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4月3日早上刊發南京大學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朱鋒一篇貌似“理客中”的文章《不要淡化也無須夸大那些“敵意”》(一下簡稱朱文)。
原文地址: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qfUv
文章針對西方借助疫情興起新的反華情緒,提醒中國人“需客觀冷靜,不應淡化、也無須夸大外界敵意”,著重分析了“追責中國論”的提出目的和發展前景,認為“并不具備對特定國家進行司法追責的國際法規約和實踐支持。”
朱文指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及國會一些反華鷹派議員近來仍不斷向中國“甩鍋”。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更煞有其事地發表報告,指責中國“隱瞞”真實死亡數據,“誤導”了美國和世界。從最開始的指責中國“隱瞞疫情”到“中國不能公開分享數據”,再到現在炮制“死亡數字不實”,美國向中國“甩鍋”已經持續有一段時間。
朱文分析,美國政客為何如此執著地要向中國“甩鍋”?一是為了把中國作為替罪羊轉移公眾對政府前期輕視疫情所犯下的重大失誤;二是繼續將抗疫作為美國國內政黨惡斗的重要環節,拉中國來為今年美國大選的選情及民主黨對特朗普的批評“墊背”;三是為了通過抹黑中國而繼續讓制造業投資回歸、實現美國制造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并進一步推動中美“脫鉤”的戰略需要。
朱文進一步分析,美國內一些勢力新近拋出的“追責中國論”,既有現實政治利益考量,又有很大的情緒化成分,其可分為四個層次:一是美國得克薩斯州、佛羅里達州和內華達州出現要求對中國“追責”的私人法律訴訟;二是蓬佩奧等人發起的對華外交和政治施壓;三是美國部分國會議員正在醞釀和準備提出要求中國賠償的“追責議案”;四是美國司法部可能向國際司法管轄機制提出對中國“追責”的指控。目前“追責論”集中在前三個層次,美國司法部還沒有做任何表態。
朱文指出,不管美國司法部門是否會跟進,“追責論”都完全背離了中國抗疫的基本事實,抹殺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率先打響疫情阻擊戰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及為世界其他國家抗疫所贏得的寶貴時間,既不會得到國際社會響應,更違背了重大疫情傳染問題上已有的國際法實踐。至于美私人律師向地方法院提起針對中國的訴訟,更是違背了中國具有“主權豁免”的國際法權利。新冠疫情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公共衛生災害,如同艾滋病、埃博拉、HINI等一樣,并不具備對特定國家進行司法追責的國際法規約和實踐支持。
據此,朱文強調,合作抗疫,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因為疫情的危害程度,再加上居家隔離防疫政策對民生、經濟和社會傳統的沖擊,疫情下的美國民眾有一些情緒化表達也可以理解。但在疫情面前,尊嚴、素養和價值終將戰勝情緒。美國圣母大學校長近日宣布開除一名在微博上肆意謾罵中國和華人的博士后,顯示出美國知識精英在疫情面前依然保持著嚴肅的是非觀。我們在看待對華輿論時,也需客觀冷靜,不應淡化、也無須夸大外界敵意。
《環球時報》此刻刊發此文用意何在?是為了引導中國人降低對美國此間反華言行的不滿,以為中美合作抗疫的大局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吧?這或許就是中國某些主流官員的慣常心態。
但是,這只是膚淺地看到了表面的現象,而沒有看清美國借助疫情大肆反華的言行背后的本質,從而形成了貌似“理客中”的錯誤思維,對中國將可造成極大的危害。我們必須要高度重視“追責中國論”,高度重視美國的“敵意”言行及其走向,認真研究,做好積極的應對準備。
首先,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美國關于“病毒來自中國”、“中國影響了美西方抗疫”、“中國要對此承擔責任”、“可用中國在美資產償付”等等反華言行,這些并不都是美國民間個別人的無關大局的言行,而是美國國會議員、國務卿、美國政府機構和官員政客的正式言行,而且還在美國社會及西方盟國急需擴大輿論散播和社會影響,造成一種輿論態勢“中國應當賠付美國西方因疫情遭受的損失”。這些鼓噪與美國近些年強勢開打的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等等一樣,是一個系列的全面絞殺中國的總體戰的新表現。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帝國主義霸主,為了轉嫁其國內深陷資本主義危機引發的各種矛盾,向中國轉移代價,將中國作為社會主義的最主要代表者視作頭號敵人,力圖用盡一切手段宰殺中共,肢解中國。疫情之前的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軍機頻繁侵入我國南海和臺海、推行印太戰略等等都是為了這個目的。疫情爆發之后,趁機詆毀中國,侮辱中國,抹黑中國,甩鍋論,追責論,索賠論,也都是這個戰略在疫情時期的具體體現而已,并非只是美國國內黨爭和大選的一時游戲。
其次,中國社會并不存在夸大美國敵意的問題,而是嚴重地存在著對美國認識不清的綏靖思想,幻想中美合作共贏的機會主義認識。美國社會各黨各派均已形成將中國列為頭號戰略敵人的共識,在采用各種手段對中國發動持續不斷的進攻,向中國轉嫁危機,向中國榨取財富,企圖全面宰殺中國,消除對其霸主地位的威脅。而中國國內卻沒有形成對美國的清醒認識,只是被動地就事論事地應對美國的一系列進攻,而沒有在戰略全局上對美國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形成堅決的斗爭意志。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要引導中國人“無須夸大外界敵意”,客觀上就是從我們內部麻痹國人敵情意識,瓦解國人斗爭精神,發揮投降主義的作用。
再次,美國在西方鼓噪起“中國追責論”,并不是無法進入實踐達成目的。不要把歷史上的法律實踐和現成的法律條文當作決定性的依據,回顧歷史,八國聯軍侵入中國有法律依據上的正當性嗎?美國指使加拿大逮捕孟晚舟有政當的法律依據嗎?美國出臺干涉我國內政的涉臺、涉港、涉藏、涉疆法案,有我們認可的法律正當性嗎?美國制裁我國解放軍裝備部官員和新疆公安部門官員有我們認可的法律依據嗎?但是,所有這些妨礙他們去完成實踐了嗎?還是從實際出發,認真對待美國的“敵意”,研究應對“中國追責論”的斗爭策略,開展針鋒相對的全方位斗爭,保衛我們國家和人民的財富和安全。我國在美國有多少資產,是什么形態存在的,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如何保護其安全,能否把600噸黃金儲備轉回國內,能否將美國國債處理掉,等等,都需要有專業部門進行認真地研究。相應地,美國在我國國內有哪些財產,數量多少,存在形態是什么,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我們有無什么手段進行限制處理以做出對等反制等等,也都需要相關專業部門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
最后,我們舉國上下對美國都應有清醒認識,樹立敵情觀念,深入批判崇美畏美思潮,我們要建立起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體系,依靠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將全國軍民團結一體,全面做好與美國決戰的充分準備,在此基礎上鑄就我們國家的政治優勢和全國人民的必勝自信。
李樊
2020年4月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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