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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周：沉重的鄉愁

點擊：  作者：彭水周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3-10-19 14:47:24

 

 

一

 

今年9月1日，全國學校收假開學時，岳母順乘家鄉送閨女來黃岡讀職校的侄兒的車到黃州，在我家住了一個月。

 

老人家年近八旬，春節時就念叨著要趁著鄉下正月農閑，隨我們返程的車來我家住幾天，但由于特殊原因未能遂愿，這回機緣巧合，算是遂了她的心愿。但還沒住一個禮拜，她就掰起指頭算日子，說是住了許多天了，念叨著要回去。她惦念農村家里沒人（岳父去年去世了，唯一的舅子在深圳搞貨運。本來在家鄉小鎮一家服裝廠做工的舅子的愛人因工廠效益不好，沒多少活干，掙錢太少，就在岳母來我家的前一天，把小兒子送去娘家照管，自己坐火車到深圳舅子那里尋活計去了），堆積在偏房里的裝谷子的麻袋、臥房床上的被絮被老鼠咬破了，惦念著菜地沒人蒔弄，莊稼地里芝麻因籽莢兒炸開沒人收獲…… 這都是她要回去的理由。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她不好說出口，那就是在我這里住著不習慣，——想歸想，住歸住，想是愿望、是情感，住是實實在在的經歷、是現實，兩下并非一碼事。一旦離開了幾十年血脈相連的人事和環境，即便住進金鑾寶殿，每頓山珍海味，也有一種抽去了靈魂、渾身不自在的隔膜感。愛人一邊嗔怪她，一邊給住在鄉下、距岳母家不遠的妹妹打電話，囑她回娘家瞧瞧，把屋里拾掇一下，另把菜地里成熟的蔬菜摘回去、把莊稼地里的芝麻收回去，硬是“連哄帶騙”地把岳母留在家里過完中秋、國慶“雙節”。我也倍感欣慰，老人家勞苦一生，偌大年紀了，剩余的日子不多了，來一趟實屬不易。

 

過完國慶節的第二天，我們就帶上老人，開車回老家。并沒有直接回岳母家，而是在位于老家余川鎮衛生院處的十字路口左拐，開到距岳母家十多公里的愛人的妹妹家，在妹妹家里吃午飯。妹妹的兩個念書的孩子因學校放假，都在家里。午餐很豐盛，無非是雞鴨魚肉之類。吃飯時，妹妹出去了，半響才回來，——原來因做泥工的妹夫長年在外打工，妹妹在家種兩畝田地，沒什么收入，去年，本村東頭有個上了年紀的蹲家老人中風偏癱，老人兒女因都在天南海北發財，請妹妹幫著照料，每天早、晚送飯，另幫洗衣服，老人兒女每月支付妹妹1000多元勞務費。吃過午飯，因久別重逢，少不得家長里短一回。

 

二

 

回岳母家，穿過與垸場相連的小巷，來到盡頭拐彎的丁字巷口，發現通往岳母家門口、與岳母家并排挨著的“二爺”家門前高高地鋪上了水泥，小車底盤低，上不去，只得把從城里帶回的“禮品”從車上卸下來，把車停到垸場上去。

 

打開家門，發現家里收拾得很干凈，春節前舅子用白膩子刷新的墻壁仍散發著清香。堂壁下木條臺上安放著岳父的遺像，岳父慈祥地看著我們。遺像是去年春節時我用手機照的，在黃州一家照相館進行藝術處理后洗出來，加框弄好的。

 

岳父是去年3月份去世的，享年90歲。一生未進過醫院的他，一住進醫院便被檢查出患了肺癌。當時，因兒女都不在身邊，岳母因事到親戚家去了，老人因扛不過沉疴，獨自一人在家躺了數天，還是前屋的孟云娘發現一向早起晚歇的老人數天沒見影兒，疑惑之余，去岳父家探望，才得知岳父臥床不起。她當即叫來住在村東頭、擔任村組長的元哥（隔壁“二爺”的大兒子），把老人送到鎮醫院。我們聞訊后，急忙趕回來。為岳父做病檢的醫生拿著CT膠片，指點著告訴我，老人已到肺癌晚期，癌細胞已全面擴散，他的胸腔里全是積水。我頗感詫異地說，此前怎么從未聽他說過身上哪里難受，只是偶爾說胸口有點憋氣？醫生說，這是老人意志力堅強，換了別人，早就趴下了。聽了醫生的話，我心里一陣絞痛。

 

岳父一生韌忍堅強，計劃經濟時代當生產隊隊長，帶領鄉親們大干社會主義，臟活累活搶先干。改革開放后，分田到戶，早些年農忙之余，拉架板車，和村里同輩人在附近磚瓦廠做零工；年紀大了，便一心蒔弄家里的幾畝田地，不夠忙活的，就用鎬頭在村后山坡下刨出幾分荒地種紅薯、土豆等雜糧。他一年四季早出晚歸，面朝黃土背朝天，偶爾得閑，便上山打柴。直到現在，家里后院與廚房相連的柴房里仍堆滿了他從山上打回的柴火。老人一生與土地為伍，對土地有著深浸骨髓、不可割舍的情感，就在去世前幾天，他還掙扎著扛起鋤頭，去田地里探視墑情，口里清楚地念叨著要買谷種播種、計劃著哪塊地種花生、哪塊地種芝麻…… 他提前把種莊稼所需的購買種子、化肥的幾千塊錢預留下來了，準備同往年一樣，在自己的田地里周而復始地循環勞作。

 

去年春節，鄉下奇寒。在岳父家里，出院回家過年的岳父，強撐著羸弱的身子，在房里用自燒的木炭生起一盆炭火。我和他圍坐在火盆邊，火一烤，他布滿刀刻般皺紋的灰黯的臉上泛出紅光，精氣神似乎也回來了，重又恢復了洪亮的嗓門。他和我信馬由韁地拉話。談起現今國家惠農政策，善良的老人對每月政府發放的100多元的農村老人生活補助和每畝幾十元的種田補貼充滿了感激之情，連聲說“共產黨真好”“政府真好”。看得出，老人的感激是發自內心的。

 

我拉過他拿著撥火棍的手端詳。這是怎樣的手啊，像是山上老松樹歷經歲月的風霜雨雪而裂開的粗糙的樹皮，布滿皺紋的醬紫色的皮膚上青筋暴突，五指奓開來，像是山中古松腳下突出地面呈放射狀向四周伸展的老根，手指關節粗大，且不能握指成拳，張開來像個鐵鑄的耙子；每個指甲顏色灰暗，布滿豎紋，像是要炸裂開來似的，——這是典型的中國農民勞動的手。它使我想起鄉土作家趙樹理在他的小說《套不住的手》中的對老莊稼把式陳秉正的手的描述，“陳秉正的手確實和一般人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頭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頭都展不直，里外都是繭皮，圓圈的指頭肚兒都像半個蠶繭上安了個指甲，整個看來真像用樹枝做成的小耙子。”

 

去年，我們在老家過完春節，回城后不久，就傳來老人去世的噩耗。同鄉下許多老人一樣，岳父臨死前，將從牙縫里省出的2萬元錢藏匿之處告訴舅子，作為自己的喪葬費用，為的是不給兒孫增添經濟負擔。岳父作為中國億萬生于鄉土、長于鄉土，最后回歸鄉土的勤勞儉樸的農民中的普通一員，我很懷念他。想起他，我就想起了北方的黑土地，大西北的黃土高坡，大江南北的廣袤沃野，而默默無聞、一年復一年地生活在大地寬廣懷抱里、辛勤勞作的億萬農民，正是支撐古老華夏的中華民族的脊梁。

 

三

 

忙里偷閑、和村里要好的姐妹結伴去附近風景點游玩的隔壁細姐回來了。她的丈夫，“二爺”的小兒子、年過六旬的細哥仍堅持在江浙那邊工廠打工，三個閨女嫁在天南地北，最小的兒子也常年在外打工，平時只有她一個人在家。她除了耕種家里的幾畝田地外，還到鎮上的服裝廠做零工。

 

見面寒暄了一回，我看著她門前新鋪的水泥地坪，順著扯起她一個人在家“大興土木”的事情上來，——能干的她，今年不僅把門前鋪上了水泥地坪，而且還請工匠把位于正屋后面院子里的單層單間廚房翻蓋成上下雙層雙間、兼具廚衛、臥室的小樓房，此外，還把樓房正面的水泥墻面貼上了漂亮的瓷磚。

 

我問她幾項“工程”總共花了多少錢，她說前后共花了10多萬元，光是后院廚房翻建就花了6萬多元，其中，單是匠人工錢一項就是1萬元。她對比往昔，發出感嘆：“現在建材價格一年一個樣地上漲，工錢是大工每天300元，小工每天200元，我這幾樁事若擱在十年前，花費打個半折還要帶個拐彎呢。”

 

正說著，聞聽我到來的村東頭的元哥來了，和我略作寒暄后，也加入我和細姐談論的話題閑嘮。農閑時和人搭伙四處做家裝活兒的他自是“感同身受”，他指著眼前20多年前岳父家花2萬塊蓋起的一連三間、上下兩層、再加個“脊頂”的樓房說：“現在要蓋這樣的樓房，光是蓋個房坯就要花30多萬，如要裝修，按最簡易的檔次算裝修費（基本材料費、工匠工錢），起碼是18萬，總算起來需50萬元左右。”

 

細姐和元哥的話說明，今天的錢不值錢了，錢的貨物等值計量的注水是遞年漸進的，改革開放后的錢不如計劃經濟時代數十年堅挺如一的“大團結”值錢，進入新世紀的錢不如改開之初的錢值錢，現今的錢似乎貶值更快。在農村，唯一價格相對保持穩定、數十年沒多大變化的是國家直接掌控的糧食，但這是一柄“雙刃劍”，在對人民群眾生活起到穩定作用的同時，嚴重打擊了農民種糧積極性；而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種田必需的化肥、農藥價格，一年一變地可勁往上躥，加重了農民種田的成本負擔，進一步打擊了農民生產積極性。

 

四

 

按照岳父家保持的“優良傳統”，晚上，由岳母、愛人出面，招呼元哥、隔壁細姐和她放假從省城武漢回來的兒子來家里吃晚飯。

 

飯桌上，我問及元哥的兒子今年在哪里做事。他兒子婚后生了一兒一女，女兒居長，在縣城讀了兩年職專，今年不愿讀了，到村里人在武漢開的美發店學做美容美發去了，兒子還在念書。元哥兒子的愛人在鎮上服裝廠做縫紉工，順帶著幫公公、婆婆操持家務。

 

元哥兒子四十多歲的人了，性格還像個小孩，在本地是個小有名氣的“玩家”。在家時，一天到晚在外頭混，和幾個哥們兒打牌、喝酒玩耍；在外頭也是漂，一年到頭不見他拿錢回來，家里的兩個孩子從小到大都是元哥二口子和他愛人供養。元哥、尤其是他老伴一提起兒子，就沒好臉色，氣不打一處來。元哥說，今年兒子又和幾個“莫逆之交”漂到外頭去了，開著自己那輛二手“現代”，先是到上海，又從上海到北京，前不久，又從北京到天津去了，說是找事做，眼見一年過去了，還沒在一處扎下根來。在天南地北城市間輾轉，叫他不要自己開車，坐火車，現在油價92號汽油8塊多錢一升，自己開車跑長途花費太大，何況自己一分錢沒掙到。但他不聽勸，依然我行我素。我聽了，也不知說什么好，便轉到別的話題上去了。

 

仍是談論家里人，談到細姐兒子，他正在和我們一起吃飯呢。這孩子也是個“四海為家”的小哥。稱他小哥，是因為他還未找對象，其實虛歲已經29了，在農村步入了大齡青年行列。為了他的親事，細哥、細姐心里也是著急得很。

 

這孩子我在前年寫的《回鄉實錄》里已說過，是個“水上漂”的角兒。去年又從老家縣城一家商超“店員”崗位跳去省城武漢，跟他大姐夫學做裝潢，今天又聽他說已跳到一家房產中介所，干上了房產中介。

 

針對他，元哥說起“回頭話”，前年村里選治保主任時，因這孩子當過兵，幾個村干一致推舉他，但他橫豎不愿干。“當治保主任多好，既方便入黨提干，也較清閑，一年有二、三萬的收入，還可以捎帶著干點別的事賺外快，很多人想干都沒資格輪上呢。”

 

由這個話題又扯到農村入黨題目上，元哥說，現在農村入黨名額極少，要想入黨很不容易，一要有“路子”（指背后有人撐腰），二還要表現好，在群眾間有不錯的口碑。

 

細姐插話：“現在黨員有什么入頭啊，入進了還要花一大筆錢。”我感到詫異：“花一大筆錢，什么錢？”細姐給了我一個少見多怪的眼色，說：“你還不知道啊，入了黨的要請客。”

 

中國是個講究“人情”的國度，碰上任何喜事都要請客，入黨請客似也無可厚非。但我心里總覺得有點怪怪的，還是“一大筆錢”呢。

 

元哥似乎要解開我心里的疙瘩，接過細姐話頭解釋：“現在在我們這里已形成一個規矩，凡是新入黨的，要準備拿出8千元請客，無非是宴請、煙酒什么的。”

 

盡管我知道請客金額不會小，但聽了共產黨員元哥口里吐出的數目，還是吃了一驚：“要這么多？”元哥神色淡定地說：“別人在前頭立了榜樣，你若不跟著依葫蘆畫瓢，大家要說閑話的。再說，誰肯輸這張臉面。”

 

我又不作聲了，心里卻驟起波瀾。我想起近來重讀人民作家浩然創作的《金光大道》里的一個描述毛澤東時代農村先進分子入黨時的情節：一心向著黨、向著集體、向著群眾的周忠大伯和有著很高政治覺悟、勇于同破壞抗美援朝、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階級敵人作堅決斗爭的閨女周麗平，在入黨前一刻，受一股崇高、神圣的情感激流驅使，在寒冷的夜晚，乘著熹微的星光，用膠轱轆車拉土鋪填鄉親們進出的布滿坑洼的村口道路，以此作為加入黨組織的“獻禮”。兩相對照，心中不禁生出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

 

這時，細姐很現實地說：“現在除了想升官發財的想入黨，平頭百姓哪個想？算起經濟賬，沾不到好處不說，先還要倒搭進去一摞錢。”

 

我想，現今入黨多是首先沖自身利益去的，——生在市場化社會里，也是身不由己。“入鄉隨俗”，似乎也合情合理。

 

元哥因喝酒，話不免有些多，撇開入黨的話題，又談起昨天參加的一場村里一家閨女出嫁的婚禮，說男方拿來嶄新的28萬元現金彩禮，明晃晃的堆放在桌面上，還不算置買婚車、婚房。噴出酒香的口氣中充滿了羨慕。

 

細姐說：“現在娶個媳婦真是不容易，大家競相攀比，有錢的主兒硬是把沒錢的人家活活拼死了。”元哥說：“這事還在其次，更要命的是現在農村沒有閨女了，即使家里辛辛苦苦攢了幾個錢，沒有結婚的對象，又有何用？”這話戳中了細姐和他兒子的心病，大家霎時陷入了沉默。

 

飯后，元哥坐了會兒，便出去到牌場湊對子去了。細姐和兒子也回去了。愛人收拾碗筷去廚房涮洗去了，岳母忙進忙出地拾掇零碎家務。我呆坐著，腦子里反芻著剛才吃飯時元哥和細姐說的話。

 

正想著，隔壁細姐的兒子又返回來，坐在我對面的小木椅上，從口袋里摸出一盒20元的“黃鶴樓”，抽出兩根來，遞給我一根。我本來不抽煙的，這時受青年人帶動，應景地也抽了起來。

 

我關心地問他在房屋中介所干得怎么樣，婉轉的意思是問收入情況。他說：“還可以。武漢市場大，搞中介的薪酬彈性很大，關鍵是看你怎么搞，考驗人的能力。”他說距他所在的中介所不遠的一家同業店，生意紅火得不得了，都是客戶自動送生意上門。因客源深廣，都不用員工“主動出擊”，所以專做賺錢多的一手房生意，在交易上頗費周折又不甚賺錢的二手房買賣根本不放在眼里。那家中介所里的每個員工月收入最低的都有一、二萬。我問他在現在的這家房產中介所干了多久，掙了多少。他笑了一下，沉吟片刻，說已干了大半年了，在他手上成交了4筆業務，按總中介費的一半提取傭金（即薪酬），約有幾萬元的樣子。他回答時，口氣頗為囁嚅，給我一種他說出的數額存在貓膩的感覺。我給他送了個“臺階”：“那就是七、八萬吧。”他隨即點點頭。

 

我少不得夸獎他幾句，說了些鼓勵的話。接著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找女朋友了吧？”我的問話是埋有引線的，春節時就聽他媽說他談上了一個。這時，他卻說“沒找”。

 

他的否定回答我是相信的，這個“水上漂”早些年換了幾茬女朋友，有一個還帶回家住了個把月，但最終都打了“水漂”。一年前，他又在外頭談了個貴州女孩，聽說他還隨女孩去了趟她貴州老家。女孩提出的結婚條件，首先是要在城里買套婚房，汽車、彩禮更是“不在話下”，一下子把他嚇得逃之夭夭。

 

他深吸了一口煙，表情有些落寞地說：“難啊，現在的女孩眼光都往高處看……”

 

他的言下之意我都知道，當今的女孩，尤其是農村女孩，由于自小就生活在市場經濟時代自由開放社會里，無論是念書的還是沒念書的，都是一經長成就外出“闖蕩世界”，見多識廣，對鄉土的依戀情感幾乎為零。受不良市場風氣影響和不良輿媒煽惑，大多現實入骨，好高騖遠，用精明的市場法則理性計算利益，將自己視作商品待價而沽。這樣的行為，以中華民族傳統愛情觀審視，不啻于“離經叛道”，這里的“經”與“道”是指中華民族文明精華和傳統道德，但以遵循“叢林法則”的市場經濟教旨審視，卻又在“情理”之中，——這成了當今年輕人“愛情圣潔觀”和“愛情市場化”尖銳沖突的無解死結。

 

我想起昨天中午在愛人妹妹家，也聊起這個話題。妹妹說，附近村里未婚男青年，乃至未婚中年男人一大片，單是她的不足300人的村子里，屈指一算，80后、90后的有8個，90后年齡大的都過30歲了，在農村未婚青年中，已步入 “老大難”行列；80后的基本沒有指望了，更不談70后的“老光棍”。

 

妹妹說，現在鄉下基本沒有女孩了。這話使我想起自己村里的一位“同庚”。四年前春節回家時，偶然在老家屋后近乎荒廢的渠壩上碰到他，他正在壩面自己拓出的菜畦里種菜，見到我，趕忙歇下手中的活兒，和我熱絡地攀談起來。多年未見，自然少不了家長里短。

 

“同庚”年輕時跟做篾匠的舅舅學得一身絕技，早年憑借走村串戶出賣手藝，蓋起了令村人羨慕的紅磚到頂的樓房，并自己掙錢娶親。媳婦一進家門，連著生下兩個白胖小子。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隨著改開后，與農家日常生活相關聯的小五金、鋁塑品制造行業蓬勃興起、遍地開花，斷了用手工編制竹篾簸箕、籮筐、菜籃、曬筐等農家用具的篾匠的生計，“同庚”便扔下篾刀，和村里人結伴外出打工去了。兩個兒子隨著歲月的風雨，都已長成壯小伙了，矮鐵塔般的壯實身材、憨厚的性格都傳承了父親的基因。

 

“同庚”說，兩個兒子都二十八、九了，還都沒說親呢。他說：“我們鄉下人，對女孩也沒啥要求，只要不殘不傻就行。我家去年又在緊挨縣道的村委會旁蓋了新房。女方要買車、買金銀首飾，我們都滿足。但現在就是沒有女孩。”“同庚”言下之意，未來的兒媳只要是個未婚的女的就行，且對女方要求百分百牽就。他的口氣中充滿了無奈。

 

——這還是四年前的事。今年春節回老家，聽說他的二個孩子仍“單著”。

 

我又想到岳母家左鄰嬸娘家長年在外省富士康工廠打工、性情敦厚的兒子，耳畔回響起春節時嬸娘來家串門時說的話：“現在女伢的眼光高遠得很吶，要房要車不說，還要看男孩子干什么工作、掙多少錢，父母有沒有退休工資或是能不能賺錢，是否成為小兩口婚后生活負擔。農村的樓房無論蓋得多漂亮也不要，要在城里買房……”嬸娘的兒子已是奔40的人了，自己也愁得過早謝頂了，可婚姻八字還沒一撇。

 

農村青年人婚姻現狀，使我想起實行計劃經濟制度的毛澤東時代。當時，我還是一個整天和村里小伙伴瘋玩的鄉下孩子，村里除了一個先天性傻子外，就沒有一個單身漢，即便是村西頭說句話要結幾個疙瘩、心竅有點堵塞的“結巴”和村中半腦子糨糊、被人戲稱“半個苕”的人，也娶回長相、身材、心眼都不差的媳婦。當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鑄就穩定的社會環境，城市、農村工業、農業各司其責，工人、農民生產勞動在國家宏觀計劃調控下，朝著一個共同奮斗目標——實現四個現代化。

 

由于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城鄉從事工業生產和農業勞動的人口分配十分合理，沒有現在因在市場經濟制度下，過于倚重城鎮化的允許人口自由流動形成的城鄉人口“頭重腳輕”、比例失調現象，加之改開后，較長一段時期國家強制推行計劃生育國策，導致人口銳減，且在農村，受“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養兒防老”等傳統思想及重男輕女陋習影響，很多育齡婦女通過各種渠道做胎兒性別鑒定，主觀選擇生育男孩，導致男女比例失衡。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庇護下，“按勞分配”“共同富裕”制度性生產生活保障，成為人們追求幸福生活的“壓艙石”，在農村生產隊，即使一個只具備簡單勞動能力的“傻子”，每天出工勞動，也能掙到半個“全勞力”的工分，體面地養活自己。所以人與人之間貧富差距幾乎為零。在充滿社會主義正氣的道德陽光照耀下，對于婚嫁大事，人們看重的是男女青年勤勞、純樸的人品，鄙視的是好逸惡勞、不務正業的人。適婚青年男女對彼此物質條件都沒有太高要求，基本是請木工做幾只裝衣被的木箱，一架新娘子的梳妝臺、吃飯的木方桌，加上幾床新鋪蓋和置辦的鏡子、梳子之類的日用小物件，再把新房粉刷一回，買幾張紅紙，叫手巧的人用剪刀鉸出幾個“喜”字貼在門和窗戶上，晚上擺幾桌酒席，請村里人來熱鬧熱鬧，就算完事了。而今天，受市場經濟拜物之風熏陶，人們的擇偶觀和毛澤東時代反了個個兒，“勤勞樸實”在很多人眼里成了“窩囊無能”的代名詞，偷奸耍滑、投機倒把，走歪門邪道大發橫財的，成了人們崇拜、羨慕的“香餑餑”，——無論這些人的錢是通過什么手段和渠道弄到手的。“不管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成為當今社會人們對人生價值評判的圭臬。

 

我的思考由此向更深層次拓展。今天，在“一切向錢看”的市場經濟洶涌浪潮中，“劣幣驅逐良幣”形成的逆淘汰現象，只能導致社會一切資源財富向居于“金字塔”頂端的資本精英階層集中，而根據現實社會“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邏輯，社會資源聚集的目的地出現了方向性錯誤，而金字塔尖端相對于龐大的塔基來說，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這樣一來，由于塔尖與塔基因社會資源流向的逆反形成撕裂性矛盾而本末倒置，造成塔尖資源巨量過剩，塔基出現巨大資源真空。這種荒誕情狀的危險性不言而喻。將它套用今天青年人婚姻現狀，適婚女性拼命向以資本權貴為標志的塔尖匯聚，于是塔基出現喪失適婚女性的巨大真空，而與生活于塔尖的一小撮精英相比，社會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生活在塔基，他們是撐起中華大廈的脊梁，是決定國家人口可持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未婚青年女性資源集體性“逆流”，加之市場經濟列車依然風馳電掣地向前疾馳，必然進一步加劇底層適婚男性的婚姻危機，不僅將使我國引以為傲的“人口紅利”銷蝕殆盡，而且將使中華民族陷入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

 

五

 

第二天，房間的窗玻璃剛泛起青色的晨光，我和愛人就起床了，——今天要開車把岳母存放在頂樓的兩麻袋花生送到附近榨油廠去榨油。

 

打開堂屋大門，正巧碰到扛著鋤頭到地里去的左鄰“嬸娘”的老伴“明叔”從門口經過。向來沉默寡言的老人，只是笑著和我打了個招呼就過去了，本來走路時身子有些歪斜的他，晃蕩得更厲害了，傴僂的瘦長單薄的身板更顯羸弱不堪。

 

剛吃過早飯，左鄰的嬸娘用小簸箕端著一堆黃澄澄的柿子過來了，說是給我們帶回城里去。見到我們，她總是像一團火般親熱，言語中充滿了長輩對晚輩的愛護。她說：“愿你們在外工作順心、事事（柿柿）如意。”我們心里很感念她。由于受腰椎病折磨，她的背較上次見面時彎曲得更厲害了，幾乎成倒“L”型，走路時眼睛望著地面。

 

這里插點閑話。家鄉的柿子，都是土生土長的蜜柿，吃起來又香又甜，里面有核，不像城里商超、水果攤上售賣的無核、無籽的柿子、桔子等轉基因水果，吃起來總讓人心里忐忑、疑惑。

 

長期以來，在世界科技界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尚未有定論的情況下，我國科技部、環保總局、農業部、衛生部等轉基因主管部門，不顧一些持不同意見的農業、生物專家和民間群眾反對，持之以恒地推進水稻、小麥、玉米、大豆等糧食作物和蔬菜、肉類食品轉基因化，尤其在2023年“一號文件”中，首次提出要加快生物育種（轉基因技術）產業化步伐，標志著我國基因改造作物，將由研究試驗向商業化種植階段轉變。其實，轉基因技術在農作物及蔬菜、畜禽上的應用和轉基因食品，早就無視國家相關法規規定，覆蓋了廣袤田野和國人生活食物譜系的每一個分支脈絡，只不過“一號文件”正式揭開了“蓋子”，使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種植、商業化推廣從曖昧的“暗箱操作”變成了由政策加持的光明正大。

 

我和愛人從頂樓把兩麻袋花生抬下來，裝進小車的后備箱，便向榨油廠馳去。

 

出村口上國道時，發現前年我在《回鄉實錄》文章里提到的橫過國道的路口的對面，被圍墻圍著的一大片撂荒的良田仍荒蕪著，高高豎在“工地”上、曾張貼項目規劃圖的招牌徒剩一個銹蝕的鐵架子。

 

幾分鐘便到了榨油廠。榨油廠是外鄉人在本地租下一套民房開的，場地較大，菜籽揚塵機、花生剝殼機、原料翻炒機等小型加工機械樣樣俱全。榨油是季節性活計，逢農村榨油時節，廠主一家便來忙上幾個月，榨油季過去了，便在廠門上掛把鎖，回家蒔弄田地。

 

如今種田，一來上頭禁燒農作物秸桿，人畜糞肥由于各種現實原因又基本不用，導致計劃經濟時代和改革開放初期，傳統的以在田野用秸桿燒制的土肥和人畜糞肥為主的農家肥基本絕跡，取而代之的是在市場上購買的化肥，因此榨油廠的各種餅粕就成為最好的“綠色肥料”和飼料，在市場上供不應求。榨油廠廠主抓住這個商機，依照各種加工原料餅粕的不同價值，對原料加工費進行沖抵計價，如我們今天要加工的花生，可以餅粕抵償加工費；如加工油菜籽，餅粕除了可抵償加工費之外，每百斤菜籽廠主還要加付客戶20多元錢。如此一來，廠主名義上是賺取原料加工費，實則是在原料加工的餅粕上翻生意的“筋斗”。

 

我們是第一個到達，隨后，又陸續來了幾個主兒，其中還有鄰縣黃梅縣的。榨花生油、菜籽油、麻油的都有。

 

在我們的花生進入廠主提供的“一條龍”加工服務的空隙，我湊到坐在門口處幾個后到的排隊等候的黃梅客人堆里，攪入他們閑嘮的話題打發時間。

 

坐在門右側、年紀約摸60歲左右的大叔，說自己孩子乘節假日回家了，他趕著把家里存儲的幾百斤花生拉來榨油，讓孩子返程時帶些去。他說：“城里商超里買的壺裝油都攙了‘水分’，哪有我們自己種、自己榨的油純正道地。”

 

大叔順著這話頭，談到農村土地和種田上去了。他嘆息說：“我們那邊好多良田說是興建什么什么項目，都大片大片地圈起來，把農民栽種的莊稼毀掉，開進推土機平整后，就擱在那兒撂荒了，幾年也不見啥項目開工建設。農田被征用的農戶，政府按每年每畝600元給予補償。雖然農民高興了（反正種莊稼也不值幾個錢），但那肥沃的良田白白糟蹋了不說，政府每年還要拿出農田征用補償費，不光我們心疼，對國家來說不也是雙重損失么？”大叔說話間，痛惜之情溢于言表，“都是地方政府官員琢磨上面政策，變著法兒騙國家的錢。”

 

大叔的話，使我想起剛經過的村口國道旁因當年搞“項目”不了了之、撂荒至今的那片良田，心里禁不住翻騰起來。即便大叔挾帶情緒的激憤的話不全對，但他所說的實事，至少說明了政策“一風吹”之下，全國農村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領導乘著鄉村振興政策春風，一來為獲取國家惠農項目資金，二來為了自身政績，不顧實際、亂拍腦袋，盲目招商引資，鉆進了專玩“空手道”、大搞“項目圈地”的資本騙子的圈套，致使大片大片良田損毀。由此，又想到國家三令五申強調要“堅決守住全國耕地紅線”，不知這些被毀、被荒廢的良田是否在保護之列？

 

大叔又由田地談起現今農村種田勞力來。他說出一個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如今鄉下種田的主力軍是60歲以上的老人，年青人，包括40歲左右的婦女都外出打工去了。“沒辦法，種田投工多、周期長，又不賺錢，不外出打工，孩子念書、人情禮節、家人生老病死開銷從哪里來？在城里打工兩個月，能頂家里種田一年的收入。”他說，“農村這代老人入土了，再沒人肯種莊稼了，年青人，越是靠后生的晚輩，一來因時代不同了，打小開始就很少從事田間勞作，甚至根本沒摸過鋤把，不會種田，且因未和土地、農作物打交道，對土地和莊稼毫無感情；二來如今種田從種子、肥料到耕作、收割都實現生物化、化學化、機械化了，徹底打破了早年基本采用手工耕作的傳統種田模式，極大地減省了勞力，為青年人離開鄉土、進城打工創造了條件。農村青年離開土地已是大勢所趨。”

 

大叔最后的肯定句，使我的思維順著他的邏輯推理向前推進：如果這樣，那么農村田地將面臨什么樣的命運？俗話說“民以食為天”，糧食可是關乎國家穩定、民族存亡、人民生死的首要大事啊。習總書記再三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按照目前形勢和推行的市場化政策發展下去，資本下鄉圈地、實行機械化耕種似乎是唯一出路。那么，如此一來，也就從農業實踐中消解了社會主義的實質意義，與我國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相矛盾，加上中國迥異于西方的特殊國情和步入百孔千瘡的資本主義制度凸顯的重重危機，必將在削弱我們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同時，為共產黨政權和國家安全埋下嚴重隱患。當然，這是以建立在農村農業現狀基礎上的邏輯推論得出的我國農業未來發展趨勢，它對于人格化的資本來說自然是樂見其成的，一如當今社會在金錢、物質上競相攀比的婚嫁之風。資本的嗜血本性除了行業壟斷外，最重要的生存宗旨是附著著剩余價值的商品的“有水快流”，只有行業“壟斷”加商品的快速流通，才能保持其肌體蓬勃生機，才能從勞動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銅板，才能使其產業像吹氣球一樣繼續膨脹而不至于破滅。

 

作者：彭水周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