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以來，西方不僅在軍事上建立了世界霸權，也在文化上建立了霸權，并壟斷了對世界文明史的解釋權。在這一西方殖民世界的歷史進程中，近代中華文明也不幸敗落于西方，從此造成了至今仍有巨大后遺癥的文化自卑。這種文化自卑，長期表現為極其無知地輕賤、否定自己的文化，反向去膜拜、崇拜西方文化。70多年前，偉人毛澤東向世界莊嚴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自此，中國告別了任由西方侵略壓迫掠奪的悲慘境地，以嶄新、獨立的姿態自立于世界。黨的十八大之前相當一段時期，雖然中國經濟、軍事、物質等實力已經顯著提升，但是，文化的自卑癥在中國人尤其是部分知識分子中間依然相當普遍，這已經構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克服的精神層面的障礙；不解決這一問題，文明復興就是空中樓閣。針對文化自卑或者說文化的不自信現象，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在2016年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在“三個自信”基礎上提出了包含“文化自信”在內的“四個自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發出了掃除文化自卑的進軍令，為樹立和堅定文化自信指明了前進方向。作為中國人，文明自信一方面要增加對自身文明的自信和自豪，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對西方的迷信，尤其是需要打破西方人編撰的“人類文明史”的迷信。對于西方歷史、西方文明史，向來就是西方人說什么我們信什么，從來不曾質疑或者懷疑，也不曾窮根究底剖析一下人家說的是不是真的。
【帕特農神廟建筑年齡不到200年，卻被偽造包裝成2000多年前的歷史遺存。這是大約1850年拍攝的照片——400年清真寺廢墟的原始面貌，1860年被改建為帕特農神廟，以后又多次修建。】
隨著對中華文明自信的提升，一些較早知覺或者說先知先覺的中國人開始逐漸擺脫對西方的迷信，用客觀理性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和研究西方歷史和文明史，并發現其中包含了驚人的虛構和偽造，某種程度上可以稱之為偽史。開風氣之先的是何新先生：他的《希臘偽史考》于2013年出版，開了頭炮；2013年，李兆良先生在中國臺灣地區出版了《宣德金牌啟示錄——明代開拓美洲》，以在北美洲東部發現的明朝宣德年間的金牌出發，通過第一手文獻、實地調查，用實物比較歐洲、美國和中國的文物特征，證明明代中國人曾在美洲開墾定居；繼而董并生和諸玄識先生于2015年和2017年先后出版了《虛構的古希臘文明》和《虛構的西方文明史》。以此為始，擺開了批判和質疑西方歷史和文明史真偽的初步陣勢。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李兆良先生在中國大陸出版了《坤輿萬國全圖解密》一書，通過比較14至19世紀間六百多幅地圖，并綜合世界史原始資料，分析地圖中地名、語源、地形和按語等，證明世界地理大發現始自明朝鄭和時代，該圖為明朝鄭和時代中國人所繪制。這也是對西方人開啟全球地理大發現歷史偽論的有力一擊。
【《坤輿萬國全圖》】
通過少數學者出版學術著作對西方偽史的批判、質疑和否證，可以說是以散兵游勇的點式射擊方式對西方偽史發起的沖擊。為了集中火力、集中兵力，形成對西方偽史的更大沖擊力和殺傷力，擴大在學術界和社會上以及國內外的影響力，研究西方偽史的國內外學者、民間愛好者以及國外學者先后組織了三屆“西史辨偽與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研討會。2019年8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研討會，對西方偽史和西方中心論進行了全面揭露，內容涉及西方古典學（為古希臘、羅馬）、西方的東方學（偽古埃及、巴比倫及蘇美爾）、西方的近現代偽史（偽莎士比亞、英國大憲章）等。2021年12月，在太原召開的第二屆研討會，系統地對西方偽史進行全面質疑，標志著西史辨偽運動進入了深水區。2023年12月，在太原召開的第三屆研討會，使西史辨偽運動呈現出星火燎原的大好形勢，受到社會各界和海內外輿論以及新媒體受眾的高度、廣泛關注，掀起了西史辨偽的熱潮和高潮。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據說是為目前最古老的希伯來圣經抄本（舊約）。美國《國家地理》2020年3月13日刊文顯示，圣經博物館的藏品，16卷死海古卷殘片，包括《創世紀》部分，全是偽造的。】
西史辨偽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壯大，已經在中國知識界和民間、社會上引發了一場全面、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有力地打破了對西方歷史和文明史的迷信，有力地提升了中國人的文明自信和文化自信。這是一項偉大而光榮的事業，對于奪回中華文明的歷史解釋權、文明解釋權和文化話語權，擊碎和去除百年來西方禁錮中華民族的精神枷鎖和思想鋼印，讓中華民族獲得真正的文化獨立和文明自信必將繼續發揮其排山倒海、新造天地的巨大作用。正如黃河清教授所言：“西史辨偽學術運動將如延安的火炬，必將照亮全國”。在此，我要加上一句，也必將照亮全世界。由此帶來的，必將是中國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的重新書寫。當然這一過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海內外中華兒女團結一致、踔厲風發，打一場文明的持久戰。目前，西史辨偽學術運動對古希臘雅典、古羅馬、古巴比倫、古印度歷史、古美洲歷史和歐洲歷史進行了質疑和否證，對西方中世紀歷史、近代史和航海歷史也進行了批判和質疑；對西方中心論進行有力的批判，提出了“西學源于中學”的觀點，并初步證明了西方鋼鐵、瓷器、醫藥、天文學和數學、器物以及藝術均由中國西傳，并非其原生獨創。以上種種，充分表明西史辨偽學術運動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在西史辨偽學術運動取得如此豐碩成就的背景下，法學領域對西方古代和近代法律史、制度史的辨偽研究尚基本處于偃旗息鼓狀態。在西方古代、近代文明史的其他部分已經受到批判和質疑甚至否證的前提下，在西方古代和近代法律史、制度史領域推進西史辨偽就成為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如此，在法律史、制度史領域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亟需法學研究者和歷史研究者共同開掘的學術富礦。在這一領域大量學術成果的出現、涌現，必將成為西史辨偽學術運動的有力支持，有利于在文明自信和制度自信基礎上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文章合為時而著。時代呼喚法學研究者和歷史研究者在西方法律史和制度史領域，接過西史辨偽學術運動的接力棒，在他們披荊斬棘、已經開辟的文明主導權和解釋權的戰場上，英勇戰斗、勠力沖鋒，為在西方法律史和制度史領域推進西史辨偽運動、重振中華文明史和制度史的自信，作出無愧于時代的貢獻！這一領域也必將成為法律出版新的領域和新的方向，成為法律意識形態斗爭的新的戰場。時代也呼喚出版機構和媒體特別是法律出版機構和媒體在此領域和法律研究者一起，相互攜手、并肩戰斗，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制度自信和文明自信開辟新的疆域、書寫新的篇章、鑄就新的長城。（作者系法律出版社副社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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