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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昌：對待中外文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點擊：4305  作者：李瑞昌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3-10-14 16:13:13

 

對待中外文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毛澤東留下的一個極大的文化遺產

（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

李瑞昌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如果說，中國經濟十分落后，那末，中國的文化應該是十二分落后；如果說發展經濟的任務十分繁重，那末，發展中國新文化的任務就更加繁重。毛澤東說的“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底子太薄了”，這個“底子”既有經濟底子“太薄”，也包括文化的底子“太薄”。

 

但是，建設中國的新文化，有一個前提，也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必須明確對待中外文化的立場和方法。否則會走偏方向，效果適得其反。

 

一、對待中外文化的方法原則是什么？

 

顯然，要建設現代化的國家，沒有與中國的新經濟、新政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新文化，是不可能的。為此，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的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豪情滿懷地說：“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頁。）

 

“洋為中用”“古為今用”是正確的方法原則

 

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建設中國新文化的任務就擺在了中國人民面前。這就必須承繼祖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也必須學習引進外國的先進文化。但是，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和外國先進文化，中國歷來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立場和態度，一種是為學習而學習，沒有明確的目的；一種為了建設中國的新文化，為了建設與新經濟、新政治相適應的文化。

 

1964年9月，毛澤東在給陸定一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對外國文化“洋為中用”，對古代文化“古為今用”的“二用”原則。

 

他提出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及在“用”中進行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礎上，“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為我們正確對待中外文化明確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原則。他直截了當地說：“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頁。）學習外國先進文化，學習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了誰？這是個原則問題，毛澤東為之指明了方向。

 

“洋為中用”“古為今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首先，把學習的目的說清楚了，即學習外國文化，學習中國古代文化，都是為了“現在”的“中國人”，為了建設中國的新文化。其次，明確了學習的對象，前者是外國先進文化，后者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這就明確了學習的目標，是為了吸取精華。這個外國先進文化，主要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化思想。

 

做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就必須進行分析

 

無論是外國文化，還是中國傳統文化，要能夠學到對“中國人”，對“現在的活人”有用的文化，就必須進行分析，分清精華和糟粕，分清有用的還是沒用的。籠統地學習，即使目的明確也達不到學習的真正目的。對待中外文化，由于不加分析，盲目照搬，在學習過程中出現過嚴重問題，也有過笑話。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其中講到了如何“以蘇為鑒”，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講話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在中國民主革命初期，就存在著教條主義地對待俄國十月革命原則，對共產國際的指令也存在著照搬、照抄問題，不聯系中國國情加以分析，從而造成中國幾近被斷送的結果。在后來的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當時的蘇聯軍事顧問李德以及唯命是從的中央臨時負責人博古，不顧中國的國情，不做分析，照搬外國軍事作戰原則，“以堡壘對堡壘”，“御敵人于國門之外”，又一次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慘重的損失。這些教訓極為深刻。

 

毛澤東還曾對那種盲目學習蘇聯的具體做法給予了諷嘲式地批評：“比如，過去有人因為蘇聯是設電影部、文化局，我們是設文化部、電影局，就說我們犯了原則錯誤。他們沒有料到，蘇聯不久也改設文化部，和我們一樣。有些人對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風’為準。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后來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自己毫無主見，往往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 42頁。）

 

毛澤東講的這個例子，就是對一切問題不加分析，沒有自己的主見，隨風倒，實際上，也是對人民的事業不負責任。

 

無論對外國文化，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一生都反對兼收并蓄和全盤接受，主張在分析的基礎上，分清精華和糟粕，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與其相反的態度，或全盤肯定，或一切排斥。這兩種極端的態度，都是對中外文化缺乏分析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所致。

 

二、對于外國文化，一要虛心學，二要民族化

 

對外國文化，必須學，但要學習對中國有用的東西，即符合民族文化發展的需要的文化，這就要進行分析、選擇。

 

我們“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

 

對外國文化 堅持“洋為中用”，首先是學，要向“洋”人學習，然后作出分析，看哪些對中國有用，用得上。

 

1956年4月10日，毛澤東會見丹麥駐華大使時說：中國雖然地域廣博，擁有6億人口，但是力量還很弱，中國不會向別人翹尾巴。中國愿意向丹麥學習，也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如果美國愿意的話，我們也愿意向他們學習。每個國家都有值得學習的長處，我們也愿意向冰島學習。如果我們有翹尾巴的行動，你們可以批評我們。”（《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臺灣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頁。）

 

“洋為中用”的“洋”，不是單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是不分大國小國、富國窮國，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一切國家。在這方面沒有國界，只要這個民族有一技之長，都值得學。在學習上，廣收博取、虛懷若谷。這正如習近平同志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召開外國專家座談會上強調的：“中國要永遠做一個學習大國，不論發展到什么水平都虛心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他說：“不拒眾流，方為江海。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信息社會化所帶來的商品流、信息流、技術流、人才流、文化流，如長江之水，擋也擋不住。”

 

1953年2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是接受外國的先進經驗和優秀文化的。在封建時代，唐朝興盛的時候，我國曾經和印度發生密切的關系。我們的唐三藏法師，萬里長征去取經，比較后代學外國困難得多。有人證明，我們現在用的樂器大部分是西域來的，就是從新疆以西的地區來的。我們這個民族，從來不拒絕接受別的民族的優良傳統。在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時候，特別是中日甲午海戰我國失敗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時間，就是說從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時間，全國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學習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學習他們的科學，有一個很大的高潮。那時，我們的先輩（在座的也有）很熱誠地參加學習西方的活動，許多留學生到日本、到西洋去。那一次學習，對我們國家的進步是有很大的幫助的，特別是在自然科學方面，現在還給我們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學工作者，一批寶貴的遺產。”（《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頁。）

 

在中國歷史上，學習外國文化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張騫出使西域，鄭和下西洋等，特別是從唐朝開始的海上“絲綢之路”，實際上都是在與外國進行著物質、文化的交流，也就是向外國學習。當然，實事求是地說，當時主要是物資交流，學習文化不是很自覺，但客觀上也必然引進了一些外國文化。

 

1958年4月2日晚，毛澤東在會見由部長會議副主席雅羅謝維奇率領的波蘭政府代表團時說：“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世界各國什么地方有好東西，統統學來。這是件好事，是講學好東西，學我們用得著的東西，包括蘇聯的經驗在內。一個國家總有它的特點，不適合這個特點的東西就行不通。各國黨應該根據馬列主義原則去創造性地運用，結合各國情況去實行。”（《毛澤東年譜》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332頁。）

 

學習好的有用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學習重點來說，毛澤東強調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觀察和分析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是學習他們著作中的字句，也不是學習他們研究一般問題所得出的個別結論；就學風來說，毛澤東反對理論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主張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就學習方法來說，毛澤東主張建立學習小組，在自學基礎上進行討論，“管教兵，兵教兵，并教官”，互教互學、能者為師。

 

要看“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

 

對于外國先進文化，必須學，但學習本身不是目的。

 

1944年7月14日，毛澤東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說：“繼承中國過去的思想和外來思想，并不意味著無條件地照搬，而必須根據具體條件加以采用，使之適合中國的實際。我們的態度是批判地接受我們的文化遺產和外國的思想。我們既反對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頁。）

 

要分辨“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那就要對問題進行分析、選擇。毛澤東說：“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頁。）

 

“吃過大虧的”的原因，就是不加分析，沒有獨立思考，機械地搬用，或叫照貓畫虎，這主要是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使然，有些則是崇洋媚外的思想作怪。毛澤東講到分析問題時說過：我們分析一個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兩個方面；然后找出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不正確的，哪些是應該發揚的，哪些是應該丟掉的。

 

什么能在中國的土壤上生長起來，這就是選擇的原則，就是學習外國先進文化的目的。

 

“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

 

學習外國先進文化，要以中國的東西、民族的東西為基礎。學習外國的文化的思想方法，目的就是學了這些方法用來解決中國的問題。

 

毛澤東還形象地說：“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頁。）毛澤東在批評不加分析地學習西方文化的方法時說：“不單是繪畫，還有音樂，都有這樣一批人抄襲西方，他們看不起自己民族的東西。”（《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頁。）還說：“中國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鴨是有特殊性的，別國比不上，可以國際化。穿衣吃飯也是各國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國人不同，它是適合印度的環境的。中國人吃飯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說用刀叉的高明、科學，用筷子的落后，就說不通。”（《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頁。）任何一個民族，在文化上都會有它的優點和缺點。從一般意義上說，實現優勢互補就是發展、就是進步；進一步說，這種“優勢互補”不是等量齊觀，也不是雙方的優勢簡單地相加，而是在本國文化的基礎上引進外國先進的東西，就是說，要以本國的優秀文化為基礎。

 

學習到外國的好東西，既有民族特色，又合世界潮流；既借鑒外國的方法，有符合民族的傳統形式；既是中國的，又必須是現代的。毛澤東比喻說：“現代軍人的服裝，總不能將胸前、背后寫著‘勇’字的褂子穿起。寫小說也不一定用章回小說的寫法。”總之，將外國的先進的有用的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不能簡單化、形式化，而應當加以分析，有一個再創造的過程。將外國先進文化引進嫁接，不能嫁接到中國落后的文化方面。譬如，孝道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丁憂”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

 

馬克思列寧主義應是外國主要的先進文化，但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應該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嫁接。做個比喻，如果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之父”（嫁接用的“枝條”），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之母”（枕木，即原樹木），那么，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新文化就是“之子”，即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或在中國具體化的東西——中國的新文化。

 

要學習外國，不是說本國的東西不好，而是要在做具體分析的基礎上，對中國文化予以優化。我們也有自己的好東西，需要繼承下來；外國也有好東西，需要學過來，用以升華中國的東西。毛澤東曾概括地說：“中國的外國的，兩邊都要學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兩個半瓶醋變成兩個一瓶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頁。）這個思想不僅在政治文化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體現。一對夫婦，結婚前各有優點和缺點。婚姻不應是男女雙方1+1=2，而應該是0.5+0.5=1。就是將各自適合婚姻的東西保留下來，不適合的更新掉。

 

文化是多樣化的，都“唱一種曲子是不行的”

 

毛澤東說：“地球上有二十七億人，如果唱一種曲子是不行的。無論東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東西”。因此，文化工作者在創作中要堅持民族化、大眾化，學習外國文化既要堅持“洋為中用”的方針，也要看哪些好東西是對中國有用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符合民族形式的。

 

1956年8月24日下午，毛澤東同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發表談話，他說：“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作曲、唱歌、舞蹈都應該是這樣。……要有自己的特殊風格，獨樹一幟。藝術上‘全盤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還是以中國藝術為基礎，吸收一些外國的東西進行自己的創造為好。藝術有個民族形式問題，藝術離不了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離不了民族的歷史的發展。藝術的民族保守性比較強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作為中國人，不提倡中國的民族音樂是不行的。但是軍樂隊總不能用嗩吶、胡琴。外國樂器可以拿來就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國。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把學的東西中國化。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要用外國有用的東西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文化上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保守主義，這兩個東西對中國都是不利的。學外國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毛澤東年譜》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07頁。）

 

“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因此，學習外國的東西，應注意三個問題：一是學習對中國有用的東西；二是要在中國的東西的基礎上學習，不能東施效顰、邯鄲學步，忘記了或拋棄了自己的原本；三是在將外國的東西與自己的東西結合的時候，不能與中國陳舊了的過時的甚至是糟粕的東西結合。這就是說，學習外國，要有自己的根基，這個根基，就是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講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優秀”界定，就會走偏方向。

 

三、對古代文化，在學習的基礎上進行分析、批判和繼承

 

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但是，實事求是地說，也存在良莠并存、魚目混雜的問題。因此，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在堅持“古為今用”的原則下，要進行分析，分清精華和糟粕，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不能兼收并蓄、照單抓藥。

 

“珍惜中國的歷史文化，下大功夫學習”

 

毛澤東對中國古代文化有很高的修養。從經史子集到稗官野史，他幾乎無所不讀。二十四史約4000萬字，他讀了，還寫了大量的批語。他說過：“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這是通讀的證明。《資治通鑒》，他讀了一十七遍。這是專業的史學家和思想史家也很少做到的。埃德加.斯諾說過：超過同仁的歷史學養是毛澤東手中的一張王牌。毛澤東在中國的古代文化問題上，他擁有很充分的發言權，有進行評論的絕對資格。

 

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學習外國文化的根基。中國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創造了燦爛的文化。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時明確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這是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頁。）

 

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進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同志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創造的。對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應該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對古代的成功經驗，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學態度，牢記歷史經驗、牢記歷史教訓、牢記歷史警示，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又說：“我們要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分析．對有益的東西、好的東西予以繼承和發揚，對負面的、不好的東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盤接受或者全盤拋棄的絕對主義態度。”（《新華每日電訊》10月14日）習近平同志講得十分明確，也很辯證，這與毛澤東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法原則是一脈相承的。

 

“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

 

毛澤東是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說：“在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頁。）

 

在長達28年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和后來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中國的傳統文化發生了一個突變：在偉大的民主革命戰爭中，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包括人民解放戰爭中，以及中國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人民群眾的生活和精神面目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相應的，中國文化也發生了質的變化，或者叫轉型。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由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奴化文化變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文化。二是由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儒家文化變為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服務的新文化。三是由形而上學、唯心論的文化變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的文化；四是由少數人壟斷的陳舊、保守、落后的文化變為為大多數人服務的賦予創新的民主性的文化。它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文化。毛澤東就是實現這種變化的推動者和創新者。毛澤東推動的，因而形成的新文化，既深深地植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里，又為新經濟、新政治服務，具有新時代的意識形態特性。

 

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把孔子“神化”、“王化”是歷代統治者所為，與孔子的初心無關，孔子是無辜的、不幸的，也是他的悲劇。在當時，孔子只是維護夏、商、周三代文化，守護中華文脈之根；而對封建社會的興起，孔子原本是反對的。因為他是站在恢復奴隸制立場上說話的。但是，這種復古、保守、僵化、落后的思想，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又恰恰成為走向衰落時期的封建統治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需要。在這方面我們需要說明的是，對于一個封建王朝的朝代，他本身就具有發生、發展和衰敗的三個階段。在這三個時期中的最后階段，往往是拼命宣揚孔子。將孔子文化作為救命稻草。南宋、元明清末期，都是如此。

 

四、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與轉型

 

毛澤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繼承者之一，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繼承、創新、發展并能應用于革命實踐的第一人。

 

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辯證的分析

 

辯證地評價中外文化是毛澤東文化思想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對中國歷史文化，通悉程度不能說絕后，但可以堪稱空前。

 

對于“五四”運動，毛澤東總體上是極為擁護的。但他在充分肯定五四運動中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意義的同時，也指出了“五四”運動的缺點：“對于現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的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這個運動的發展。”（《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頁。）毛澤東這段話表明了他對中外文化的基本觀點，即一分為二。這種既學習繼承又批判的態度，難能可貴。

 

1944年，毛澤東再次強調：“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想的價值。”“中國歷史留給我們的東西中有很多好東西，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必須把這些遺產變為自己的東西。”（《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頁。）

 

針對有人提出的關于“孔孟之道是中國文化的不良傳統”這個觀點，毛澤東說：“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蘇格拉底、資產階級，這樣看法才是歷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頁。）他還說過：“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我們寫歷史，要講到這個。”

 

中國文化史上破天荒的幾個第一次

 

毛澤東的文化思想之根深深地扎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里，并在中國偉大的革命實踐中，將中國傳統文化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或者說實現了對傳統文化的轉型。因為他一貫反對那種對中國傳統文化全盤照搬和一概否定的形而上學的思想。它主張而且實踐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在批判的基礎上，分清精華和糟粕，對中國歷史上的具體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進行了具體的歷史的分析。總之，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采取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科學的方法。

 

在這一歷史階段中，中國第一次真正地推翻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反動統治，包括日本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支持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以土地革命為標志，徹底消滅了存在2000多年封建的生產關系，第一次改變了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賴以存在的基礎；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結束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歷史，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第一次建設了門類齊全并初具規模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并實現了既無外債，也無內債，完全靠國內自我循環的經濟體系，不如美國為首的外國資本主義的圈套；第一次真正出現了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局面；中國第一次由一個分崩離析、遍體鱗傷的舊中國進入世界舞臺，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第一次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文化現象是相當寶貴的。盡管在歷史長河中是短暫的，但是，給中國人民留下的印象和思考又是深刻的和永久的。作為文化的價值，主要的不是在于時間的長短，而在于它的時代性、科學性和指導性。毛澤東、共產黨創造的新文化是歷史的、客觀的。這個新文化的歷史地位不是任何人強加給中國人的，歷史、人民在為中華民族選擇了毛澤東的同時，也同時選擇了毛澤東為主創造的新文化，而且是在那個時代這個民族最聰明最智慧的選擇。因為僅僅是毛澤東的出現，中國的歷史已經改道而行。

 

由于毛澤東在繼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融入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世界先進文化，實現了有機結合，并在中國偉大革命實踐中予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在新文化指導下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因此，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創立的新文化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文化發展史上，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在毛澤東之前的中國傳統文化，為什么沒有實現過辯證地發展，即突變，是因為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里，在經濟、政治上沒有發生過真正地革命，也沒有外國先進文化的融入。

 

毛澤東對待中外文化的立場，就是為中國人民的，為中華民族的立場；毛澤東對中外文化的分析方法，就是唯物的辯證的。這是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待中外文化的科學方法。

 

2013年10月13日

 

作者：李瑞昌  曾任中共泊頭市委書記，滄州市市長，河北省委研究室主任。八屆全國人大代表。著有《為政德識談》《警示明鑒上下冊》《人生智慧縱橫談》等書。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