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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軟實力中，意識形態是最強大的軟實力，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孫子講“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識形態競爭更是如此。看看蘇聯、東歐，看看中東，看看為什么美國歷來非常重視意識形態競爭，千方百計把自己打造成意識形態的價值標準，我們會認識得更加深刻。

如何走出經濟政治困局？如何進行經濟政治的改革，讓經濟政治進入良性循環，避開特殊利益集團和黨派利益的陷阱？如何調整戰略？總之，如何準確把握政治經濟現狀，開出有持續療效的藥方？美國除了向盟友，向競爭對手，向低收入國家剪羊毛，搞美國優先以外，別無良策。當年羅斯福和西方在大蕭條以后得以走出危機，是有理論創新的。而現在，新自由主義理論已經走入困局。面對中下層的反叛，建制派有正確的理論解釋嗎？沒有。新自由主義，因為它代表了少數富有階層的利益，而這個階層控制著政治和意識形態，依然占有巨大的意識形態話語權。

美國精英對中下層民主的真實態度

中國的某些知識界和媒體對西方的意識形態，有太多的偏愛和過度的解讀。他們熱情地介入關于“民主”的意識形態爭論。其實，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精英在國內推行的是一套“削減民主”的過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包括兩個方面：經濟上的財富集中，政治上的權力集中。作為意識形態的反映，70年代在美國出現了兩份宣言：一份是劉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的推動經濟意識形態的宣言（參見拙作《大國興衰》）；另一份是1975年三邊委員會的《民主的危機》（The Crisis of Democracy）。這份報告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民主面臨危機。危機主要不是來自蘇聯，而是來自西方或美國自身；危機的實質不是民主太少了，而是民主太多了。它明確指出，美國民主的危機是因為中下層享有太多的民主，“過度民主”（Excessof Democracy）是民主的最大問題。它提出的擺脫民主危機的方案是“削減民主”（Moderation of Democracy）。它指出，60—70年代的民權運動或西歐高漲的民主運動是民主的最大危機。它說，中下層高漲的政治熱情導致了民主的危機；它說，那些原本對政治冷淡的階層或群體，產生了政治熱情，結成一種力量介入政治程序是可怕的。總之，它說，民主的正常有效運作，必須建立在廣大中下層對政治的冷漠和疏遠上面；廣大中下層的民主權利導致民主的危機。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新自由主義主導的80年代以后，美國中下層政治熱情的普遍下降。

關于“民主”的爭論是一場虛假的爭論，實質是地緣政治。如果我們把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宣言和經濟宣言放在一起，我們就可以發現下面這個基本線索：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削減中下層的政治權力；在經濟上削減政府干預經濟的權力。讀者可能要問，那么，這些權力轉移到誰的手中去了呢？當然是極少數富有階層。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在國內推行的“削減民主”，同它在全世界公開推行的有天壤之別。一方面在國內壓縮中下層民主權力，一方面在其他國家推動“民主”。美國對“民主”內外有別的現象，反映了美國精英對中下層“民主”的真實態度，也反映了“民主”這個意識形態成了地緣政治的工具的事實。那些追求“普世價值”的人們，那些以為美國精英階層安排的制度有利于廣大中下層的民主參與的人們，真需要認真讀一讀這兩份文件，做一個清醒的思考者。那些以為“普世價值”可以幫助中國的人，更不能干被別人賣了還幫別人數錢的買賣；尤其不要把別人的地緣政治工具，當成一場民主的盛宴。2016年美國中下層根據自身困境而對美國建制的批判，為美國的這個國內戰略提供了歷史性的注釋。關于對中下層的戒備，在美國可以一直追溯到開國那一代精英。在美國，許多中小學生都知道，美國不是“民主”國家，而是共和國（Repbulic）。

鮑威爾的報告來自美國“右邊”的社會光譜，而《民主的危機》來自“左邊”的政治光譜。提出《民主的危機》的三邊委員會為美國提供過許多包括總統在內的高官，這就是它的影響力、執行力。這兩份報告，一個要從經濟上將財富集中到富有階層手中，一個要從政治上將權力集中到富有階層手中，從而左右合流。這兩份報告是理解美國1980年以來政經走向的關鍵，是理解當今美國現狀的關鍵。這種經濟和政治結合，“右”和“左”兩個政黨聯手，一起針對中下層的歷史現象，值得那些善良的、希望中國照抄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人深思。

美國如何打造主流意識形態？

美國是如何推動這兩份報告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呢？我曾在拙作《大國興衰》中介紹過，今天我們簡單回顧一下美國如何打造主流意識形態的一般歷史，作為一個補充。

美國的統治集團對意識形態沒有天真的幻想。美國占領意識形態高地，首先是正向激勵機制，其中大致有三點。

1.美國精英階層對意識形態的控制非常簡單，釜底抽薪，讓不當言論發表者的生存都出現問題，把所有舞臺拆掉，把聚光燈移走。沒有聽眾，沒有鮮花，沒有掌聲，讓他們在寂靜中享受言論自由。

2.利用龐大的經濟社會政治資源，用大量的名譽地位和經濟報酬去培養那些追隨主流意識形態的人士，打造出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高知名度團隊。這些人都有許多桂冠、頭銜和榮譽。精英階層絕對不會以任何方式酬勞意識形態的掘墓人，更不會讓它變成許多人謀求利益的手段。他們出巨資支持大量的保守智庫、研究機構、出版物和新聞媒體，推出許多含有意識形態、經濟政治議程的“獨立”的研究報告。

3.行業自律。以美國電影界為例，從迪士尼開始，在它的倡導下就形成了行業自律，提倡主流價值；非主流電影很難獲得投資和票房；等等。行業自律也受到企業界的遵守和配合。比如當年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時候，有些大電視臺的主持人因公開批評而失去工作，沒有哪家私有企業再雇用他們。可能有兩方面的考量：一方面，很少有企業愿意開罪政府；另一方面，美國企業還是講究“政治正確”的，他們有時候可能批評政府的某一項或幾項政策，但是在根本制度和根本的意識形態上是不會對著干的。維護現行的制度和根本利益還是業界的主要考量。美國企業是沒有推墻派的。

美國意識形態戰略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嚴格堅持法治原則。比如，在20世紀初期，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非常有影響力，有的人還選進了國會（如維克托•伯杰）。在一戰時期，由于社會主義政黨反對美國參戰（相當于在中國反對抗美援朝，反對對印/對越自衛反擊戰，反對捍衛釣魚島和南海諸島），當時的威爾遜總統，簽署了《間諜法》，規定任何人，只要有意導致（其他人）對美國的不忠，不服從，反抗政府，逃避兵役等等，就會被判高達20年監禁。結果許多社會主義者被指控為“自愿的間諜”（即沒有人雇用他們），代表德國的利益（一戰德國是盟國的對立面），代表布爾什維克的利益，等等，被聯邦檢察官起訴而投入監獄。有這么一個故事。一位反戰的社會主義的領導人尤金•維克托•德布斯（Eugene V.Debs）在俄亥俄州坎頓一所監獄探望三位服刑的社會主義者，出來以后，在橫對面的街道上發表不滿的演講。他被立即逮捕然后判刑。有人統計當時大約有300萬人因此獲罪（Zinn，1980:360）。同時作為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同盟軍的工人運動也受到聯邦政府的彈壓，1920年，紐約州議會還驅逐了5名社會主義議員。從那以后，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陷入低潮，直到40年代。

美國是如何在大學實施學術自由的？大學應當鼓勵和堅持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是科學發展、技術創新的必需條件；良好的學術自由環境還是培養創新思考和創新人才的條件。限制學術自由就是限制科學和創新的發展。但是，學術自由不是沒有限制和責任的。美國把學術自由嚴格地限制在學術的范圍內。每個大學都有教師手冊，對這些有明確的規定。為了敘述方便，我們來看一看美國大學教師協會2002年5月的一篇報告，題目是《大學教師和學校的學術自由》（Academy Freedom of Professorsand In stitutions）。我們先看教師個人的學術自由。該報告是這樣表述的：

老師享有研究和發表研究成果的完全的自由，（但是）這個自由受限于他們在其他教學責任上的合格表現；老師享有在課堂上討論他們學科的自由，但是，他們必須避免在他們的授課中引入同他們學科無關的有爭議的東西……只有當他們的言論與科目密切相關的時候，老師在課堂上的講話才受言論自由的保護……他們作為公民而發言和出版的時候……他們在社會上的特殊地位加給他們特殊的責任。作為學者或教育官員必須牢記，公眾會通過他們的言論來判斷他們的職業和機構，所以他們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準確，都必須行使恰當的自我約束限制，都必須表現對其他人觀點的尊重……

這些都是非常明確的定義，劃出了明顯的責任邊界。可見一個老師如不合格地履行教師的所有職責，是不享有學術自由的，而且學術自由僅是在自己的學術領域里面的研究和出版的自由，不能超越這個邊界；教師是不能在課堂上，超出自己的學科范圍，引入那些挑起爭論的宗教、社會、經濟、政治或其他話題的，更不能在公共場所發表一些沒有依據、無自我約束的言論。所以，“學術自由”不是完全沒禁區的。你首先必須是一個合格的老師，才有學術自由。你只在自己的學術領域才有學術自由；你不是研究近代歷史的，你就不享有在課堂上大量發表關于近現代歷史的挑起爭議的看法的自由；你是研究經濟的，就不享有在課堂上大量發表與經濟無關的、關于宗教或政治的、挑起爭議的看法的自由。在公共場所，你不享有故意利用不真實的材料來支撐你的觀點的自由。這篇報告還指出，學術自由并不絕對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學術自由不能絕對，不能高于其他一切。關于大學機構的自治問題，報告指出，“正如教師個人的學術自由不是不受限制的，大學的學術自由也是有它的限制的。”所以，大學自治也不是無限制的，是有邊界的。美國大學分公立和私立，而公立大學的教師是公共機構的雇員，所以他們的自由還要考量公共關切（Public Concern）的事項，不能干擾公共關切事項。

美國在書寫歷史的時候，總是為英雄諱。在正史中看不到華盛頓在獨立戰爭中是如何負面評論那些同英國作戰的中下層的，看不到杰斐遜是奴隸主的記載。在歷史評價中，短期的折中需要是幾十年之爭，歷史書寫權是千年之爭。前者爭奪的是權宜，后者爭奪的是不朽，是所繼承的事業的不朽，是自己事業的不朽。在塑造自己的歷史傳統方面，歐洲人和美國有相通之處。如果西方要客觀，就必須奉東羅馬帝國為正朔；如果西方要“尊重史實”，就必須把俄羅斯當成羅馬文明的傳人。西方人是高明的，為了不朽的千年大計，是不會去斤斤計較那些不利于自己民族和國家的所謂客觀的歷史事實的。最廣為傳唱的歷史是史詩；最能不朽的歷史是神話。塑造一個民族的偉大歷史和靈魂，不是糾纏歷史細節的那些雕蟲小技，而是敘述歷史的那些宏大詩篇。美國早期的許多領導人都有許多這樣那樣的“錯誤”，比如杰斐遜過分強調州權，在某種程度上，內戰時期南方邦聯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杰斐遜的州權理論。而正統正面的歷史，塑造著美國人的靈魂，為美國制度打下了長久的民心基礎。民心是可以塑造的，而塑造民心的最好方法就是歷史。歷史就是由象征符號表達的。如果一個民族摧毀了這些象征符號，也就摧毀了歷史，摧毀了民族的靈魂。

這些美國歷史上產生巨大作用的意識形態“工程”，從立國開始，就打造出意識形態的“金”工程，為美國制度贏得了200多年的穩定。20世紀70年代以來，又打造出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70年代以前，美國的各種公開的意識形態還比較多，有的還非常有影響。但是，從7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被新自由主義壟斷。新自由主義唯我獨尊，不是偶然的。從2016年的大選來看，這個意識形態受到左右兩翼中下層的拋棄。

為什么意識形態是“存亡之地”？

美國精英階層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和打造證明了什么？在經濟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總是會利用控制的經濟資源去打造符合自己利益的意識形態，讓這個意識形態反映這種存在，推動這種存在；而不同的意識形態又可能會對這個經濟關系起到推動或破壞的作用。美國精英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實踐是不是驗證了馬克思的論斷？

美國不僅是一個軍事上的超級大國，也是意識形態上的超級大國。當年同蘇聯不僅在軍備上競爭，更是在意識形態上競爭。蘇聯的失敗，始于意識形態競爭的自我矮化。蘇聯最后的領導人，主動放棄了意識形態，這是潰敗的主要原因。蘇聯解體后，美國在國際上曾經壟斷著話語權，即使在國力衰落的今天，依然有著強大的意識形態話語權。美國在這兩個方面的超級大國地位是許多代人精心努力的結果。毛主席講槍桿子、筆桿子，美國又何嘗不是？美國在這方面的作為，值得好好研究，看看有沒有值得借鑒的。那些抽象的價值，它可以要別人把它當飯吃，它自己可不會拿它來充饑。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就是掌握人心的話語權，就是掌握國家甚至其他國家未來道路的話語權，就是在國際上占領道德高地、左右國際輿論、合縱連橫的話語權，就是裁決制度合理性的話語權。在國際上，意識形態的話語權還是捍衛和尋求自己利益的行動權。在意識形態上無所作為，就如同在敵人入侵的時候無所作為一樣。

記得王明陽講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任何一個制度或國家，必須建立在人民的心中才能長治久安。這就是為什么盧梭認為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愛彌兒》，而中國從周公制禮開始就力圖掌握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力圖通過系統工程把國家制度建立在人們心中，建立在人們的行為規范中。美國成功的經驗何嘗不是證明了這一點？美國精英顯然意識到，意識形態領域，如果體現國家制度的觀念不去占領，那么否定國家制度的觀念就會去占領。這就可以理解，一個強大的帝國，為什么不能容忍教師在課堂上發表超出自己學科范圍的、引起爭論的言論。是帝國太脆弱，容不下一張不受約束的講臺？不是。是因為它太重要。在意識形態上任別人起舞是非常危險的。放棄自己的話語權或在自己的話語權上軟弱無力，那么別人的價值和話語體系就會變成你的尺度，就會變成裁決你的尺度，你的旗幟道路和制度就會越來越弱，最后被突破。結果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國家動蕩，幾十年建設成就毀于一旦。這樣的例子太多。意識形態是根本利益，是核心利益，是發展利益，是國家的戰略利益。在意識形態上要敢于亮劍，要旗幟鮮明，要有堅韌的定力。

為什么意識形態是“存亡之地”？其實馬克思早就高瞻遠矚地告誡過我們：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對存在有反作用。不要忽視意識形態對存在的反作用。對任何國家而言，如果你的意識形態都改變了，你的那條道路、那些經濟政治制度還能存在多久呢？你那桿旗還能扛多久呢？

我們過去在國際競爭中很重視經濟競爭，意識形態的競爭可能不是我們的重點。這種看法，可能要重溫意識和存在關系的辯證法。我們不能放棄經濟競爭，但是不能不堅定地堅持旗幟、道路和制度。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就是你的制度、道路和理論的話語權，就是你的生存方式的話語權。在這個方面，不可以“韜光養晦”。中華民族從1840年到1921年，到1949年，特別是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探索出了一條復興的道路。這條道路不僅體現在我們具體的制度和做法上面，也體現在意識形態、思想和道路上面。放在大歷史里，這個話語權不能有半點含糊和軟弱，否則，就遲早會出現顛覆性變化。現在這條道路和制度后面有一種無比堅強毫不動搖的意志和決心。這種決心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保障，是全面復興的保證。中國全面復興的偉業呼喚我們成為意識形態的大國，成為反映歷史的理論大國。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出路嗎？新自由主義導致了財富的壟斷、政治權力的壟斷和意識形態的壟斷。它提倡私有化，擴大貧富差距，反對必要的政府干預，成就了少數富有階層高度集中財富和權力的愿望，卻以美國的相對衰落和中下層的急劇貧困化為代價。它無法揭示美國經濟的深層危機。它只涉及個體的利潤動機，卻回避且無法回答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什么，沒有回答公平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沒有回答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國家政治制度和擔綱集團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問題，沒有回答消除貧困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沒有回答如何防止金融泡沫，實體經濟空心化，如何處理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問題，如何防止資本巨鱷極度收斂財富的問題。它把原教旨市場經濟描繪成一個烏托邦，沒有回答如何防止經濟風險和金融風險的問題，沒有回答經濟發展和政治社會穩定的關系，沒有回答公平同民主的關系。我們曾經指出，公平是自由的基礎，公平是民主的基礎，公平是法治的基礎，公平是言論自由的基礎（參見拙作《中國，你要警惕》）。財富高度集中帶來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導致廣大中下層自由民主權利的喪失。這是美國中下層和2017年特朗普就職演講提到的現實。在財富集中的情況下，如何防止政治權力被富有階層壟斷？新自由主義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更沒有回答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如何消除貧困，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西方那一套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陷入了僵局，更沒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有效的方案。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過去幾十年采取了西方提出的方案，今天依然在貧困中奮斗。出路在哪里？有沒有不同的思路？有沒有不同的選擇？我們的時代需要不同的道路，我們的時代呼喚不同的方案，發展中國家在尋求不同的方案。

中國迎來了意識形態的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一條不同道路和她的光輝成就展現在世界面前。具有5000年連綿不斷文明和歷史的中華民族，自1840年以來不斷探索復興的道路。從1949年起，經歷了站起來和富起來兩個承接相續的30年，現在已經進入了強起來的第三個30年。一個強盛富有的新中國，取代了軟弱貧窮的舊中國。到2020年，我們將消除貧困，讓每個人分享中國復興的成就！無論你在哪里，無論你是誰，無論你現在有多么的貧困，無論你居住在大山的哪一個褶皺，無論你的家鄉曾經有多么貧瘠，無論你手上有多少厚繭，無論你的臉上印有多少風霜，中華民族的復興偉業都會挽起你的手臂，14億人手挽著手一起走出貧困，一起分享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成果！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4億人口，將消除絕對貧困！這在世界歷史上有過嗎？沒有。在中國的歷史上有過嗎？沒有。這是多么偉大的成就！是幾十年薪火相傳，持續奮斗的結果。伴隨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方案出現在大歷史的視野里。中國給人類貢獻了中國道路和中國方案，中國的意識形態必然走上世界舞臺。

意識形態是千年工程。曾經有一段時間，有人小看意識形態的競爭，認為它改變不了什么。這是誤解。意識形態的競爭改變的是人心，是人的價值選擇，是現存制度和國家的人心基礎和價值基礎。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向背是天下得失的根本。民心不是靜止的船舶，民心是流動的長河。民心需要爭取，需要贏得，需要塑造，需要培育。意識形態戰略就是話語權戰略、民心戰略。意識形態的競爭是成本最低的競爭，然而卻是報酬最高的競爭。在所有的軟實力中，意識形態是最強大的軟實力，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孫子講“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識形態競爭更是如此。看看蘇聯、東歐，看看中東，看看為什么美國歷來非常重視意識形態競爭，千方百計把自己打造成意識形態的價值標準，我們會認識得更加深刻。

【黃樹東，察網專欄學者，本文的基本觀點在黃樹東近期出版的新書《制度與繁榮》中有詳細的論述。《制度與繁榮》，2018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授權察網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