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決戰前夕》（高虹 作）】
【摘要】化危為機、危中尋機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應對和化解各種風險挑戰的法寶。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毛澤東化危為機的智慧和能力起到了扭轉局勢的作用。毛澤東化危為機的成功經驗，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未雨綢繆、提前謀劃的前瞻意識；臨危不懼的戰略定力；能動性的轉化策略。當前，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學習毛澤東化危為機的成功之道，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化危為機、危中尋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攻堅克難，不斷取得勝利的法寶。《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在歷經磨難中成長、在攻堅克難中壯大，為了人民、國家、民族，為了理想信念，無論敵人如何強大、道路如何艱險、挑戰如何嚴峻，黨總是絕不畏懼、絕不退縮，不怕犧牲、百折不撓。”在極其復雜的內外環境中，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道路之險、挑戰之多世所罕見。習近平指出，當前“危機并存、危中有機、危可轉機”，要“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勇于開頂風船，善于轉危為機”。毛澤東在化危為機方面為我們樹立了光輝典范。每逢攸關中國共產黨前途命運的重大歷史轉折關頭，毛澤東總能捕捉機遇、創造機遇，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
毛澤東化危為機的能力貫穿于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全過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開辟，過渡時期“三大改造”的順利完成，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取得的偉大成就，都離不開毛澤東在關鍵時刻站穩立場，攻堅克難，引領前進方向。歷史證明，危中尋機、轉危為機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應對和化解各種風險挑戰的寶貴思想武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變化前所未有，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逆全球化趨勢加劇。在此背景下，毛澤東化危為機的成功經驗為我們黨從容應對外部風險沖擊和挑戰樹立了榜樣。學習毛澤東化危為機的成功之道，有助于提升我們黨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的能力，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
一、未雨綢繆，籌劃于山雨欲來時
未雨綢繆、提前謀劃，是毛澤東化危為機的依據和前提。只有未雨綢繆，才能有備無患。只有做好充分的準備，才能臨危不懼，化被動為主動。歷史經驗表明，在重大歷史關頭，準備越充分，越能夠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反之，如果沒有必要的和充分的準備，臨時倉促應戰，必然陷入被動地位。在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高度重視未雨綢繆、提前謀劃。他指出：“‘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無論面對什么樣的嚴峻形勢，毛澤東都始終堅持未雨綢繆的態度，注重研究事物發展的趨勢，因而總能在危機來臨前做好充分的準備。在每次對敵作戰指揮中，毛澤東都要求全黨全軍做好充足的準備，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毛澤東在總結反“圍剿”戰爭的經驗和教訓時，既反對由于輕敵而放松準備，也反對由于強敵進攻而驚慌失措。他指出：“在和敵人準備‘圍剿’同時，進行我們的反‘圍剿’的準備，實有完全的必要。我們隊伍中曾經發生過的反對準備的意見是幼稚可笑的。”為了充分應對國民黨的“圍剿”，毛澤東領導紅軍做了系統的準備。在戰略戰術方面，毛澤東制定了“誘敵深入”的基本戰略方針，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避強擊弱，慎重初戰，包圍迂回、穿插分割的戰術。在根據地內，毛澤東廣泛發動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分配土地，動員大批群眾參加紅軍。在軍隊建設方面，毛澤東為紅軍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使紅軍成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人民軍隊。正是由于這些充分的準備工作，毛澤東才能帶領紅軍取得三次反“圍剿”戰爭的重大勝利。抗日戰爭接近尾聲之際，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局勢，毛澤東又未雨綢繆，著手全國戰略布局大調整。在黨的七大會議上，針對黨內有些人存在的光明已現、勝利將至的思想，毛澤東迎頭潑了一瓢涼水，一口氣講了“十七條困難”，并且反復強調要做好“吃虧”的準備。他說：“在我們的歷史上也有這樣的教訓，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沒有事情，一大就脹起來了，腦殼脹得很大，驕傲起來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毛澤東告誡全黨，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要做好對付困難時期的精神準備。他指出：“現在我們的軍隊差不多有一百萬，我們還要發展，到將來蔣介石進攻我們時，我們可能有一百五十萬，被他搞掉三分之一，還有一百萬，搞掉一半，還有七十五萬。如果我們不準備不設想到這樣的困難，那困難一來就不能對付，而有了這種準備就好辦事。”除了做好精神上的準備，毛澤東還要求全黨努力做好實際工作。七大勝利召開后，黨在各個方面都著手開展斗爭準備工作，為奪取新的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國共和談期間，面對解放區得不到國民黨承認的風險，毛澤東要求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全面發展自己，不斷積蓄力量。他說：“現在我們是一個中指頭，你不承認，將來是一個大指頭，你也不承認，到了是一個拳頭、兩個拳頭的時候，看你承認不承認？”在軍事策略上，毛澤東要求以游擊戰為主的戰略應當逐漸向運動戰轉變。在工作重心上，毛澤東主張“準備奪取大城市，準備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鐵路、工廠、銀行”。對于根據地的經濟困難，毛澤東又要求軍民大搞經濟建設，自己動手，發展生產。可以說，正是由于毛澤東始終以未雨綢繆、提前謀劃的態度應對危機挑戰，我們黨才能夠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時從容應對，化險為夷。未雨綢繆、提前謀劃，孕育著防止和遏制危機到來的可能。毛澤東指出：“世界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羅馬尼亞武裝部隊部部長約尼查時再次強調了這個問題，指出：“準備沒有壞處，你不準備人家就欺負你。你準備好了他就可能不來，打來了也不怕，有辦法。”戰略準備的意義即在于此。戰爭是敵我力量的競賽，只有充分準備，才能對敵形成足夠的戰略威懾，變劣勢為優勢，遏止戰爭的爆發。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周邊國際環境處于比較嚴峻的狀態，中蘇關系日趨緊張，美國侵越戰爭步步升級，而蔣介石集團又虎視眈眈地時刻準備反攻大陸。面對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威脅，毛澤東一方面要求準備應對可能發生的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另一方面強調戰爭并非不可避免，遏止戰爭的關鍵就在于做好充分準備。對此，毛澤東領導全黨作出全國范圍內開展大、小三線建設的指示，以應對日益緊張的戰爭威脅。1965年，毛澤東在聽取余秋里關于三線建設的匯報時，專門闡述了三線建設的重大意義。他指出：“三線建設，我們把鋼鐵、國防、機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鐵路都搞起來了，那時打起來就不怕了。”三線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其目的是同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爭取時間，在我國縱深地區建立一個工業體系完整的戰略大后方。大三線為國家的總后方，小三線為各省或大區的后方，通過大、小三線協同建設推進我國工業布局調整。在毛澤東的倡導下，我國第三個五年計劃確定了“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的指導思想。此后，全國廣泛開展了大、小三線建設，一批重點項目落地生根，不僅基本建成了西部戰略大后方，而且大大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實力，有效遏止了大規模侵華戰爭的爆發。未雨綢繆、提前謀劃，必須有底線思維。底線思維要求領導者立足客觀實際，設定最低目標，并在此基礎上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毛澤東在處理內政外交方面，始終堅持運用底線思維謀劃和部署工作。1958年，赫魯曉夫提出在中國沿海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要求。由于中國海軍力量薄弱，根本沒有核潛艇，這種做法實際上使中國沿海置于蘇聯的管控之下，已經嚴重損害了中國主權。對此，毛澤東牢牢把握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底線，義正詞嚴地拒絕了蘇聯的無理要求。1960年，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時談到此事指出：“赫魯曉夫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但是可以頂，銀樣镴槍頭，一頂就把他頂回去了。所以在原則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一定要頂，而且是可以頂回去的。”可見，在涉及國家安全和尊嚴的問題上，毛澤東決不允許討價還價。在堅持這一底線原則的基礎上，毛澤東又嘗試解決臺灣問題。毛澤東提出可以同國民黨實行第三次合作，通過和平方式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周恩來將毛澤東對臺工作的多次指示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即臺灣必須統一于中國。四目即統一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臺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于蔣介石；臺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臺灣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蔣的意見協商決定進行；雙方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一綱四目”的提出，既體現了毛澤東、周恩來捍衛國家統一的決心和信心，又體現了策略的靈活性。他們的主張為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戰略構想奠定了基礎。
二、臨危不懼，保持高度的戰略定力
臨危不懼的戰略定力是領導者必備的化危為機的基本素質。作為領導者，能否在大風大浪的考驗前沉著冷靜、開創新局是檢驗其領導能力是否過硬的試金石。在瞬息萬變的革命斗爭中，每當我們黨遇到嚴峻挑戰時，毛澤東之所以總能站在歷史潮頭，堅定不移地引領黨和國家事業乘風破浪，其謎底就在于毛澤東冷靜睿智的戰略定力。無論多大的危機與挑戰，毛澤東總是臨危不懼，保持清醒的戰略頭腦，理性分析復雜局勢，作出科學決策。井岡山時期，地方軍閥和國民黨蔣介石三番五次地組織重兵“圍剿”，毛澤東沉著冷靜，巧妙化險為夷。“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長征路上，國民黨幾十萬軍隊圍追堵截，毛澤東率領紅軍翻雪山、過草地，等閑視之。他說：“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延安時期，毛澤東不懼敵之封鎖，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新中國成立后，面對西方國家的軍事威懾、經濟封鎖，毛澤東更是“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可以看出，保持定力，堅定信心，集中精力解決現實問題，是毛澤東成功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關鍵所在。越是在歷史緊要關頭，臨危不懼的戰略定力越能凸顯其價值和重要意義。憑借這種高度的戰略定力，毛澤東多次在危機面前領導全黨扭轉局勢、化危為機。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用一紙評論嚇退了傅作義十萬軍隊，就是這一戰略定力的集中展現。中共中央進駐西柏坡后，國民黨將領傅作義趁我軍在冀中兵力空虛的機會，企圖秘密組織一支快速部隊偷襲石家莊，然后向西直指我黨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企圖一舉扭轉敗局。此時的西柏坡沒有重兵防守，毛澤東可以調動的兵力也只有地方民兵、游擊隊、警衛連、偵察連，總共不到一千人。即使主力部隊星夜趕回西柏坡也要六天，但傅作義的人馬最多用三天就可抵達石家莊。可想而知，中共中央面臨著怎樣的危險處境。對此，毛澤東不但毫不畏懼，除了在軍事上做好嚴密部署，還導演了一出絕妙的“空城計”。毛澤東根據獲得的情報，親筆撰寫新華社通訊，詳細公布了國民黨的戰略意圖。毛澤東指出：“當我解放軍在華北和全國各戰場連獲巨大勝利之際，在北平的蔣匪介石和傅匪作義，妄想以突擊石家莊，破壞人民的生命財產。”毛澤東此舉目的，就是要擾亂國民黨奇襲石家莊的陰謀，讓國民黨軍隊誤以為我軍已布下天羅地網，請君入甕。毛澤東的一紙評論，果然引起了國民黨軍隊的巨大恐慌，使得傅作義兵發西柏坡寸功未進，且落得草草撤退的下場。可見，正是由于毛澤東始終保持高度的戰略定力，才得以用一支筆桿子嚇退傅作義十萬精兵，用輿論戰打贏了偷襲戰，使中共中央轉危為安。新中國成立后，美國政府采取敵視政策，企圖通過經濟封鎖的方式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扼殺在搖籃里。一些西方政客們幸災樂禍地認為，新中國尚不具備自給自足的能力，在美國強大經濟封鎖的壓力下，必然面臨崩潰瓦解的結局。對此，毛澤東堅決抵制其政治陰謀，敢于頂住壓力，并與之較量。他指出：“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毛澤東一方面號召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另一方面又發揮其獨有的領導智慧，在全面封鎖的間隙中一點一點地突破美國的封鎖禁運政策。為了給新中國留下對外貿易和交流的窗口，打開美國封鎖禁運政策的豁口，毛澤東審時度勢地作出暫停收回香港的決定。在人民解放軍強大攻勢面前，收回香港本就是探囊取物的事情，毛澤東卻力排眾議，讓英國人繼續經營香港。對此，毛澤東在同索馬里總理舍馬克交流時解釋指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系都不利。我們不動它并不是永遠不動它，英國現在安心，將來會不安心的。”歷史的發展完全印證了毛澤東的科學決斷。抗美援朝期間，新中國通過香港獲得了大量必需品，有力保障了前線的物資供應。此外，毛澤東還抓住一切機會，主動與資本主義國家開展貿易活動。中國與錫蘭開展的“橡膠換大米”就是這樣一段歷史佳話。通過這次經濟貿易活動，既化解了錫蘭人民面臨的經濟困難，也滿足了新中國對于橡膠的需要，可謂一舉兩得。許多國家也因此不顧美國制裁，紛紛與中國開展貿易活動。新中國的經濟貿易，由此打開了新局面。中蘇交惡后，面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毛澤東又提出要有“不怕鬼”的精神。毛澤東要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輯《不怕鬼的故事》，并對其序言作了多處修改。他說：“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他又說：“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毛澤東借用“不怕鬼”的故事，就是號召廣大人民群眾在困難面前敢于迎難而上、反抗霸權。保持高度的戰略定力，領導者不僅要有敢于斗爭的勇氣，而且要有善于斗爭的智慧；不但要注重原則性，更要注重策略性。敢于斗爭與善于斗爭相結合是毛澤東臨危不懼，保持戰略定力的底氣所在。毛澤東的斗爭智慧主要體現在：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毛澤東告誡全黨：“勇敢是一‘沖’，智謀又是一‘沖’，有勇無謀只是一‘沖’，智勇雙全才是兩‘沖’。”毛澤東把這一智慧靈活運用于革命斗爭策略之中，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策略理論。在對敵斗爭策略方面，毛澤東采取“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在統一戰線中，毛澤東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又團結又斗爭”等一系列原則。毛澤東還指出，政策和策略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做相應的調整。“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教條主義者由于不懂得策略的靈活性，機械照搬教條原理，曾經給我們黨帶來極大的損失。毛澤東靈活的革命斗爭策略正是在汲取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正如毛澤東所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必須依靠黨的斗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歷史經驗表明，沒有臨危不懼的戰略定力，沒有在大風大浪中斗爭的勇氣，就不可能造就強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無產階級只有在斗爭中才能發展自己，只有在挫折與挑戰之中才能找準前進方向。馬克思、恩格斯如果沒有同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工聯主義等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作堅決的、徹底的斗爭，就不可能贏得工人階級的擁護與支持。列寧如果沒有同孟什維克的機會主義路線作斗爭，就不可能建立起強大的、具有鐵的紀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在危機中不斷發展壯大的歷史也遵循了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規律。每當我們黨遇到重大危機與挑戰，毛澤東都臨危不懼，保持高度的戰略定力，并以此為契機錘煉黨的斗爭本領，增強黨的戰斗力。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毛澤東號召廣大黨員干部要學會在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不要像溫室里的花朵一樣，經不起風吹雨打。馬克思主義就是要在批評中，在斗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毛澤東撰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不朽的經典著作，都是在大量總結革命斗爭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他說：“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科學總結了中國革命斗爭的規律，他強調，“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斗爭，盡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三、把握主動性，積極探尋轉化路徑
掌握戰略主動，是毛澤東帶領全黨在危急關頭化險為夷、絕處逢生的必要條件。把握戰略主動，就要在紛繁復雜的危機局勢中，善于分析敵我形勢，積極尋找進步因素，以引導事物發展走向，推動有利局勢的形成。毛澤東指出：“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毛澤東告誡全黨，只有發揮主觀能動性，才能推動事物發展實現從量變向質變的飛躍。他強調：“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無論是指揮作戰，還是領導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都牢牢掌握著戰略主動權。掌握戰略主動，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有著特殊的重要性。由于中國革命長期處于敵強我弱的戰爭環境，能動性在推動敵我力量對比的變化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于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而且還取決于雙方的主觀指導能力。毛澤東反對“唯武器論”，主張能動的反映論。他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在毛澤東看來，武器的劣勢可以通過人的主觀努力加以彌補，只要有全民族的努力，中國革命必能逐漸克服自己的弱點，增加自己的力量，化被動為主動，化劣勢為優勢。毛澤東將這一原則靈活運用于作戰指揮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點的運動戰理論體系。無論是戰略防御、戰略退卻，還是戰略反攻、集中兵力，能動性是貫穿毛澤東指揮作戰的一條主線。正如毛澤東在總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時所說：“運動戰，還是陣地戰？我們的答復是：運動戰。”長征途中的“四渡赤水”之戰，就是毛澤東用運動戰擺脫敵人的光輝典范。遵義會議后，盡管黨的組織路線和軍事路線問題得到解決，但是紅軍仍然面臨著幾十萬蔣軍的圍追堵截。如何擺脫敵軍，打破封鎖，關系著紅軍的生死存亡。毛澤東以運動戰理論為基礎，指揮三萬紅軍巧妙穿插于敵軍縫隙之間，忽南忽北，靈活變換方向，使敵陷入疲于奔命的困境。紅軍則在調動迷惑敵人的過程中，發現敵之弱點，攻其不備，不僅取得了婁山關大捷，而且把尾隨之敵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粉碎了蔣介石企圖全殲紅軍于云、貴、川的陰謀。由此，運動戰成為我軍克敵制勝、屢創勝利奇跡的法寶。如果說紅軍初創時期受力量所限，運動戰規模還比較小，作戰方式還比較簡單的話，那么到了解放戰爭時期，運動戰的巨大優勢在大規模集團作戰中的作用得到充分檢驗。在指揮運動戰時，毛澤東將能動性的戰略藝術發揮到了極致。毛澤東要求全軍不計一城一地得失，完全主動作戰，大踏步進退，殲敵有生力量，使得運動戰理論獲得全面發展。解放戰爭時期的一系列大仗、硬仗，都離不開運動戰理論的嫻熟運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毛澤東客觀分析了敵我雙方在軍事上的長處和短處，并精辟地總結道：美國人鋼多氣少，我軍鋼少氣多。這是我方發揮能動性、戰勝敵人的優勢所在。面對美國的核訛詐，毛澤東把原子彈比作紙老虎，并強調：“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人民志愿軍充分發揮我方能動性的戰略優勢，以“鋼少氣多”力克“鋼多氣少”的侵略者。中國人民志愿軍通過五次戰略性戰役，利用“零敲牛皮糖”的戰術，集中優勢兵力打小殲滅戰，不僅打退了武裝到牙齒的“聯合國軍”，而且將戰線牢牢穩定在“三八線”附近，打出了國威、打出了軍威。抗美援朝戰爭取得的巨大勝利充分證明，只有掌握戰略主動，才能從容應對和化解各種危機與挑戰。作戰指揮需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如此。新中國成立后轟轟烈烈的群眾衛生防疫運動，就是毛澤東發揮能動性、創造勝利奇跡的又一例證。在舊中國，各種疾病特別是血吸蟲病的猖獗情況，讓人談虎色變。“很多人煙稠密、土地肥沃的地方，變成了‘十里村莊無人煙，三尺蔓草掩白骨’的荒涼景象。”血吸蟲病遍及南方十數省市，病患人口逾千萬，受威脅人口多達一億。當毛澤東得知血吸蟲病的危害如此嚴重，以及缺少理想治療藥物、滅螺任務繁重等情況后，他要求全黨務必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徹底消滅血吸蟲病。對此，毛澤東多次召開專門會議并作出重要指示。1955年，毛澤東在杭州劉莊召開的會議上指出：“血吸蟲病，威脅很大，比其他病都嚴重，必須消滅。”據此，毛澤東還組織成立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通過協調水利、衛生、農業、宣傳等部門，實現資源的調動和整合。1956年，毛澤東在閱讀徐運北關于消滅血吸蟲病問題的報告時又指出：“要在全國范圍內消滅血吸蟲病，必須做到：一、加強黨的領導，這是問題的關鍵；二、充分發動群眾；三、加強對科學研究的組織和領導；四、追加防治血吸蟲病的經費。”歸結起來，毛澤東消滅血吸蟲病的邏輯理路是：專家與群眾相結合，充分調動群眾積極性，在全黨動員和全員動員的基礎上消滅滋生血吸蟲的環境條件。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深受血吸蟲折磨的廣大人民群眾，立即掀起消滅血吸蟲病的群眾運動。湖北谷城發明了“削山填河，移石埋湖”徹底驅逐釘螺、埋舊河和小溝、開挖新水道等辦法。江西余江縣動員幾萬農民興修水利，深埋舊河溝，徹底滅絕了釘螺。醫學界也探索采用中西醫結合的辦法辨證救治病人，開展滅螺研究。在全國民眾的奮力拼搏下，黨中央確定七年消滅血吸蟲病的目標被大大提前，僅用兩三年就剿滅了“蠱害”、送走了“瘟神”！此外，毛澤東還帶領全黨向重大傳染病和流行病宣戰，不僅控制和消除了天花、脊髓灰質炎、絲蟲病、瘧疾等傳染病和流行病，也讓克山病、大骨節病等重點地方病基本得到消除，使得我國公共衛生事業取得了巨大進步。如果沒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就不可能這么迅速改變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薄弱的局面。發揮能動性，切忌主觀臆斷，必須尊重客觀規律。毛澤東告誡全黨：“領導要能夠適合客觀發展的規律。如果領導得好一些，適合客觀規律好一些，缺點錯誤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領導得差一些，適合客觀規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的三次“左”傾錯誤就是由于忽視客觀實際，盲目攻打大城市造成的，結果給我們黨的事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等領導人急于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狀況，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結果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對此，我們應當吸取這個教訓。
四、毛澤東化危為機的當代啟示
毛澤東化危為機的成功之道深刻揭示了事物發展前進性與曲折性辯證統一的基本規律。恩格斯說過：“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這說明，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巨大的歷史災難，也可以轉化為歷史前進的動力。毛澤東正是把我們黨每一次面臨的巨大歷史危機，都化作不斷前進的動力，才能夠帶領我們黨擺脫困境，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實現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習近平總書記也高度重視提升廣大黨員干部應對風險挑戰、化危為機的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全黨必須堅定信心、銳意進取，主動識變應變求變，主動防范化解風險，不斷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當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世界經濟復蘇步履維艱，全球化遭遇嚴重逆風，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風險挑戰更加復雜多變。在如此關鍵的歷史時刻，只有變壓力為動力、化危為機，才能釋放我國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動能。毛澤東化危為機的成功之道為我們破解這些難題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指導。第一，必須堅持未雨綢繆，時刻做好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的斗爭準備。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世界經濟衰退還在繼續蔓延，我國經濟社會又處在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期，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黨的建設特別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面臨不少頑固性、多發性問題，來自外部的打壓遏止隨時可能升級。這些困難和挑戰要求全黨必須做最充分的準備，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掌握應對風險挑戰的戰略主動。毛澤東關于領導者未雨綢繆、提前謀劃，應對和化解各種風險挑戰的教導，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所謂“備豫不虞，為國常道”，習近平時常借用這一古語告誡廣大黨員干部提升未雨綢繆能力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進入了關鍵時期，前進道路上難免會出現各種可以預測和不可預測的困難和挑戰。只有妥善研判各領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時刻準備戰勝一切艱難險阻，才能排除萬難、奮勇前進。第二，必須堅持處變不驚的戰略定力，從容應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回顧歷史，黨和人民的事業之所以始終立于不敗之地，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們黨遇到挑戰總能遇變不驚、冷靜應對、精準研判。對于危及黨的執政地位、國家政權穩定，危害國家核心利益，危害人民根本利益，有可能打斷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的重大風險挑戰，黨毫不畏懼、敢于斗爭、敢于勝利。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習近平領導全黨保持高度的戰略定力，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我們黨不僅采取果斷措施應對美國單方面挑起的中美經貿摩擦，而且持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但取得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重大戰略成果，還保持了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穩定。站在新時代新征程的歷史起點，中國共產黨要領導人民跨過激流險灘奪取新勝利，就必須繼續保持高度的戰略定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艱巨、挑戰更嚴峻、工作更偉大。”可以說，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在實現民族復興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保持強大的戰略定力是我們黨繼往開來、砥礪前行的重要保證。第三，必須掌握戰略主動，以能動性推動從“危”到“機”的轉化。“危”和“機”是相伴而生的，是一個矛盾統一體。作為矛盾的對立面，“危”和“機”相互包含、相互轉化，其轉化的依據和必要條件就是要牢牢把握戰略主動。“危”與“機”的辯證關系原理，要求我們用全面、辯證、長遠的觀點看待中國發展。當前，如何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之“危”中抓住中國發展之“機”這一重大難題仍然擺在我們面前有待破解。掌握戰略主動，變壓力為繼續前行的動力，是解決這些難題的一劑良藥。習近平指出：“危和機總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機。……要深入分析，全面權衡，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善于從眼前的危機、眼前的困難中捕捉和創造機遇。”只有掌握戰略主動，我們黨才能在重大歷史關頭制定正確的戰略策略，才能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這也是我們黨戰勝無數風險挑戰、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有力保證。如今，我們黨已經走過了光輝的百年歷史征程，在前進道路上，必然還會面臨形形色色的障礙和困難。能否贏得戰略主動，事關我們黨能否有效化解風險挑戰、轉危為機。我們只有努力爭取戰略主動權，在危機中捕捉機遇、創造機遇，才能積小勝為大勝，積跬步至千里。（作者：陳明凡，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學森，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思想火炬”，原刊于《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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