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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記：馬克思17歲中學畢業的時候就已經認識到了：為人類謀幸福，個人的幸福才是完美的！所以他最終達到了人生光輝的頂點。而我，直到不惑之年才清晰地認識到，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他生命的意義是通過為社會的進步事業付出多少來體現的。為了讓中國工農重新挺起胸膛，過上有尊嚴的人的生活，我決定付出余生！

我這里無意同馬克思做對比，馬克思至今在我心目中是需要翹首仰望的珠峰，遙不可及。為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青年同志約我寫篇文章，我反復更換題材，總是難以下筆。人們已經采用歌頌、陳述、辨析甚至多媒體等等多種形式，完美展示了這位無產階級理論巨人的豐功業績，我卻不能寫得比他們再好了。直到5月5日紀念日當天，我才最終作出決定，通過剖析自己的成長經歷，把它展示給青年人，尤其是同我一樣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們，坦誠告訴他們，我是如何從一個小學崇拜英雄人物，中學恐懼馬克思，大學排斥馬克思，畢業進入社會又遷罪于馬克思，再到逐漸走近馬克思的。同時也使同學們循著我的心路歷程，了解中國四十年來的政治經濟變遷過程。我將分三個部分來敘述：排斥馬克思，尋找馬克思和走近馬克思。

第一部分  排斥馬克思

一、我的小學

農村的孩子一般政治晚熟，尤其是老少邊窮地區的孩子，由于閉塞和貧困所迫，很少能懂得自己的周遭與天下政治有什么聯系。

我1965年出生在寧夏回族自治區，至今還有南方的同志誤把寧夏當成了甘肅的一個自治州，把我當作甘肅人。其實也對，歷史上寧夏曾經歸屬過甘肅行政區。寧夏的確很小，面積只比臺灣島大一倍，人口卻還不到臺灣的三分之一，只有六七百萬人口。我出生的地方又是寧夏最落后的地區。對大部分人來說，提起六盤山恐怕才會有方位感。這個被統稱為西海固的地區，曾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確定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回族占當地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我是漢族，是這里的“少數民族”，處于弱勢地位

我的童年是很快樂的。那時候，即便是在我們這種窮鄉避壤的地方，到了五六歲，只有上學才有機會與同齡的孩子一起玩耍。而且，我們兩個生產隊二三百戶人家（純漢人），便有一所小學，場地設施教室都是農村最好的，教師也是外派的。一邊學習一邊在玩耍中長大，不像今天的孩子負擔重。在農村，我從來沒有聽到父母過問過自己的學習。似乎他們把你生下來，除了溫飽，其余都交給了社會。所以，我們就像野草一樣任由成長。

我們還是回到政治話題。

1976年元月周恩來逝世，我大哥鼓起勇氣告訴了父親實情：“您福氣大，跟周總理得的是一種病。”我父親不再渴望治療，不到一個月就去世了。秋季我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毛主席逝世，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們上學練習的第一個完整的句子就是“毛主席萬歲”啊！記得我去問母親怎么回事，母親緊張地說，“悄悄，不敢說！”在她看來，我這是在褻瀆神靈。毛主席逝世的時候，生產大隊召開追悼會，全村的婦女都在嚎啕大哭，似乎天就要塌下來似的。

今天刻意搜尋小時候同政治有關的記憶碎片，大概有這么幾個片段：看到報紙頭版巨幅照片里坐在主席臺上的陳永貴，心想為什么不跟別人一樣穿好一點，卻要扎個白毛巾丟農民的臉；老師布置作文寫“反擊右傾翻案風”，只能找報紙瞎抄，全班又不能雷同，小孩子們都很犯難；“四人幫”被粉碎，大人們開批判大會回來嘀咕，沒想到誰誰怎么那么壞，私下都在悄悄交頭接耳議論，當時也不知道大人們都在說些什么；公路上魚貫駛過用各色宣傳板裝飾起來的幾輛大卡車，第一輛有華國鋒的巨幅照片，似乎還在播放著歌頌他的歌曲《交城山》。一位老農說到：“毛主席剛死，就把人家的夫人抓起來，還有臉吹自己。”由此對華沒有了好感！

無論是不理解，還是自己思想中存在封建殘余不喜歡某些人，總而言之，政治都是大人們的事。我們小孩子的“政治”就是模仿電影和小人書里的情節，好人和壞人的角色就是由我們中間對應的好孩子和壞孩子來扮演。我二哥是解放軍，所以我有一頂正品紅五星軍帽，這就成了我扮演潘冬子、雨來、嘎子等等小英雄的特權。我當時覺得和這些小英雄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有機會自己也能夠擔當這樣的英雄。看到電影里的軍人主角，我就希望那是我的哥哥。我不止一次地想象過，如果打仗，哥哥就是那《英雄兒女》里的王成。模仿著英雄的姿態，呼叫著“我是王成！我是王成！為了勝利，向我開炮”。恐怕我們那個時候的小孩子都模仿過這位英雄的角色！

還有一件后來自己懂事了想起來都臉紅的事。我們村有一個被下放來的“老右派”劉老漢，據說他中醫醫術高明。也許是因為政治問題，有病人求醫到門口，他才會看病，也就是切脈和針灸，提出治療建議。我父親在去世前一半年，突然發現自己肩窩處長了個雞蛋大小的瘤子，找他看，他說那是腫瘤，要馬上摘除，否則活不了多久。可是，沒多久瘤子竟然消失了。我親耳聽見就有人說閑話：他果然是個壞分子，詛咒生產隊長早死。有一年冬天，大概是劉老漢剛到我們村不久，他在曬太陽，我們一幫小孩把他拽到一堵土墻旁，我們爬上墻頭，學潘冬子斗惡霸地主，把我們的棉帽子一頂一頂摞在他頭上，不許掉下來，叫做戴高帽子斗壞蛋。他是那樣的老實，任由我們擺布戲弄。但我們這次似乎并沒有從中找到小英雄的感覺。

寫到這里，我電話詢問了大我六歲的姐姐知道他多少情況，姐姐說：這個人是河北人，管不住自己的嘴，1957年被打成右派，關進了監獄。老婆和兩個兒子就投靠到在寧夏銀川工作的女兒家。1968年文革期間，她們娘兒仨不知怎么地就到了我們村，劉老漢坐了十多年牢后在1973年到我們村跟妻兒團聚。姐姐還說，他可能是被人陷害的，傳說是為了藥方（諜戰片看多了）。文革結束后他兒子回河北原籍辦理平反事宜，結果人家說檔案丟失了辦不了。在我的記憶中，這一家人都特別的老實。老太婆整天在馬路上撿樹枝和牛糞，做的飯像豬狗之食，明顯沒做過飯的人。兩個兒子有文化，但干農活怎么都不中用，主要負責記工分和抄抄寫寫的事。現在來判斷，很可能是中醫世家的。劉老頭死的時候，除了我們一群小孩看熱鬧，可能是為了避嫌，村子里沒有幾個人去埋葬他。

童年時代就是在這種英雄想象中愉快地度過了！

二、我的中學

1977年，我12歲時升初中到離家10里地的公社中學讀書。家里有一輛不能駝人的破自行車，它只能是比我大兩歲的哥哥的單人坐騎，我就住校了。一間房子兩排大通鋪住二十個人，我是唯一的“少數民族”。回族抱團，我打不過他們，常受欺辱。想找哥哥來警示他們，又怕被人家小看，傷了自己的英雄情懷。那個時候數學是王，數學好就是學習好，加上作業寫得快，讓他們抄襲我的作業，交不上作業的人自然有老師懲罰。記得一次我做錯了一道數學題，全班三十多人全部錯的跟我一樣，我被老師叫上講臺重做這道題。很快我就當上了數學學習委員，保持全年級第一直到讀高中（我的語文基礎很差，高考才得了20分左右，至今看到文言文比英語都恐懼。其中一個原因是，在語文課上做數學題，被語文老師罰站一節課，并被諷刺有本事當數學家去，以后別再上他的語文課。我也很執拗，從此就在語文課上鉆研數學。當時最崇拜的偶像就是陳景潤和華羅庚。數學課老師也差點，常讓我代他講課并批改作業。現在才知道這叫叛逆期，用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害得自己至今崇敬語文好的人）。

上了高中后還有比語文更可怕的，這就是政治課。政治課老師是個從寧夏大學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當時就聽說這家伙是個干部子弟，占了工農兵的名額，走后門進去的。不學無術，說起話來拿腔拿調，把學生看得很嚴，不許亂說亂動，必須老老實實聽他照本宣章。現在想來，其中一個原因也許是他真的什么都不懂，也就越加不敢放開講了，怕出現政治錯誤。考試為了表現自己的學識，凈考那些領袖經典的政治概念和深奧的原理，我們搞不懂也記不住。這門課我就記住了他那裝腔作勢的可憎模樣！

1980年年底公審“四人幫”，學校組織全校師生觀看。一臺不大的黑白電視機擺在操場上，幾百個人頭爭相目睹，估計沒有多少人看得清聽得見。我只記得他們四個人的模糊影像，狀態就像那些被老師在全班同學面前痛斥的學生一樣！我“政治”上的一點兒英雄情結，很快就被這種政治課和公審的畫面所凍結！不知怎么回事，我們的注意力很快也轉移了。考大學！“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頭懸梁，錐刺股”便成了我們的座右銘。

高中生是最敏感最要面子的時期，這也許是青春期正是他們向異性展示自己雄性特征的時期吧。我為了能夠考上大學，卻采取了“底線競爭”，把自己內心那點英雄情懷，甚至女生面前的尊嚴都甩在了腦后。農民口糧不足，就通過養雞下蛋養羊下崽賣了兌換糧食。我們學校在我家與公社農貿市場之間，我早晨上學去的時候把羊羔用背簍馱在自行車上，到學校后把羊羔放置在教室的拐角，中午下課后再把羊羔送到集貿市場，讓我們村趕集的老農幫我賣掉，然后再幫我兌換成糧食帶回家。上課的時候，羊羔咩咩地叫了起來，老師嚴厲地責問這是誰的羊。我舉手示意是我的，老師看著我遲疑了一會兒，接著又講起了課。原諒陷入絕境的人是一個人起碼的良知。

我們是山區里的平原，但土地貧瘠，靠天吃飯，社員口糧經常不足，人民公社時期，歉收年份要靠國家救濟。我的父親1976年去世后，由50多歲的母親撫養我和哥哥念書，家庭沒有勞動力，就沒有工分，從生產隊里分配不到多少口糧。記得夏收秋收分配糧食的時候，別人家架子車拉幾麻袋，我就半麻袋直接背回家。這還是我和哥哥寒暑假掙得的工分。好像改開后救濟糧就取消了，所以，這個時候口糧全靠自留地和三個在城市里工作的哥哥接濟。三個哥哥也低工資，自己也要成家立業，養家糊口，我們餓肚子就成了常態。有時候跟村里人家借不來米面，一整天都沒有飯吃，學習時餓得發暈。我高中時，農村開始實行包產到戶了，按人頭分地，我們家有了更多的自留地，飯也就能吃飽了。所以，在這一段的記憶里，包產到戶對我們這種沒有勞動力的家庭是有一點兒好處的。

比我高兩級的四哥1980年考上了大學（他文科特別好，很內秀，我打麻雀玩尿泥的時候他就喜歡看大本的書籍，村里人常說他是書呆子。但大哥包括當時的任課教師，出于他們的文革政治經驗，認為還是掌握一門技藝比較好，要他報考理科，他最終不情愿地去了西南石油學院，幾乎成為終生遺憾。今天他終于找回了自己，在海南大學教授管理思想史），兩年后我也有幸考上了大學，一年后母親就到銀川城里給三哥看孩子了，我們全家都跳出了苦難的農村。

我們這里師資力量顯然跟城市沒有辦法比較。要考上大學，只有“兩耳不聞窗外事”，全靠學生自己拼命，所以那兩年沒有在意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直到大一的時候回到村子，才知道變化是驚人的：我家河對面有一片數百畝的樹林，是我們小時候雨后尋蘑菇，秋天打草，冬季撿拾樹枝燒火的地方。承包到戶政策只一年光景，一棵樹都沒有了，全被人偷伐殆盡。更令人驚訝的是，我們村到鄉中學十里國道兩旁直徑約一尺的樹木一棵也不剩了！當年村村通的廣播喇叭線路和線桿沒了蹤影。村子通往公路的主干道也變得坑坑洼洼，再也沒有人平整了。村子里的“能人”承保了磨面坊、衛生所等等一切當年集體經濟的東西。唯一的一臺為實現農業現代化配置的拖拉機，零件被人偷光，只剩一個空殼躺在那里，就像一頭被虎狼蠶食的野牛骨架！貧瘠的土地即便天天守在田間地頭，也不能增產多少，大部分村民生活似乎也沒有太大變化，只是人們的空閑時間多了不少。沒有希望考上大學中專的學生將就到初中畢業，女孩就早早嫁人，男孩游手好閑，所以聚眾賭博便盛行起來了。小時候的玩伴也不再親密，唯一讓大伙兒能聚集起來的，就是春節期間干部黨員帶頭裝神弄鬼搞廟會騙錢財。

中學時期對政治的印象就是，大人們似乎都在極力地回避政治！

三、我的大學

中學畢業時的馬克思，在他的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就能夠提出：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毋庸置疑，青年馬克思一定是看到了德國容克地主和資本家，為了自己窮奢極欲而不管他人死活；他一定是看到過衣衫襤褸、挨餓受凍的貧苦人遭受的磨難。他志向高遠，決定為了人類的幸福選擇自己的職業。這除了因為他有著一顆高尚的心靈，還因為他衣食無憂，有條件選擇自己情愿的事業，把它作為一生的追求。而我也是17歲中學畢業，但卻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只能自己拯救自己，所以選擇也很簡單：一是擺脫貧困，讓年邁的母親不再遭受生活的煎熬；二是，拯救一下自己的英雄情結！當然，對我來說，浪漫卻是一件奢侈品！

我的高考成績只能在寧夏境內選擇學校。寧夏當時共有三所大學一所師專。當時我認為寧夏大學和固原師專畢業只能當老師。中學剛畢業，的確不愿當教師。寧夏醫學院是當醫生的，我大哥是醫生，見過醫生就不想當醫生了。只有寧夏農學院供我選擇了，我選擇了畜牧專業。想起《草原英雄小姐妹》，可以騎馬馳騁在遼闊的草原上，那該是多么的英勇瀟灑！我為自己的選擇激動了好幾天。確定志愿時我大哥要我選醫學院，我不從，他痛斥道，你難道寧愿跟畜生打交道，也不愿跟人打交道嗎？我說，是的，我不愿跟人打交道。大一時回村里，我的農民玩伴戲弄我說，“大學生，馬尾巴的功能是什么啊？”這讓我羞愧難當！

當時的政治思想教育還是起作用的，畢竟還延續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干一行愛一行”、“要為四化做貢獻”、“一個大學生需要20個農民來供養”、“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不容易”，等等。的確，我們當時不但不收學雜費，每月還供應36斤大米白面票，25塊錢的菜票。那時候一份素白菜五分錢，正常情況下一個月20塊錢菜票就能吃得很好，還能結余出五塊錢零用。按我當時的家境，今天恐怕就很難上這個大學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個急劇變化的時代，表現在青年人的思想和行為上就顯得很突出。我1982年秋季上的大學，成年后第一次到了一個大城市，感覺到城市繁華而井然有序。工廠興旺，商業繁榮。我三哥是銀川一家大型國營企業的工人，他會很多種樂器，還會繪畫，我常到他那里度周末，聽工人們吹拉彈唱，似懂非懂聽他們為了馬克思某個哲學問題爭得面紅耳赤，深感工人的文化氛圍比我們大學都強。我也從他們那里學會了幾種樂器，也跟他們學習閱讀哲學和美學書籍。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社會風氣陡然發生了變化。原來有序排隊上公交變成了瘋狂擁擠搶座位，學生食堂也變成了誰先擠到窗口誰能打到好飯菜，街頭成群出現穿喇叭褲手提錄音機的“流氓阿飛”。總之，青年人不以流氓為恥，反以流氓為榮了。大二第一學期剛開學，我從農村返回學校，在去三哥工廠的路上，也趕時髦地買了條喇叭褲，結果被哥哥強迫退了貨。他說，正在“嚴打”，小心被當成流氓抓了去。其實，老工人看不慣大學生穿喇叭褲。

1983年的“嚴打”，可以說符合鄧小平的一貫風格，打得準打得狠，很快就把這種不正常的社會風氣壓了下去，人們都變得老實起來了。現在想來，當時承包到戶政策刺激的個人積極性釋放完畢的同時，農村又出現了各種亂象，引起農民的不滿；以私心激勵人，以個人承包的簡單狹隘思路對現代化大工業進行生產經營方式的改造，又遇到了城市工人的抵制；城市農村各級權力機關利用特權瓜分公共資源也引起了民眾的普遍不滿。而文革結束后異己力量已經被清除，此時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各級社會組織都牢牢掌握在黨和政府手里，從而不可能出現群眾性的公開反對力量。但是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它總會借用其他形式表現出來。當時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以個人行為破壞社會生態。原有的集體氛圍在解體，作為個人便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存在和宣泄不滿，即今天所謂的刷存在感。比如偷幾元錢被判處死刑者未必為了偷盜，也許僅僅為了尋求刺激和宣泄；今天被稱為性騷擾的青春少年耍流氓直接從重從快槍決；游手好閑的年輕人街頭斗毆被發配新疆青海做苦役等等。我沒有對“嚴打”的主要對象做過專門的統計分析，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主要是青年人，而且主要是城市職工家庭的待業失業青年。農村青年老實，青春蕩漾的時候關心的是娶妻生子，斗毆、耍流氓、偷盜者很少。我當時沒有聽到過農村老家方圓幾十里有被“嚴打”的農民。一般來說，當時的大學生中，農民和知識分子家庭中的孩子居多。因為城市工人家庭的孩子，要么不愛學習，要么進技校就會有一份好工作，犯不著在高考的羊腸小道上，跟那些能吃苦的農村孩子或具有先天文化優勢的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來拼搏。當時的大學入學率似乎比今天的研究生都低。

學校里只是開除了一批學生，寧夏農學院水利系來自城市里的學生比較多（可能是高招時照顧水利系統的家屬子弟），打架斗毆的“流氓”也就比較多。據說有一個年級班曾被處理了三分之一的學生。“嚴打”在工廠里反應就更明顯了。我三哥他們工廠的吹拉彈唱、思想辯論一夜之間消失了。“嚴打”也為企業改制掃清了障礙。老工人為了避免回城知青或待業的子女走上“犯罪道路”，被迫接受提前退休由子女頂崗的安排。這也為后來一家企業破產倒閉，全家人下崗失業埋下了禍根。所以，說這次“嚴打”實質上是對城市工人階級的一次鎮壓行動并不夸張。有心者可以專門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在配合“嚴打”的同時，全國大力宣講“五講四美三熱愛”（五講：“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四美：“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三熱愛：“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使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次剪除雜草的行動。事實上，這是一次“穩定壓倒一切”的初試牛刀。

 “嚴打”過后，在大學里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和追求“個人奮斗”的思潮開始涌動。大概為了矯正這一現象，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調和主義理念（“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句話，毛澤東在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有過批注：“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不妥當，結果都離不開我。人人為我，是人人都為我一個人，我為人人能為幾個人？）。尼采、叔本華等唯心主義哲學開始在思想界流行，似乎不懂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就不懂得人性。弗洛伊德舉例說自己的老婆想起了馬的交配場景就會產生性高潮，被我們贊賞為西方人就是實事求是注重科學（忘記了馬克思也是西方人）！馬克思主義被認為只關心冷冰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缺乏人文關懷和人道主義，從而遭到大學生的普遍排斥和拋棄。我們這樣的農業院校，喜歡閱讀尼采、叔本華的人沒有幾個人，但排斥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卻是普遍的。其實我們當時沒有幾個人能真正搞懂馬克思的基本思想。但有一條，官方極力宣傳什么，我們就反感什么，這是當時的基本情況！官方越是唱高調，學生們就會認為是虛偽，就會越加地排斥。記得我們系黨委書記在做思想政治教育的講話時說道，“你們只知道關心自己，毫無遠大理想，看看某某某，人家把馬列選集都讀完了！”話音未落便引起了一陣哄堂大笑。那位讀馬列的同學當時是被看成為怪物，書記的走狗。

這個時期，中國社會剛剛開始轉型，思想傾向、社會階級分化還不明朗。對于我們這些懵懂學生，社會在自己頭腦中還只是一個簡單的影像。年輕人的傾向或者選擇也談不上自私自利，直觀地講，就是跟著感覺走。我因為囫圇吞棗閱讀了大量的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小說、政治、哲學著作，想以此尋找到自我價值的實現途徑。結果，也變成了異類。思想越是自由奔放，想入非非，發現腳底下的現實越是壁壘森嚴。也許這種狀態可以產生思想，但若企圖付諸于行動，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尼采的超人哲學，無限放大了自我，幾乎使自己陷入了精神分裂的狀態。這個時候我反復思量自殺的問題，反復閱讀《少年維特之煩惱》。不知怎么地突然意識到，我這樣卑微的人，怎么會選擇如此高貴的死亡方式呢？我那可憐的母親才剛剛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啊！

為了擺脫這種困境，我大三的時候申請了休學，到新疆喀什地區一個石油基地，去投靠一年前大學剛畢業分配到這里的四哥。他們的鉆井平臺在戈壁沙灘深處，生存環境特別惡劣，但我卻非常喜歡這里的狂野，也許我需要這種能蕩滌心中污濁的嚴酷吧。我四哥是第一個來這里的大學生，據他自己說是響應國家號召，到邊疆開發大油田的。這我相信，那個時候這種不讀尼采聽黨話的理工科“傻子”有的是。我有江湖義氣，新疆人自然也不差，所以，井隊里的工人就喜歡帶我玩，他們叫我“小大學生”，很愿意滿足我對新疆人文地理的好奇心。我還在這里學會了喝酒，更有趣的是忘掉了“自我價值”的實現。哥哥擔心我跟著工人學壞，出主意讓我通過考取研究生選擇自己喜歡的大學和專業。新疆玩了半年后，我又回到了學校。

學校為我重新安排了宿舍床位，因我還有三個學期在休學狀態，所以無需上課，助學金等一切物質待遇照舊不變。當時經濟管理類是熱門，我們學校一位青年教師建議我考取上海財經大學的研究生。這樣我就有計劃地開始了自學英語，從頭學習起經濟學領域的知識。立了志，又不愁吃不愁住，讀什么書隨心所欲，時間怎么花全由自己掌控。這一年半是我在“回歸理性”的情況下，尋求“自身完美”最感幸福的一段時光。

我們學校的一位副院長，作為世界糧農組織派駐泰國的成員，工作兩年后回來了，西裝領帶，為我們全校師生作報告，具體內容我記不清楚了。大概就是資本主義好，那里的人不會闖紅燈，那里的學術有真正的自由等等。總之，那里才是真正踐行“五講四美”的國度。我暗自下決心，一定要走出去，離開這閉塞落后的邊塞寧夏。先到上海，再圖發展。

1987年年底，報考1988年研究生的工作開始了，我欣喜地填報了上海財經大學經濟管理專業。幾天后接到我們學校的通知，我的報考資格被取消。問原因，教務處處長批示，不能跨專業報考。理由是，如果農學院的學生都不從事農業，中國這樣人多地少的國家，農業怎么得到發展！

今天看來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農業院校的合格的教務處長，但我當時卻被打入了冰窖。

但這時的我似乎已經成熟了，不再那么悲天憫人、心浮氣躁了。

1988年最后一個學期，我被安排到六盤山腳下一個村莊做畢業實習。實習項目就是做黃牛繁殖育種，間接做扶貧幫困。而我卻發現，不但大山里的農民比我幸福快樂，這里的黃牛同樣比我快樂！當時我卻有些像行尸走肉！對外界事物麻木不仁！記得有當地一個女孩，似乎對我有意，常來關心我，被一同實習的同學慫恿逗樂。她被戲弄都覺得是一種幸福，而我卻沉浸在《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悲歡離合之中！

我們當年畢業分配已經不是指派，而是雙向選擇。也就是說，你只要找到某接收單位，無論什么行業（估計我們的教務處長如果不是機會主義者就會很郁悶），什么銀行啊，稅務局啊，學校都給你發派遣證。否則，就由學校任意派遣。我卻無所謂了，在畢業分配志愿表里只填寫了四個字：“隨遇而安”。那位長得像觀音菩薩似的女班主任愣眼看著我，好像我是誠心想當個弼馬溫似的。

一個小人物內心有再疊翠的山巒，畢竟改變不了他是一粒塵埃的事實！再怎么企圖把控自己，終歸是一棵隨風飄蕩的野草！第二年春季，一場政治大事件便輕易地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2018年5月8日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張耀祖，北京大學馬列主義研究所研究生畢業，曾做魏巍私人助理工作十年。2000年入人民出版社任政治編輯室編輯，2005年辭職從事社會問題研究。此后創辦中國工人網、紅色中國網、《紅色參考》雜志，長期專注于當代中國工人運動的探索。期間被北京大學特聘從事公共政治課教學。現為《紅色參考》和紅色中囯出版社主編。2016年與李民騏、許準、齊昊等三位留美經濟學博士合著出版國內大眾政治經濟學暢銷書《資本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