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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邦聯時代，缺乏有權威的中央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放任的自由貿易對美國經濟獨立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并危及政治獨立，驅使他們在經濟獨立的思想道路上，認識到政府干預的重要性。他們是從國家的政治獨立、經濟獨立的戰略高度，來思考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的。從美國后來的歷史發展來看，不得不佩服他們的戰略遠見和經濟思考。“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有力地干預經濟發展”是制憲會議得以建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的一個主題。那些草創美國的與會者認為，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對推動科學技術發明、推動產業進步至關重要。它被當成惠及全民，使經濟達到足夠強盛從而掌握自己的命運的關鍵。

　　美國歷史上政府介入經濟發展，介入市場，介入資源配置，有著堅實的理念基礎。它有100～200年的歷史，不是幾個人頭腦發熱的結果。這個經濟理論就是美國學派，它既是指導美國經濟發展的經濟理論，又是對美國經濟發展的總結，它的基本特點就是對自由市場的發展道路說“不”。

　　經濟獨立是政治獨立的基礎。政府介入市場和經濟的觀念，在美國奠基者頭腦中根深蒂固。他們關于經濟獨立和國家政治獨立的看法，同毛澤東對二者的看法非常相似。政府介入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確保來之不易的政治獨立不會因為在經濟和金融上依賴歐洲強權而喪失，甚至美國聯邦政府的建立和授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政府干預經濟的需要。有人研究美國制憲會議發現，“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有力地干預經濟發展”是制憲會議得以建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的一個主題。那些草創美國的與會者認為，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對推動科學技術發明、推動產業進步至關重要。它被當成惠及全民，使經濟達到足夠強盛從而掌握自己的命運的關鍵。在此之前，西方政府介入市場由來已久。伊麗莎白一世的重商主義就是政府和市場的結合，軍事和市場的結合。北美殖民地作為英國的原材料產地和工業品市場，不是市場運作的結果。這種政府對經濟的關系，可能對美國建國那一代人有非常深刻的影響。而且，在邦聯時代，缺乏有權威的中央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放任的自由貿易對美國經濟獨立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并危及政治獨立，驅使他們在經濟獨立的思想道路上，認識到政府干預的重要性。他們是從國家的政治獨立、經濟獨立的戰略高度，來思考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的。從美國后來的歷史發展來看，不得不佩服他們的戰略遠見和經濟思考。

　　關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早期美國和在中國一樣，也是有爭論的。從歷史記錄看，爭論的雙方都是主要的決策者。也有些在美國歷史上打上自己烙印的著名政治家，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比如安德魯•杰克遜、馬丁•范希倫、詹姆斯•波爾克這三位總統，堅決反對政府干預。他們反對的理由同今天有些中外經濟學家相似：過度的政府干預“壟斷”了經濟，等等。其實，就其實質，是因為他們代表著種植業主的利益，而美國政府干預經濟的一個重大著力點，就是政府支持“現代產業”的發展。在當時的美國，實行奴隸制度的南方堅持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而新興資產階級占主導的北方，卻是政府干預思想和實踐的大本營。這種爭論后來導致了南北戰爭。南方崇尚自由貿易，崇尚純粹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它們反對政府干預固然有許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實就是要繼續讓南方成為英國的棉花產地。它們認為政府干預有利于北方的制造業，卻損害了南方的種植業。發展道路的討論和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討論，最終以內戰作為句號。發展道路的爭論有時候淪為利益的爭論。內戰結束以后，林肯全面實施美國學派的政策建議。在漫長的經濟競賽的長跑中，政府干預始終占據上風，對美國經濟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圍繞美國發展道路的爭論中，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那些提倡分裂，提倡州權，提倡弱化中央權威的政治流派都反對政府干預和介入經濟，反對美國學派。關于州權和聯邦權力的爭論，關于國家統一和分裂的爭論，同經濟發展道路的爭論以及政府干預的爭論結合在一起。中央政府干預經濟，介入經濟發展，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和中央權威的鞏固，美國的歷史經驗證明了這點。在邦聯時代，中央政府無力干預經濟發展，沒有權威在全國范圍內介入經濟發展，美國可以說是一盤散沙，表面上是一個邦聯，實際上四分五裂。在聯邦時代的最初一段時間，那些反對政府對經濟干預的勢力幾乎都同時反對聯邦對各州的經濟干預。這個爭論通過內戰才得到解決。

　　無獨有偶，中國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中央政府出于統一的需要干預經濟在中國也有漫長的歷史。比如西漢武帝時期為了削弱分裂勢力而推行鹽鐵官營（鹽鐵論）。在更早的西周初年，雖然大行分封，但是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控制著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對此我們不可以只是從經濟哲學的角度看待，要從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從幾十年、幾百年的角度來看，來不得半點短期的實用主義。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有非常清醒的認識。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可以想象當中央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和大幅減少對經濟的干預之時，就是中央權威大幅下降之時，政令不出，政令不從，遲早就會產生，就可能是離散趨勢開始的時候，國家的統一就會受到威脅。這一點值得我們深思，因此必須從國家的總體戰略來思考。

　　美國學派產生于美國發展的需要，是哲學、政治、政策的組合，是對原教旨自由市場經濟哲學的否定。制憲會議以后，美國政府的決策者為了干預經濟，從政策角度對美國政府介入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介入市場進行思想和實踐開拓。在歷史上產生巨大作用的有兩位。一位是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他的基本哲學是，只有獲得經濟獨立，美國才可能獲得完全的政治獨立；只有美國在幾乎所有必需的產業上獲得自足，美國才可能獲得經濟獨立；只有在政府的強力支持和干預下，美國才可能在幾乎所有的產業上擺脫英國的控制獲得自足。結論就是，為了美國獲得完整的獨立，政府必須干預經濟發展，推動科技進步。1812年戰爭以后,美國參議員亨利•克萊更加系統地提出了具體的政策選項和經濟學思考。這就是“美國制度”（AmericanSystem）說。它的核心內容，成了美國后來100多年發展的政策選擇，也是后來美國學派的核心內容。克萊的“美國制度”是專門同“英國制度”（BritishSystem）相區別而提出來的；作為一種學術派別，它是針對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而提出來的。在當時的世界，已成了同《國富論》彼此競爭的一種經濟學流派。《國富論》是對英國道路的總結。美國對《國富論》說“不”，簡言之，就是對英國制度和發展道路說“不”。美國要走同英國不一樣的發展道路，一個以政府支持為特點的發展道路。從根據國情選擇不同發展道路的角度看，“中國道路”是對“華盛頓共識”說“不”，正如“美國制度”是對“英國制度”說“不”一樣。中國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這一點同年輕時期的美國相似。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既有偉大的人民，也有能夠識破歷史密碼的偉大的掌舵人。

　　歷史的發展證明，美國早期政治家為美國經濟發展奠定的理論、政策和制度基礎是符合美國國情的。內戰以前由于政府的更迭而有所變化，有時候有些反復，但是這條基本的道路被堅持下來了。如果美國照抄當時最強大最富裕的英國的經濟模式和理論，美國可能什么都是，就是不可能成為今天這樣的強國。由此可見，把自己的發展道路建立在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上是多么的重要。歷史沒有如果，但是“如果”可以為后來的選擇者提供一種警醒，正如做幾何題的時候，一條添加的輔助線，可以幫助你找到正確的答案。在歷史研究中，有時候“如果”就是這條輔助線。

　　在美國獨特的發展過程中，在上面的政策和戰略選擇的基礎上產生了經濟學的“美國學派”。偉大的實踐都會有自己的歷史總結和前瞻的理論概括。美國學派包括下面幾點核心內容：

　　（1）政府支持和資助產業。包括高關稅，政府補貼和支持新興產業免于國外競爭者的扼殺，政府補貼支持科學技術的發展，等等。

　　（2）政府推動基礎設施的建設。

　　（3）建立獨立的金融體系，服務工商業，包括用國家權力規范信用和債務市場，抑制金融泡沫和金融投機。

　　（4）政府通過建立公共大學來支持科學技術發展。

　　（5）通過政府干預發展“利益和諧”（HarmonyofInterests）的經濟，包括“階級和諧”和產業和諧（工業、農業、商業的和諧）。這個產業和諧頗有一點按“比例”的意思，產業和諧需要政府干預。

　　總之，美國學派是一種把國家戰略和經濟發展融合在一起的宏觀經濟哲學，中心就是要使美國實現經濟獨立和自足，迅速完成對英國的超越，反對沒有政府支持和干預的自由市場，提倡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它是一種同古典經濟學對立的經濟思想，是同市場原教旨主義對立的經濟思想。美國學派的這種思想在美國可以說是根深蒂固。這就是為什么羅斯福新政得以大行其道，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政府對經濟和產業的干預持續至今。

　　比較英國的自由市場和美國學派兩種制度的不同，林肯的經濟顧問凱里曾經寫道：“兩個制度擺在世界面前……一個旨在制造貧困化以及無知，滅絕人種，以及野蠻掠奪，一個旨在增進富裕，舒適，創造性，以及行為與文明的結合……一個是英國制度，一個是美國制度……”這反映了當時的美國精英對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本看法。

　　美國學派在美國經濟發展中作用重大。二戰后，美國成了世界最大最強的經濟體系，原教旨市場思潮在美國才開始流傳開來。二戰后雖然美國開始在世界推銷自由貿易，但是對內，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介入包括對金融行業的管制一直持續到1980年里根時代以前。里根時代可以看作是美國學派在美國衰退的開始，尤其是美國政府對經濟決策影響力衰退的開始。然而這也是美國衰退的開始。有一點必須指出，即使是里根以來的30多年，美國聯邦政府依然在前述七個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介入美國經濟，只不過在有些方面力度比過去減小了。

　　現在我們可以簡單地總結一下美國成功的基本框架：

　　（1）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力，中央政府在多方面對經濟的強有力干預；

　　（2）把經濟戰略和國家戰略結合起來；

　　（3）一個遼闊而統一的國內市場；

　　（4）政府的有效監督管理；

　　（5）土地國有；

　　（6）中央政府及時調整戰略以吸納市場經濟的過剩；

　　（7）政府推動創新和產業升級；

　　（8）力圖抑制金融泡沫（抑制金融泡沫的年代經濟增長良好，放任金融泡沫的年代經濟增長緩慢）。

　　可見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既不能解釋歷史，也不能預測未來；既不能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可行的發展模式，也無法為美國走出當下的困局提供有效的方案。面對歷史、現實和未來，它是如此的貧困，如此的蒼白，卻又如此的故步自封。

　　注：本文的基本觀點在黃樹東近期出版的新書《制度與繁榮》中有詳細的論述。《制度與繁榮》，2018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來源：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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