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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坤：應高度重視反霸斗爭的戰略牽引作用

點擊：作者：張志坤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03-31 09:15:50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大的阻力與障礙來自哪里呢？

為實現民族復興這一偉大目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注定要進行全面深刻的斗爭，需要克服的困難和必須解決的矛盾以及堅決戰勝的挑戰可謂林林總總，但究竟什么東西才是其中的主要矛盾，具有總綱的性質呢？

概括地說，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朝著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前進，所面臨的問題無非就是內外兩個方面，從矛盾的角度來看，就是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深刻理解與辯證分析當代中國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的關系，從中找出起主要作用的一方，也就找到和瞄準了實現民族復興的焦點與要害。

從內部矛盾的范疇看，當今中國面臨的矛盾很多，基礎性的矛盾依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任何時候都客觀存在，但具體呈現對抗性還是非對抗性，則要依據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而不同。在當代中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總體上已經沒有對抗性，而是彼此之間的適應性發展，是要對二者不斷進行合理調適，這就是所謂的中國之治，總體上已經達到良治善治的水平與境界。

從外部矛盾的范疇看，當今中國面臨的挑戰與危險呈現這樣三個突出特點：

一是挑戰與壓力越來越大。未來一種可能的前景是，針對中國，整個西方世界都要壓上來，一起挑釁發難；

二是對抗性質越來越惡劣。霸權集團對中國的打壓在深度與廣度兩個方面急劇拓展發展，由此導致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沖突越來越嚴重，中西方關系的對抗性成為彼此關系的主導；

三是發生顛覆性危機的可能性不可低估。所謂的顛覆性，就是人們通常所講的“攤牌”、“破裂”，目前，中美關系正急劇地走在向這個戰略節點發展靠近的進程中，有朝一日果然走到這一步，中美關系如此劇烈變化必將在相當程度上顛覆現有全球戰略格局，從而推動世界各國關系發生大動蕩、大改組，也將催化產生大面積深刻的對抗與沖突，也將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成最重大的挑戰，形成空前的危機。

由此看來，當代中國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各自的屬性及彼此關系也就一目了然了。也就是說，內部矛盾不具有顛覆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會因為內部矛盾而中斷，但外部矛盾則具有強烈的顛覆性質，是可能造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半途而廢最危險的因素，毫無疑問，因而也就成了主要戰略矛盾之所在。外部矛盾其實就是民族矛盾，所以，筆者早就認定，當今中國外部矛盾大于內部矛盾，民族矛盾大于階級矛盾（參閱筆者2012年文章《內憂與外患：未來十年中國的挑戰（之六）》，2014年文章《當代中國民族矛盾的特點與未來發展趨勢》），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焦點與要害問題。

有鑒于此，關于中國的反霸斗爭問題，筆者想強調如下幾點：

一、反霸斗爭已經到了需要公開化舉旗幟的階段

中國同霸權之間的矛盾已經走向戰略與歷史的深處，斗爭已經無可避免，霸權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最大的斗爭對象。對于這一點，只要眼睛不瞎、心術擺正、尊重客觀事實，人們都已經不會有什么意見了。

但是，要不要鮮明地舉起反霸大旗，一些中國人卻有種種顧慮。在政治上，有“不當頭、不舉旗”的遺言祖訓，直到今天還被一些人奉為金科玉律；在經濟上，有人特別害怕因此影響同西方的金融貿易關系，因此遭遇更大的損失；在軍事上，一些人對西方各種先進“武器”內心里始終都相當恐懼，始終都難以樹起與之對抗并戰而勝之的信心與勇氣；在科學技術上，對于自己是否真的能夠實現高科技的自主自立，解決“卡脖子”問題，也沒有把握……總之，面對有史以來最大最猖獗的霸權，這些人從心底里感到膽怯，一個“怕”字占據了他們戰略思維與情感的大部分空間。

怕字當頭，反映在具體對策上就表現為如下兩種主張：一是回避，盡量躲避或躲開霸權的鋒芒，面對來自霸權的羞辱打擊，以忍為上，本著忍辱負重的態度加以對待；二是隱藏，即“多做少說”，盡量隱藏自己的行動，讓霸權對中國放松警惕、麻痹大意，利用這樣的空子來積攢自己的實力，以求將來奮起反抗之際能打對手一個出其不意、措手不及。

應該說，上述這些主張及相應表現也不失為一種策略與辦法，應該承認，這些東西在一定條件下也能夠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中美關系發展到現在這樣的階段，上述路徑已經走不通了。如果繼續奉行上述主張的話，總體上將有弊無利，其突出的不利之處在于以下三點：

一是這種辦法的戰略隱蔽作用已經不復存在了

如果說冷戰結束初期，在戰略上混沌未明時代，中國的“韜光養晦”辦法還曾起到一定戰略隱蔽作用的話，那么現在繼續忍辱負重已經于事無補了。現在，中國已經被霸權當成最大的戰略對手，同霸權國家的關系已經發展到要通過所謂“戰略競爭”一較高低的階段。中美關系現在與將來就是輸贏關系，為此霸權當局將無所不用其極，將采取一切手段來打壓遏制中國，矢志要贏得再一次冷戰式的勝利，這在美國方面已經公開化了。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喋喋不休地陳述什么中美兩國“共同利益”遠遠大于 “彼此分歧”，根本麻痹不了霸權，也無助于化解或化解霸權的進攻，而只能是自我欺騙，只能墮落成為可憐的“鴕鳥政策”。

二是由此內卷帶來明顯的消極影響

面對霸權攻勢一味妥協退讓，由此所產生的內卷效應不可忽視。其嚴重的內卷后果之一，就是嚴重影響政治公信力和國家的戰略形象，給公眾造成十分不良的執政印象，即通常所說的“軟”或者“弱”，遭致民眾的不滿與憤懣。從而同民眾之間產生心理情感隔閡，還可能出現一定程度人心渙散、意氣消沉的不利局面。此情此景，對于一個走在強起來道路上、致力于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來說，是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

三是國內親美親西方勢力猖獗

中國國內存在可怕的第五縱隊和帶路黨，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大量親美親西方勢力一直很活躍，這也早已見怪不怪了。出現這些現象，當然有多方面深刻的社會原因，但其中一點不可忽視，那就是在中國并未形成強大的反霸政治輿論，因此親美親西方勢力依然可以招搖過市，他們不但活動自由，而且還對影響國家對美關系的決策與走向信心滿滿。這些勢力將空前強烈的反霸民憤視若無物、嗤之以鼻，從思想到行為都表現得相當猖獗、相當有恃無恐。原因就在于他們斷定中國不可能敢于公開反霸，既然對外不敢公開舉起反霸大旗，對內就不得不打狗看主人，針對親美親西方勢力就要高抬貴手、輕易觸碰不得了。

因此，筆者一直強烈主張，反霸斗爭必須內外兼修，不搞好中國國內的反霸斗爭，就不可能搞好對外關系上的反霸斗爭（參閱筆者《反霸斗爭將成為推動中國發展的新動力》、《同敵對勢力作斗爭，要內外兩條線同時進》等文章）。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一個必然之變，也是當代中國難以逃避的戰略宿命。

現在，中美關系已經發展到中國應該公開舉起反霸大旗進行堅決反霸斗爭的時候了。只有這樣，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團結帶領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進行戰略競爭。前有未有的戰略競爭充滿了不確定性，蘊藏著空前巨大的戰略風險，對此，最根本的對策是調動和激發全中國人民的力量，而不能簡單地走上層路線，單純依賴新興資本家或者幾個精英。這樣才能達成得道多助的效果，也就是說，只有得全中國人民之道，受全國人民之助，才能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對內是這樣，對外也是這樣，只有堅決不妥協地樹起反霸大旗，才能在此基礎上打造強有力的反霸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在霸權的欺凌打壓下遮遮掩掩、縮手縮腳，不管同具有強烈反霸訴求的國家走得多近，也難免給人以并不堅決、只是被逼無奈的印象。在這樣的狀態下，想要打造同呼吸、共命運的戰略聯盟根本沒有可能，貌似形成的統一戰線也因此將相當松散，缺乏凝聚力與向心力。

二、以反霸斗爭為牽引，可以解決許多問題

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現在有一種說法，即能打敗中國的只有中國自己，關鍵是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理解前半句，似乎是說中國最大的危險來自內部；理解后半句，可能有人就要把“辦好自己的事情”同“反霸斗爭”對立起來了。其語境就是，不要過多地操心霸權干什么，只要中國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了，霸權就奈我其何！

我們說，上述這個說法，其前半句的判斷是片面的。且不說中國自己打敗自己的可能性有沒有，關鍵是想打敗中國的絕不僅僅是中國自己，霸權就有強烈的打敗中國企圖，并且其危險性還明顯大于前者，任何人也不敢打包票斷言中國已經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因此，這樣描述中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與主要危險過于武斷，因而也是偏頗的。現如今中國來自外部的危險與危機明顯大于源于內部的危險與危機，這是不爭的事實。上述說法的后半句往往也使相關理解走入誤區，其誤就在于很多時候都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同“反霸斗爭”對立了起來、割裂了開來。但事實上，“反霸”就是中國自己的事情，而且還是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因為這個事情辦不好，就可能發生顛覆性的災難，就有再次中斷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危險。堅決進行反霸斗爭，這是新時代中國人民“偉大斗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涵，非但同“辦好自己的事情”不對立，相反，二者高度耦合統一。

在新的歷史時期，堅定不移在內外兩條戰線上開展反霸斗爭將成為推動中國發展的新動力（參閱筆者文章《反霸斗爭將成為推動中國發展的新動力》），將成為解決許多現實矛盾與問題的有效抓手。

其一，強化政治治理，引導和改造新興資產階級

新興資產階級在中國顯著存在并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這是不爭的事實。如何團結、規范和引導他們，使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與社會框架內將積極作用最大化，這是相當棘手的政治難題，其中相關政策的高、低、輕、重相當難以把握。反霸斗爭則是很好的杠桿與抓手，通過組織動員新興資產階級參與到反霸大潮中來，將有效地激發與引導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懷，有效地團結他們中的大多數，較好地實現對這個階級（或階層）的政治領導，并在斗爭中使之得到改造，從而進一步打開當代中國中國政治治理的新局面，在某種程度上說，也開辟了政治治理的一片新天地。

第二，加強經濟實力，牢牢掌握發展的主動權主導權

當代中國經濟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密切聯系具有強烈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是促進發展的積極性，一方面則是由此帶來主導權削弱的消極性，二者之間的關系要依據時代背景與戰略條件的不同而發生不同的變化。在中西方關系以“戰略合作”為主的年代，中西方經濟聯系中的積極性起主導作用，積極性大于消極性；隨著中西方關系進入到“戰略競爭”的時代，中西方經濟關系的積極性質日漸消退，而消極性則急遽上升。對中國而言，這種消極性突出表現為發展經濟的戰略主導權之爭。此前，在 “戰略合作”“全球化”等時髦光環的迷惑下，中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在諸多方面或者也失去了自主，或者自主性缺失，譬如著名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論調甚囂塵上等，一些人熱衷于從西方引進、模仿，熱衷于搞依附性的生產鏈條，從而導致對西方市場的依賴，導致對西方經濟體系的依賴，出現了諸多戰略上 “軟肋”。彌補這些“軟肋”，開展反霸斗爭將成為最直接、最有效的推動力。通過反霸斗爭的促進與拉動，中國將加快自己的戰略覺醒，加快補上經濟自主自立自強的課。反霸斗爭越是激烈急迫，這種補課效果就越快越好。通過這樣的戰略性補課，中國的經濟實力才能避開“肥”而不“壯”的陷阱，才能由“大”而“強”，才能在“實”的意義上有戰略性的進步，才能升級升華成為國家與民族的銅筋鐵骨。

第三，突破技術枷鎖，解決“卡脖子”關鍵問題

反霸斗爭形成空前強大的牽引力量，將有效拉動中國攻克各個高科技“卡脖子”問題。人們都知道，如果沒有當年美國壓迫以色列撕毀與中國之間的預警機合作項目，今天中國則很難有空中預警軍事力量的突飛猛進；沒有當年歐洲伽利略系統對中國的排斥，也很難有今日中國北斗系統在太空中輝煌閃耀。種種事實證明，只要中國下定同西方斗爭的決心，就一定能排除萬難去爭取到輝煌的勝利；相反，凡是同西方搞“合作”、玩“共贏”的那些東西，無一不受制于人。所以，下定自主自立自強的決心，往往在相當程度上要依賴所謂的“倒逼”，即非要人家西方“逼一逼”才行。其實，從根本上說，反霸斗爭也屬于逼上梁山，突破技術枷鎖，解決“卡脖子”關鍵問題，也同樣屬于逼上梁山，正面的闡述，這就是反霸斗爭的牽引。解決“卡脖子”問題就是具體的反霸斗爭，進行反霸斗爭必須突破技術枷鎖，二者高度耦合統一。

上述幾個方面也僅僅是反霸斗爭的牽引拉動作用之大要。事實上，開展反霸斗爭將使中國從內到外都煥發出新的活力與生機，反霸斗爭凝聚人心、團結人民，將迸發出無窮的力量。十四億中國人民團結在一個旗幟下，萬眾一心向著共同的敵人做堅決的斗爭，由此煥發出來的偉力前有未有。如果問當今世界什么力量最偉大、最磅礴，毫無疑問就是中國人民的力量，這是最寶貴的資源。

三、反霸斗爭就是新時期的對外開放

如何抗擊霸權的圍剿與遏制，這是當代中國最重大、最緊迫的戰略課題，對于這個天字第一號課題，心動手癢爭相獻計獻策的人很多，不同的人給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

有人把抗擊霸權的希望寄托在擴大對外開放上。持這種立場的人認定，只要中國繼續擴大開放，尤其是擴大對美西方的開放，就能化解來自西方的攻勢，就能保住中國復興崛起的發展勢頭。

我們說，這種想法是相當幼稚的一廂情愿。事實上，繼續加強中國同西方的聯系，現在已不可能讓西方回心轉意，也難以對西方構成約束與制衡。坦率地講，這種思維依舊停留在過去中西方“戰略合作”的階段，仍然局囿于“互信共贏”的層面。但現如今中西方“互信”與“共贏”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戰略合作”已經被“戰略競爭”所替代，過去意義上的對外開放已經不能適應新變化、新形勢，而必須改弦更張、改質增效才行。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并不反對對外開放，因為擴大開放是發展前進的象征，也是實現發展前進所必須。但具體怎樣開放，向誰開放，開放什么，則需要與時俱進，需要根據背景與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局勢進入新的大動蕩、大改組時期，過去意義上的開放必須在這樣新的歷史時期得到改造與升級，使之升華成為新階段、新特質、新內涵的對外開放戰略。

要做到這一點，反霸斗爭是強大的牽引，同時也是澎湃的內生動力。通過反霸斗爭，將拉動中國的對外開放實現戰略轉型，使之向著政治與戰略的更高層面邁進。如果說，對外開放過去主要著眼于經濟的話，那么今后中國對外開放的首要指向則是戰略利益第一，就是要塑造新時代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完全可以說，反霸統一戰線就是新時代的對外開放，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理應采取的大戰略。堅定的反霸斗爭和新時期高質量、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二者構成一體兩面的關系，表面上看是兩件事，但實質上卻完全都是同一個事情。

實行這個大戰略，首先要反對右傾關門主義。這種右傾關門主義的具體表現，就是打著 “不結盟”的旗號，拒絕打造全球反霸統一戰線，讓中國在戰略上始終處于孤家寡人、形單影只的尷尬境地。

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左”傾關門主義，這種“左”的盲動不懂得爭取中間派，不知道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的重要性，而把一切他人都視為對立面加以打擊，關上革命統一陣線的大門。結果把自己孤立了起來，變成孤家寡人了。現在則出現了一種右傾的關門主義，這種右傾盲動把所謂“不結盟”奉為金科玉律，不得越雷池一步，以所謂“靠不住”為借口不去爭取中間派，以什么“白眼狼”的說辭拒絕聯合一切應該聯合的力量，同樣是也關上了統一戰線的大門，結果同樣把自己孤立起來，變成了孤家寡人。

我們認為，從戰略意義上說，當代中國的這種右傾關門主義基本等同于投降主義。在兩強爭霸的冷戰時代，不結盟是抗衡兩極世界的有效舉措，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因此中國雖然并不是不結盟國家，但大力支持不結盟運動。進入現如今“戰略競爭”時代，霸權同盟集團不斷擴張，極力做大做強，以此糾集龐大的戰略隊伍壓向中國，在這種情況下把“不結盟”作為信條來約束中國，事實上就是逃避，就是害怕惹惱霸權的消極鴕鳥政策，就是不敢直面霸權的圍剿而與之做堅決的斗爭。

我們眼前的世界是霸權肆虐的世界，霸權國家把霸道、霸凌與霸虐行徑發展到極致，連中國這樣的大國都難免罹受其災。究其原因，就是戰略均勢被嚴重破壞，在力量對比中，霸權集團占有絕對性的力量優勢。與此相對應，則是反霸力量四分五裂，不能形成統一戰線，更遠遠沒有擰成一股繩。從民族復興的前途與未來出發，中國迫切需要優化全球戰略格局，推動世界秩序朝著更公平更正的方向發展。而要做到這一點，一方面需要持續發展深化東升西降的戰略進程；一方面還要匯聚全世界的反霸力量，使之凝成一個有機整體，以防止霸權將新興力量各個擊破。可以說，沒有前者為基礎，后者就要成為失去根基的無謂之舉；而沒有后者的保障加持，則前者的可持續性也將出現嚴重的危機。二者不可偏廢，必須齊頭并進才行。只有這樣才能粉碎霸權的圍剿和進攻。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反霸斗爭對于當代中國的發展壯大具有全面的牽引拉動作用，也是打主動仗所必須的戰略與策略。所謂千頭萬緒抓根本，反霸斗爭就是最大的根本。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矛盾上升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是中國新的難得的戰略機遇。開展反霸斗爭將為中國塑造一個新的戰略機遇期，將推動中國英勇地走向全面發展復興的偉大目標。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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