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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漢成：撥亂反正，香港必須大“變天”！——與時俱進地準確把握鄧小平講話精神

點擊：作者：徐漢成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19-12-14 09: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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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簡稱《講話》）中說：

“今天我想講講不變的問題，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國以后五十年政策不變。我還要說，五十年以后更沒有變的必要。”（鄧小平文選第3卷215頁）

鄧小平還補充道：

“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所以請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釋這個道理。”

1990年1月，鄧小平在會見香港首富李嘉誠時，當李嘉誠試探中國政府對香港政策的連續性時，鄧小平重申了這一立場：

“不會變，不可能變，不是說短期不變，是長期不變，這個道理我過去講過多少次，就是說五十年不變，五十之后更沒有變的道理”。

顯然，1990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基本法》總則第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以及各項政策不變，雖然是鄧小平的一錘定音，但是鄧小平還說過，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幾十年過去，香港的形勢如今瞬息萬變，各項政策如果還是不變，不僅是不足以應對新的形勢，更是不符合辯證法的。

一、當年為什么提香港政策“五十年不變”？

當年為什么提香港政策“五十年不變”？政治依據是什么？

鄧小平《講話》的解釋是：

“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的繁榮與穩定，五十年以后也繁榮與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

可見，鄧小平認為“五十年不變”是為了維護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就是說，他預測香港在剛回歸之時維持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才能繁榮與穩定，而為了維護香港五十年以后也繁榮與穩定，所以就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至于香港政策“五十年不變”與大陸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邏輯關系，鄧小平顯然更強調后者。

鄧小平雖然強調“不變”，但縱觀講話全文，“不變”之中亦有“變”，《講話》中說：

“最近香港總督衛奕信講過，要循序漸進，我看這個看法比較實際。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后可以實行普選。”

現在，《講話》已經過去了三十三年，依據《講話》，再過十七年，大陸就要“普選”，然而，鄧小平說要“普選”，是有條件的，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說：

“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它的優越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1頁）

鄧小平又說：

“一定要讓我們的人民，包括我們的孩子們知道，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我們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為了將來實現共產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2頁）

而《講話》中說：“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里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

有人會說這就帶來了一個悖論：既然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生產力？那么，為什么對香港另眼相待？難道要棄香港的民生與發展不顧嗎？當然不是！“一國兩制”是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初，維持香港穩定的過渡性政策，它是一個階段性的國策，隨著香港的發展，勢必會和大陸一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要向高級階段轉變，原始的資本主義也在向現代的資本主義轉變，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革命，資本主義必然要向社會主義轉變，然后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因此，既然大陸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目的是“為了將來實現共產主義。”所以，香港“五十年不變”的論斷需要根據形勢的發展而發展，正如鄧小平所說，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一樣。如果僵化的理解“五十年不變”就是永遠不要變，并長期作為治理香港一種政策導向，就是資本主義終極論，就會成為治理香港的僵化的教條主義，是不符合共產黨人的辯證法的，其后果一定是不利于香港的繁榮與穩定。

二、各種曲解的“不變”，養虎遺患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事物總是處于不斷的運動與變化之中，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變是相對的，運動與變化才是絕對的，所謂“通則不痛，痛則不通”，“通”，就是事物依據客觀規律的運動與變化，“不通”，就是事物處于應該變，而從主觀能動上卻阻止變，這就使得事物極可能逆向發展，任何事物的發生發展都離不開“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這一矛盾發展的普遍法則。

毛主席在《矛盾論》有一個極其生動而又生動的比喻。他說：

“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唯物辯證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成雞子，因為兩者的根據是不同的。”

英美等西方勢力唯恐中國不亂，絞盡腦汁、用盡手段，不遺余力推演中國的顏色革命是一以貫之的戰略方針。但是，如果沒有香港內部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發展，沒有香港內部階級矛盾的發展，沒有香港民眾及“廢青”們作為內因變化的根據，任何顏色革命的圖謀必將是蒼白的，因此，如果將“反修例”事件演變為暴恐與動亂，全部歸咎于英美西方勢力的操縱是不辯證的。

香港與祖國骨肉相連，如同一個被強盜擄掠的兒女，回歸之前，雖在英國治下，而廣大的港民仍然對祖國懷有濃厚的血肉之情，對大陸人民懷有手足之誼，正如聞一多先生“七子之歌”中的“母親呀，快讓我躲入你的懷抱！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回歸二十二年來，中央政府與內陸人民源源不斷的向香港輸送血液與營養，哺育著港人同胞，以事物發展的常規，港人理應與中央政府，與內陸人民的情誼越來越深厚，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越來越多的香港人不思感恩，較多的港民遠不如回歸前對于國家與大陸人民的情感，不是與同胞擁抱，而是與殖民者親吻，特別是大部分青少年已是數祖忘典，認賊作父，反認他鄉為故鄉，自甘墮落為反華與殖民勢力的走狗，心甘情愿的充當反華勢力的急先鋒。

從2014年的“占中”事件到今年六月以“反修例”為名，行“港獨”之實的暴恐動亂。“港毒”分子們賤踏國旗，戕害警民，蹂躪校園，摧殘法治與文明。樁樁件件，令世界震驚，令國人發指。“七子之歌”的悲壯呼聲已被“港毒”的嚎叫聲湮滅。全世界已經看到，眾多的香港人與中央政府漸行漸遠，與內陸人民離心離德，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也是事物發展的一大悖論。

毛主席在《矛盾論》中說：

“在復雜的事物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香港亂局歸根結蒂的主要矛盾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階級矛盾發展結果。

《基本法》第七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于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

由于回歸后的香港行政區政府缺少實體經濟，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回歸后，中央政府理應支持行政區政府將土地使用權抓在政府手中，造福于香港人民，但由于對資本家的放任與縱容，不僅沒有抓緊與用好土地資本，反而讓土地被不法資本家控制與壟斷，而日益做大做強的資本家不僅不思回報祖國與香港人民。而是與殖民勢力內外勾結，狼狽為奸，將激化的階級矛盾轉嫁在“回歸”與中央人民政府頭上。

二、僵化的理解“不變”，各項政策“不變”的結果。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國主義的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于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

毛主席將新舊文化的斗爭視為“生死斗爭”。遺憾的是，《講話》與《基本法》都忽略了對殖民文化的警覺，喪失了去殖民文化的舉措。

《基本法》第九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從政治倫理上來說，與大陸的民族自治區處于同等的政治地位，同屬于中央人民政府領導，區別在于香港具有法定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因此，香港理應以漢語言、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根本無須英文作為正式語文。

《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

“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并享有學術自由，可繼續從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招聘教職員和選用教材。宗教組織所辦的學校可繼續提供宗教教育，包括開設宗教課程。”

這就意味著香港既可以從國外招聘教員，又可以選用西方教材。從而喪失了行政區對于文化教育的主導力。

《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干預宗教組織的內部事務，不限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沒有抵觸的宗教活動。
宗教組織依法享有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繼承以及接受資助的權利。財產方面的原有權益仍予保持和保護。宗教組織可按原有辦法繼續興辦宗教院校、其他學校、醫院和福利機構以及提供其他社會服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宗教組織和教徒可與其他地方的宗教組織和教徒保持和發展關系。”

這就意味著香港的宗教組織可以與西方的宗教組織保持和發展關系。并利用宗教組織壯大與發展“港獨”勢力。

《基本法》第九十三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在香港任職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均可留用，其年資予以保留，薪金、津貼、福利待遇和服務條件不低于原來的標準。”

既然《基本法》規定了香港回歸后仍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保留適用于資本主義的部分法規，也在情理之中，但一個主權國家的行政區，留用與聘用洋人法官與顧問，司法權仍然掌控在殖民國法官的手中，這是在世界上是極其罕見的，也是不符合政治倫理的。就如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共產國際委派德國人李德做共產黨的軍事顧問一樣的荒唐。

因此，香港雖然名分上回歸了祖國，但在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司法界、宗教界與大陸則是冰火兩重天，殖民文化暢行無阻。文化教育蛻變為奴化教育，其惡性的結果使受奴化的青年人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喪失了對于黑白是非的判斷力，喪失了對于宏觀社會發展趨向的認知力。不僅使得青少年毫無歸屬感，而是數祖忘典，認賊作父，自甘墮落，反認狼鄉為故鄉。

據此，今日之香港亂局，一方面是英國人在香港回歸前“埋雷”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基本法》不能嚴格準確貫徹中央精神，對西方勢力放任自流，為他們插手香港動亂預留了“炸雷”的空間。

三、香港必須“大變天”

香港亂局，令世界震驚，民族泣血，國人悲憤，為國家之殤，民族之殤，于天理，國法與情理所不容。歷史發展的現實與“五十年不變”的初衷背道而馳，不變的資本主義制度并沒有給香港帶來繁榮與穩定。“五十之后更沒有變的道理”是否能夠為香港帶來長期的繁榮與穩定，已經在全國人民的心中劃上了一個沉重的問號。

所謂“港人治港”的政府成了一個軀殼，如同行尸走肉，實際上成為了“資本治港”與“洋人治港”這無疑是香港回歸祖國后一大政治敗筆。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所幸的是：鄧小平雖然承諾了“五十年不變”以及“五十年之后更沒有變的道理”，他同樣也意識到“不變”并不具有保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的定力，因此，他在《講話》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