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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毛主席在最危險情況下挽救了黨！

點擊：  作者：佚名    來源：哇事記  發布時間:2019-12-05 10:55:40

 

      127年前，1892年12月4日，中國偉大的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被稱為“軍神”的劉伯承出生。

1916年，在討袁護國斗爭中，劉伯承組織起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很快這支隊伍發展到兩千余人。他率軍攻下豐都，在反動軍隊的反撲他負重傷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揮有方，作戰勇敢，年僅二十四歲的劉伯承落下了川軍名將的美稱。

相繼參加了北伐戰爭、八一南昌起義、土地革命戰爭、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

1927年4月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暫編第15軍軍長，這是中共黨員在國民革命軍中被任命的第一個軍長職務。后赴蘇聯學習軍事，先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后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

1930年夏學成回國，先后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參謀長、長江局軍委書記兼參謀長、中央軍委委員，協助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處理軍委日常工作，舉辦短期軍事訓練班，并負責講授暴動方略、游擊戰、運動戰等課程。

1932年10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朱德、周恩來在前方指揮作戰，取得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

1934年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因反對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在作戰指揮上的教條主義和專橫作風而被撤銷總參謀長職務，降任第5軍團參謀長。

1934年底復任紅軍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

1935年1月指揮先遣部隊突破烏江，智取遵義，甩開了敵軍主力，使傷亡大半、疲憊不堪的中央紅軍獲得了一次難得的短期休整。遵義會議上，他堅決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會后，協助毛澤東等組織指揮了四渡赤水、二進遵義等戰役，使部隊跳出了敵軍包圍圈，直插云南北部，并親率干部團搶占皎平渡，保障全軍渡過天險金沙江。5月兼任紅軍先遣隊司令，同政治委員聶榮臻率部進入大涼山，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使全軍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繼而指揮所部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打開紅軍北上的通路。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北上抗日的方針，在逆境中和朱德一起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斗爭。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任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紅軍總參謀長、援西軍司令員等職。

朱德元帥曾贊譽他“具有仁、信、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將風，為國家不可多得的將才”。陳毅元帥留下過“論兵新孫吳，守土古范韓”的名句。 

從寧都會議到遵義會議，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者(以下簡稱三次“左”傾)排除了毛主席的領導兩年零三個月之久。在這段時間內，三次“左”傾完全推翻了毛主席的作法，推行以公式教條為特征的作法。

第一，在蘇區執行反富農的土地政策。

第二，在經濟非常落后的地區，推行城市搞工會經濟斗爭的一套作法(八小時工作制、例假、增薪、雙薪等)。

第三，從“九一八”日寇占滿洲起，中日民族矛盾在迅速上升，反動營壘內部和各中間派中有人要求抗日，組織國防政府。此時三次“左”傾不知利用，仍認為他們是最危險的敵人。

第四，三次“左”傾把蘇維埃共和國當成一個大國，盲目擴大自己的力量，認為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兩條道路的決戰。提出“爭取蘇維埃在全國勝利”和“御敵于國門之外”的口號。

第五，在軍事方面，三次“左”傾也采取了完全和毛主席軍事思想相反的一套作法。

1.在建軍方面：

(1)否定黨的民主集中制，強調單一首長制(突出了政委的權力，照搬蘇聯)。

(2)把紅軍的三大任務縮小成為打仗一項任務。

(3)否定人民戰爭的特點，不斷將地方武裝來擴大新軍團和師。這樣做既限制了游擊戰爭對紅軍的配合，又影響了老兵團戰斗后的補充和發展恢復，而對新兵團的初戰也非常不利。

(4)強調紅軍的集中指揮、正規化(城市戰、堡壘戰、白刃戰的訓練等)，反對所謂“游擊主義”，反對“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2.在戰略戰術方面：

(1)提出了積極進攻“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戰略，反對毛主席的誘敵深入。

(2)否定毛主席戰略上的持久戰，戰役上的速決戰的思想，要求戰略的速決。認為“反五次‘圍剿’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戰”，然后即轉為對帝國主義直接武力沖突。采取戰役持久--以堡壘戰對堡壘戰、“短促突擊”，同敵人拚消耗。

(3)否定毛主席的集中優勢兵力，選敵弱點，殲敵一部或大部，各個擊破的思想，采取了“陣地戰”、“分兵把口”、“兩個拳頭打人”的分兵戰術。

(4)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力爭戰爭的主動權，即攻勢防御，承認敵對我是大“圍剿”，但在戰役上我對敵是小圍剿;或者大“換防”，跳出外線去作戰。三次“左”傾只是單純防御，堡對堡，陣對陣，分兵把口，這樣則把主動權讓給敵人，使自己始終處于被動挨打地位。

(5)毛主席認為，紅軍“基本的是運動戰”，這一點也被三次“左”傾否定。

這些做法導致反五次“圍剿”的失敗，不得不長征。長征又是退卻逃跑，使紅軍遭受巨大損失，使黨遭受危機。大家要開會解決三次“左”傾的領導問題，總結經驗，這是遵義會議的由來。

……

在遵義會議上博古代表中央作主要報告，軍委負責人作了副報告。博古的報告遭到大家反對，認為基本不正確，并展開了爭論。最后博古承認了自己軍事路線的錯誤是失敗的主要原因。政治局對此作了決議。大多數人此時還不了解政治路線的錯誤。當時形勢很緊張，這個問題也就暫時放了下來。

會議上主要爭論的幾點：

第一，博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人過于強大，敵人直接用于進攻中央蘇區兵力五十萬，還有帝國主義的經濟援助和顧問幫助蔣介石。大家認為是個原因，但不是主因：第一次反“圍剿”敵兵十萬，我兵不足四萬，是2.5∶1;第二次反“圍剿”敵兵二十萬，我兵仍不足四萬，是6∶1;第三次反“圍剿”敵兵三十萬，我兵三萬多，是10∶1;第四次反“圍剿”敵兵三十余萬，我兵四萬多，是8∶1;第五次反“圍剿”敵兵五十萬，我兵四萬多(未計地方武裝)，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圍剿”時有十九路軍在福建和蔣作戰，還有廣東軍閥陳濟棠宣布自由行動，對蔣威脅。敵人內部發生矛盾，都靠近蘇區。一至四次反“圍剿”時，則無此有利條件。

第二，博古認為失敗原因在于蘇區物質條件不好。大家不同意，因為在“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的口號下，紅軍擴大了(十萬)，紅軍財政和糧食等其他物資需要都基本解決了。

第三，博古強調白區反敵反蔣運動沒有顯著進步，瓦解敵軍的工作薄弱，游擊戰薄弱，各區呼應配合不夠緊密。大家承認這是個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因為一至四次反“圍剿”時，蘇區也是被割裂的，蘇區范圍更小，瓦解白軍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戰略戰術上的錯誤：

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發言，他對三次“左”傾戰略戰術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意見，三次“左”傾負責人之一的洛甫同志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見。這些意見概要如下：

1.三次“左”傾戰略戰術的第一個錯誤是堡壘對堡壘，使敵人的堡壘主義持久戰的戰略戰術達到了目的。

敵人采取堡壘主義是企圖避免和我們打運動戰，迫使我們進行陣地戰，即避開紅軍的長處和他們自己的短處，三次“左”傾采取堡壘主義就中了敵人計策。

粉碎堡壘主義的打法是運動戰。博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不能打運動戰是不對的。在敵人這方面說，到處筑堡必然分散兵力(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完全的統計，敵堡壘二千九百多個)，為了找我作戰，它不能總呆在碉堡內不出來，不向我前進。另外，敵人總還不能在全國到處筑碉堡來限制我們活動。堡壘主義必然是敵人大大分兵，它終究還是要出來找我們打仗，就有在運動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們這方面來說，就是在敵人堡壘線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擊戰，襲擊他，擾亂它，牽制它，迷惑它，以配合紅軍作戰。紅軍或在堡壘線內，待敵前進時在運動中消滅他，或轉到堡壘線外廣大無堡壘的地帶活動，調動敵人，迫使敵人不得不出來和我們打運動戰。就在第五次反“圍剿”時，運動戰的機會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團村、將軍殿、建寧、湖坊、溫坊各戰役，特別十九路軍事變時，機會更多。在第三次反“圍剿”時，敵人占領了全部蘇區，雖無堡壘，工事還是有的。紅軍在蘇區內活動有困難，是跳到敵包圍圈后面打掉敵人兩個師，把敵人都引到東面，紅軍再轉到西面休整，以逸待勞，準備再戰。可見，三次“左”傾對堡壘與堡壘主義的恐慌和投降。

由于對敵人堡壘主義估計過高，對自己運動戰估計不足，產生戰術致勝論。

博古、李德認為堡壘主義已不可能象一至四次反“圍剿”時采用運動戰那樣，可以一次殲敵幾個師團，因此認為只能依靠戰術的勝利，只能靠不斷的突擊來不斷的消滅敵人一個連一個營，積少成多，變成戰役的勝利，以逐步引起戰略上有利于我的變化。這是“短促突擊”的由來。

在戰爭指揮上，不依靠正確的戰略指導戰役，并正確運用戰術，而是靠戰術致勝。這是軍事領導、軍事理論上的絕大錯誤。

2.三次“左”傾第二個錯誤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圍剿”中，敵戰略布置分兵四路：東路蔣鼎文攻閩西(這是蔣介石擊敗十九路軍事變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陳濟棠攻贛南;西路何鍵攻湘贛區;北路顧祝同是主要突擊方向，以陳誠、羅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渾元等三個縱隊從東北、西北三個方向向蘇區中心進攻。

……

三次“左”傾開始提出的“全線出擊”在敵人節節進逼下變成了“全線抵御”--單純防御，戰術是短促突擊。

毛主席認為，為了爭取迅速反“圍剿”勝利，不應在敵人的突擊方向進行主力抗擊，而應誘敵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鉗制敵人，而把紅軍主力隱藏集結，待機突擊。敵人要找紅軍主力決戰，必使敵疲勞，紅軍的退卻必使敵驕傲而輕敵懈怠，這就給我以突擊的機會。

三次“左”傾的全線突擊，分兵把口進行許多拚命的戰斗(了毛山、三溪、平寮、廣昌、高虎腦、萬年亭等戰役)得不償失。在反第五次“圍剿”中，指揮員們對這種打法提出意見，建議打運動戰，集中主力打擊敵一路，一下子可打敵幾個師，均遭拒絕。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許多指揮員曾對軍委領導提出批評意見。認為軍委領導過于集中，根據地圖指揮，而地圖又不準確;指定部隊任務，過于具體，而敵情變化很快，指揮不能機斷專行，失掉許多戰機;認為軍委下決心過遲，等下了決心時，敵情已變化;認為軍委戰術不靈活，機械地實行短促突擊，敵人就縮回去，我追上去，敵人即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給我重傷，因此建議紅軍主力打運動戰。這些意見軍委都未采納。

3.在軍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軍事變，打擊蔣介石，粉碎“圍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組成人民政府后，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以毛主席為談判代表，簽訂了停戰協定，推動它去反蔣，但在軍事上沒有利用這個機會。閩變后，蔣介石十多個師沿閩西蘇區邊界光澤、邵武、順昌之線南下進攻十九路軍，對我暫取守勢。

有同志曾建議集中紅軍幾個軍團的主力向贛東北突擊，消滅正在運動中的大量敵人，既配合十九路軍，又粉碎“圍剿”。三次“左”傾認為這樣做是冒險，拒絕了這個意見。三、五軍團在東線活動，并調一個軍團去西線打永豐等地敵人的堡壘。

蔣介石在解決“閩變”之后，即在福建組成剿共東路軍，以蔣鼎文為司令，對蘇區造成包圍之勢。

4.在戰略轉移與突圍行動上三次“左”傾的錯誤。

一九三四年四月廣昌戰役(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八日)一、三、九軍團曾與陳誠縱隊硬拚了十八天后，紅軍主力損失頗大，敵各路已迫進赤區中心，此時從事內線作戰已無勝利可能，應該退卻，保守紅軍實力，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去作戰，創造新蘇區，以保衛老區。

在三次“左”傾的五--七月戰略計劃上，根本未考慮這個問題。此后敵情更加嚴重，中央已作出退出中央蘇區的準備，但在八--十月的戰略計劃上仍提出“用一切力量捍衛蘇區來求得戰役上的大勝利”，“發展游擊戰爭，加強輔助方向活動求得戰略上情況的變更”。一方面準備突圍，一方面還讓紅軍去拚命，還不注意保守實力。這表現三次“左”傾此時已驚慌失措。

正因為驚慌失措，戰略大轉移過程重大行動既未在政治局討論，又未做到政治動員，也未能在轉移前給紅軍以必要的休整而倉促行動。

十月十六日開始長征，一、九軍團為左路，三、八軍團為右路，五軍團后衛，保護中央長征。全軍八萬多人開始大搬家(后方機關過于龐大)，紅軍為了掩護中央，一路上被動挨打，三十多天中在贛南、湘東、湘南、桂北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十月二十一日在贛南安遠、信豐間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十一月十五日在湘南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鎖線，十一月底在廣西北部的興安、全州之間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博古的意圖是想到湘西根據地和二、六軍團會師。但這意圖被敵識破，敵人層層設防。十二月紅軍到達貴州東部地區(黎平、施秉)，博古仍然想到湘西去，遭到大多數同志反對。此時部隊混亂現象嚴重，即在此休整三天，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占領遵義。部隊在遵義休整了十幾天(八軍團在黎平即并入五軍團，教導師并入一、三、九軍團)。

博古等有個錯誤觀點，認為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軍團會合后放下包袱才能打仗，所以一路避戰。就是對孤立的、拖得疲勞不堪的敵軍，也未主動反擊，只是招架，實質是驚慌失措的退卻逃跑。跑到遵義時，八萬五千多紅軍剩下三萬多人。

1.廣昌戰役后不應再拚，應保守實力，仍拚(高虎腦、萬年亭、驛前戰斗)。

2.轉移應給紅軍必要休整，不給。

3.轉移應作充分的政治動員，未做。

4.轉移中完全可以打擊追擊的敵軍，不敢打，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機會，調動敵人間接保衛中央蘇區的機會。

5.戰略指導機械--在進入湘東(桂東)突破第二道封鎖線，敵已知我意圖是湘西而層層集兵設防，仍堅持不變--去湘南。到桂北，直到貴州北部，還想去湘西，戰略方針機械。

還在第五次反“圍剿”進行中，大家對三次“左”傾的打法有意見：沒有本錢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錢打什么仗。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見，提了就被說成是對戰爭的動搖，就是機會主義，前途是反ge命。這帽子嚇人。

這時，按三次“左”傾“絕對正確”的打法，打了敗仗，使黨和紅軍遭遇絕大的危險。大家要求開會。毛主席為了挽救黨的事業，在路上不斷進行說服教育，不斷和三次“左”傾斗爭。三次“左”傾的領導者已沒有辦法，有的也多少有了點覺悟，而且貴州的軍閥力量薄弱，就在遵義開了會(一月十七日結束)。

在這個會議上，清算了三次“左”傾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形勢緊張，政治領導上的錯誤未清算)，重新由毛主席領導軍隊，在最危險情況下挽救了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