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出兵援助蘇聯的問題上,毛澤東既不是國民黨頑固派所說的“不要祖國的‘國際主義者’和犧牲民族利益的‘冒險主義者’”,更不是弗拉季米洛夫所說的只顧本民族利益,而是“堅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統一的民族英雄”。
蘇德戰爭爆發后,斯大林曾經六次電請毛澤東出兵,牽制日本在遠東的兵力,使蘇聯避免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被動境地;然而毛澤東從中國革命長遠利益出發,高瞻遠矚,堅持了正確的援蘇原則:八路軍只做戰略配合,不作戰役配合!
一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揭開了“巴巴羅薩”計劃的序幕!由于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最高統帥部,對戰爭爆發時間、德軍攻擊方向判斷的失誤,加上大清洗對蘇聯紅軍造成的影響,戰爭一開始蘇軍接連失利,氣勢洶洶的德軍直逼蘇聯首都莫斯科!
禍不單行,德國的軸心盟國日本法西斯也在遠東地區蠢蠢欲動,中國東北地區的日本關東軍增加至20個師,總兵力超過了70萬,針對蘇聯、代號為“關東演”的大規模實戰軍事演習正在中國東北地區展開,一時間遠東地區戰云密布,日蘇之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蘇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東西兩線作戰的危機!
在全力對付德軍西線猛烈進攻的同時,斯大林心中始終沒有忘記東線的日本關東軍。為此斯大林先后六次致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請求毛澤東出兵援助蘇聯,以配合蘇聯紅軍對付日本可能在遠東地區的進攻。
蘇德戰爭的爆發不僅影響了世界局勢,而且對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早在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便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決定》,指出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的侵略“不僅是反對蘇聯的,而且也是反對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目前世界共產黨的任務是“為反對法西斯而斗爭,為保衛蘇聯、為保衛中國、為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斗爭”。
就在這一天,《解放日報》也發表了題為《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的社論,指出:當此德國侵蘇戰爭開始之時,即毫不遲疑地,寄無限的同情與偉大的蘇聯,并愿意追隨蘇聯援華的光輝范例來援助蘇聯人民的衛國戰爭。
蘇德戰爭爆發的當天,斯大林就緊急約見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要求共產國際立即組織和發動各國共產黨武裝保衛蘇聯。為此共產國際通過了一項緊急決議,提出了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口號,并且指出:只有保證蘇聯的勝利,各國人民才有可能爭取自由。
當蘇聯方面在偵察到日軍在中蘇邊境集結情況之后,立即通過共產國際要求“八路軍迅速集結,對向中蘇邊境集結的日軍采取牽制行動”。
1941年7月,斯大林第一次致電毛澤東,要求中共方面不要讓進攻蘇聯的日軍麇集在北平、張家口和包頭方面,要求中共方面“采取行動,破壞上述地區的鐵路交通”;在這封電報中,斯大林還以商量的語氣詢問毛澤東“能不能抽調若干旅或團擺在長城附近,以牽制日軍”。
對于斯大林的請求,毛澤東給予了積極的回應,7月2日,他電示華北前線的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說“日蘇戰爭極有可能爆發”,如果日本進攻蘇聯,“敵為肅清后方計,將在華北加強鎮壓”,面對如此復雜局勢,“我軍須準備配合蘇軍作戰,目前做此準備,以待時機成熟,即可行動”。但是,毛澤東同時提醒彭德懷:“此種配合,是戰略的配合,是長期的配合,不是戰役的配合與一時的配合,請在此基點上考慮一切問題!”
7月7日,中共中央在紀念抗戰四周年的宣言中再次指出蘇聯的衛國戰爭和中國的抗日戰爭是“站在同一戰線上,成敗與共,休戚相關”的,但是針對“只有保證蘇聯的勝利,各國人民才有可能爭取自由”的說法,毛澤東在文中委婉地表達了不同的意見,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援助蘇聯的具體辦法就是: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作,驅逐法西斯日本強盜出中國。
7月15日毛澤東在致遠在重慶的周恩來的電報中指出:“蘇德戰爭起,我們即刻加緊偵察和準備破壞交通,借以牽制敵人,我們決心在現在條件下最大可能幫助蘇聯紅軍的勝利。”但是毛澤東也清楚地看到敵我力量的懸殊差距,強調“假若日本進攻蘇聯時,我們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如不顧一切犧牲來動作,有使我們被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據地的可能,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毛澤東在電文中還讓周恩來把他的意見告訴蘇聯駐華使館武官崔可夫將軍,并請崔可夫轉告斯大林。
7月18日,毛澤東在回復華中新四軍軍部劉少奇、陳毅的請示電中,同樣指出:“八路軍、新四軍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與我蘇均不利。”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很明顯,我黨我軍對蘇聯的軍事援助是間接的,是長期的,是通過鞏固我各地敵后抗日根據地,廣泛發動和開展游擊戰爭,牽制日軍的軍事力量,從戰略上來配合蘇聯紅軍,這一方針用毛澤東本人的話說就是“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斗爭方針,而不采取孤注一擲的方針”。
二
1941年8月至9月間,經過列寧格勒保衛戰、基輔保衛戰和敖德薩保衛戰之后,蘇聯紅軍消滅了德軍大量的有生力量。惱羞成怒的希特勒只得把全線進攻改為重點進攻,在他看來,只要占領蘇聯首都莫斯科,就可以瓦解蘇聯軍民的斗志,取得對蘇戰爭的完全勝利。10月2日,德國軍隊出動35個師的兵力向莫斯科發動第一次大規模進攻。
就在斯大林指揮蘇聯軍民進行莫斯科保衛戰的關鍵時刻,蘇聯方面得到了一份絕密情報:如果德軍攻下莫斯科,日本就要進攻蘇聯遠東。完全可以想象,這份情報對最高統帥斯大林的觸動有多大;自蘇德戰爭爆發以來,斯大林最擔心的就是蘇聯在東西兩線腹背受敵,此時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戰場上正節節推進,所以斯大林對于日本方面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極其敏感。
1941年11月12日,斯大林第二次致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提出了在日本進攻蘇聯遠東地區的情況之下中共采取軍事行動的問題,斯大林希望中共方面派出一部分力量向長城內外方向發展。
除此之外,斯大林還通過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毛澤東施加壓力,不斷要求毛澤東派遣部隊盡一切努力向日寇發動進攻,以配合蘇聯紅軍。1942年2月27日,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書記處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指望蘇聯勝利,卻又不積極開展軍事行動”。
面對批評和壓力,毛澤東的態度是堅定的,1942年我軍的中心任務仍然是積蓄力量,恢復元氣,鞏固內部;而不是直接出兵援助蘇聯。
1942年5月,德國法西斯在蘇德戰場上發動夏季攻勢,對戰場南翼的蘇聯紅軍發動重點進攻,不僅突破了蘇軍在刻赤半島的防線,而且擊退了蘇軍在哈爾科夫的進攻。恰在此時,蘇聯方面再次得到日軍向中蘇邊境秘密集結的情報,這使得斯大林更加緊張起來。為此他授意蘇聯國防部起草電文,第三次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要求“八路軍在日蘇戰爭發生時,派一部分正規軍開赴南滿,策應蘇軍,以牽制日軍”。
隨后,斯大林和蘇聯方面又派弗拉季米洛夫以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聯絡員和塔斯社隨軍記者的雙重身份,立即飛往延安,督促中共中央派八路軍開赴南滿地區,配合蘇軍的行動。除此之外,蘇聯派駐延安的聯絡小組頻繁地就八路軍軍事行動的問題同中共中央進行磋商,并且派人前往晉察冀根據地實地考察八路軍活動的情況。
在此后的兩個多月里,斯大林和蘇聯方面一再要求中國共產黨方面立即在軍事上采取行動,襲擊日軍,破壞交通線路,并且同國民黨蔣介石當局搞好關系。蘇聯的這一系列要求,最終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日本進攻蘇聯的時候,中共能出兵援助,配合蘇聯紅軍作戰。
面對斯大林和蘇聯方面的要求甚至是干預,毛澤東明確表示:一旦蘇日開戰,我們自然要配合蘇軍作戰,但這種配合必須是有計劃、有步驟的,而不是孤注一擲的。在目前形勢下,我們極端困難,八路軍的任務只能是積蓄力量,鞏固內部,休養兵力,恢復元氣。這時要求八路軍打大規模的運動戰阻止敵人和牽制敵人是不切實際的。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友均不利。
對斯大林的這兩封電報,毛澤東之所以不做肯定的答復,是因為當時中國的抗日戰爭正面臨著巨大的困難,根本沒有能力出兵援助蘇聯。自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以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勢力已經發動了兩次反g高潮,與此同時,日本法西斯一方面扶植汪偽政權,一方面改變對蔣介石的強硬政策,騰出手來把主要兵力用于對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蘇德戰爭爆發后,國內的反g頑固勢力更是肆無忌憚、變本加厲,國民黨頑固派不僅派重兵圍困我陜甘寧邊區,而且停發八路軍的軍餉、彈藥和被服等重要物資。
不僅如此,一些國民黨部隊紛紛響應蔣介石“曲線救國”的號令,甘心投靠日寇,淪為漢j、偽軍,同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一起進攻我八路軍、新四軍。在靠近蘇聯的華北地區,1941年7月岡村寧次接替多田俊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上任后他一方面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另一方面派軍隊對我抗日根據地反復“掃蕩”,進行“鐵壁合圍”,實施“三光政策”。在靠近蘇聯的長城內外,日寇制造了東西長700里,南北寬80里的無人區,使我八路軍各部隊活動十分困難。
以上因素,再加上頻繁的自然災害,從1941年至194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出現了嚴重的困難局面,根據地面積大幅縮小,人口由1億減少至5000萬以下,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減少到約40萬。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我軍抽調部隊離開根據地北上援助蘇聯,長途奔襲,兵力少,武器裝備落后,缺乏有效的供給和支援,其結果除了慘敗,很難想象還會有什么更好的結局,這不僅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利,就是對蘇聯本身而言也是不利的。
三
兵敗莫斯科城下的德國法西斯并不甘心失敗,1942年7月,希特勒再次糾集150萬兵力直逼蘇聯南部重鎮斯大林格勒,企圖切斷蘇聯南北水陸交通要道,截斷蘇聯紅軍的補給線,進而包抄莫斯科。德軍憑借數百輛坦克的沖鋒,上千架飛機的狂轟濫炸,于9月13日突破蘇軍的防線,攻入斯大林格勒市區,蘇聯形勢十分嚴峻。此時,日本法西斯雖然忙于太平洋戰爭,但是關于日本在遠東配合德國進攻蘇聯的種種傳聞仍然不斷傳到斯大林耳里。
當時正忙于指揮斯大林格勒會戰的斯大林,無法準確判斷這些消息的真實性。遠東地區的日軍一直是斯大林的一塊心病,為了以防萬一,在積極組織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同時,斯大林第四次致電毛澤東,請求出兵。
斯大林在電報中要求毛澤東抽調八路軍一兩個師的兵力到內蒙古和外蒙古交界地區,接受蘇聯方面提供的新式武器裝備。
長期以來,斯大林把援助中國抗戰的裝備都提供給了國民黨蔣介石當局。對于這次主動提供大量武器裝備,毛澤東回復斯大林說:武器,我們自然很需要,但調一兩個師的兵力通過蒙古草原到邊境去接受武器卻是不可想象的。敵人有空軍,在我們的部隊未到達目的地之前,就會被敵機消滅掉。這個方案難以實現。
過了一段時間,斯大林第五次致電毛澤東,詢問“中共方面是否可以派出較小型的游擊隊到滿蒙交界的地區輪番接受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強抗敵力量”。
最終,毛澤東仍然否定了斯大林的這一方案。
從1942年11月開始,蘇聯紅軍開始對入侵斯大林格勒的德軍發起反攻,至1943年初已經完成了對德軍33萬人的包圍,決戰即將開始。為了在這個關鍵時刻穩住東線的日本軍隊,斯大林第六次致電毛澤東,建議毛澤東調若干師團部署在長城內外一線,雖不是為了進行大的戰役,但也能牽制日軍的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顧之憂。
毛澤東看完電報后猜測到了斯大林的意圖,經過研究之后,毛澤東從國際主義精神出發,把羅瑞卿、楊成武以及呂正操等部部署在長城內外一線,準備伺機向東北地區滲透。毛澤東的這一戰略部署,既避免了打草驚蛇,提前暴露自己的戰略意圖,又占據了長城沿線的重要戰略位置。這樣八路軍就處于“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進可以幫助蘇聯紅軍牽制華北等地的日寇,退可以依托長城沿線的晉察冀、晉綏等抗日根據地,避免我軍在戰斗中受到不必要的損失,一舉兩得。后來形勢的發展也充分證明了毛澤東這一決策的正確性、前瞻性,它為抗戰勝利后我軍迅速出兵東北做好了準備。
1943年2月2日,蘇聯紅軍全部殲滅斯大林格勒被圍德軍,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在延安的毛澤東精辟地預見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此后蘇聯紅軍從戰略防御轉向戰略進攻,一路勢如破竹,而庫爾斯克戰役之后,蘇聯更是把希特勒推上了絕境。在遠東太平洋戰場,日軍節節敗退,根本無暇進攻蘇聯,斯大林的擔憂已經不成其為憂了!
在出兵援助蘇聯的問題上,毛澤東既不是國民黨頑固派所說的“不要祖國的‘國際主義者’和犧牲民族利益的‘冒險主義者’”,更不是弗拉季米洛夫所說的只顧本民族利益,“最不關心世界革命運動的前途的‘狹隘民族主義者’”,而是“堅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統一的民族英雄”。
面對壓力和困難,毛澤東始終堅持從中國抗日戰爭的實際出發,從中國革命的長遠利益出發,堅持獨立自主,不為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所左右,歷史的發展證明了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方法是正確的!
原載《世紀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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