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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民：反細菌戰(zhàn)不是一場虛驚——質疑《1952年的細菌戰(zhàn)是一場虛驚》

點擊：8089 作者：豫民來源：察網發(fā)布時間:2020-04-05 10:20:49

《炎黃春秋》雜志2013年第11期發(fā)表了一篇據稱是原志愿軍后勤部衛(wèi)生部部長吳之理同志的遺作——《1952年的細菌戰(zhàn)是一場虛驚》，似乎給一些慣于替美國說話的人士打了一針強心劑，甚至有人以為朝鮮戰(zhàn)爭中美軍曾實施細菌戰(zhàn)這樁歷史公案可以蓋棺論定了。

然而，這篇文章的真實性不能不使人懷疑。

首先，如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堅持唯物史觀歷史不容篡改 ——質疑<1952年的細菌戰(zhàn)是一場虛驚>》所質疑的：此文末署寫于1997年，當時所涉及的最重要人物、吳之理的頂頭上司、志愿軍副司令、后勤部司令員，參加了抗美援朝全過程的洪學智同志尚健在，為什么那時不公開發(fā)表？如果文中所言確為“事實”，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與洪學智當面對質，為什么非等到洪學智逝世后才拿出來？

而且，1995年5月16日，洪學智曾經第三次來丹東視察抗美援朝紀念館，對整個陳列內容看得非常認真、仔細，不時提出一些重要的具體修改意見。其中，對《粉碎敵人細菌戰(zhàn)》這一單元展出的大量歷史照片、實物以及文字說明，也看得仔細認真。如果真如《虛驚》所說，洪學智當年就已經在周總理面前承認對細菌戰(zhàn)證物“作了手腳”，而且當面聽到了總理指示， “之后我國再不提此事”，那么，洪學智就應該而且有權提出撤掉這一單元的陳列。可是，洪學智沒有否定這段歷史，沒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見，讓其照樣對外公開展出。洪學智視察之后，在有遼寧省委、省政府、沈陽軍區(qū)主要領導及建館指揮部、紀念館同志參加的座談會上，還發(fā)表了一段講話：

【“我參加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全過程，我對這段歷史全都了解，對一些重大事件和一些細節(jié)我全都清楚。現(xiàn)在我還活著，有人不敢瞎說亂說；等我死了，有人就會胡說八道，胡編濫造，甚至歪曲、篡改那段歷史，這是決不允許的！”】

他的話好像不幸而言中，《虛驚》在洪學智去世后竟然說他承認對細菌戰(zhàn)證據“做了手腳”，這是對他黨性的褻瀆，人格的侮辱，聲譽的損害[1]。

其次，我們就此還可進一步質疑：吳之理同志2008年逝世，為什么文章寫成后11年間都不發(fā)表，而等到其去世5年后的2013年才發(fā)表？此時距細菌戰(zhàn)發(fā)生已經60多年，不僅涉及的當事人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早已逝世，就連黃克誠、鄧華（志愿軍副司令兼防疫辦公室主任）、洪學智、吳瑞林（志愿軍42軍軍長）、賀誠（主持國家衛(wèi)生部工作的副部長兼中央軍委衛(wèi)生部長）、朱直光（志愿軍衛(wèi)生部第一副部長）、陳文貴（志愿軍衛(wèi)生部顧問、檢驗隊長）、李哲范（衛(wèi)生防疫隊長）等均已去世，即使親自發(fā)現(xiàn)美軍投撒帶菌媒介物的見證人，也罕有在世者。可以說，不僅《虛驚》所述“事實”的真?zhèn)危?span lang="EN-US">“死無對證”，即使文章本身的可信度也無法與作者求證了。

其三，《虛驚》對美軍投撒物的描述輕描淡寫，與當時見證人及文獻記載嚴重不符。《在朝鮮的各國記者報道調查美國進行細菌戰(zhàn)經過的聯(lián)合聲明》（1952年3月28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xié)會調查團關于美國在朝鮮的罪行的報告》（1952年3月31日）、“美帝國主義細菌戰(zhàn)調查團”的《關于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撒布細菌罪行調查報告書》（1952年4月25日）等，對發(fā)現(xiàn)美軍投撒細菌媒介物的過程都作了清晰準確的記述。大家所熟知的《志愿軍一日》也收錄的戰(zhàn)士陸樹民、秦祖楙、張玉山、劉慶岐、孫建華等所親見親歷的美軍投撒細菌彈的記述。這些指戰(zhàn)員，無意間見證了這一重要歷史事件，所以多少年后仍然記憶猶新。為了使我們多少能感受一點66年前朝鮮戰(zhàn)地的情景，除了上列記述之外，再舉一些有關文獻記載和回憶錄——

最早發(fā)現(xiàn)美軍投撒細菌媒介物的是志愿軍42軍375團戰(zhàn)士李廣福。《中國人民志愿軍反細菌戰(zhàn)工作總結》附件一《對平康郡駐地敵投帶菌昆蟲的調查報告》記載：

【1952年1月28日早晨有敵機1架出現(xiàn)於平康郡我42軍駐地一帶上空，盤旋2—3次后向南方飛去，……當地駐軍戰(zhàn)士李廣福外出執(zhí)行任務時，於美機飛過的金谷里山洞一帶山坡雪地上發(fā)現(xiàn)蠅、蚤與類似蜘蛛的昆蟲，一片片分布在約200米長100米寬的雪地上。李廣福隨即將這一情況向行政領導作了報告。衛(wèi)生員張卓新去現(xiàn)場采集了部分昆蟲標本送至團衛(wèi)生隊長任克模處。當日17時許，任隊長為查明事實真象，與張卓新赴現(xiàn)場調查，證實該地區(qū)確有大量上述昆蟲。當地居民都說過去該地區(qū)冬季沒有見過這樣多昆蟲在雪地上。】

經過昆蟲學檢查，這些昆蟲為黑蠅（Hylemyssp·,~Anthomyiidae）、人蚤(Pulex irritans)、紅螨(Trombictl·1a akamushi)。經朝鮮人民軍軍醫(yī)局衛(wèi)生防疫隊實驗室檢驗，蚤帶有鼠疫桿菌；蠅帶有典型霍亂弧菌；紅螨體內未找到病原菌[2]。

志愿軍897部隊、朝鮮平安北道富豐車站軍運調車員馬玉山在《火燒細菌彈》的回憶文章中說：

【一天我看見空中飛來一架飛機，投下幾個不明物，上面還有一個降落傘，晃晃搖搖地往下飄落，我看后可疑，忙跑過去，一看把我嚇了一跳，只見從彈殼里，爬出來的是許多蒼蠅、蚊子、老鼠還有一些小蟲子，殼上印有“USA”的標志。我想這不是細菌彈嗎？……我馬上向上級軍管報告，隨即我和朝鮮人民軍乘坐汽車帶上汽油，穿上防護服裝，到達投下細菌彈的地方，用汽油燒毀了細菌彈，防止了細菌擴散及傳染，……[3]】

志愿軍第47軍141師山炮營3連戰(zhàn)士賈紹淝、李文漢《反細菌戰(zhàn)親歷記》記述道：

【1951年冬，……我們所在的山炮營3連住在石田里三井洞。1952年元旦剛過，白皚皚的冰雪還覆蓋著朝鮮大地，有一天天還沒亮，忽然聽到敵機聲，由遠而近，直向我連駐地飛來。連長牛萬祥立即命令大家轉移到防空洞隱蔽。敵機在駐地附近上空盤旋幾圈，俯沖下來，扔下幾枚炸彈以后，愴惶逃走了。這些炸彈落地以后，爆炸聲音格外低沉，引起大家的詫異。天亮以后，我們在駐地后山搜索，發(fā)現(xiàn)幾塊一炸兩瓣的彈殼，形狀有點像現(xiàn)在的液化氣鋼瓶，彈體里面分成四個格子，我們就知道是細菌彈。這幾個格子是分別容納各種不同帶菌體的。彈殼周圍，盡是些蒼蠅和昆蟲。大概是因為天氣冷，不怎么能飛，爬的也很慢，有的昆蟲在當地未曾見過……彈殼外面有英文字，當時我們連有個大學生，他一眼就認出，這是美國制細菌彈的標記[4]。】

志愿軍第20軍文工團戰(zhàn)士藍翔，在《經歷烽火硝煙的志愿軍“預防注射證”》一文中說：

【筆者親眼目睹,美軍飛機扔下的炸彈并不爆炸,每枚約一公尺高的薄鐵皮特制炸彈,落地后鐵門可自動打開,這時由美軍培養(yǎng)的攜帶病菌的蒼蠅蚊子和老鼠紛紛從彈內逃出,同時還有藏著大量病菌的有毒羽毛花絮等四處飛散、毒害人畜[5]。】

志愿軍攝影員蘭泉在《朝鮮孩子發(fā)現(xiàn)的細菌彈》一文中，詳細記述了美軍在朝鮮洗浦郡秋田里投下的細菌彈：

【只見草地上有—個三市尺高、直徑半市尺粗的大彈殼，里面裝滿了死老鼠。……衛(wèi)生隊開始消毒，井架起柴堆，生起火；我立即給現(xiàn)場拍照。我拍攝了當地的環(huán)境：在草地上放著的細菌彈殼，亂七八糟的躺著的死老鼠。還拍攝了正進行撲滅工作的衛(wèi)生隊生隊[6]。】

志愿軍第27軍81師政治部騎兵通訊員何世長在《朝鮮戰(zhàn)場反細菌戰(zhàn)親歷記》中記述：

【1952年1月，幾架美國軍用飛機，在我方陣地來回低飛后，有志愿軍戰(zhàn)士發(fā)現(xiàn)，雪地上有一片片黑鴉鴉的東西，原來是成群的蒼蠅、跳蚤、蜘蛛。師首長接報告后命令何世長騎馬前去觀察。“我接到命令后，立即騎上馬背，前去察看。咦！還有一袋老鼠，在袋里跳動著，我看了后，立即向師首長報告證實了此事。師首長迅速向軍首長報告…… ”[7]】

志愿軍炮兵第7師20團測繪員曹景馥和方元，給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團所寫的證言：

【四月二十三日吃過早飯，我和方元去莊子山一個山溝扛前一天砍好的搭防空洞的木頭。先抬了兩次。當我們第三次到前—天最后砍木頭的地方坐下來休息閑談時(大約十點鐘左右) ，無意中發(fā)現(xiàn)右鞋上有兩個小黑蟲子在爬。仔細看看是跳蚤，隨又在褲腿上發(fā)現(xiàn)四、五個跳蚤。我們感到非常奇怪，這里怎么會有跳蚤呢?昨天在這里工作亦沒有看到。于是我們很快跑開在一塊石頭上把衣服脫下來弄干凈了，就回去報告張明矩軍醫(yī)。以后我們同去偵察，……由我最初發(fā)現(xiàn)跳蚤的地方往下走，……大約走有二十米左右，看到—塊比較顏色有些發(fā)黑的地方，一步踏進去后就看到褲腿上馬上跳上了很多跳蚤。我急忙退了回來。以后我們三個人就在我褲腿上捉了三、四十個作標本。我們又仔細看那塊跳蚤密集的地方估計了一下約有三、四平方米樣子。隨后我們又回去叫了二名同志帶了三桶汽油灑在地上加上松枝點火燒。整個跳蚤區(qū)域約三O公尺長，一O公尺寬。那天的早上四點鐘左右有一架美軍飛機盤旋了約十分鐘，飛機聲音很響[8]。】

上列事例，只是美軍投撒細菌媒介物的一小部分。據《中國人民志愿軍反細菌戰(zhàn)工作總結》，從1952年1月28日至6月3l日，全軍各單位報告發(fā)現(xiàn)敵投細菌媒介有656次之多。“美帝國主義細菌戰(zhàn)罪行調查團”的報告則指出，從1952年1月28日至3月31日止，美軍在朝鮮各地撒布細菌媒介物804次[9]。同時在中國東北等地，群眾也發(fā)現(xiàn)美機撒布此類物品，包括多種帶毒的昆蟲、老鼠、兔子、鳥類、魚、死豬，蛇，以及樹葉、樹枝、豆桿、豆莢、棉花、雞毛、食品等。美軍使用的細菌容器、投撒方法、所帶菌類和引發(fā)的傳染病等等，《在朝鮮的各國記者報道調查美國進行細菌戰(zhàn)經過的聯(lián)合聲明》（1952年3月28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xié)會調查團關于美國在朝鮮的罪行的報告》（1952年3月31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xié)會調查團關于美國軍隊在中國領土上使用細菌武器的報告》（1952年4月2日）、《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zhàn)事實報告書》（1952年9月16日）都有較詳記載。

如前文所述，當時志愿軍指戰(zhàn)員所發(fā)現(xiàn)的物品，之所以懷疑其為帶菌媒介，主要根據是：1.均和美軍飛機相關，或是在美機盤旋后，或是直接看見美機的投撒；2.昆蟲群都是密集的，分布在相當大面積，與居民點有一定距離，有時是幾種昆蟲混雜在一起，朝鮮群眾認為這種現(xiàn)象從未見過；3.在嚴冬天氣反常出現(xiàn)的。但是，《虛驚》卻淡化了這些和美軍飛機的關聯(lián)，把反常現(xiàn)象說成“冬季雪地自然現(xiàn)象”，“至于蒼蠅，幾乎家家灶前灶后都有，它們可隨時飛到門口雪地上”！這不等于說，千百指戰(zhàn)員和中朝群眾都成了捕風捉影的神經病！

又如，前述曹景馥和方元發(fā)現(xiàn)美機所投撒的跳蚤區(qū)域是在山溝里，經過防疫人員考察，其密集區(qū)有三四平方米，整個跳蚤區(qū)有幾十平方米，距離道路和最近的居人處有一百多米遠。附近無獸穴，也無居民所養(yǎng)的狗、貓，因此斷定絕非自然發(fā)生的，唯一來源是美機投撒的。但《虛驚》卻說，曹景馥和方元撒了謊，“跳蚤是在森林里的小茅屋里發(fā)現(xiàn)的，小屋里有柴草和雜物，適合跳蚤的繁殖”，和曹景馥茅常識的人都可知道，即使有個小茅屋，就能造成如此之大的跳蚤密集區(qū)？

據《中國人民志愿軍反細菌戰(zhàn)工作總結》及其“附件”，和國際科學家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附件二十”，這些在雪地反常出現(xiàn)的大量跳蚤，當時經昆蟲學鑒定，有的是“人蚤”，（1952,1,28；2月11日；4月23日），有的是“雪蚤”（黑跳蟲，1952年2月12日）。作昆蟲學鑒定的都是當時著名的專家，又經過調查團科學家嚴格審查。但現(xiàn)在《虛驚》卻說都是“雪蚤”，以便說成是“自然現(xiàn)象”。難道作者忘記了，在國際科學家委員會調查報告的附件二十《美軍飛機散佈染有鼠疫桿菌人蚤的報告》的證件三《昆蟲學鑒定報告》，是昆蟲學家何琦毫無疑義地簽字，確定1952年4月23日曹景馥和方元發(fā)現(xiàn)的為人蚤！

其四，關于美軍所投細菌媒介物的容器，《虛驚》的辯解也毫無道理。美軍的“細菌彈”有多種樣式，最常用的是一種“四格型”彈。“美帝國主義細菌戰(zhàn)調查團”的《關于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撒布細菌罪行調查報告書》（1952年4月25日），對此有清楚的描述：

【其中一類最常見的，是四格的昆蟲彈。這種炸彈長一百三十七公分（連彈尾)，直徑三十六·四公分，由兩半構成，里面分成四格，彈殼用鋼皮制成，厚只O·一五公分，炸開后分成完整的兩半。這樣的彈禿，美取曾用以散傳單。但是近來揀到的這種炸彈，落下后附近并沒有傳單，周圍卻發(fā)現(xiàn)有講多昆蟲。這種炸彈彈皮外面卻寫有“空的”(EMPTY)字樣。

美軍投在遼東省長白縣的“四格彈”，形狀大小與之相同，彈面有"EMPTY”,“BOMB LEAFLET”,“500LB”，引信上有“U S TIME”字樣。】

《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zhàn)事實報告書》專設一節(jié)“容器或炸彈的種類”,也對這種四格型彈進行了測量，給出了各種數據，和眾多見證人所描述的形狀、大小、結構相同。《報告》并說明，這種“不爆炸的炸彈”名為投撒傳單的宣傳彈，但多用作細菌彈。

上述兩個“調查報告”，當時都指出，美國官方辯稱這種四格型彈是“宣傳品炸彈”，然而美聯(lián)社1952年4月5日的一則報道，已經揭穿了其謊言：美國眾議院撥款小組委員會主席賽克斯，在聽取了美國化學兵團司令布倫的秘密作證以后公開對報界說：

【“（布倫承認）在敵人的領土上散播細菌的工具是簡單的，……如目前用以投擲宣傳傳單的容器。”】

幾十年后，《虛驚》仍辯稱其并非細菌彈。作為親歷者的吳之理同志，為美軍作這種辯解，不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嗎！

其五，《虛驚》對于美軍投撒物所帶細菌，似乎也輕描淡寫。如說，志愿軍衛(wèi)生部檢驗隊從標本中只檢驗培養(yǎng)出“沙門氏菌之類” 及“炭疽桿菌”，沒有“出現(xiàn)鼠疫桿菌和霍亂弧菌”。

但是《虛驚》卻沒有同時說明：志愿軍衛(wèi)生部檢驗隊只是我方反細菌戰(zhàn)檢驗隊伍的一部分，負責檢驗工作的還有朝鮮政府和人民軍的衛(wèi)生防疫系統(tǒng)，我國北京和東北的衛(wèi)生防疫、動植物和微生物研究機構，包括各大醫(yī)學、農業(yè)院校的有關科研機構等等。志愿軍檢驗或沒有檢出的，不等于說沒有。

如據1952年2月10日的《對平康郡駐地敵投帶菌昆蟲的調查報告》記載，1952年1月28日42軍所發(fā)現(xiàn)的敵投昆蟲，就是經朝鮮人民軍軍醫(yī)局衛(wèi)生防疫隊實驗室檢驗的，結果是：

【“蚤帶有鼠疫桿菌；蠅帶有典型霍亂弧菌，紅螨體內未找到病原菌。”[2]179。】

美軍投到黑龍江甘南的小田鼠，是由我國東北鼠疫防治院（在沈陽中國醫(yī)科大學）細菌科兼動物科紀樹力、院長崔其盛等負責檢驗出鼠疫桿菌的 [8]191-192

對曹景馥和方元所發(fā)現(xiàn)的人蚤的檢驗，是由細菌學家陳文貴主持的，他的報告詳細記錄了從5月3日—5月28日進行細菌檢驗、培養(yǎng)、動物實驗的每一個步驟，結論是：

【“從人蚤標本中檢查出鼠疫桿菌”[8]248。】

要知道，這位陳文貴教授，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曾經率隊赴常德調查日軍散播鼠疫的罪行。在朝鮮，他把對人蚤的檢驗結果，與日軍在常德使用同樣的媒介聯(lián)系起來，為揭露美國政府保護、利用日本731戰(zhàn)犯，為其進行新的細菌戰(zhàn)服務的黑幕提供了有力證據。我們很難設想，這樣一位科學家，會像《虛驚》所說，編造虛假報告。

其六，《虛驚》說，1952年6-8月參加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團的蘇聯(lián)茹科夫院士，

【“回蘇聯(lián)向斯大林匯報后，蘇共中央來電說，細菌戰(zhàn)是一場虛驚。周總理馬上找黃克誠總參謀長和洪學智副司令問，……當時，我國正派人在歐洲作反細菌戰(zhàn)宣傳，總理即下令撤回。之后我國再不提此事，但下面并不知道。一些編書的人老要把美帝搞細菌戰(zhàn)寫進去。”】

這段話也不符合史實。我國政府、領導人并沒有“不再提此事”，而是一直譴責、抨擊美國細菌戰(zhàn)行徑的。現(xiàn)僅舉幾例：

1952年11月——1953年3月，我國組織了赴歐洲的反細菌戰(zhàn)展覽會。出發(fā)前，周總理接見其中專家組，作了指示。展覽團活動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并不存在中途被召回的記載[10]

1953年9月1日，毛澤東主席致電金日成并告中國停戰(zhàn)談判代表團團長李克農、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及戰(zhàn)俘管理處，指出：

【“目前拘留中的細菌戰(zhàn)俘經審問屬實者共二十五名。為在俘虜問題上取得主動起見，經再三研究，已決定將他們全部在九月五日遣返。但因美帝進行細菌戰(zhàn)事屬眾所周知，我們并曾發(fā)表美俘供詞加以證明，目前對此事應有一個交代……”[11]】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講話，談到抗美援朝戰(zhàn)爭說：

【“我們方面發(fā)生的問題，最初是能不能打，后來是能不能守，再后來是能不能保證給養(yǎng)，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細菌戰(zhàn)。這四個問題一個接著一個，都解決了。我們的軍隊是越戰(zhàn)越強。”[12]】

在同一會議上，彭德懷司令員作《關于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告》，其中說：

【“美國侵略軍違背人道，破壞國際公約，竟于一九五二年一月開始進行滅絕人性的細菌戰(zhàn)，但也被我們所徹底粉碎。”[13]】

從1952年9月16日，到1953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陸續(xù)發(fā)表了美俘關于實施細菌戰(zhàn)的供詞：奧尼爾、克尼斯（1952-9-16 ），許威布爾（1953—2--24，53—2-25），布萊（1953—2—26），愛文斯（1953-11-13），馬胡林（1953-11-14），奧斯本（1953-11-15），華倫（1953-11-16 ），薩夢遜、漢麥、史托爾、福恩斯（1953-11--17），克爾、愛利斯（1953-11-18），瓦斯（1953-11-19），弗立克（1953-11-20），馬丁、耿諾、潘尼、魯利、勃魯克斯、郝慶斯、勒爾（1953-11-22）[14]。

1953年12月6日，《周恩來外長譴責八屆聯(lián)大誣蔑朝中人民部隊的非法決議的聲明》之三：

【“在朝鮮戰(zhàn)爭中，肆意破壞國際法準則和人道標準的，恰恰就是美國侵略者自己。人們將永遠不會忘記：……是美國軍隊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領土上和中國東北境內進行了滅絕人性的細菌戰(zhàn)。”[15]】

1953年12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目前朝鮮的嚴重局勢》，其中說：

【“聯(lián)合國大會自甘放棄職責，……對于美國罄竹難書的虐殺戰(zhàn)俘和平民及進行細菌戰(zhàn)等罪行，竟然毫不加以譴責；……”[16]】

可見，“之后我國再不提此事”的中央精神是不存在的，后來關于朝鮮戰(zhàn)爭的大量著作都記載、揭露美軍細菌戰(zhàn)的罪行，并不是“下面編書人”不了解中央精神，而是遵照歷史事實。

附帶說明，《虛驚》附記還提到，比利時一教授文章稱，

【“俄國公布了前蘇聯(lián)檔案。蘇共中央1952年秋，同一天給毛澤東主席和金日成主席發(fā)了電報，稱美軍并未進行細菌戰(zhàn)，你們是一場虛驚”】

等等。

所指可能即1998年1月8日，日本《產經新聞》刊載的駐莫斯科記者內藤靖夫的文章，及其收集的12份原“蘇共中央檔案抄件”。其主要內容是：1953年4月2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貝利亞，向蘇共中央提交一份備忘錄稱，在國家安全部的檔案中發(fā)現(xiàn)了一份，1952年3月蘇聯(lián)派到朝鮮的幾位官員向蘇聯(lián)國家安全部部長伊格納季耶夫呈送的報告，指控蘇聯(lián)駐朝鮮大使拉佐瓦耶夫在沒有得到蘇共中央批準的情況下，支持朝鮮方面在“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xié)會調查團”到朝鮮前，偽造疫區(qū)，偽造了被傳染的人員，編織關于美國在朝鮮進行細菌戰(zhàn)的證據。貝利亞認定，伊格納季耶夫蓄意扣押了這些報告，使得蘇聯(lián)被誤導而支持了中朝政府對美國細菌戰(zhàn)的指控，要求蘇共中央主席團做進一步調查。由此，蘇共中央先后對拉佐瓦耶夫、伊格納季耶夫等作出嚴厲處分；重新確定蘇聯(lián)政府關于美軍在朝鮮實施細菌戰(zhàn)的官方立場，并將這一變化通知中國和朝鮮；而貝利亞則重新執(zhí)掌國家安全部門的大權。

上述“抄件”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強烈關注，被西方一些人幾乎當做否定美軍細菌戰(zhàn)的有力證據。

然而認真分析這所謂“抄件”，其可信度卻值得懷疑。我國學者齊德學、曲愛國、孟濤等，都提出了有力的質疑。這些從俄國某學者個人手中輾轉抄來的“手抄件”，并非原始文獻，還是“摘抄”而不是全文照錄，其真實性從來沒有得到俄羅斯方面的正式認可。甚至連美國《冷戰(zhàn)國際史項目公報》在發(fā)表這一批抄件時也專門指出，在正式的檔案文獻公布前，這批文件的真實性將始終受到懷疑。而且，貝利亞提供這“備忘錄”之時，正值斯大林逝世后蘇共中央權力斗爭激烈的時刻。貝利亞的舉動，使國家安全部長伊格納季耶夫被開除出蘇共中央，貝利亞自己重掌安全部，但是20多天后，蘇共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又將貝利亞逮捕并處死，指責其以非法和非人道手段取證、制造一系列所謂的“反黨集團”冤案。伊格納季耶夫則作為“遭受貝利亞迫害的人員”之一，被恢復了蘇共中央委員資格。因此這些“抄件”的真實性更值得懷疑[17]。

這12份檔案抄件內容，到目前為止，也無法得到我國檔案文獻的證實。退一萬步說，即使如“抄件”指責朝鮮方面對“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xié)會調查團”偽造了個別假證，和中國反細菌戰(zhàn)的決策也基本沒有關系[18]。因為我國反細菌戰(zhàn)決策是依據志愿軍戰(zhàn)士和東北地區(qū)群眾的發(fā)現(xiàn)而做出的，這些證據是永遠推不翻的。即使如“抄件”所顯示，1953年5月11日，蘇聯(lián)大使等向毛澤東、周恩來通報了蘇聯(lián)政府的意見，但毛主席當場就以外交語言策略地給駁了回去[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