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挖掉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必須對中國社會進行徹底革命,沒有土地革命的徹底,中國今天的社會形態不可能出現,否則還會是舊王朝的延續,沒有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制造劣根性的儒法思想不會根除,已經失去了舊物質存在的儒法舊思想伴但又隨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部分變種地相互勾搭在一起復活起來了,國民劣根性又不得不重啟批判了。

國民劣根性的文化現象,如果上溯起來,算是悠久得很久遠了。直接說吧,國民劣根性還是有文化基因的,魯迅等五四先賢們批判劣根性的靶子確實存在,根子就在中國獨特的儒家和法家的融合。
春秋時期出現諸子百家之前,夏商兩代無確切史料可考,是周代確立了一整套規范社會的禮制,盡管在這套禮制里也有越禮行為,比如爭王奪位,但破壞禮制還沒有另外一種思想上的支撐,所以破壞禮制就為社會所不容。東遷之后,王權衰落,衰落之中諸子思想興起,破壞禮制的行為也有了理論上的支持,首先是來自兵家的,所以宋襄公泓水之戰的“仁義”就被已經信仰了“兵者詭道也”的人嘲笑了。春秋諸侯間的征伐,“詭道”極大地摧毀了“周禮”,孔子只得哀嘆生不逢時,禮崩樂壞了。
兵家制造的“禮崩樂壞”中,又有了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名家,法家。諸家之論都為著一個目的,從亂世中讓君王怎樣走向治國之道。儒家說要復禮,但覆水難收,孔子周游列國,淪落到討飯的地步。道家說要無為,但難敵權欲,墨家說要兼愛非攻,但愿當苦行僧的太少,名家,正虛名僅是空泛之言,最后只有秦國對法家推崇,法家一躍而成為秦國的立國理論。
秦始皇掃清六合,廢除分封建立了郡縣制的中央集權制,立國思想還是法家,法家人物李斯為相,秦始皇帶頭從皇家廢除分封,兄弟子侄一個都沒有封,如得封賞須先取得戰功,這是秦始皇當時的又一偉大之處。法家講平等思想,從徙木立信開始,誰有本事誰出頭,誰功勞大誰封賞高,靠這套思想,在對外戰爭中刺激了秦軍的戰斗力,讓一大批能戰善戰的人有了建功的機會,也吸引了六國能人流向秦國,不論身份地位背景的法家,終于成就了秦國的霸業,關東六國一說到秦國便是虎狼之國,秦軍是虎狼之師。但法家的寡恩苛法,使一個強大的秦朝十五年就倒塌了,廢止了苛嚴寡恩后起的漢朝卻延續了四百年基業。秦漢相比,在治國思想上是截然有異的,到漢武帝時期,被劉邦鄙視的儒家成了獨尊,以仁孝為核心的儒家成了朝廷教化臣民的工具,然秦始皇帝業霸道的思想,卻也是漢朝皇帝們都不舍丟棄的重寶,有它在手,就能讓臣子貢獻才能,有它在手,也給黔首們冒頭的希望,有它在手,大一統的江山就能維護,說到目的,就是帝家江山、帝王霸業、帝皇之至尊就能鞏固。
兩千年封建社會的治國思想和手腕,漢宣帝道出了訣竅:“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霸道者法家,王道者儒家。不論儒家還是法家,尊的都是王,護的是王的最高權勢。儒家要維護以王為最高等級而其下各等級要各守其命的等級制,倡導王要多行“仁愛”來維護它,下層的人不能打亂它,被治下的臣民再用給灌輸的“仁愛”向他人去行什么“仁”和“愛”,有對父母兄弟的孝悌之愛,而對其他人只能是“泛仁泛愛”了,雖然“泛愛”很難做到,很多時候是空談,但這種空談卻也形成了一種人人對等的社會思想,使得等級也并不永固不變,比如魏晉南北朝講門閥但也講舉孝廉,在這一點上是與法家的目標相合。所以法家呢,法家是“英雄不問出處”,它直接破壞儒家的安分于等級的思想,但“英雄不問出處”的前提必須是忠君盡事,必須維護君主權勢,它并不是現代意義上講的人人平等。現代的法,起源于德國法國等西方國家,他們的定法的出發點是為民權,如法國民法典,而中國自古以來的法,出發點都是為王權而不是為民權,法家一切法,無一不是君王對臣民的約束,防止犯上作亂,法家教給君王該如何居于一尊,該如何獨掌一切權力,如何用權術駕馭臣僚,如何用律法維護一種“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看似人人平等的假象,寧可喊“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不要“刑不上大夫”,但主要還是鼓勵人們可以不擇手段地去為君王賣命獻身。在最終忠君的目標上,儒法是高度一致的,盡管手段上一個講柔一個講剛,表面上有分歧,但本質上卻暗合,所以從漢開始,儒法實現了合流,兩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歷代統治者都善于實行內法外儒(儒表法里以體現王權的內嚴外柔,這種陰陽手段完全比不了道家的“內圣外王”的高尚)的統治策略,用儒教化萬民順從,用法駕馭臣民賣命,法家建功不擇手段的丑陋,完全用儒家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仁愛來美飾了,固是兼而用之。
口頭上講儒家,作法上行法家的兼道之策,長而久之,就對國民性有了塑造,在歷史長期的塑造中形成的中國文化里最大缺陷是“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人們之間散布的仁愛是假,拿到手的實在權益是真,只知有君不知有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中國“一盤散沙”的社會心態即源于此,表現在熟識的圈子里,講仁愛孝悌有小效,人見人熱絡得很,而超出圈子,陌生人間就只剩下功利了,所以中國人,人見人是不見笑的,背后藏刀也說不定,看,歷史上我們產生的刑罰也最殘酷,極端酷刑幾乎都在中國,戰場上的殺伐更加慘烈驚心,算計構陷都是平常。沁洇久之,就形成了社會人心的冷漠,意狠心毒,手段殘忍,養成了自己人對自己人狠的習性,漢奸也就因應而生了。漢奸現象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相比其他較多的一個問題,為私利,只要忠君能換來好處,也是不惜換君去忠的。李斯有一篇《諫逐客書》,從這個角度上秦國重用的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孫支、商鞅、張儀、范雎幾個人,也可以說是六國的漢奸并不為過,而同時代的屈原,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所以我們紀念屈原,而不是那些人。
漢奸一直我們這個民族最大的心腹內患,從明末到近現代以來給我們民族制造的災難太多太多,差點亡國滅種。幸賴出了個毛澤東,挽救了我們民族和國家,重塑了民族精神,使國家整體上從黑暗轉向了光明。但漢奸思想并未絕跡,改造包括漢奸思想在內的國民劣根性的任務一個都沒有完成,劣根思想還頑固地存在于人們心中。
要挖掉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必須對中國社會進行徹底革命,沒有土地革命的徹底,中國今天的社會形態不可能出現,否則還會是舊王朝的延續,沒有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制造劣根性的儒法思想不會根除,已經失去了舊物質存在的儒法舊思想伴但又隨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部分變種地相互勾搭在一起復活起來了,國民劣根性又不得不重啟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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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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