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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任何其他人挽救了毛澤東，而是歷史選擇了毛澤東！

點擊：  作者：佚名    來源：奔流小組  發布時間:2020-04-06 10:53:54

 

      一、毛澤東與中央蘇區的建立

 

本來毛澤東跟隨黨中央長征還是留在蘇區不是問題。走就走，留就留。

 

紅軍長征,毛澤東是隨黨中央走，還是留在中央蘇區，一直是大家關注的問題。走還是留，有各種版本的回憶錄和影視作品。

 

時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回憶錄如是說：最初他們(指博古、李德等人——作者注)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毛澤東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調查研究。后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

 

 

有人說，走的前一天晚上，周恩來和毛澤東長談一夜，毛澤東終于同意跟隨中央長征，為中國共產黨立一大功，如果毛澤東留下，則生命安全難以保證。

 

正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在微信上又看見這樣說法的文章：“沒有周恩來，也許就沒有后來的毛澤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蘇區準備轉移……轉移之際，毛澤東寫信給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當時的書記不到30歲的博古看了信后不知如何處理，找周恩來拿主意。周恩來連夜馳馬飛奔尋到毛澤東，關起門來徹夜長談……兩人見有人來又閉口不談，直到警衛員出去關上門才又繼續……

 

周恩來究竟如何將毛澤東說動呢?自此成了千古之謎。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回瑞金，博古忙問怎么樣?周恩來只留一句七個字：‘他同意跟著走了!’…… 就是這一夜的談話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毛澤東若不走恐怕就會和留下的一大批黨的領導人瞿秋白等一樣犧牲了。周恩來以這樣的非凡組織凝聚力，為共產黨注入蓬勃的生命力，保留了黨的力量。”

 

這種杜撰，的確是具有豐富想象力的描述。既然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么，為什么要猜測是周恩來說服了毛澤東跟著走，而不是毛澤東提出了如何走和如何留的問題呢?為什么不是假定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周恩來，而是假定沒有周恩來就沒有毛澤東呢?為什么要假定“恐怕毛澤東和瞿秋白等一樣犧牲了”， 而不是假定毛澤東不隨中央走，黨中央就全軍覆沒了呢?真是奇奇怪怪的邏輯。

 

不用假定，事實是在萬里長征中，毛澤東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是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公認的，不容置疑。

 

主席心情沉重——革命遇到了困難，中央蘇區的前途，人民的安危，受到嚴重威脅，心情沉重是自然的。

 

自上井岡山到1934年10月長征前，不對! 是直到1976年9月9日閉上眼睛之前，毛澤東，沒有一天不是在“斗爭”中前進。他總是在困境中，取得一個一個新的勝利!正如毛澤東經常告訴我們的：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光明。

 

走與留，對毛澤東而言，都是勝利。伍修權說“結果很難預料”，只是指中央紅軍的結果很難預料。

 

 

二、長征前的毛澤東

 

比討論毛澤東的走與留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紅軍是不是一定無法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紅軍是不是一定要脫離蘇區長途轉移?

 

對此，《毛澤東傳》說“前線的戰局越來越不利，東線和北線都被突破，西線也更加困難。打破敵軍圍剿，已不可能，只剩長征這一條路了”。

 

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左’傾路線在退出江西和長征的軍事行動中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也正是由于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

 

“長征在開始的時候是逃跑的軍事行動”，已經取得全黨共識。今天又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有必要認真討論。

 

要回答這個問題，回顧一下毛澤東在長征前的1934年都做了什么，會給人許多新的認識。

 

 

提到毛澤東在1934年，大家的印象都是，他一年都在“挨整”，受排擠，日子不好過，只好埋頭讀書。而事實上，受排擠不假，但卻并未“賦閑”。

 

從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后，從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的黨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先后召開贛南會議、寧都會議和批判所謂“羅明路線”鄧、毛(澤潭)、謝(惟俊)、古(柏)，即“江西羅明路線”和“軍內羅明路線”，逐步排斥、“全面否定了”毛澤東的路線，直到1934年3月完全停止了毛澤東的具體的領導職務。在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李德等人不僅決定停止毛澤東的一切實際工作，而且在這之后更是大張旗鼓地批判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抵制毛澤東的正確路線。

 

 

在這種情況下，位卑未敢忘憂國，毛澤東仍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中央蘇區和人民的安危。在紅軍面臨危險、困難時，他一方面毅然決然地、理所當然地、自覺地、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另一方面仍然擔負起應盡和可能盡的責任。

 

1月22日，他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講話，強調指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人民群眾，并告誡各級領導，必須切實地關心人民的切身利益，才能鑄成銅墻鐵壁。這正是第五次反“圍剿”最困難的時候，毛澤東的講話正是給全體蘇區人民戰勝敵人的信心和戰勝敵人的法寶。

 

毛澤東廣泛深入地閱讀研究能搜集到的哲學社會科學的書籍，尤其是在沒有緊急繁忙地具體工作時，更加奮力地進行理論研究。但同時，毛澤東一刻也沒有停止對現實革命斗爭情況的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1933年11月下旬，在兩次調查的基礎上，毛澤東第三次到才溪鄉進行調查。毛澤東《才溪鄉調查》這篇著名的著作，就是這次調查之后，最后完成，并在1934年1月召開的蘇維埃二次代表大會上，印成小冊子，發給大會代表，切實具體地指導各級領導怎樣了解關心群眾，具體的教導如何鑄成“銅墻鐵壁”。不過當時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們完全聽不懂，也聽不進去。

 

毛澤東說，沒有調查研究，就停止他的發言權。我想這是更加激怒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領導的重要原因。

 

不斷地深入調查研究、讀書、思考、總結經驗，到紅軍長征之前，后來在《矛盾論》、《實踐論》等著作中表述的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已經形成。這一哲學思想是毛澤東解決一切問題的理論基礎，是戰勝敵人的重器。

 

第五次反“圍剿”，博古、李德等人們以10萬工農子弟組成的中央紅軍的身軀構成血肉的防線，抵御50萬在大炮洋槍武裝下的敵軍，顯而易見是以卵擊石，那些吃過莫斯科洋面包的領導者，即便沒有軍事常識，也應該知道庫圖佐夫是如何戰勝拿破侖的。

 

毛澤東沒有黨中央賦予的“權”與“責”，但他是共產黨員，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說：“好在腦袋還在”。毛澤東在緊張的理論探索的同時，密切地注視著并認真研究著國內外局勢;基于對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形勢做出的準確判斷，4月下旬，他提出去南線調查研究，得到周恩來的同意。

 

毛澤東剛到達南線粵贛省委駐地——會昌縣文武壩，南線南大門會昌縣筠門嶺4月21日失守，緊接著4月28日北線大門廣昌失守。中央蘇區的北線已經被完全突破。蘇區局勢全面危機。

 

毛澤東立即指導扭轉南線的危機。他先打電話給堅持筠門的紅22師政委方強說：紅22師是一支新部隊，堅守這么長時間，消滅了那么多敵人，敵人才前進了那么一點點，這就是勝利!現在把部隊撤下來休整補充，總結經驗教訓，以利再戰。

 

接著，毛澤東就到會昌站塘的李官山視察紅22師，進行了十多天的調査，還用三個晚上時間同師領導干部一起總結戰斗的經驗教訓。經過在前線和站塘等地的調查，回到粵贛省委駐地文武壩后，他向省委書記劉曉和省蘇維埃主席何長工指出：我們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利用敵人內部的爭斗，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敵人于國門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游擊隊，加強統一戰線工作。一面開展游擊戰爭，一面可派化裝的小分隊，潛入陳濟棠管區，宣傳抗日救國、槍口一致對外的道理，促使粵軍反蔣抗日。根據前線實際情況，可以把筠門嶺一帶的部隊抽下來，進行整訓，緩和前線的局勢，并可積蓄我軍力，以備不虞。毛澤東和粵贛省的劉曉、何長工等同志一起，制定了南線的作戰計劃和工作部署，把戰場布置在筠門嶺和會昌中間。從此敵人龜縮在筠門嶺，沒有前進一步。

 

6月22日，中革軍委擬調紅七軍團加強南部。毛澤東與省委研究后答復:南線戰局不會突變，建議紅七軍團可不南調，軍團長尋淮洲以在瑞金待機為宜。

 

在毛澤東的具體指導下，中央蘇區南線相對穩定。毛澤東在登會昌城外的嵐山嶺時，遠望南方，寫下了《清平樂·會昌》：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

 

今天，我們讀這首詩時，會感受到毛澤東對保衛蘇區，滿懷信心。在很多人一籌莫展的時候，毛澤東卻指出“風景這邊獨好”。

 

要特別注意到——正是在毛澤東竭盡全力完成這些工作的同時，博古、李德等人則于4月底，向共產國際提出從中央蘇區轉移的請求，并于最后得到同意。他們這時已經對取得第五次反“圍剿”勝利，完全失去信心。

 

 

6月底，中央通知毛澤東回瑞金。毛澤東在南線短短兩個月中，穩定了南部戰局，發動了群眾，發展了經濟，對粵軍上下做了細密地切實的“抗日救國”基礎上的統戰工作。

 

毛澤東提出消除赤白對立，恢復鎢砂的生產與輸出，保護商人的正當利益，組織余糧大半出口，向白區購買布匹、食鹽。繁榮蘇區經濟，緩解了蘇區布匹尤其是鹽的極度貶缺。只有具體關心人民，人民才能跟你走。

 

毛澤東還進一步提出整頓地方武裝組織，清洗混入隊伍的不純分子，準備游擊戰爭，發動群眾準備保衛勝利果實。毛澤東指示說：我們不能按本本主義先生們坐在城市樓房里設計出來的那套洋辦法辦什么以碉堡對碉堡，集中對集中，這叫以卵擊石。為了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消滅敵人，要從實際出發，不能硬拼消耗。農村是海洋，我們紅軍好比魚，廣大農村是我們休養生息的地方。要愛護民力，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兵民一心是我們勝利的本錢。

 

這些具體指示，鑄成了南部的“銅墻鐵壁”，是南部穩定的重要原因。

 

許多人都知道長征開始前，周恩來派潘漢年與何長工與軍閥陳濟棠談判，陳濟棠給紅軍長征讓路的故事，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毛澤東對這一事件艱苦細致的鋪墊。

 

4月，毛澤東到達粵贛省委的第一天，就向劉曉、何長工指出：我們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訓，善于利用粵軍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粉碎敵人的“圍剿”，壯大自己的力量;同時，也要提高警惕，軍閥畢竟是軍閥，要“聽其言，觀其行”。他說：總的要擺正“打”與“和”的關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來的。他指示要潛入陳濟棠管區，宣傳抗日救國、槍口一致對外的道理，促使粵軍反蔣抗日。

 

這樣艱苦細致的工作既是10月與陳濟棠談判成功的基礎，是南線穩定的原因，更是進一步鞏固南線的策略。由此可以得出毛澤東統一戰線的一系列的理論、方法，這時已經形成了。

 

毛澤東回到瑞金，參加由博古主持討論紅軍在作戰不利形勢下的對策。會上并未透露中央蘇區轉移的決定。毛澤東發言時提出：在內線作戰陷于不利的狀況下，中央紅軍應該轉移到外線作戰，已不宜向東北，可以往西。

 

毛澤東提出的外線作戰，是以蘇區為依托的，與后來的博古、李德等人完全放棄中央蘇區的逃跑，有天壤之別，完全不是一回事。毛澤東在南部戰線成功的實踐，對打破“圍剿”是充滿信心的。可惜會議沒有接受毛澤東的這個主張。

 

7月中旬，中革軍委布置毛澤東寫一本關于游擊戰爭的小冊子。毛澤東經一個月，寫成約3萬字的《游擊戰爭》一書。油印3千冊，發到各縣區。

 

 

這時，前線的戰局越來越不利，東線和北線都被突破，西線也更加危險。毛澤東向中央書記處提出要求，到贛南省去視察，得到同意。

 

毛澤東剛到于都即接周恩來急電，要求毛澤東著重了解于都方面的敵情和地形。《毛澤東傳》肯定地說：毛澤東此時并不知道中央紅軍將要長征及他本人何去何從。

 

是對形勢的準確判斷，使毛澤東及時地做出到贛南視察的請求。

 

10月初，毛澤東接到中央“有特別任務”的秘密通知，(毛澤東年譜說接到轉移的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先到中革軍委向周恩來等報告了于都的敵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況;然后，在云石山古廟里，召開一個中央政府各部負責人會議(又稱青山會議)。

 

出席這次會議的吳黎平回憶說：“毛澤東同志給大家宣布和說明了這一撤離蘇區的決定，強調了兩點：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強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夠更好地繼續革命斗爭，更好地聯系群眾”。

 

那就是說，毛澤東從于都回來后，已得到通知，紅軍要長征，他也是要走的。

 

那么，周恩來和毛澤東夜談“走留問題”是什么時候呢?

 

毛澤東“10月15日在于都縣城謝家祠堂，參加由中共贛南省委召集的省、縣、區級主要干部會議，他在會上說：敵人這次進攻蘇區，采用的是堡壘政策，一直打到我們中央蘇區門口，企圖斷水捉魚，全部消滅紅軍，我們紅軍主力部隊要沖破敵人的封鎖線，到敵人后方去，打擊和消滅敵人，并且對將要留在中央蘇區的地方干部說：你們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蘇區，團結人民，開展游擊戰爭，你們不要怕，不要認為紅軍主力部隊走了，革命就失敗了，不能只看到暫時的困難，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紅軍一定會回來的!”

 

從上述兩次講話及穩定南線的實踐、在6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建議，就可以清晰地、毫無疑義地知道，毛澤東對戰勝敵人的“圍剿”，做了充分的準備，有充分的信心，有具體的辦法。

 

遵義會議決議指出的博古、李德等人丟棄中央蘇區是“錯誤的逃跑地軍事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丟棄中央蘇區，是不折不扣的對蘇區人民、對10萬工農紅軍不負責任的逃跑!

 

毛澤東總是強調領導的預見性。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結論中說：“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盲目性是沒有預見的……而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因此，可以說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毛澤東的詩“東方欲曉，莫道軍行早”正是指的這種預見性。而博古、李德等人正是因為沒有預見性，也不會預見而失敗的。

 

 

毛澤東的預見性，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對情況的深入調查研究，來源于正確的方法論與認識論。

 

“十幾年的革命實踐”加上“冷凍”時期的發奮讀書、思索、總結經驗。毛澤東思想已經形成。這就是他神來之筆的發源地。

 

毛澤東對紅軍外線出擊后，內線作戰及各項工作已經作了兩手準備。依靠根據地，主力紅軍作外線出擊與內線的游擊戰相結合，才是正確的選擇。他主張主力打到外線調動敵人，創造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機會，而內線靈活機動地分散、集中，堅持人民戰爭，保護人民生命財產。

 

中央蘇區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以及后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實踐，都證明這是戰勝敵人唯一正確的戰略方針。長征開始后，毛澤東也建議在湘南殺個回馬槍，調動和打擊敵人，改變被動局面，未被接受;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南線的勝利，是實實在在的，是經過實踐檢驗的。

 

說“只剩長征這一條路了”，有一個前提，就是毛澤東和毛澤東軍事思想在組織上與軍事上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是忘記毛澤東說的“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這一勝利的根本原則;是以項英他們按錯誤路線打光了留下的3萬紅軍、9路突圍的敗局作參照，卻不提三年游擊戰爭中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等勝利堅持的15塊游擊根據地的成功范例。也有人會提出北上抗日先遣隊和二六軍團的轉移陣地，也是失敗的。是的，但那是周恩來說的“北上是調動敵人，西去是探路”，這不是毛澤東說的外線出擊，是完全不同的戰略方針。對這些失敗，不加認真分析，誤導一些人錯誤的思維定式——得出第五次反“圍剿”不可能勝利的錯誤結論，對遵義會議的決議產生懷疑。

 

這就是本文必須提出澄清的問題。

 

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實際已經涉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組成部分——哲學思想，人民戰爭的軍事理論……用一篇短文，是不能表達完整的。遵義會議的決議，解決了博古、李德等人的軍事路線的錯誤，早已回答了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

 

如果這樣認識問題，毛澤東什么時候知道紅軍要長征，誰通知他長征，他自己準備怎樣……沒有什么謎，也沒有必要去猜測。

 

毛澤東預見到了即將和未來將要發生的事情。因此，是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不是任何其他人挽救了毛澤東。是毛澤東在黨和紅軍面臨生死存亡危機的關頭，改變了歷史的方向，領導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走向新的勝利。因此，毛澤東在中共歷史中的領導地位不是任何人賜予的，而是由于他的偉大思想和卓越的領導藝術歷史地必然會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