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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亞洲，印度和中國的發展模式始終備受關注。在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有的國家順勢崛起，有的國家瞬間倒下。造成這二者差別的原因并不在于這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的高低，而在于這些國家發展選擇的道路及其性質不同。

中國和印度競爭實際上就是不同道路的不同制度間的競爭。1949年之前，中國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走的就是依附性發展道路。由于大量引進外資，其經濟發展速度快，但社會兩極分化也快。最后導致的后果是：外資沖擊中國農村，農民整個勞動收入遠不足補償生產支出，致使農民的農業生產也難以為繼，甚至連“自身再生產”即養家糊口都不能維持，隨之而來的就是農業的萎縮和農村的解體。蔣介石集團的依附型發展道路為中國革命鋪好了干柴，大量外資又為這干柴澆上了燃油，以至共產黨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農民參加紅軍鬧革命。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

毛澤東那一代是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共產黨人，也正是這段歷史讓他們明白：依附型經濟沒有出路！鑒于蔣介石時期依附性發展道路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又鑒于國外發展道路問題上的經驗教訓，中國人民在20世紀50年代選擇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改革開放后又提出“自主創新是掌握民族發展命運的關鍵之舉”這一重要命題。只要我們了解了中國近現代歷史，我們就能知道當時為什么中國人民選擇走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選擇了以共產主義為其歷史使命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前進的領導力量。我相信，即使我們今天重新開始我們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國人民最終還會選擇列寧主義，選擇毛澤東思想，選擇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發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根據自己的成功經驗，不僅不允許印度有自主創新能力，而且還千方百計地摧毀印度的自我選擇能力，更遑論其革命的能力。

中國與印度最實質的差別在于中國經過了徹底的革命，而且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革命使中國經濟在“生產－流通－消費”循環過程中剔除了印度那樣龐雜的非生產性的產權紅利和生產利潤切割。相反，印度政府動輒就要給私有產權付利，國家的投資往往因私有產權的大量預先截留而使其事倍功半：在資金投到生產的流程之前，要經過資本家、地主和英國殖民產權的截留，最終到生產者手中就所剩無幾。

生產者沒有投資資金就只有借高利貸。印度，尤其是在印度農村高利貸盛行，其利息也很高。這對印度生產者，尤其對作為社會主體階層的農民的壓力很大。這就導致印度生產沒有動力。中間人靠產權來獲得分配，勞動者沒有投資和消費能力，這樣便出現大量的貧困階層并由此產生的社會動蕩。日益嚴重的小農破產和兩極分化現象的產生。這也是印度一些地區比如比哈爾、西孟加拉、奧里薩和安得拉邦等農民暴動延綿不絕的直接原因。

社會基層如果沒有經濟活力，整個印度經濟就不會獲得自主發展，不能自主發展就沒有民族市場。民族市場本質要求的是人民市場。沒有人民消費，沒有民族市場，建立其上的國家經濟就不可能崛起。從這個角度看，印度的問題是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是印度問題的核心。

中國的改革成功是與中國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存在息息相關的。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通過國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農產品的價格提起來，讓農民先獲利，農民獲利就可以進行投資。中國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而印度卻不能呢？因為中國政府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議會的每個議員所考慮的多是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由于人民沒有資金，所以印度的人民消費還得通過政府這一中間環節轉包給人民。政府害怕得罪資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在滿足資本家的同時，也在財政上拿出一些錢給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國家經濟就這樣半死不活地往前走。1960年尼赫魯就質問：1950到1960年這十年印度創造的財富都到哪里去了？答案其實很簡單，即這些財富就是被龐大的私有產權預先截留了。

尼赫魯本來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計劃，但他又想走“中間路線”，要回避社會主義革命，這就使他的計劃成為空想。“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沒有革命——在這里當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不要說社會主義，即使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也無異于紙上談兵。這個道理，連美國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也看得明白。在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對斯大林說：“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這句話一語雙關，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蘇聯的勢力范圍，另一方面是說自主創新的社會制度沒有革命是建立不起來的。斯大林同意并接過羅斯福的話說：“這意味著走革命道路。”

幾乎是同時建國的印度與中國，其兩者之間的差距始于中國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后迅速拉大。中國1952年比較徹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成功又取決于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些革命使中國整個社會的所有制關系大為簡化。土地集中到了國家和農村集體手中，這大大降低了國家發展的成本。20世紀70年代，中國基本建立了完整和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此后，計劃經濟的主要任務也已經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國轉入商品（市場）經濟，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其經濟顯示出遠遠高于印度的強勁發展勢頭。

假設我們沒有經過革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蔣介石集團統治時期堆積如山的產權問題，那么現在中國遠高于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就不可能出現。徹底的社會革命使中國擺脫了經濟發展中的依附性質，而完全獨立自主的經濟制度又使新中國經濟具有了沒有經歷政治革命的印度無法具有的創新品質。

最能反映印度經濟對外依附的深度的是對外貿易領域。印度國內市場極為有限，只有依賴外部。印度為了外匯大量出口技術含量較低的商品以購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結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貿易赤字就越大，從而形成“利潤逆循環”現象。從1949年到2003年這長達50多年的歷史中，印度外貿竟然只有兩年順差！它們分別是1972到1973年度，其貿易順差10億盧比和1976到1977年度，其順差6.8億盧比。2003年逆差竟飆升到了4206億盧比。印度外貿越滾越大的赤字是其經濟對西方技術和資本絕對依附關系帶來的惡果。

印度經濟的依附性嚴重阻礙了其生產力的發展。這里已沒有必要再列舉依附性對印度傳統產業的影響，只要看看現在被輿論炒得火熱且美譽有加的印度信息技術產業（IT產業）并將它與中國同類產業比較，就不難理解印度經濟中的依附性因素對印度發展的阻礙作用。

從1997～2003年期間，2002～2003年度印度信息技術產業產值比1997～1998年增長了2.02倍，總額中軟件出口在原有基礎上增長了6.1倍，而軟件內銷量才增長2.9倍。附加值較高的戰略性電子產品增長只在原有基礎上增長了1.8倍。占產值總額主體部分的是附加值較低的日用電子產品，增長了0.82倍。這說明印度IT業增長是靠海外市場拉動，而且推動IT出口的產品主要是低附加值產品。

近年迅猛發展的印度IT產業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經濟自主推動，而是由國際，尤其是由資本中心國家的經濟需求拉動的。國際資本中心國對印度IT產品的需求對提高印度IT產業的技術，尤其是有利于鞏固國家安全的核心技術的進步，不會有太大的幫助。而造成IT產業這種依附性發展的原因又在于長期處于萎縮狀態的印度民族市場，近30%左右的貧困人口大大限制了IT產品國內市場的購買力和IT技術的國內培育和開發條件。

造成上面差距的原因在哪里呢？筆者認為，其中的原因在于印度經濟的自主創新能力嚴重弱化。而拉開中國與印度自主創新能力差距的原因應該歸功于中國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雖然是一個自由經濟論的擁護者，但他對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經濟成果非常肯定。他認為，1979年之前毛澤東領導的社會改革無意中為1979年中國商品和市場經濟改革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鋪平了道路。他說：“中國的這種社會變革是在什么時候、如何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

根據上述對印度結構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論分析，筆者對印度和中國的未來國家發展前景做出如下評估：

第一，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斷送了印度中世紀文明的發展進程，卻沒有給印度人帶來自主型的資本主義的近代發展進程。在生產分配領域，英國人在沒有消滅舊的封建階級的條件下，又給印度送來了新的國民財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統治及建立其上的產權關系。印度獨立后盡管廢除了服務于殖民統治的柴明達爾制度，但卻變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階層，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資本家階層。在國內市場日益萎縮的條件下，在資本家及新興有產階層中新增出為國際資本服務的買辦階層。這些階層隊伍如此龐大以致他們利用私有權瓜分印度年度利潤之后，社會生產者主體即勞動者階層所得無幾。由此而言，除了主權歸屬不同，印度獨立后所建立的只不過是殖民地時期的金字塔利潤分配結構的變形。這種結構既斷送了印度在二戰后進入蘇聯、中國等國家自主型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也斷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時代進入英美等西方國家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經過幾十年的痛苦掙扎，當代印度實際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國際資本的拉美式的發展慣性之中。印度已成為拉美模式在亞洲的另存形式。

第二，印度獨立以來形成的社會結構既阻礙了生產力可持續性發展，也削弱了印度國家發展的可持續潛力。如果將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分為表現為存量的自然資源潛力和表現為變量的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能力潛力，那么在與中國比較時，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只具有自然資源存量優勢，而缺乏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國家能力的變量優勢。中國相對于印度的發展優勢主要體現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國擁有良好的運用其自然資源的政治經濟結構及由此產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見的將來印度要贏得相對于中國的發展優勢是不可能的。

第三，上述兩點結論的確定是有條件的，即只有在當代中國已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參照系和當代印度已確定拉美模式的坐標系中，上述對印度的評估結論才是成立的。由此，我們進一步推導出的結論是：鑒于印度自然資源尚未大規模開發，并對中國保持著相當的后發優勢，如果未來中國發展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發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會經濟結構，那么，中國的發展將會落伍于印度。

第四，對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的評估不能不考慮印度議會體制對印度未來的影響。這一點使目前在“印度熱”中的所謂“自由派”人士甚為樂觀，而筆者的評估結論則是非常悲觀的。從“減震”的角度考慮，尼赫魯留給印度的“民主體制”不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時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這正如英國殖民統治留給印度的“議會體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識分子，又瓦解了印度勞動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樣，印度這種體制的“減震”作用既留給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同時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難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如無“猛藥”根治，議會制度的“減震”作用對具有結構性危機的印度國家所產生的后果不會是迅速崩潰，而只能是緩慢衰落，乃至--鑒于印度所處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權地緣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覺中瓦解。

第五，今天中國用本國的資源支撐本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后勁已十分有限了。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自主創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思想。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將面臨著第三次的飛躍。第一次飛躍是從社會主義革命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第二次飛躍是從改革開放進入小康社會，第三次將是從“統籌國內國際大局”中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從國際國內條件的相互轉化中把握發展機遇、從國際國內資源的優勢互補中創造發展條件，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穩步扎實地全面實現小康的戰略目標。如果我們能順利實現這次飛躍的話，印度與中國的競爭就失去了起碼的前提。

（文章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7期。有刪節）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