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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帝反封建是中國近代史的主線

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出這樣一種新的認識，即“近代史不僅僅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的歷史，還應當包括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改良運動的歷史”，也就是“兩條線索”的中國近代史。這個觀點是需要予以詳細辨析的。

首先必須肯定，中國近代史是一個巨大寶藏。個人的本事再大，也不可能一氣吞下這么多東西。研究中國近代史，只能一條線索一條線索、一個專題一個專題地研究。這好比穿糖葫蘆，這樣一穿成了一串，那樣一穿又成了一串。穿的串串越多，我們就越接近歷史的全貌。所以說，研究中國近代史不是一條線索，也不是兩條線索，而是N條線索。

不過，這里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各條線索對歷史進程的作用或影響是不一樣的。這里有主次之分、本質方面與非本質方面之分，甚至還有一級本質與二級本質之分。顯而易見的是，反帝反封建，也就是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這一條線索，才是中國近代史的本質方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產生根本性影響的方面。沒有反帝反封建，中國就不可能獲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沒有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就成了空中樓閣。多年來，史學界有人企圖通過抬高蔣廷黻或“自鑄偉詞”來反對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矛頭所向還包括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及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胡繩的這本書有沒有毛病？當然有，當然可以討論、可以批評。比如說我，就不同意將義和團運動看成是一場革命，因為它沒有比較完整、穩定的奮斗綱領和相對嚴密的統一性組織，準確地說，它是一場以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為主體的自發的愛國主義運動。但是,如果連胡繩提出的一條紅線（反帝反封建）和兩個過程（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過程）都一起反對掉，也就消解了中國近代史的本質方面，從而斬斷了近代中國與當代中國的聯系。

二是各條線索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比如說，你搞中國近代服飾史或禮儀史，就必然要碰到這樣的問題：官員的補服為什么改成了中山裝？跪拜、作揖為什么換成了鞠躬、握手？大人、老爺的稱謂為什么被先生、同志所取代？研究這些問題，是繞不過辛亥革命的。再舉一例，就是蔣廷黻的近代化線索。從這條線索研究中國近代史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但是，這位蔣先生卻認為，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能否趕上西洋，實現近代化。而要趕上西洋，就不能反抗西洋。從這種妥協史觀出發，他大膽假設，如果讓林則徐再戰，則必然失敗，“敗則中國會速和”，“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從這種妥協史觀出發，“九一八”事變以后，他力主“為了對日和平不惜任何代價”，吹捧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說“蔣先生為民族計忍受國人的非議和敵人的無禮，絕不輕言戰，亦絕不放松民族近代化之推進。我們能從‘九一八’到‘七七’得著寶貝光陰的建設，這是蔣先生深謀遠見的結果。”一直到1965年，他在臨終遺囑中，仍然將當年未能實現中日媾和引為終生的憾事，而此時此際已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后的第20個年頭。“信念”固然執著得可愛，但是他的那一套東西符合近代中國的實際么？按照他的主張，舊中國能夠實現近代化么？一條好端端的線索，就這樣被蔣先生搞砸了。倘若不對反帝懷有偏見，循著這樣一條線索沿波討源，就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實現中國近代化，就必須學習西方；而要學習西方，就必須反抗西方的侵略；不把西方的侵略勢力趕出中國，就無法學習西方，當然也就不能實現近代化。你們看，中國近代史的本質方面，就是這樣無處不在地影響著、主導著其他線索，躲也躲不開、逃也逃不掉。換一種說法就是：離開反帝反封建，其他的一切線索都無所附麗，因而也就從根本上消解了中國近代史。這就好比一個人，你把他的脊梁抽掉，將會變成什么樣子呢？

至于另一條線索，即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歷史，當然也要研究，而且是具有重要價值的研究。在這條線索上，還可以再續上幾個線段，如清末新政、民國憲政、第三條道路等。但是，這些研究只要是沿著求實的方向前進，就會清晰地發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用平和的手段、改良的辦法來達到救亡圖強的目的是不可能的。這就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反帝反封建的歷史必然性。當然，如果你的動機就是要“告別革命”，消解反帝反封建的主線，那也只好悉聽尊便，但以尷尬收官卻不可以怨天尤人。

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幾個問題

近代史界有一種現象，叫作“重評歷史人物”、“重評歷史事件”。其基本走勢，就是吹捧慈禧太后、李鴻章、袁世凱一類人物，貶損太平天國、義和團等歷史事件。這些翻案文章。究其實質，仍然是否定革命的產物或者說是另一種表現形式。

對于慈禧太后的評價，關鍵在于她是否反對維新變法。為她辯護的人說，這位老佛爺是不反對變法的，怪也只能怪維新派策略失當，太冒失了，你看她后來不是還主動搞了清末新政嗎？這種說法是經不住推敲的。不錯，慈禧太后公開表態時并不反對變法，但那是迫于《馬關條約》簽訂以后的壓力。日本拿走臺灣全島和澎湖列島，又外加2.315億兩白銀；兩年后德國又霸占了膠洲灣，搞得舉國嘩然、民怨沸騰。面對這種危局，即使再專制、再頑固的統治者也不能不有所顧忌。慈禧太后的所謂不反對變法，不過是平息民怨、擺脫危機的權變而已。其實，在怎樣對付維新派的問題上，這位老佛爺早已成竹在胸。宣布變法后的第4天，即1898年6月14日，她就罷免了帝黨首領、光緒帝的老師，維新派在朝中最主要的支持者翁同龢。變法第5天，她又逼迫光緒帝連下三道圣諭，使她得以把持朝廷的人事任免權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為控制局勢作了最關鍵的準備。變法推行之際，守舊派則紛紛上書，敦請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殺康、梁以謝天下。正是在守舊派磨刀霍霍的危急關頭，才發生了譚嗣同密訪袁世凱要求護駕的事。哪里是什么維新派的“冒失”才惹怒了老佛爺呢？當然，維新派出臺變法舉措是急了一些、集中了一些，但是不急、不集中又能怎樣呢？變法盡管是體制內的改良，但畢竟要觸動貴族及其他八旗人的利益。毋庸說更厲害的條款，單是取消旗人由國家供養這一條，在慈禧太后及其他貴族那里就通不過。鎮壓維新派以后，慈禧太后雖頒布了要繼續改革的懿旨，但也是做樣子的。該旨劈頭寫道：“國家制治保邦，綱常名教，亙古為昭。”時人孫寶瑄在《忘山廬日記》中記載：有人問他，“政府已主張變法，所不變者惟心術耳……此何意耶？”他回答說：“心術者，即君權之代表也。彼懼怕變法而民權之說起，故以心術二字壓倒之。”值得注意的是，孫寶瑄并非維新派，而且其父其兄其岳父均任清廷要職，他的話應當是客觀的。

至于清末新政，更像是拿立憲派當猴耍的一場鬧劇。1906年9月1日，清廷發布上諭，宣稱“仿行憲政，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于是成立了內閣，但12個內閣成員中有9個是皇族大員。這叫什么？換湯不換藥。立憲派不甘失敗，組團赴京請愿、伏闕上書，但是一點用也沒有。請愿代表“押解回籍”，繼續抗爭者發戍新疆。立憲派痛心疾首，發表《宣告全國書》，哀嘆“新內閣如此，議員等一再呼號請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窮矣！”

縱觀慈禧太后掌政，不能說她一點國家民族意識也沒有，但是在掂量國家民族與統治集團利益的時候，她絕對把統治集團放在第一位；在掂量統治集團中一般成員與皇族利益的時候，她絕對把皇族放在第一位；在掂量皇族成員與她自己利益的時候，她絕對將個人放在第一位。而這些利益，還多是眼前而非長遠的東西。正是因為這樣極端的自私、狹隘和僵化，使得她對中國進步的消極作用千萬倍地大于積極作用。說她在中國近代史上乏善可陳，似乎并不為過。有人說，如果慈禧太后不死，又不發生什么革命，中國早就實現了近代化。這樣的議論只能當作笑話聽。

說到李鴻章，我們首先要肯定他對洋務運動的貢獻。盡管洋務運動的初衷是維持清王朝風雨飄搖的統治，盡管洋務運動以失敗告終，但它畢竟引進了西方的一些科技成果，培養了一批像詹天佑那樣的留學生，興建了若干工業企業。我的家鄉唐山的開灤煤礦，就是從那時開采的。毛澤東說：講重工業，不能忘了張之洞。余類推，我們也不能忘了李鴻章。但是，對于李鴻章評價的主要分歧，不在這個地方，而在他對外妥協的問題上。推崇李鴻章的人說，李鴻章的妥協是忍辱負重，應當給以體諒。有一部電視劇，把李鴻章在《馬關條約》上簽字的情節渲染得極為悲壯，儼然有擔荷天下罪惡的釋迦胸懷，這就未免太過虛張。

當然，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對妥協。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列寧曾與德國及其同盟簽訂過《布列斯特條約》。盡管搞了妥協，列寧非但沒有受到詬病，反而威望飆升。原因何在呢？讓我們以《布列斯特條約》和《馬關條約》的簽訂做一番比較。先看簽約前的局勢。就蘇維埃政權來說，沙俄因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使俄國大傷元氣，他們接過來的是一個百孔千瘡的亂攤子，亟須恢復、發展經濟；革命雖然勝利，但是革命武裝并未形成規模；新生政權岌岌可危，隨時可能被國內反革命勢力和14國反動武裝顛覆。可見在當時的情況下，蘇維埃政權不作出妥協必定是死路一條。就中國來說，大東溝一戰，日本海軍雖略占上風，但中國海軍并未喪失再戰能力，可是李鴻章一戰膽寒，從此避敵保船，拱手讓出了制海權，終至北洋水師覆滅。甲午戰敗后，中國國力羸弱不堪，日本也幾乎到了燈油將盡的地步。但是，中國地大人多，尚有相當可以調動的資源；日本小國寡民，回旋余地不大。倘若咬緊牙關，舉全國之力再戰，勝算的天平大抵是向中國傾斜的。這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形勢下，李鴻章是可以不妥協或者作出小退讓的。再看妥協的目的。列寧是為了以空間換時間，鞏固蘇維埃政權；李鴻章則是為了茍且偷安，湊合一天是一天。從妥協的結果看，列寧達到了鞏固蘇維埃政權、最終戰勝敵人的目的；李鴻章則引來了更大的瓜分狂潮，6年之后，中國又與11國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同是妥協，列寧與李鴻章就是這樣涇渭分明，怎能等量齊觀呢？張謇在彈劾李鴻章的奏疏中指出：李鴻章自任北洋大臣以來，凡遇外洋侵侮中國之事，無一不堅持和議。以四朝之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歷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只能漫為大言，脅制朝野。曾無一端立于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李鴻章非特敗戰，并且敗和。應當說，張謇的評價是實事求是的。

李鴻章對外妥協，其實還有個人的目的。1896年，也就是簽訂《馬關條約》次年，李鴻章又與沙俄簽訂《中俄密約》，使俄國不費一槍一彈就把中國的東北納入了自己的勢力范圍。其間，沙俄承諾給李鴻章300萬盧布（約合白銀210萬兩）的酬金。沙皇冬宮檔案資料表明，李鴻章至少拿到了其中的170多萬盧布，因而被俄國人稱為“最厚顏無恥地出賣民族利益的老手”。而此時的中國老百姓，卻正在抽血抽髓，為《馬關條約》那兩億多兩白銀買單，真個是“宰相合肥天下瘦”！截止李鴻章去世，李家來源不明的財產達白銀4000萬兩之多。至于他算不算賣國賊，可以暫時擱置爭議，相信后人比我們聰明，能夠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現在我們完全有把握的，是把他作為喪權辱國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說：如果不能如期收回香港，我就是李鴻章！ 

至于推崇袁世凱的那些議論，多屬強詞奪理、漏洞百出、牽強附會之類，不值得我們在這里討論。不過也有一個比較有迷惑性的論點，就是袁世凱重視建設，理由是在他當政期間民族經濟發展較快。不錯，在20世紀早期，中國的民族工業確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那是因為袁世凱領導得好嗎？當然，我們不能說袁世凱沒有搞過一點建設，但是把當時民族經濟發展的功勞記在他的頭上，則是不公平的。當時民族經濟發展主要取決于兩大因素。從外部環境來說 ，此時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列強忙著打仗，從而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壓迫，這就給中國民族經濟發展騰出了一定的空間；從內部動力來說，則多是由于張謇、穆藕初、簡照南、簡玉階、榮德生等一大批杰出實業家的艱苦奮斗。不錯，袁世凱是經常將建設掛在嘴邊的，在攻擊革命黨時也不忘給他們扣上一頂“有革命習慣無建設思想”的帽子，好像只有他才是一個建設型的領導者。其實，他所處心積慮的是如何翦滅革命黨人、自己當皇帝。建設與他的這一“工作重心”相比，則不知道要輕多少倍。也許有為自己塑造建設形象的考慮，他曾任命著名實業家張謇為內閣的農商總長。在兩年的任期內，為發展民族實業，張謇殫精竭慮、嘔心瀝血，起草了20余種法令、條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實業發展計劃，但是在袁世凱的領導下，這一切都成了一紙空文。建設無望，張謇只好自炒魷魚。他在辭呈里不無心酸地說：“是謇就職時之設計已窮，日在官署畫諾紙尾……國民實業前途，茫無方向”。如果袁世凱真是一個建設型的領導者，張謇會一籌莫展、無所作為么？

在今天，罵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仿佛成為一種時髦，一種具有現代意識和國際視野的標志。

幾年前，我去過洪秀全的故鄉——廣州市花都區的官祿。那里陳列著一首當時的民謠：“官祿，官祿，食粥送薯茨。蒼蠅咬粒飯，追到新街渡。”老百姓窮到這個份上，能不造反么？太平天國有沒有問題？問題多得很。前期綱領超越現實，后期渙散、內訌、腐敗，如此等等，但是他們堅決反對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應當說，后者才是太平天國的本質方面。

為了說明問題，需要介紹一個史實。眾所周知，拜上帝會是經過太平軍改造的基督教組織，或者叫太平軍特色的基督教組織。信仰的同一性，讓西方列強以為太平軍可以成為他們一伙的人。因此，當初他們是支持太平軍打倒清王朝的。英國官方媒體《北華捷報》在1854年1月7日的社論中熱情地說:“我們把他(按:指洪秀全)看作是以快速步伐推進中國真正開放的動力,他能促進與西方世界的聯系,我們相信在他的更開明的統治下,我們的商人將能迅速擺脫目前的困難,贏得自由、互惠、清白無瑕的貿易的一切好處。”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他們發覺這個如意算盤打得不對。太平軍不僅反對清政府,也反對他們侵略中國。1860年，他們與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從而在中國獲得很多特權，可是在太平軍的根據地內，這些特權都不算數。太平軍不但不與他們進行鴉片這個“清白無瑕的貿易”,而且還焚燒鴉片。于是他們便轉而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軍。以前夸獎太平軍的《北華捷報》,又開始大罵太平軍是“打家劫舍”的“盜匪”,并且揚言：“為了盡快結束這長期不止的動亂,無論采取什么手段幾乎都無人計較，因為叛亂正在使貿易受到損害。”美國專員列衛廉則向華盛頓報告 :“一度認為有巨大影響的叛亂,現在卻被視作應予結束的有害的災變。對帝國政府應予支持。”從此，他們不但為清政府提供洋槍、洋炮和洋錢,而且還直接組織雇傭兵去殺太平軍。我們不難推想，如果太平軍僅僅是為了個人富貴，他們完全可以與列強沆瀣一氣；而與列強沆瀣一氣，即使自身有再多的毛病也能夠取代清王朝的統治。但是他們心里有國家、有民族，這就是值得我們肯定、尊敬之處。太平天國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空前的農民革命，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有力推進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進程。這一歷史的功勛，不是幾個文人的口水就能湮滅的。

我上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歷史課本上印的那面義和團團旗，就是唐山市遵化縣（當時叫州）的。旗雖殘破，但字跡清晰可辨。我們那個村，當時參加義和團的人也不少，我爺爺就是義和團員。童年時期，我經常聽祖輩、父輩（父輩多屬轉述）講義和團的故事。其中正面的、負面的都有。我的一位未出五服的大伯（年齡和我爺爺差不多），叫劉錫珍，就是當地義和團的首領，自稱練就了刀槍不入的本事。他的二叔不信，說這是騙人的，大伯說是真的。他二叔說，那咱們就試一試。這位大伯被逼到這個份上，只好硬著頭皮允諾。于是他二叔拿起一桿鳥槍，裝了幾粒鐵砂，拉開不至于致命的距離，朝他的后背開火，結果有兩粒鐵砂嵌入大伯的后背。這是一個負面的故事。當然，更多的是正面的故事，他們視死如歸，手持原始武器抗擊侵略者的故事。當時參加義和團的，不只是貧苦農民和小手工業者，也有一些富家子弟甚至下層官吏。我爺爺和前面說到的那位大伯，都是大地主家的少爺。他們參加義和團不是為了混一碗飯吃或趁機撈點什么，只是因為不能忍受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霸道。

 “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鉆。” 這就是義和團的精神，這就是義和團的氣概！1900年6月，英國海軍大將西摩率領八國聯軍2000多人，由天津進犯北京。義和團員手持大刀、長矛，在落垡、廊坊等地與侵略軍展開激戰。面對敵人的槍林彈雨，義和團的勇士們面無懼色，奮勇地向他們發起沖鋒。一位勇士甚至逼近聯軍副統帥麥卡加拉，用長矛向他猛刺過去，結果壯烈地倒在麥卡加拉的手槍之下。此次交鋒，敵軍死傷近300人，不得不狼狽逃回天津。

正是他們的英勇斗爭，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顯示了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時人林鶴年先生在為《紅燈照》所寫的序中說：“天生忠義，成此國殤。二十二行省得此番小兒女一振疲窿，不特寒眾國之心，且壯中原之氣。”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給德皇威廉二世的報告中說：“皇上誠然有瓜分中國的思想”，可是“彼等在實際上尚含無限蓬勃的生氣”，“可于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故瓜分一策，實為下策”。英國老牌的殖民者、中國通赫德，更是透過義和團運動看到了中國的未來。他說：“義和團運動是為使中國強盛的愛國主義運動，是一個將要發生變革的世紀的序曲，是遠東未來歷史的主調：公元2000年的中國將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國。無論如何，外國人決不可能期望永遠保持他們的治外法權地位以及中國被迫讓與的種種通商條件。終有一天，外國人在中國國土上為所欲為地發號施令必須停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也旗幟鮮明地站在義和團一邊。他在演講中說：“洋人們在中國只是惹事生非，中國為什么不應擺脫他們？我無論何時都站在義和團一邊。我祝愿它成功。我也是一個義和團員。”

問題非常清楚，那些把義和團罵得一無是處的人，其認識水平和求實態度連古人、洋人都不如，甚至連殖民者、侵略者都不如。當然，我們必須如實地承認，義和團確有迷信、愚昧、簡單排外等等以小生產為特征的歷史局限性，但是如果因此而對他們作出否定的評價，甚至進行無端的指責和辱罵，則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公正的，也是至今仍在享受民族獨立成果的中國人民在感情上難以接受的。

保衛革命就是保衛未來

有人說，“沿著1789—1871—1917的道路”，中國人民獲得的“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這不能不說是危言聳聽。

大家都知道，論者所舉年份分別指代世界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1789，指法國大革命；1871，指法國巴黎公社；1917，指俄國十月革命。這是一條人類進步的路線。法國大革命盡管流血很多，但是它“反映了當時整個世界的要求”（馬克思語）。巴黎公社盡管以失敗告終，但它畢竟是人類建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美好社會的第一次嘗試，因而“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同上）。十月革命盡管也付出代價，但是第一次將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則落到了實處，從而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這里要提到黑格爾，他用絕對精神的七拐八拐論證了普魯士的封建專制是人類最完美的社會制度（就像福山以前堅持的歷史終結論一樣），因而被稱為保守主義哲學家。但是，他又是怎樣看待法國大革命的呢？他說那是 “一次壯麗的日出”，而且這一立場始終不渝。老年黑格爾針對誣蔑法國大革命是破壞的論調，明確指出：“這個（啟蒙哲學的）否定方面以破壞的方式對待了本身已經破壞了的東西……他們攻擊的是什么國家？是大臣和他們的寵姬仆婦的最盲目的統治。”1820 年，為紀念法國大革命，他特邀好友到家中相聚。席間，他深情地說：“今天是7 月14日。為攻破巴士底獄干掉這一杯！”俄羅斯著名學者和作家季諾維耶夫，早在青年時代就和幾個同學策劃暗殺斯大林，后來一直反對十月革命、反對蘇維埃制度，因此而被迫流落海外。但是在目睹蘇東劇變給祖國和人民帶來的災難性后果以后，他從蘇維埃制度的激烈批判者變成了蘇維埃制度的堅定捍衛者。1994年，他在米蘭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坦言：“我寫了30本反對共產主義的書，但是假如我知道這一切會有這樣的結果，我就永遠不會去寫這些書。” 1997年，他在《文學報》上撰文，明確表示：“我接受整個十月革命和它的產物——共產主義社會。這也是我的革命，這也是我的社會。”一個近代的保守主義者，一個當代的“反革命”，都能或早或晚對革命作出公正的評價，何以今天中國的某些人卻偏要把革命說成是“大災難和大倒退”呢？這絕不是學風、認識、視野的問題，而是出于一種政治上的動機。

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 中寫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他又在《賀新郎•讀史》中寫道：“盜跖莊蹻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所有這些都告訴我們：不管古今中外，凡是革命，都有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內在聯系，肯定了這個就必然要肯定那個，否定了這個就必然要否定那個。這個道理不僅共產黨人明白，那些搞所謂憲政改革的人同樣明白。否定太平天國、辛亥革命也好，否定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也好，其目的都在于否定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否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中國的人民民主政權和社會主義道路就失去了歷史依據。這樣一來，所謂憲政派就能振振有詞地要求共產黨下臺，實行多黨制；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解散，實行西方的兩院議會制；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靠邊，代之以依附式的資本主義。這就是他們否定革命的用意所在。如果他們的圖謀得逞，那才真正是中國的“大災難和大倒退”，又何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正所謂“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啊！所以，我們說，保衛革命就是保衛新中國，就是保衛中國人民的福祉，就是保衛中華民族的光明未來。

歷史虛無主義泛濫的根源

新中國成立以后，“革命”的確是一個好詞、一個熱詞。那個時候，幾乎沒有人肯于承認自己是不革命的，更罕見有人像今天這樣公開否定革命、譖毀革命、咒罵革命。我上高小的時候，親見一位不識字的農民問我的老師：“岳老師，你有文化，你給我說一說革命到底是啥？”我的老師是一位人情練達的人。他大概知道，向一位不識字的農民講理論是不應該的。于是，他略作思忖之后說：“革命就是好哇！”那位農民聽后，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豎起大拇指連聲說：“岳老師這個！岳老師這個！誰也沒有把革命給我說得這樣透亮。革命打跑了小日本，革命分房子、分地，還讓我娶上媳婦。革命可不就是好哇！”這個故事至少能說明兩個問題：一是那時距離革命的時間還近，廣大人民群眾尚能清晰地記得革命給自己帶來的實際利益；二是當時認同革命的廣度和深度，連普通的講不出任何理論的農民都打心眼里擁護革命，可見革命之深入人心。

革命受到公開的責難，起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后則一發不可收拾，甚至發展到某些主流媒體為這樣的言論提供傳播平臺的地步。但是，說否定革命是今天的主流話語，則未免夸大其詞。其實，否定革命思潮的主要市場在精英圈子。這個圈子包括一些人文學科的教師、學者，一些黨政干部，一些散落在內企、外企的“白領”，還有一些不知道從哪里討生活的自由知識分子。這些人加起來，即使作最大膽的估計，也超不出中國總人口的1%。他們有1300萬人么？我看沒有。而另外那99%的人則是不認同他們的說教的。比如大罵中國革命和毛澤東的言論，如果給工人、農民去講，他們肯定不買賬，十有八九還要被轟下臺去。這樣的事件已經發生過不止一次。他們就那么一點人，即使再能折騰，搞出再大的動靜，也只是泰山上的一鏟土。區區一鏟土，怎能和泰山相比呢？ 

不過，我們絕不能因此而對這種思潮放松警惕。古人說：“螻蟻之穴，潰堤萬里。”在常態環境下，在江流平緩時，一個小小的螞蟻窩成不了多大的氣候，但是在洪水來臨又疏導不當時，那個螞蟻窩就有可能制造大災難。因此，我們對這樣一群螞蟻又不可等閑視之。

否定革命思潮在精英層的泛濫，有其復雜的原因，這里只能撮其大要。

其一是極左傾向的影響。有些人以“革命”之名行極左之實，結果讓革命這個好東西受到了玷污，就像李鬼讓李逵蒙垢一樣。在這方面，我的體會也是很深的。1970年，我姐姐從北大無線電系畢業。原定她是留校的，而且已經宣布了名單，但是等政審外調的老師回來之后，卻宣布讓她到北大653分校（地點在漢中市）附近的一個農村去勞動鍛煉。其原因是政審不合格：姥爺是混進革命隊伍的富農分子，舅舅是潛藏黨內的日本特務。這在當時確實給姐姐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傷害。姐姐并非鄙視勞動，而是調整分配去向的理由讓她難以接受。當然，姥爺和舅舅的問題先后在1972年和1973年平反，這是后話。

其二是蘇東劇變的消極影響。國內某些糊涂的人受到這種影響也開始懷疑革命，而某些另有圖謀的人則大受鼓舞，以為機會來了，可以大干一場了。那時，就有西部的一個作家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揶揄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控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剝奪了他家的“貴族”地位和生活。

其三是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加緊實施其西化、分化戰略。這種戰略又可以分為三個招數。第一招是外部的意識形態攻勢，向我拋售什么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那一套東西。大家可以估算一下，光出自海外的攻擊中國革命的出版物就有多少種？在這些出版物中，又有多少內容經得起事實檢驗呢？第二招是派人打進來。這些受命打進來的人，大多披著客座教授、訪問學者、公司高管之類的光鮮外衣。然后，西方又出錢把他們包裝成意見領袖、網絡大V之類。這樣一來，這些人就既是成功人士又是名人，因而也就很容易俘獲某些企盼成功又天真爛熳的青年的心。第三招是花錢買奴才。可悲的是，我們國內就有那么一些沒出息、不長進的人，不顧國格人格，為了那么一點蠅頭微利、蝸角虛名而甘當西方霸權的“牛馬走”。這些人分布于經濟、政治、法律、歷史、教育、新聞、文藝等各個領域，為數不多，但由于有西方敵對勢力和國內某種社會力量的支持，能量卻不可小覷。

其四是黨內的原因。有的領導干部過分愛惜自己的羽毛，鄉愿作風嚴重，老想著兩邊討好、四處結緣、八面玲瓏，以塑造自己的開明形象。更有甚者，則走上了縱容、支持錯誤思潮的道路。上世紀80年代兩個總書記先后栽跟頭，就是深刻的教訓。上頭有人縱容、支持，那歷史虛無主義能不鬧得歡嗎？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決抵制歷史虛無主義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明確強調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決不能丟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決不能否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向決不能動搖。中央的這一明確態度，大煞了錯誤思潮的氣焰。 

至于把革命同激進、極左等概念相聯系，這是往革命的頭上潑臟水——歷史虛無主義慣用的伎倆。其實，這兩個概念與革命之間連半毛錢的關系也沒有。相反，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堅持不懈地反對極左傾向和激進主義，才領導人民革命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把壞事變成好事

多年來，糟蹋本民族的歷史，早已不僅僅是指向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古代的優秀人物也難逃口誅筆伐。如說屈原是一個花下死的風流鬼，岳飛是千古罪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總之，只要中華民族有了一位值得我們驕傲的人物，他們便要把他涂黑、矮化或者妖魔化。更有甚者，竟然說中華民族是猶太人的移民，根本沒有自己的起源。綜觀世界，哪個民族能有這樣糟蹋自己歷史的現象？又有哪個國家能夠容忍這樣糟蹋自己的歷史？如果這種現象持續泛濫，人家會笑話我們，瞧不起我們。我們不能忘記郁達夫的警世之言：“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出現而不知崇敬愛戴的國家，則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不過，壞事也可以變成好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小學、中學的歷史教科書對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的結論基本正確，但由于課時有限，不可能寫得詳細，且某些結論有絕對化的不足。在這種教育環境、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絕大多數人，包括非歷史專業的知識分子在內，所得歷史知識差不多都來自教育和與這種教育保持一致的各種讀物。隨著歲月流逝，對于所學歷史只記得結論和大致梗概，便是不可避免的事。然而，人們不曾逆料，若干年過去，“標新立異”的來了。他說原來的那些結論不對，甚至完全相反。你沒有充分占有這些方面的資料，是聽他們的呢還是相信過去的結論呢，于是迷惘、彷徨、動搖甚至跟著跑便在所難免。社會心理越是發生這樣的波動，他們就越加放肆，以至洶洶嗷嗷，大有舀干四海、踏平五岳之勢。既然他們挑戰，我們就得應戰。不管多么耗時費力，我們也要扎進故紙堆里，耐心地去尋找歷史的真相，給當下和未來一個負責任的交代；不管因襲的思維慣性多大，我們也要解放思想、補闕拾遺，完善原來不夠完善的結論，把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貫徹到底。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各個結論就等于浴火重生，變得更加牢不可破。用它來教育青年、掌握群眾，也就更加富有說服力。 

當然，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消解進行反消解，光靠史學研究還不夠，必須調動多方面的相關資源，形成全社會齊抓共管的態勢。

一、必須堅持輿論導向和利益導向相結合。在兜售歷史虛無主義的人群中，除別有圖謀者外，還有一些跟著起哄的青年。他們為什么要跟著歷史虛無主義跑呢？就是因為那里邊有實惠，往往可以輕輕松松地落得個名利雙收。在某衛視的一個娛樂節目上，就有一個中學歷史教師宣稱：“我要做一個袁騰飛老師那樣的了不起的人物。”這種現象在社會心理學上叫作比照效應。當務之急是必須從根本上扭轉這種消極效應，讓正派學者吃香，讓造謠生事者風光不再。

二、將上述一項延伸下來，就必須強調“學術無禁區，愛國有底線”。史學研究是一個汪洋大海，它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壟斷和霸權。必須堅持“雙百方針”，必須鼓勵大膽創新，必須營造自由寬松的學術環境。但是，學術自由不等于無政府主義的自專，不能背離學術規范，不能背離尊重歷史的科學精神，不能背離愛國主義的基本立場。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都在對待歷史的問題上出臺了法律、法令或法規。2009年，俄羅斯聯邦總統簽署第549號總統令，成立反擊篡改歷史、損害俄羅斯利益委員會，負責協調有關方面，共同應對虛無民族歷史、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2014年，俄羅斯正式出臺法律，把否認納粹二戰罪行和歪曲蘇聯二戰角色認定為違法行為，違法者將面臨5年以下監禁或50萬盧布（約合1.4萬美元）以下罰款的懲治。當然，各國的國情有所不同，我們不一定要讓篡改歷史的人去坐班房，但是相應的法規和紀律是絕對必要的。起碼我們應當做到：在黨內，不允許存在特殊資格的黨員（不管他資歷多老），不允許他們惡搞我們黨的歷史、損害黨的形象；在教育、文化領域，不給篡改中國歷史特別是革命歷史，損害國家利益的所謂教師、學者提供講臺和其他傳播平臺。這樣堅持下去，就能在三五年內有效地凈化學術環境，激發積極健康的創新活力，而絕不會阻礙文化的繁榮。在當今的法國，由于各方面保障得力，極少發生抹黑本國歷史的現象，但是那里的歷史研究和歷史題材的文藝創作不是都很活躍么？要知道，惡搞絕不是繁榮，而是變態或病態。

三、必須遵循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統一的規律。功夫有時候是在“詩外”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要靠經濟基礎來支撐和保障。分配不公，基尼系數過大，人民群眾就會對我們有意見，從而給歷史虛無主義留下口實和空子。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折不扣地貫徹公平正義的原則，誠心誠意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有了這個基礎，我們說話就底氣壯、有人聽，就能掌握思想斗爭的主動權，而歷史虛無主義的日子就會變得一天比一天難過。

四、必須有長期斗爭的準備。魯迅說得好：“戰斗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襲用”。例如，早在20世紀初，改良派就攻擊革命是破壞，只能導致“血流成河”、“亡國滅種”。今日那些詆毀革命的論調有什么新的東西么？沒有，不過拾前人牙慧而已。可以肯定，100年以后也還會有歷史虛無主義。但是，中國歷史的光輝不可遮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潮流不可阻擋。站在未來的制高點回望184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必定是從苦難走向新生，從新生走向輝煌的壯美畫卷。

來源：《中華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