越的幻覺中整體清醒過來，世界范圍對西方體制的崇拜還能持續多久呢？

當體制的光環不再，以此為基礎的西方軟實力就會崩盤，西方話語霸權也會看到了自己的末日。沒有了軟實力的保護，西方的真實實力就會裸泳。西方的硬實力早就隨著去工業化而捉襟見肘，令他們恐懼的是，這種趨勢還在繼續。因為去工業化的內在動力是資本逐利，資本制度不改變，去工業化就不可能停止。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說中國要不能走西方道路的重要原因。

只要中國不否定新中國創建的基本體制，東西方文明交替，這是歷史趨勢，這是世界大勢。疫情只是加快了這一進程。

也因此，中國與西方的大決戰會提前上演。

這不以中國人的良好愿望為轉移。我們要做的只能是做好準備，迎接可能到來的一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