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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輝：反擊新自由主義思潮，需要社會主義理論創新

點擊：作者：余云輝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4-05-03 08:56:41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充滿矛盾和斗爭的歷史。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來，人類社會增加了一項新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的選擇，但同時也形成了全球性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制度矛盾和路線斗爭。

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全球性斗爭就如影隨形般出現在中國，并貫穿于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全過程。當前，思想理論界再次出現所謂憲政改革、取消國企民企區分、民企缺乏安全感、私有制與剝削不是孿生兄弟等輿論觀點，不過是全球性的兩條路線斗爭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表現。“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如果不重視意識形態領域兩條路線的斗爭，那么，必然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黨的領導造成危害，甚至重蹈前蘇聯亡黨亡國的覆轍。

面對資本主義思潮的反攻，我們應該如何進行防守與反擊？如何通過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來指導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用事實說話，以成功的社會主義實踐來反擊錯誤的新自由主義理論？這是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

反擊新自由主義思潮，亟需社會主義理論創新，并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為此，我們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的研究。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與毛主席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一樣，屬于劃時代的重大理論創新，是指導我們開展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的思想武器。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國際政治舞臺的重要概念。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社會主義存在著內在的天然的聯系，而與資本主義存在著內在的天然的對立。社會主義是以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作為價值判斷來決定利益取舍的，通俗而言，即由社會利益最大化來拿主意，故稱之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是以資本利益最大化作為價值判斷來決定利益取舍的，即由資本利益最大化來拿主意，故稱之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天然地關注于社會整體命運；資本主義天然地關注于資本個體命運。當個體利益、集團利益與整體利益、全球利益產生矛盾之時，社會主義傾向于整體利益和全球利益而有利于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傾向于個體利益和集團利益而有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為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利益，就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要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只能選擇社會主義道路。

資本主義制度本質上是反人性和反人類的。人口出生率全球排名倒數的國家和地區，都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或者深受資本主義制度毒害的國家和地區。一切反對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最終走向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即帝國主義的理論主張，本質上都屬于反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主張。

為此，在意識形態領域，不僅在中國范圍內，而且在世界范圍內，必須把社會主義道路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引領世界和平發展的理論燈塔，照亮人心。

第二，以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指導，高舉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旗幟，推動世界多極化。改變“美國極世界”為主的單極化世界，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重建“中國極世界”，加強多極化國際秩序理論和“中國極世界”理論的研究。

二戰后期，美蘇巨頭在雅爾塔會議上完成了各自全球勢力范圍的劃分，形成了兩極世界的雛形。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通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清除了美蘇兩霸在中國大陸的勢力范圍，并通過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團結第三世界國家和民族，中國因此而成為第三世界領袖國家，形成了世界的第三極，即“中國極世界”。從而，在美蘇冷戰期間，形成了以“美國極世界”、“蘇聯極世界”和“中國極世界”為特色的多級世界格局。

改革開放后，中國選擇融入“美國極世界”，成為“美國極世界”的邊緣國家成員，中國不再輸出革命，第三世界群龍無首，“中國極世界”不復存在。隨著蘇聯解體、華約解散和北約東擴，俄羅斯多次申請加入北約，“蘇聯極世界”土崩瓦解，從此，全球進入了無人主張正義、美國霸權主義盛行的單級世界狀態。隨著北約五次東擴最終引發俄烏戰爭，俄羅斯與美國及其北約全面對立，俄羅斯開始在歐洲和中東以武力重塑地緣政治勢力范圍，“俄羅斯極世界”的國家聯盟基本形成。當美國提出“中美國”G2計劃失敗、美軍主力重返亞洲、美國把中國列為全球首要戰略對手、并發起貿易戰、科技戰、生物戰等立體戰略圍剿時，中國事實上已經被美國踢出了“美國極世界”。為此，中國不得不在全球范圍內重建“中國極世界”的國家盟友群。世界地球村正在朝著“美國極世界”、“俄羅斯極世界”和“中國極世界”三極并立的國際秩序發展。

“中國極世界”是以中國為中心、由中國發揮主導作用、受中國不同程度保護的國家群體。為了建設“中國極世界”的國家群體，需要“中國極世界”理論，需要按照政治、經濟和安全等標準，定位和劃分出“中國極世界”的核心層國家、中間層國家、邊緣層國家以及外圍戰略對手國家和敵對國家。中國應該根據“中國極世界”的戰略發展規劃，重新梳理、調整和制定各項對外政策，包括人民幣國際化政策、對外投資政策、引進外資政策、對外出口政策、對外旅游政策、對外援助政策等等。比如，從打造“中國極世界”的全球戰略出發，中國各類金融機構的控股權和參股權，就不應該對那些把中國列為圍剿對象的西方國家開放；而中國盾構機、二手煉鋼設備、數控機床等重要裝備，就不應該出售給那些對中國領土和主權充滿野心的不友好國家。

俄烏戰爭是因北約東擴、俄羅斯生存空間受到擠壓而引發的戰爭，也是俄羅斯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試圖在“蘇聯極世界”廢墟上重建“俄羅斯極世界”的戰爭。“俄羅斯極世界”國家集團的逐步崛起，必將加速以美國為首的單級世界秩序的瓦解，必將推動多極世界的形成，必將促進“中國極世界”國家集團的形成和壯大。中俄聯手，有利于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有利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利于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第三、通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建具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思想特色的宏觀經濟與政策的分析框架，同時，通過以解決社會經濟主要問題為目標導向，根據“目標-制度-政策”的宏觀分析框架，調整和制定經濟金融政策和對外開放政策，避免社會經濟政策偏離國家戰略目標、違背社會主義制度，確保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實踐的成功。成功的政治經濟實踐是對新自由主義理論思想最有力的反擊。

【目標、制度與政策的三維關系模型】

以問題為導向，解決問題也是實現目標。目前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問題是：教育、醫療、住房的過度資本化和市場化，形成了居民生活中的“三座大山”，導致家庭負債累累和內需嚴重不足；轉基因食品和宮頸癌疫苗導致適齡女性懷孕難，生育難，出現新生兒出生人口斷崖式下降，每年出生人口不及當下年度大學畢業生人數，人口危機開始危及民族未來；中國仍然是處于工業化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解決科技領域和產業領域的卡脖子問題，仍然是中國經濟建設的核心任務；面對美國的全方位戰略圍剿，中國需要重建“中國極世界”的國家聯盟，推進世界多極化格局的形成，維護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社會經濟問題需要通過制度和政策來解決。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其中，社會主義、組織化和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體現了三生萬物、“陰陽合道”的中國傳統先進世界觀。

目前，從資源配置角度看，中國經濟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市場經濟，金融市場已經成為資源分配和財富分配的核心環節；同時，中國的市場經濟是有組織、有序化的市場經濟，而不是無組織、無序化的市場經濟；在有組織和有序化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國家資本是市場經濟的組織者和主導者，而不是由私人資本和跨國壟斷資本發揮主導作用和組織作用，由此決定著中國市場經濟的制度性質：中國市場經濟不是國內私人資本主導和組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不是由外國壟斷資本主導和決定的買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

【中國經濟制度“三元互動”關系圖】

在“目標-制度-政策”的宏觀框架下，通過明確目標和完善制度，可以制定出好的政策，同時，好的政策反過來有利于目標的實現和制度的鞏固。

改革開放政策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諸多問題。只有反思問題產生的根源，才能有助于問題的解決。根據上述理論分析方法，產生問題的主要根源在于：

第一，某些重大經濟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不受“目標-制度-政策”框架的約束，背離了工業現代化的追求目標，違背了社會主義有組織市場經濟制度的精神。

第二，“目標-制度-政策”的框架本身存在著目標定位錯誤和制度認識錯誤。比如，從“目標”角度看，盡管GDP指標和引進外資成為各級政府的考核目標，但是，否解決國家產業“卡脖子工程”、是否解決住房醫療教育“三座大山”、是否解決人口出生率持續滑坡、是否抑制住艾滋病蔓延等，并沒有成為考核目標；又比如，從“制度”角度看，一部分制定政策者根本就沒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意識，他們往往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甚至認為今天的美國制度就是中國制度的未來。

第三，在目標迷失和制度迷失的狀態下，政策制定者必然“跟著感覺走”、“跟著輿論走”、摸著石頭過河。如果摸不到石頭，或者感覺和輿論錯了，那么，政策就錯了。比如，允許境外跨國壟斷私人資本集團控股和參股國內各類金融機構，讓跨國私人資本集團掌握我國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的金融工具，并參與我國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長遠看來，如果任由國際壟斷金融資本野蠻生長，那么他們勢必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的組織者和主導者。這不僅會阻礙中國工業現代化目標的實現，而且會削弱和破壞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

唯物論和辯證法，以及從運動變化的長遠角度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是共產黨人最重要的思想方法。我們既要看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要看到千里之堤毀于蟻穴。我們必須看到，跨國壟斷私人資本的金融病毒與中國當下的艾滋病病毒一樣，會傳播、蔓延和滲透，最終會威脅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總之，在與一切支持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輿論斗爭中，我們必須發展新的富有戰斗力的先進理論。為此，我們需要深刻地認識到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的內在沖突，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與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的內在和諧；我們需要知行合一，把革命理論付諸于革命行動，推動“中國極世界”、“俄國極世界”與“美國極世界”即“三極世界”并存的多極化世界秩序的建設，讓社會主義中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主導力量；我們需要研究和認識“目標-制度-政策”宏觀分析框架的重要性和實用性，必須把政策裝進“目標-制度-政策”分析框架的“籠子”里，各項社會政策和經濟金融政策既不能背離國家戰略目標，更不能破壞國家基本制度，同時，必須把逃逸到“籠子”之外的錯誤政策，比如放任艾滋病患者入境和流行之類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生活的政策，重新改回去；我們需要把“陰陽合道”的傳統優秀文化思想與當代社會主義理論結合起來，明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其中，國家資本發揮著戰略引領、過程主導和危機救助的關鍵性作用，而獨立的主權貨幣發行權和主權貨幣資本化機制是國家資本發揮關鍵性作用的金融前提，即幣權必須服務于政權和軍權。

當我們通過理論創新，擁有了先進的理論工具，我們不僅可以取得社會主義實踐的勝利，而且可以取得反對新自由主義思想和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勝利。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鄭州大學當代資本主義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藍田書院理事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全文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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