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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強：論堅決捍衛《憲法》第六、第七條

點擊：作者：何干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4-04-19 07:07:50

【提要】近些年來國內有少數人，不斷違抗我國憲法的關鍵性條款———第六條和第七條；這已經造成目前公有制經濟不占主體地位的嚴重不良后果。他們配合國際上帝國主義國家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勢力，長期策劃、陰謀破壞憲法第六、第七條，其行為具有政治形式的階級斗爭的性質。他們與國際上的帝國主義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緊密結合，其活動有組織、有計劃，是國內外敵視社會主義的階級勢力的代理人。要識別少數人的真面目，當務之急，必須在涉及改革指導思想的輿論上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界限，把他們販賣的諸如“市場是稀缺資源的基本配置者”、“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公平競爭”、“競爭中性”、“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的主體”、“金融改革的目標是放開資本項目人民幣自由兌換”等一系列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謬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本文建言各級干部提高維護憲法第六、第七條的自覺性，必須在所有制結構關系上反對搞折中主義，必須明確反對把私有制上升到主體地位，必須認清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所有制結構相適應的階級關系，必須在組織上堅決清除混入黨政干部隊伍中的敵對階級勢力的代理人。

一、引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莊嚴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1] 可是，近些年來國內有少數人，卻不斷公然違抗我國憲法的關鍵性條款——第六條和第七條。憲法第六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 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3] 而少數人卻公然把矛頭對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也就是千方百計否定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事實上已經造成嚴重后果。

2014年1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個國家憲法日到來之際，曾指出，“我國憲法是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好憲法，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經受住各種困難和風險考驗、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根本法制保證。” [4] 在2018年2月2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又進一步強調，“必須更加注重發揮憲法的重要作用”，“把實施憲法提高到新的水平。” [5] 習總書記代表黨中央的上述論述極為重要，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少數人迫不及待地否定憲法第六、第七條，矛頭是對準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我們必須從維護憲法尊嚴和認真實施憲法的高度，提請國家執法部門，嚴肅追究這些公然違憲的少數人的政治責任。

二、必須充分認識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受到嚴重削弱的現狀

較長時間以來，少數人利用處在國家政府的有關決策部門和高校經濟學教學科研部門的特殊地位，一直打著“深化改革”的旗號，推行“私有化改制”。這實質上就是針對憲法第六、第七條的。然而他們的違憲行徑，并未得到應有的批判和揭露；也由于國家關于憲法的執法制度還不夠完善，這就使這少數人得以利用手中的權力，不斷造成公有制經濟的私有化。這集中表現在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受到極其嚴重的侵蝕和削弱。

2005年，國務院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國家統計局曾發布我國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到2004年末，全國第二、三產業企業法人單位實收資本總額的所有制結構，即全國實收資本中，國家資本、集體資本、個人資本、港澳臺資本和外商資本分別占48.1%、7.9%、28%、7.3%和8.7% [6]；比較清晰地反映出，由國家資本和集體資本構成的公有制經濟，在全國第二、三產業中占比為56%（即48.1%＋7.9%），是占主體地位的。此后國家統計部門沒再直接公布反映所有制結構的數據，然而，第二次到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仍公布了全國各行業的從業人員在不同生產資料所有制中的分布狀況。由此仍可分析出我國全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基本結構狀況。

根據國家統計局、國務院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2019年11月20日發布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的數據，可以分析出，2018年底，在全國第二、三產業包括法人單位和個體經營戶在內的總就業人員中，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的從業人員之比為：13.3%：86.7%；全國（大陸）城鄉包括第一、二、三產業在內（即包括農業在內）的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從業人員之比為：37.8%:62.2% [7]。這實際上反映了我國（大陸）所有制結構的基本狀況。

實事求是地說，2005年之后的近20年內，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已逐步背離憲法第六、第七條的規定，目前公有制經濟已不占主體地位。這種不良狀況的嚴重性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好轉。

三、深刻認識公有制喪失主體地位產生的嚴重后果

與所有制結構的這種狀況相聯系，人們已經明顯地感覺到，經濟社會生活出現了三大嚴重后果：

一是在收入分配關系上兩極分化。盡管國家采取財政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使社會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是終究未能改變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基本態勢。國家統計局正式公布的反映我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本世紀初就連續超出國際安全警戒線的0.4，曾達0.47以上：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8]。經過國家政府采取措施，2013年之后，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是仍分別高達0.462（2015年）、0.465（2016年）、0.467（2017年）、0.468（2018年）、0.465（2019年）、0.468（2020年）、0.466（2021年）、0.467（2022年）[9]，這亟需各級領導高度重視。

二是私有制經濟和外資經濟占去了我國工業企業的大部分利潤。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從2012年到2021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總利潤由61910億元增長為929330億元，增加到15倍；但是其中公有制的利潤卻只從16449.5億元增長為20004.7億元，只增加到1.2倍；包括公、私所有制在內的內資利潤從47945.0億元，增長為70137.2億元，只增加到1.46倍；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公有制的利潤在總利潤的占比，最高年份為26.6%，最低年份為19.9%；而私有制的利潤在總利潤的占比，則最高年份為54.2%，最低為年份為48.8%，平均每年占50%以上；平均來看，每年體現大陸民族經濟的內資利潤在總利潤中只占75%多一些，而近25%的利潤，則為大陸外的外商和港澳臺商的投資者所占有；內資利潤在總利潤中的占比從2012年的77.4%下降到2021年的75.5%，有下降趨勢，而大陸外的外資利潤占比則從2012年的22.6%上升到2021年的24.5%，呈上升趨勢 [10]。這種情況，與公有制比重在所有制結構中的下降，是緊密聯系的。從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總利潤收入結構的這種變化來看，盡管總利潤收入增長很大，但是公有制利潤和民族經濟經濟的利潤增長卻相對較小。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中，私資和外資所有者占去了75%，這顯然背離了發展經濟“以人民為中心的”的指導思想。

三是黨政領導機構中的干部貪污腐敗現象令人憂慮。從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國家監察委員會網站的“監督舉報”“審查調查”等欄目中，我們可看到縣處級以上干部被查處的案例不斷公布，足見對干部貪腐的社會輿論不是空穴來風。而干部貪腐產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公有制經濟已不占主體地位。既然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滋生私有剝削觀念，權錢交易、行賄受賄勢必屢禁不止。

顯然，否認或掩蓋上述嚴重后果，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而承認這種事實，就理應本著“依法治國”“依憲執政”的態度，堅決予以糾正。最為迫切的是，各級領導干部，應率先提高嚴格執行憲法第六、第七條的自覺性，堅決改變那種面對公有制經濟失去主體地位的現狀無動于衷、麻木不仁的態度。要反對維護憲法的“形式主義”，廳局級以上干部應當把舉手宣誓儀式與執行憲法的具體行動緊密結合起來。從提高嚴格執行憲法第六、第七條的自覺性來看，首要的是各級領導干部要深刻領會中共二十大關于“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我們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所在”這一科學論斷 [11]，在改革開放的經濟實踐中，堅決確立唯物史觀的指導思想，高度重視憲法第六第七條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規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得出的政治經濟學最為重要的原理是：生產條件的分配關系，即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關系，它不同于消費資料的分配關系，它是一定歷史形式的生產關系的基礎，“這種分配關系賦予生產條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會的質。它們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 [12] 人類社會發展的經濟事實表明了這條基本原理的科學性。

我國憲法之所以是“好憲法”，正是認真貫徹了馬克思揭示的上述這條最重要的唯物史觀經濟學一般原理，規定了第六、第七條。這兩條莊嚴規定，明確了我國社會的發展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的基礎上，已處在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的階段，并明確了國家把全體勞動人民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放在第一位。也正因為如此，那些敵視廣大勞動人民、敵視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妄圖走資本主義邪路的少數人，才始終把矛頭對準憲法憲法第六、第七條，不斷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當前，他們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破壞，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實現。種種跡象表明，這少數人正在設法肯定他們造成的公、私經濟主體地位顛倒的“既成事實”，蠢蠢欲動，妄圖修改憲法第六、第七條，達到他們用立法手段來改變國家根本性質的罪惡目的。

四、認清少數人反對憲法第六、第七條的階級斗爭性質

必須明白，我國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朝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的方向演變，這是經濟基礎的蛻變，絕不符合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也不符合我國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改革開放要促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初衷。這種不良后果是少數人配合國際上帝國主義國家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勢力，長期策劃、陰謀破壞憲法第六、第七條造成的，具有政治形式的階級斗爭的性質。

人們清楚地記得，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4年，我們黨從歷史實際出發，做出決定，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13]；1993年又進一步做出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 [14] 國家為了調整所有制結構，在實施發展私有制經濟改革政策的過程中，始終強調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然而，少數人利用進入經濟改革決策機構中篡奪的權利，卻照搬帝國主義國家鼓吹“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主張，把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蛻變為妄圖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制度改革”。他們言過其實地夸大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經濟的缺陷，大肆污蔑國企“吃大鍋飯”、低效率，卻宣揚私企高效率；他們把國家對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調整”，偷換成要徹底否定計劃經濟；他們全盤否定毛主席親自審定和推行的國企管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持續鼓吹公有制企業實行私有股份化“改制”，并把私企所有者抬高為“企業家”，在國企和集體企業中大肆推行“經理層買斷”（MBO），經營管理者個人“持股”，由此實行公有資本私有化，一步步縮小公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的比重。

在推行公有制經濟私有化的同時，他們竭力宣揚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對發展市場經濟的指導價值，強調在企業改革和宏觀經濟調控方面，必須“借鑒”而不應批判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他們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批判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教條，視為真理、放肆照搬，不斷宣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尤其是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鼓吹“按股分紅”，否定我國憲法依據馬克思《哥達綱領》提出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

隨著以“改革”為名掩護“私有化改革”措施的得逞，他們公然在瓦解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上大做文章。鼓吹我國國有企業具有“壟斷”性；在當今帝國主義階段，明明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發展到國際金融資本壟斷為基礎，他們卻大力抬高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時期的企業間的“自由競爭”，配合國際上新自由主義推行的“競爭中性”論，大肆宣揚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應平起平坐、“平等競爭”，妄圖根本否定憲法第七條關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和“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的極其重要的規定。

從2018年起，在公有制經濟比重顯著減少的態勢下，他們終于圖窮而匕首現，公開呼吁修改憲法第六、第七條。他們中的骨干人物率先鼓吹，“如果總是在所有制問題上爭來爭去，就很難突破公有制、私有制這樣一些思想的束縛，像國企、國資、土地制度、農村宅基地、科研人員擁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權等等，改革就很難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公然主張“應該逐步淡化并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 [15]。他們要突破的“束縛”，就是憲法第六、第七條的莊嚴規定。

他們鼓吹的修憲活動，到2019年形成了高潮。某位“權威人士”公然發表個人署名文章，鼓吹用“三項制度并列”（即“所有制”、“分配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三項制度并列），來替代憲法第六條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的科學規定，并標榜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的新概括，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做出的重要發展和深化。” [16] 其實，這不過是提出了另一種違背唯物史觀的“基本經濟制度”。眾所周知，憲法第六條明確寫有關于“分配制度”的條款，但是并沒有納入“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之內；憲法“總綱”寫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十五條”寫有“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款，但是都沒有納入基本經濟制度內容本身。顯而易見，所謂“三項制度并列”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一種以“制度創新”為名，曲解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煽動修改憲法第六條的行徑。須知，我國憲法第六條從所有制關系來規定基本經濟制度，是嚴格遵循唯物史觀關于“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的基本原理的。之所以沒有寫入分配關系和市場關系，這是因為“分配關系本質上和這些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 [17]；而市場關系可以與多種所有制經濟相結合，它是不能表現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基本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的。

由上可見，公有制經濟被“私有化改革”削弱得越嚴重，這些人反對憲法第六、第七條的活動就越囂張。因此，我們黨和廣大勞動人民同他們之間的矛盾，絕不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不同措施和方法的矛盾，絕不是思想認識范圍內不同學術意見的矛盾，而是在根本指導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推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對抗性矛盾，是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堅持走中國特色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同這少數人妄圖走資本主義道路和走帝國主義推行的新殖民主義道路之間的階級斗爭。

五、少數人是國內外敵視社會主義階級勢力的代理人

違抗和妄圖推翻憲法第六第七條的少數人，其思想是與國際上帝國主義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緊密結合的；他們的活動有組織、有計劃。只有弄清他們的行徑所具有的這種國際背景性和宗派組織性，才能認清這些人是國內外敵對階級勢力的代理人的真面目。

他們有國內外敵對階級支持的政治背景。當代中國的外部，依然存在仇視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及其支持下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他們無時不在尋求和培育自己在中國的代理人。

在當代中國的內部，隨著國內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及其成分的擴展，新的資產階級已經產生。其中有愿意接受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愛國民族資產階級。但是不可避免地也存在從私人資本利益出發，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反動資產階級；其中有的還會與外國壟斷資本相勾結，成為新興買辦資產階級。這些反動資產階級也會在共產黨內尋找自己的代理人。應當說，那些始終違抗并妄圖推翻憲法第六、第七條的少數人，正是國內外對視社會主義制度的階級代理人。他們的政治行為對此做出了證明。

他們有自己的具有政治性質的組織。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該論壇公開以改革開放“高層智囊”的名義出現，有專門的公開網頁，成員中有不少曾任或現任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省部級以上干部 [18]。其實他們是兩面人。表面道貌岸然，舉手贊成黨的決定，還往往以中央文件的解釋者自居；實質上卻不斷策劃于密室，不斷提出極具欺騙性的違憲措施。2018年9月16日該論壇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隆重舉行“紀念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四十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主題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 [19]。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全國政協的經濟委員會某領導干部、“50人論壇”重要成員，作了重點發言，公開提出違反憲法第六、第七條的主張，鼓吹要“突破公有制、私有制這樣一些思想的束縛”，“應該逐步淡化并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 [20]。這充分體現出該組織活動的政治性。

他們在我國改革中搬用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組織推行的新自由主義規則。以他們在國企“改革”中搬用美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競爭中性”準則為例。中國不是OECD成員國，只是為了發展國際經濟關系，雙方建立了一定聯系，并沒有執行該組織規則的義務。“競爭中性”是OECD貫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該組織的成員國消減國有企業“產權”制定的改革準則 [21]。然而，我國央行的某位原領導干部，“中國經濟50人論壇”的重要成員，卻在我國最早傳播并在國企改革推行“競爭中性”準則。他在2018年9月17日布魯塞爾召開的“中歐美經貿關系”研討會上說，中國從1990年代中期起開始搞國有企業公司化改革，這類似于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對國企制定的“競爭中性”準則 [22]。無意中透露出，他們利用手中的“特權”制定改革政策時，竟然把我國國企改革的指導思想，納入到OECD的“競爭中性”準則中。查閱我國2017年7月公布的關于中央企業公司制改制工作文件，確有這樣的表述：“全民所有制企業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或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全資子公司” [23] ，這語義很明確，就是要改掉憲法規定國有經濟的全民所有制性質。正如有報道指出的，“這意味著69戶央企集團公司和3200戶央企子企業必須在半年時間內完成從全民所有制到公司制的‘變身’” [24] 。隨后，2018年10月14日，央行另一位原領導干部、也是“50人論壇”重要成員，在G30國際銀行業研討會的講話中，再次明確表達，為解決中國經濟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中國將考慮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有企業改革 [25]。到了2019年3月23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某位原領導干部、同樣是“50人論壇”重要成員，在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9年經濟峰會”的發言中，進一步挑明了“競爭中性”與“取消所有制分類”的邏輯關系，他指出，“競爭中性”強調的是國家辦的企業不應該有超越其他所有者的特殊權力；按照“競爭中性”的要求，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企業的分類上，不再區分所有制，而是從規模、行業或技術特點等區分 [26]?？梢?，這少數人傳播和宣揚“競爭中性”準則，與國際新自由主義是緊密聯系的；他們對國企改革的講話出臺時間，前后緊跟；言論用語，彼此默契，相互配合。他們不絕是簡單地表達對國企改革的學術思想，而是圖謀改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煽動全民所有制經濟私有化的政治行為。

他們違憲活動的目標十分集中。2018年下半年以來，由于“中國經濟50人論壇”策劃和公開的宣傳，我國經濟領域出現了一股突發的輿情。這就是在國內經濟改革方面，宣揚“貧富差距與私有制無關，與公有制和國家管理體制有關”，鼓吹“競爭中性”、“所有制中性”，“取消所有制分類”。在經濟對外開放方面，不再提黨中央關于“獨立自主”、“合理利用外資”的科學戰略方針，突然出現了“放開外資股比限制”、“允許外資在金融機構控股”、“徹底放開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等主張，讓善良的人們對這種“無底線對外開放”的主張難以置信。這些輿論目標十分集中，對內就是要改變憲法第六、七條關于公有制為主體和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規定；對外就是要取消民族經濟自主權，放任國外資本自由進出國門，讓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和外國跨國公司占據我國市場。

由上可見，這少數人根本不是要真正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科學“改革開放”，而是要修改憲法，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他們的上述言行說明，這是一群鉆進了黨和政府中的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反中國人民的國內外敵對階級勢力的代言人。難道不能做出這樣的判斷嗎？

六、當務之急必須在改革輿論上撥亂反正

人們難免會問，既然反對憲法第六、第七條的是少數人，為何這些人的言行得不到制止，以致造成了公有制經濟嚴重削弱的后果？這應當用當代中國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階級斗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具有的特殊性來回答。

應當堅信，我們黨領導下的大多數人民群眾，從新舊社會的對比，從切身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是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化的。但是，也要充分認識，如果人們缺乏國家安全觀念，放松應有的警惕性，也難免讓國內外敵對勢力鉆空子，利用陰謀手段，達到他們的罪惡目的的。曾幾何時，蘇聯人民曾輕信“全民公決”，還在是否同意蘇聯解體的投票表決上，取得反對解體的絕對多數票，然而，不久原有15個加盟共和國的蘇聯卻轟然“解體”了。其原因就在于當時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雅科夫列夫等人利用手中特權，按照美帝國主義的指揮棒搞陰謀詭計，欺騙了絕大多數人。在我國，妄圖修改憲法第六、第七條，改變國家根本性質的雖然是少數人，但是他們會搞兩面派，善于利用竊取的領導權，不斷用欺騙性極強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觀點，把自己偽裝成“改革開放”的先知，這就會使人們被他們所蒙蔽。各級領導干部只有真正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原理武裝頭腦，才能帶領廣大人民群眾識破他們的陰謀，認清他們的真面目，維護憲法第六、第七條，糾正所有制結構出現的重大失誤。當務之急，必須在涉及改革指導思想的輿論上，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界限，在下述理論觀點上撥亂反正，把他們販賣的一系列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謬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市場是稀缺資源的基本配置者” [27] ，市場在社會經濟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觀點。這是國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宣揚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來強調，在社會經濟資源運動中，是生產決定流通（即市場），而不是流通決定生產；“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只是在一定條件下，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范圍擴大時，流通才決定生產的規模和分工 [28]。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揭示出，“市場上的過程，只是實現年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的交換，使它們從一個人手里轉到另一個人的手里，但是它既不能增大年生產的總額，也不能改變所生產的的物品的本性?？梢?，全部年產品能有什么用途，取決于它本身的構成，而絕不取決于流通。” [29] “流通永遠不會提供事先沒有向它提供的東西。” [30] “在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互相對立的資本家本身中間，占統治地位的卻是極端的無政府狀況，生產的社會聯系只是表現為對個人隨意性其壓倒作用的自然規律。” [31] 可見，少數人把市場關系的作用提高到決定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高度，等于鼓吹市場交換的無政府主義；同時，也起到否定社會生產對市場交換的決定作用，尤其是否定生產中的所有權關系對經濟的性質和運動的決定作用。認清這種觀點的錯誤性、欺騙性，將顯著提高各級干部和人民群眾維護憲法第六、第七條的自覺性。

——“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公平競爭”的觀點。他們中的核心人物鼓吹“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公平競爭，只有競爭是公平的，才能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企業優勝劣汰。” [32] 其實這是照搬上世紀20年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米塞斯、哈耶克的反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觀點；而他們是現代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祖鼻 [33]。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科學地揭示出，市場流通包括簡單流通和資本流通，兩種市場關系都是私人競爭，但都不是“公平競爭”或平等交換。馬克思指出，在簡單流通的商品交換中，“等價物的交換只是平均來說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個個別場合。” [34] 如果商品交換在每個具體場合都是公平的，那就意味著，商品的個別價值直接等于社會價值，也就意味著社會必要勞動可以直接實現了，商品交換形式就再不存在了。就資本流通而言，單個資本之間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競爭，這似乎是“公平競爭”，但是“這種平均化顯然是結果，而不可能是起點。” [35] 即公平交換并不是競爭的原因。資本主義競爭要求獲得平均利潤率的競爭，本質上只是“要求把一切生產領域內剝削勞動條件的平等當作自己的天賦人權”，“要求對勞動的剝削實行平等的限制” [36]。對資本主義商業而言，馬克思指出，“賤買貴賣，是商業的規律。也就是說，不是等價交換。” [37] 應當強調，新自由主義強調的平等競爭，實際上是對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在雇傭勞動關系上的絕對不公平的掩蓋。因此，說“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核心”，這是一種主觀性的謊言。實際上，資本之間的市場競爭，總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競爭是不可能公平的。歷史事實證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市場自由競爭導致了壟斷，而壟斷就是“獨占”，就是不公平。說“公平競爭”導致了不公平這是根本不合邏輯的。實際上，鼓吹“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核心”，無非是要求公、私所有制經濟之間、外國資本和民族資本之間，都處在所謂“平等”的地位，如此一來，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還能存在嗎？由此不能看出，所謂“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公平競爭”的觀點是為否定憲法第六、第七條服務的。我們只有堅決否定這種觀點，堅持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才能在現階段保證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才能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維護我國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的地位。

——“競爭中性”的觀點。上一段已經談到競爭中性的觀點來自國際上的新自由主義。這種觀點鼓吹的，是帝國主義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投資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是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實施經濟霸權，推行新殖民主義服務的。我國少數人利用手中特權，搬用“競爭中性”的準則，制定國企改革政策，無非是要討好帝國主義國家，他們宣揚國家對公私企業，內外資企業，都要“一視同仁”，這具有很大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在這種準則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憲法對不同所有制經濟的科學分類，就要統統取消，可見，用“競爭中性”準則推行“改革”，實質就是為私有制全面復辟打開方便之門，是對憲法第六、第七條的公然違抗！因此，必須堅決揭露和批判。

——“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的主體”的觀點。從傳媒中民營經濟概念的用法來看，它和民間投資、民營企業等幾乎是等同的概念。但是近些年來，民營經濟這個概念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高，甚至寫入了中央文件 [38]。不過，關于民營經濟概念的外延和內涵，理論界并沒有形成統一認識。大多數人認為它就是非公有制經濟，并主要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性質的私營經濟。問題在于，既然民營經濟與私營經濟具有等同性，而后者在憲法上有明確規定，為何還要用一個新的民營經濟概念來替代私營經濟概念呢？看來，這與私營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的比例明顯提高，是有相聯系的；同時，就公私經濟存在矛盾而言，在概念上民營經濟可能比私營經濟緩和一些。但是從概念的科學上說，私營經濟或私有制經濟畢竟是從所有制及其實現形式角度來規定的，而“民營經濟”這個概念，則停留在經濟關系的現象形態上，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因此，在語言概念上，用“民營經濟”來替代“私營經濟”，這不利于“透過現象看本質”，不利于語言朝純潔進步方向發展。而概念模糊的用語，還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某些人近年來竟然鼓吹“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國有企業是民營企業的補充” [39] ；“建議不再按照所有制劃分企業類型，不再區分國企民企” [40] ，這就根本違背憲法第六、第七條的科學規定了，對此必須撥亂反正。

——金融改革的目標是放開資本項目人民幣自由兌換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揭示出，市場流通分為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長期以來，在國內金融管理體制改革中，那些把國際上的新自由主義作為改革指導思想的人，一直鼓吹，要把徹底放開國際收支的資本項目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作為金融改革的目標。我們知道，在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上，我國已經放開了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即在國際貿易或國際商品流通方面，允許外國貨幣自由兌換人民幣，以方便我國商品的國際交換。但是，我國卻沒有放開資本項目的人民幣自由兌換。因為那樣做，就會導致外國資本的外國貨幣形態，通過自由兌換成人民幣貨幣形態，自由進出我國的資本流通領域。而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的基本原理，外國資本與本國資本顯然存在經濟利益的矛盾；同時，外國資本自由進出國門，還會影響本國社會再生產各部門之間的比例平衡關系，所以，即使美國這樣科技發達、國際資本競爭力強大的美國，盡管不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懂得維護本國經濟利益，到如今也沒有放開美元的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必須弄清，如果我國把徹底放開資本項目的人民幣自由兌換，作為金融體制改革目標，就必然給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和國民經濟的健康運動，帶來國民經濟的嚴重不安全后果。首先，這給當代帝國主義國家憑借較強的資本、科技實力進入我國市場，創造了便利條件，勢必有助于外國國家金融壟斷資本占領我國市場；其次，外國資本投資中國，前提是取得高于國際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如果讓它們自由進出，就必然便利他們行使這種貪欲性和投機性，使我國無法遵循按比例平衡發展的客觀規律；第三，放任外國貨幣資本自由進出我國，將造成國家難以對人民幣與各國貨幣之間的匯率實行有效的宏觀調控。第四，這會造成帝國主義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搞國際金融壟斷，威脅我國貨幣的民族主權。所以，完全可以說，鼓吹金融改革目標是放開資本項目人民幣自由兌換這種觀點，是一種違反憲法的賣國主義的觀點，有極大危害性。

上述觀點，似乎思想很解放，改革很堅決，但是，從堅持走科學社會社會主義道路的角度來看，卻是反對社會主義科學改革和革命的觀點。不能忘記，人類社會真正的科學改革，就是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堅持《共產黨宣言》揭示的“兩個決裂”的科學改革和革命的要求：與傳統私有制和傳統私有制觀念決裂。而少數人貫徹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改制”，提出反對或篡改憲法第六、第七條種種錯誤觀點，實質上是為了在當代中國復辟私有制和走資本主義道路、新殖民主義道路。他們實際上站在了反對真正的科學改革立場上。因此當務之急，必須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堅決區分真改革和假改革，分清改革輿論上的大是大非，維護憲法第六、第七條。

七、維護憲法第六、第七條必須確立鮮明的政治態度

能否維護憲法第六、第七條，關乎國家能否維護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疖嚺艿每?，全靠車頭帶。在本文的最后，有必要對各級黨政干部，提出下述建言：

——必須在所有制結構關系上反對搞折中主義。我們黨曾在中央文件上提出“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41] 。不可忽視，這“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是以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的重要規定為基本前提的。如果否定基本前提，就是搞所有制結構關系上的折中主義。不難看到，隨著私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比重的加大，有些干部已不講兩個“毫不動搖”的基本前提了；有的人甚至只強調后一個“毫不動搖”，而不講前一個“毫不動搖”了。這種傾向必須糾正。我們的各級干部，必須具有維護公有制為主體的鮮明政治立場。

——必須明確反對把私有制上升到主體地位。要防止把私有制經濟的比重超過公有制看成是“改革的偉大成就”，而不敢或不許糾正。毫無疑問，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偉大的，這表現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發展等許多方面，原因正是在高新技術重要經濟領域，高速鐵路等基礎設施領域發揮了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在農業領域始終堅持了集體所有制；當然，私有制經濟的一定程度的發展，也對民族經濟的活躍和總量的擴大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私有制比重上升為主體”，這并不屬于改革的成就，而是屬于所有制結構的“過度”調整，這已造成社會生活的嚴重不良后果。因此，絕不允許把反對私有化看成反對改革，把維護公有制為主體看成極“左”，必須在改革措施上停止繼續搞私有化。

——必須認清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所有制結構相適應的階級關系。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所有制結構，決定了不同所有制對應的階級、階級矛盾乃至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而只有正確處理階級關系和階級矛盾，才能真正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促進它向公有制逐步擴大的科學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發展。這就需要糾正一段時間以來淡化或放棄階級分析、階級斗爭觀念的傾向。應當在黨政干部中，加強階級分析、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觀念的政治思想教育，通過通查研究，科學區分當代愛國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明確“工資聯盟”必須服從“工農聯盟”，從而在黨的領導下，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在加強工農聯盟的基礎上，維護好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健康發展。

——必須支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的維護公有制為主體的科學輿論。應當承認，較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的宣傳理論陣地出現了一種反常現象。某些媒體似乎生怕帶上“思想不解放”、“不改革”的帽子，經常發表那種照搬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鼓吹私有化改革的言論，卻阻止發表反擊私有化的文章。有的宣傳部門不知根據何種規定，竟然對其管轄刊物“嚴格審查”，阻止發表肯定我們黨對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偉大勝利的文章。這就造成，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學者發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輿論，受壓制；另一方面，卻資產階級右翼勢力散布各種反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反對憲法第六、第七條的言論，卻得不到應有的批判，這就勢必造成主張“私有化”改革的少數人占據輿論優勢的假象。因此，必須對輿論管理的“把關人員”的政治傾向，嚴格組織審查，首先要對他們進行依憲執政的教育。

——必須堅決清除混入黨政干部隊伍中的敵對勢力代理人。黨組織有必要根據黨章，對黨員干部言論進行監督，對違憲言論，必須及時批評教育。建議建立和完善維護憲法的具體執法條例和執法機構。對于長期散布違憲言論，里通外國的人和事，必須依法追究和嚴肅懲處。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 [42] 這是對黨和政府的各級干部最重要的要求。而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維護國家的“好憲法”，必然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勞動人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維護好憲法，那少數人妄圖走資本主義道路、把中國變成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行徑，就絕不能得逞。只要貫徹好憲法第六、第七條，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一定能振興起來。

注釋：

[1] 國家憲法第五條，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日報》2018年3月22日，01版。

[2]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日報》2018年3月22日，01版。

[3]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日報》2018年3月22日，01版。

[4] 《習近平談依法治國》,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6.8.17: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817/c49150-28642089.html。

[5]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更加注重發揮憲法重要作用把實施憲法提高到新的水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8.2.25；

http://www.gov.cn/xinwen/2018-02/25/content_5268629.htm。

[6] “實收資本：是指企業投資者實際投入的資本（或股本），包括貨幣、實物、無形資產等各種形式的投入。實收資本按投資主體可分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個人資本、港澳臺資本和外商資本等。”參見國務院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辦公廳[2006第4號]，第19—21頁。

[7] 何干強：《我國第二、三產業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現狀剖析 ——基于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的政治經濟學分析》[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21年第10期。本文假定混合所有制中公、私所有制就業人數各占一半，這可能低估了私有制經濟的比重。這就是說，在第二、三產業中，私的比重可能高于13.3。

[8] 數據見《國新辦舉行2012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報道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介紹2012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2013/0118/index.htm。

[9] 數據分別見《中國統計年鑒2017年至2023年》“一綜合表1—4：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效益指標”：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2023/indexch.htm。

[10] 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統計年鑒》（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13-2014年表“14-1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要指標（2012、2013年）”和2015—2022年表“13-1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要指標（2013至2021年）”的數據計算得出。參見何干強：《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恢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簡訊學術簡報》2023年第18期（總第306期）。

[11]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

——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 01版。

[12] 參見《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4頁—995頁。

[13] 《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質改革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0頁。

[14] 《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2頁。

[15] 引自《楊偉民提八項改革措施：減少政府機構取消所有制分類》，“中國經濟50人論壇”網站：

http://www.50forum.org.cn/home/article/detail/id/7428.html。

[16] 劉鶴：《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人民日報2019年11月22日“要聞”第6版。

[17]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4頁。引文中的“反面”，可以理解為分配關系是生產關系的“背面”，兩者的“同一”，如同手心和手背的關系。

[18] 該論壇網站公布的成員中，包括劉鶴、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楊偉民、易綱、馬建堂等，都是或曾是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

[19]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中國經濟50人論壇網站，首頁：http://www.50forum.org.cn/。

[20] 據報道，發言者為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現任副主任，《楊偉民提八項改革措施：減少政府機構取消所有制分類》，“中國經濟50人論壇”網站：

http://www.50forum.org.cn/home/article/detail/id/7428.html。

[21]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擺脫經濟危機，也建立了國有企業，但是這種國有企業與我國的全民所有制國有企業，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F代資本主義的國有企業所有權屬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性質的統治階級，是可以根據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宏觀經濟狀況進行可多可少的調節的。“競爭中性”的國際準則，主旨是所謂削減國有企業“來自產權”的優勢。

[22] 據報道，發言者為央行行長周小川，見寒竹：《中央文件里出現了“競爭中性”，怎么解讀？》觀察者網，2019-04-13 ：

https://www.guancha.cn/HanZhu/2019_04_13_497453.shtml。

[23] 參見《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中央企業公司制改制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國辦發〔2017〕69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7.7.26：

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6/content_5213271.htm。

[24] 新華社記者王希、譚謨曉報道：《69戶央企集團仍為全民所有制？年底前全部改為公司制！》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7/26/content_5213521.htm。

[25] 據報道，發言者為當時的央行行長易綱，見寒竹：《中央文件里出現了“競爭中性”，怎么解讀？》觀察者網，2019-04-13 ：

ttps://www.guancha.cn/HanZhu/2019_04_13_497453.shtml。

[26] 據報道，發言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見《劉世錦：推進“競爭中性”要摘下企業頭上的“所有制帽子”》，搜狐網，2019-03-25：

http://www.sohu.com/a/303566682_481741?sec=wd。

[27] 吳敬璉：《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參見財經網2012年9 月3日。

[28]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37頁。

[2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9-670頁。引文中的黑體為引者所加。

[30]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80頁。

[31]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7-998頁。

[32] 劉鶴：《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人民日報2019年11月22日“要聞”第6版。

[33] 米塞斯提出，只有“競爭市場定價過程”，才能夠“經濟地使用可資獲得的資源”。哈耶克宣揚，“競爭市場定價方式”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惟一方式”，是“資源配置的核心問題”。（[英]F·A·哈耶克著、鄧正來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207-208頁。）

[34]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頁。引文中的黑體字是原著中的。

[35]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5頁。

[36]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7頁，564頁。

[37]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7頁。

[38] 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2019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2023年7月14日）》。

[39] 魏加寧：《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國有企業是民營企業的補充》，《美中時報》，2023年11月18日。

[40] 劉世錦：《建議不再按照所有制劃分企業類型，不再區分國企民企》，《財經網》2023年12月11日。

[4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10月28日第1版。

[42]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頁。

（作者系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