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政協會議代表田富達接受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采訪
1949年的北京還沒那么多高樓。這些人從天安門可以看得更遠，他們面前是30萬人，以及一個遼闊的國家。
但他們所面臨的，又是一個連年戰爭摧殘過的國家：1949年，中國人的人均預期壽命是35歲，新生兒的死亡率是200‰。全國只有11.7萬名大學生，小學的凈入學率只有20%。全國原油產量只有12萬噸。北京街頭上沒有一輛汽車是中國產的。甚至在開國大典的閱兵式上，受閱的17架飛機也都是戰利品，為了閱兵效果，有9架飛過天安門后又悄悄折返重飛了一次。這一天，還有一半以上的國土沒有解放。這個國家剛剛從硝煙中“站立起來”。在物質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與舊的交接仍在進行。但有一點，已經交接地再清楚不過：“北京時間”開始了。
中國的1949年是在兩份新年獻詞中到來的。一份出自毛澤東，另一份出自蔣介石。這使那個元旦在歷法以及更廣的意義上，都屬于辭舊迎新的一天。在河北的西柏坡村，毛澤東在他的獻詞里說：“一九四九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他的頭一句話就洋溢著自信：“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他誓言將向長江以南進軍。長江以南，“金陵王氣黯然收”的南京，蔣介石在總統府宣讀了他的《新年文告》。他已決定下野，脫了戎裝，身著長袍，對種種問題引咎自責，表示“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愿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而毛澤東用希臘《伊索寓言》“農夫與蛇”的故事，鼓勵國人做出選擇。他還宣布，這一年要召集“政治協商會議”，組建“民主聯合政府”。70年后，曾在1949年政治協商會議上親手投票決定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里，僅剩一位在世了。他在北京一個安靜的社區里深居簡出，由于雙目失明，他已無法目睹這個國家最新的樣子。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這位名叫田富達的老人吃力地回憶著過去。他的記憶已不太完整。談到興奮之處，他身體前傾，向著空氣伸出雙手。用這雙手行使投票權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個剛滿20歲的年輕人，與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李濟深等人同在一個會場。他記憶深刻的是，那次會議決定了“中國要走什么路”。包括政權的締造在內，許多事情都是在這個會場里決定的：國旗上有無必要出現黃河、斧頭和鐮刀；電影插曲《義勇軍進行曲》能不能當國歌；國號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國號可不可以簡稱“中華民國”。用毛澤東的開幕詞來說，“將決定關于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事宜”。而田富達本人在那決定性的大會上的發言磕磕巴巴——當時他是沒怎么受過漢語教育的臺灣高山族人，表示希望“趕快解放臺灣人民”。這個愿望至今也還沒有達成。事實上，臺灣問題是1949年留給后世的少數懸而未決的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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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解決了很多問題的一年。“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毛澤東在這一年說出了他流傳最廣的名言。與后世許多人的印象不同，這句話的出處不是10月1日的開國大典，而是10天前的政協會議開幕式。原話是：“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當年為此熱烈鼓掌的代表，只剩田富達了。另一位代表謝邦定逝世于2019年5月，在此生寫過的最后一篇回憶文章里，這位98歲的老人形容：“這一場景，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腦子里。”時任政協會議籌備會副秘書長孫起孟注意到，鄰座幾位年事較高的代表一邊流淚，一邊“使勁拍掌”。那次會上，選擇國旗是令田富達最為激動的環節之一。在眾多選項里，他選了那面紅地五星旗，“大多數人同意這個版本”。幾天后的開國大典，他站在天安門城樓的欄桿邊，流著淚欣賞了它的第一次升起。宣讀《新年文告》一個多月前，蔣介石剛剛失去了“國民黨第一支筆”陳布雷。他的眾多文稿出自陳的手筆，包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名句。但陳布雷拒絕見到1949年。在一個夜里，他服下了兩瓶安眠藥。留給蔣介石的遺書里，他說自己“書生無用，負國負公”。他的子女已入了共產黨。1948年最后一天，學者胡適與傅斯年在南京對著“滾滾長江東逝水”，喝酒，吟詩，落淚。兩天后，胡適將他們吟誦的陶淵明的詩句抄在日記里：“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那份新年獻詞里，毛澤東創造了一個在后世頗為流行的句式——“將XX進行到底”。“XX”可以是“改革”“價格戰”“低碳”甚至“愛情”，但在1949年，毛澤東所說的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到這年3月，河北唐山的陶瓷廠工人李向東說，他們在茶壺上面不再畫金魚、美人和蘭花，畫上了“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有“打到臺灣去”。臺灣是田富達的老家，也是蔣介石即將退守的那個中國第一大島。他已為后路作了安排，包括向島上輸送有價和無價的物資：一噸一噸的黃金，一箱一箱的故宮珍寶，一片一片刻著甲骨文的龜甲。這年除夕的前一個寒夜，一艘叫“太平輪”的巨輪與另一艘船相撞沉沒，被稱為“中國的泰坦尼克號”。隨它沉沒的有紗廠的機器、銀行的文件和近千人。這就是1948年和1949年交接時的中國：有的沉入水中，有的浮出水面。“1948年終于過去了，這也宣告了一種政治體制和一段歷史的終結。”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原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在他的回憶錄里說。他目睹蔣介石“周圍的環境不斷崩塌”，想到了自己前任的一番話——日本剛剛入侵中國時，那位大使說，中國正在上演一出歷史劇，而我們只是坐在前排的觀眾，只能觀賞它，而不會對劇情有任何的影響。“當時，我還在懷疑作為美國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一名觀眾，直到現在，這個觀眾換成了我，坐在一個豪華的包廂里，觀看一場更為悲慘的演出。”但20歲的田富達在華北軍政大學校園里讀到毛澤東的新年獻詞時，想的是，“中國解放，不會是很遠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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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比預計的要早。中國共產黨的計劃是，自1946年6月算起，用5年時間打倒國民黨。1949年元旦，內戰進入了第三年，解放軍在兵力上由長期的劣勢轉入了優勢。具有決定意義的“三大戰役”，東北的遼沈戰役已經結束，華東的淮海戰役中，國民黨的將軍杜聿明收到了解放軍發給他的單刀直入的“敦促投降書”。“你們想一想吧！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好，就這樣辦。如果你們還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總歸你們是要被解決的。”淮海戰役打完兩周后，民主黨派領袖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譚平山、朱學范、蔡廷鍇、章伯鈞、郭沫若、茅盾等55人，聯名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支持解放軍進軍江南：“革命必須進行到底。”只隔了兩天，在天津得勝的解放軍士兵羅士杰在家書里說，“只要再有一年，這個全國光明的日子就會來臨”。圍繞1949年，很多人都在計算時間。南京政府代理總統李宗仁算錯了。他以為，“同共產黨隔江對峙個三年五載還是可以的”。田富達的同齡人牟明亮，一位來自山東的士兵更加迫切。他在1948年3月的家書里說：“大人在家好好安心吧。蔣介石就在今年滅亡……”不幸的是，他犧牲在勝利前夜——解放軍渡過長江的決定性戰役里。1949年4月25日早晨六點半，正在南京的司徒雷登突然被人吵醒，發現臥室進了幾個士兵——解放軍渡過了長江。“其中一個人對我的仆人說，所有的一切都是屬于中國人民的，他們很快就會全部拿回來。”他這樣記錄。兩天后的夜里，解放軍的指揮官鄧小平、陳毅等走進了總統府。在蔣介石從前的辦公室里，鄧小平講了個笑話：蔣委員長懸賞緝拿我們多年，今天我們找上門來了。下野的蔣介石原本希望避免這樣的局面。1949年前3個月，國民黨試圖通過和平談判，劃江而治，在中國形成“南北朝”。南京政府還找過司徒雷登，希望美國聯合其他幾個強國交涉。“我知道這是毫無用處的，可還是遵循他們的意思進行了嘗試。”但是，其他國家都禮貌地拒絕了，并表示這是屬于中國內政，應該由他們自己來解決。”4月1日，以張治中將軍為首的代表團赴北平談判。在司徒雷登印象里，這就像“愚人節的玩笑”。談判沒有成功，而且對國民黨開了個玩笑——談判代表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人，一致同意留在了北平，他們最后都出席了政治協商會議。之后的幾十年，國民黨軍官陳寶善一次次反思過失敗。他“做夢也沒想到”，會落敗到這種程度。在他看來，解放軍的訓練不如他們，補給也不好。“我能說出的原因是，軍心變了。不然怎么會垮得這么厲害呢？”根據解放軍的師長高銳的說法，攻打濟南的時候，做法是“邊打邊俘邊補”——打下一個據點，馬上清查一下俘虜。俘虜掉頭就參加攻城，換下國軍的帽子，或者，直接去掉帽徽。田富達曾是俘虜。他17歲時參加了國軍，稀里糊涂從家鄉臺灣到了大陸。第一次上戰場，他的槍托被解放軍的子彈打穿，他問怎么辦，排長說：“扔了扔了！”“很痛快”，他揮著手，回憶起戰場上的對話，以及第一次上戰場被俘的經歷。他還記得上戰場的路走了9天——“走向解放”的9天。“我們被‘解放’得很快，早上10點就‘解放’了，中午就問我們，你想回去還是想留下來？”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回去，部隊會發給三塊大洋。他想了半天，加入了解放軍。田富達少年時的名字是“富田達夫”——自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到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投降那天，他“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陳毅曾形容，淮海戰役的勝利是支援前線的百姓用小推車“推出來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楊伯濤被俘后的見聞，部分印證了這一點。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他看到，村落里炊煙陣陣，人聲鼎沸，“共軍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樣親切”，有的圍著一個鍋臺燒飯。他明明帶領大軍經過同一個地方，所見的是門窗緊閉。楊伯濤感慨：“我們這些國民黨將領，只有當了俘虜，才有機會看到這樣的場面。”“共產黨正是在國民黨經濟與政治政策挫敗、喪失民心的氛圍之下，才贏得關鍵性的軍事勝利。”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指出。司徒雷登也承認，盡管自己在國民黨中有很多好友，但此時的國民黨，“幾乎擁有了它當初推翻的那個腐朽政府的一切惡習”。1949年7月31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寫給總統杜魯門的信里說：“他們不是被從外部打敗的，而是內部系統的自行崩潰。”國民黨撤到臺灣時，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里，僅有9人赴臺。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做過國民政府考試院長，受蔣介石邀請同乘飛機赴臺，他的學生周恩來托人捎信，“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飛飛”是周恩來上學時的筆名。張伯苓拒絕了蔣介石，分手時，蔣介石因為失望，沒太留神，將頭磕到了車門框上，“咚”的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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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一位92歲老人也拒絕了蔣介石的邀請，簽字歡迎解放軍入城。他叫薩鎮冰，早年投身清末的洋務運動，甲午海戰中，他任北洋水師副將。很快，薩鎮冰的名字，出現在1949年參加政治協商的662人名單里。3年前，重慶有過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國民黨、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同盟等黨派都參加過。但最后，國民黨撕毀了決議，在民主程序缺席的情況下召開國民大會，起草憲法。歷史學家史景遷的評語是，“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回憶起1914、1915年間，袁世凱對憲法與國會的操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又一次發出了號召。有別于舊的，這次提出要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五一”口號發布當天，毛澤東給身在香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李濟深、中國民主同盟在香港的負責人沈鈞儒寫信發出邀請，他提議開會的地點在哈爾濱，時間在1948年秋季。哈爾濱是共產黨占領的第一個大城市。1948年，它陸續見到了從不同通道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民革領導人之一朱學范曾在東北的農村和企業調研了40天，他寫信告訴李濟深，他在這里看到的人民都是喜氣洋洋，“有了生氣”。沈鈞儒等人是從香港乘蘇聯貨輪來到的，先到朝鮮的羅津港上岸，再到哈爾濱——他們要躲開國民黨的封鎖。抗日名將馮玉祥的骨灰后來也到了這里。在此之前，他已與蔣介石決裂，在美國訪問時就被中華民國吊銷了護照。他從美國啟程回國參加政協會議時，當時的報紙標題為：“馮玉祥離美歸來參加新政協確信民主必勝”。這年9月1日，馮玉祥搭乘的蘇聯“勝利”號輪船在黑海失火，他不幸遇難。兩個月后，他的妻子李德全帶著骨灰盒到了哈爾濱，呼吁他的老部下“掉轉槍口”。這一年的松花江，出現了冰封后又解凍的奇觀。沈鈞儒賦詩一首，稱贊“地氣也隨人事轉，從今北雁不須南”。中國的局勢也在“冰雪消融”。隨著時局的演變，這些人持續向南。他們在哈爾濱繁華的馬迭爾賓館里談過政治協商的事項。遼沈戰役打完，他們又在沈陽談。郭沫若、馬敘倫、許廣平等人在乘船赴約的途中，還是從魯迅與許廣平年幼的兒子周海嬰擺弄的收音機里，聽到了沈陽解放的消息。等到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發給宋慶齡的邀請電報里，說的是“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兩天后，“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決定起義，交出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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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六點，北平的居民從收音機里聽到：“請聽眾十分鐘后，聽重要廣播。”人們一分鐘后聽到，國民黨守軍與解放軍達成了《關于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解放軍在2月3日舉行了入城式。隊伍經過前門箭樓時，忽然拐彎，進了東交民巷。人們驚喜交加。那里過去是外國使館區，是中國飽受欺凌的象征之地。10天后，第一次到北平游覽的解放軍軍官宋云亮，給未婚妻寫了一封信。他介紹了這座城市里的電車和“比馱糧的小毛驢還多”的汽車。這一天最使他興奮的是，去了東交民巷。“聽說原先國民黨統治的時候，這是‘外國地’，中國人是不大敢去的，可是今天北平已經是人民的城市了，東交民巷的外國人們也再不那么盛氣凌人了。”他告訴戀人。關于北平，田富達所能記起的是傅作義的參會資格問題。他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傅作義要當代表，很多人特別是解放軍的同志想不通。”解放軍與傅將軍的部下剛剛在戰場上互為死敵。有人說，見到這些國民黨，就想起犧牲的戰友。田富達說，在政協會議之前，他所在的軍隊黨小組議論過傅作義的資格問題。組長朱德作了表態，平息了議論。“朱老總說，想不通也得想通。他雖然殺了不少共產黨，但是他也立了功了，你看，我們現在開會的北京，安安靜靜，他有功勞。”就此，毛澤東也曾說過：有些代表性人物，我們不能代表，不然，就是開黨代表會議了。傅作義到政協會議報到時，是開幕前兩天，他剛在綏遠和平協定上簽完字，趕回北平。飯店的房間不夠用，陳毅把房間讓給了他。所有代表里，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最為特殊。北平是孫中山逝世之地，她本不想回到這里。鄧穎超帶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去上海接她，周恩來信里的“略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略”字被毛澤東改成了“謹”字，更顯恭敬。毛澤東自己的信，干干凈凈，無一處涂改，與他平日風格迥異。為了等到這些人，為了舉行政治協商會議，最先協商出的134人組成了籌備會，分為6個小組工作，運轉了三個多月，從6月15日開到了9月20日，比“三大戰役”的任何一場都要曠日持久。
毛澤東在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說這番話時，他左手拿著發言稿，右手不時揮舞。說到“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他手臂上揚，做了個向上劃的手勢。當說到中國“如太陽升起”，他的手臂更大幅度舉起。這3個月里，按照“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原則，產生了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662人的名單。根據中國政協文史館三級職員李紅梅的研究，中國當時有近百個大大小小的政治團體，并非所有團體都會接到邀請。例如，“中國農民黨”“青洪幫”等超過20個黨派就不在其中。共產黨員約占44%，各民主黨派代表約占30%，無黨派人士約占26%。662人里，國民黨名將楊杰的遭遇令人扼腕。他死在政協會議開幕兩天前，國民黨派出的特工在香港經過一番偽裝暗殺了他。會議代表名單上，他的名字加了黑框。按席次，他是第55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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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晚七點，第55號代表沒能抵達的政治協商會議，終于開幕了。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綜合田富達和社會學家費孝通的記憶，參會的人有穿工裝的，穿長袍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裝的，穿軍裝的，戴瓜皮帽的；有說漢語的，說英語的，說客家話的，說蒙語的，說藏語的。“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夠聚在一起開會，討論建國大事，對我來說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費孝通說。周恩來的履歷表填得很準確，他沒忘記填寫自己用過的兩個別名，學歷一欄填了“南開大學肄業”和“留學法國”。宋慶齡的那張表格顯示她來自上海，屬于“特別邀請”代表。但毛澤東填錯了，學歷寫了“小學”也寫了“師范學校”，沒有填寫年齡，反而把籍貫寫到了年齡一欄。這時他56歲，會后，他和他的畫像都將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他會成為這個古老國度一個新生政權的領導人。提交表格時，這些人的身份都是代表，每人都要簽到、驗證。開會地點是中南海懷仁堂。事先請建筑學家梁思成主持了改建：在天井上加了頂子，改成了會堂。否則，容不下那么多人。在這個地點，慈禧太后駕崩，八國聯軍設立了指揮部，袁世凱的靈堂也設在這里。但此時，舊的地點迎來了新的事物。主席臺上對稱掛著孫中山和毛澤東的巨幅畫像，中間是政協出爐不久的會徽，兩側是解放軍軍旗。毛澤東以政協籌備會主任的身份宣布大會開幕。軍樂隊奏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會場外響起禮炮，全體代表鼓掌，時長5分多鐘。主席團成員謝邦定記得，臺上未設座位，不說“就座”，主席團登臺時，說的是“就位”。毛澤東濃重的湖南口音在會場里回蕩：“如果我們的先人和我們自己能夠渡過長期的極端艱難的歲月，戰勝了強大的內外反動派，為什么不能在勝利以后建設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呢？”氣象學家竺可楨記過人們的發言時間，比如，劉少奇講了14分鐘，宋慶齡12分鐘，何香凝15分鐘，華僑司徒美堂加上翻譯13分鐘。幾年前曾與毛澤東在延安討論過執政“歷史周期率”的教育家黃炎培記得，直到夜里十一點才散會。晚上有“大雷雨”，等到會議結束，雨已停了。文史學家宋云彬的日記里說，宋慶齡的演講詞“最為生辣，毫無八股氣”，可惜她說的是上海話，有失力道。她發言時，雷雨大作，電燈忽滅，幸而不久又亮了起來。宋云彬的日記里，留下了這些點評：梅蘭芳善唱戲，但讀演講詞“不成”；陳嘉庚方言太濃，必須靠人翻譯，他逐字念稿，像“過去私塾先生念書”。傅作義的發言“最坦率”。傅作義在會上說，今后將以“將功折罪”的心情，為新中國的建設盡力。他贏得了20次掌聲。作家劉白羽認為，國民黨高官傅作義等人的發言之所以博得掌聲，并不是由于他們做了歷史的見證，更重要的是“如百川之趨大海”，顯示了人心所向。48歲的農民代表李秀真，兒子死在了戰場上。她穿著對襟上衣，上臺顫抖著說：“我們開這個大會不容易啊！這是千千萬萬人的血汗換來的，我的兒子沒有親眼看見新中國，我做娘的替他看到新中國。”黃炎培把新中國比作“新建的大廈”，由許多鋼骨水泥的柱子撐起，第一是中國共產黨，還有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大廈的主人是“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田富達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代表身份來到這里。他20歲，很多事情似懂非懂，是會場里最年輕者之一。他的漢語水平不好，發言稿準備了兩天，經過了臺盟一位工作人員的潤色。即便如此，他也念得不太流利。發言后，他情不自禁過去握住了毛澤東的手。毛澤東對他說了什么，他因為心情激動，一句都沒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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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們將要決定的最重要文件，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它是建國綱領，具有臨時憲法性質，決定了國體、政體等大事。這份綱領的草案，最早是李維漢起草了一個版本。然后，周恩來把自己關在中南海勤政殿里一周，嘔心瀝血，寫出了另一個版本。先后經過三次起草，三次更名。毛澤東批示其中一版時，曾提醒為他送件的胡喬木，“你應注意睡眠”。在最終通過的版本里，第一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據謝邦定回憶，有些代表曾建議把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明確寫入，周恩來解釋，新民主主義一定要向社會主義發展，但在現階段應該通過宣傳、解釋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人民看。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在綱領的草案里，周恩來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與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的產生方法、政務院的架構等相比，國號是引發爭論最激烈的。毛澤東在籌備會全體會議上喊的3個口號，有一個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認為，“人民”已經表達了“民主”的意思。黃炎培和張志讓則主張要用“民主”二字，并認為以后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至于簡稱，提議“中華民國”和“中華民主國”的都有。在一個征求意見的場合，年過八旬的司徒美堂說：“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孫中山先生，但對于中華民國4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民國，與民無涉。”9月27日，政協全體會議最終決定，國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要“中華民國”簡稱。周恩來在這天補充說明不再寫“簡稱中華民國”時，會議記錄專門提到，此處有“掌聲”。這一天，還決定了國旗、國歌等事項。籌備會此前登報發布了征集啟事，國歌收到632件曲譜、694首歌詞，但沒找到滿意的。馬敘倫、徐悲鴻、郭沫若等人主張，暫用抗日戰爭時期的《義勇軍進行曲》。但有人說，歌詞“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時。郭沫若、田漢等都認為可以修改歌詞。張奚若、梁思成舉出法國國歌《馬賽曲》為例，主張不改，保持完整性。周恩來也贊成不改。他說，這首歌在抗戰中起過巨大的鼓舞作用，盡管新中國成立了，我們還要“居安思危”。這次討論，在《義勇軍進行曲》的合唱中結束，合唱者包括詞作者田漢。國旗的應征圖案在一個月里收到了2992幅，其中從美洲寄來的國旗圖案23幅，還有的來自國民黨統治區。征集啟事明確要求“紅色為主”，應征圖案里三分之二是紅色，仍有三分之一以白、藍、黃等為底色。朱德設計了一個版本，旗子左上角為藍色長方形，嵌有紅五角星；陳嘉庚設計的那面，有鐮刀和斧頭圖案；郭沫若設計的國旗上有兩個長條，象征長江和黃河。他們都落選了。張治中坦言，他不欣賞旗子中間帶有黃杠，認為有國家分裂之感。正式會議期間，初選委員會將累計收到的3012幅圖案選了38幅印發全體代表討論。第32號當選，但是作了一定的修改，去掉了最大那顆星星上原有的鐮刀和錘子元素。因為像模仿蘇聯國旗，這個圖案本來是被淘汰的，幾經討論，又復活了。它的設計者、上海市民曾聯松，一年后收到了中央政府寄來的政協紀念刊一冊和人民幣（舊幣）500萬元，“作為酬謝你對國家的貢獻，并致深切的敬意”。9月27日，《國旗、國都、紀年、國歌決議草案》通過：國都定于北平，改名北京；紀年采用公元；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國旗為紅地五星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開會期間，田富達住在另一位代表、臺灣同鄉會會長林鏗生家里。很多同鄉來打聽消息。“人們最關心的是誰當主席，”他說，“也關心首都在哪兒。”人們猜測，毛主席既然到了北平，那么石家莊就不會是首都。會議最后一天下午，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員。投票者576人，每個都很慎重。據劉少奇報告，無人棄權，沒有廢票。毛澤東當選主席，得票是575張。投票過后，代表們從懷仁堂到了天安門廣場，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豎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也是他們在會上決定的。“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謝邦定“有點意外”，他沒想到，會把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犧牲的先烈，悉數納入“人民英雄”之列。這幾天的很多事情都塑造了這個國家。就連馬敘倫在請假缺席中提出、由魯迅遺孀許廣平代為轉達的一個建議，最后也影響后世：希望把10月1日定為國慶日。田富達是大會宣言起草委員會成員，在他印象里，9月30日，宣言很快就獲通過。“中國的歷史，從此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那份宣言說：“全國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宣告成立，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那天晚些時候，北京飯店里舉行了近800人的慶祝宴會。根據孫起孟的記錄，“人人都多喝了些酒，因為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田富達那個晚上興奮得沒有睡好，因為，“要開國了”。10月1日下午三點，那個湖南口音拖著長腔宣告：“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第一面國旗在《義勇軍進行曲》中升起。
城樓上的田富達流下了眼淚。他四處眺望，見到了他所在軍校的臺灣學員。他們原本要參加分列式，結果改去了觀禮臺。他們含淚遙遙招手。而那位曾在參觀東交民巷后興奮不已的炮兵宋云亮，迎來了他更難忘的時刻：在開國大典指揮鳴放禮炮。這個時候，蔣介石在廣州的一個公館里，靜靜地聽到了無線電波送來的湖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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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間，見證者們漸次離開了人世。李紅梅和同事今年9月出版《人民政協誕生實錄》一書，4月曾去醫院探望謝邦定，約好等他出院后再去拜訪，一個月后，聽到了他去世的消息。2019年9月20日，田富達出席了中央政協工作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周年大會。他是特別邀請嘉賓，坐在頭一排。他已看不到任何人的表情，只能聽到人們在說話，在拍手。過后，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置身于那個會場，他想起了70年前另一個會場。他當時那么年輕，“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就被選為代表，進入了一扇開啟歷史的大門。他仍存著當年的代表證和紀念刊。脫了線的紀念刊里收錄了他1949年的發言。“如今我最大的心愿，和70年前在政協大會上發言時說的一樣，希望早日看到祖國統一的那一天。”他說。今年，他慶祝了90歲生日，他的弟弟專程從臺灣到北京為他祝壽。他已極少出門，但仍準時收聽《新聞聯播》，這個時候他會謝絕打擾，哪怕自己的孩子也不可以。如此關注外界信息，他解釋，“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家鄉還沒解放。”70年后，田富達還記得，天安門城樓上不準大聲喧嘩，人們站在那里，小聲議論，欣賞盛大典禮和北京的景色。1949年的北京還沒那么多高樓。這些人從天安門可以看得更遠，他們面前是30萬人，以及一個遼闊的國家。這個國家，從8800多米的海拔高度自西向東傾斜，分成了3個階梯。這個國家，從南到北跨過了5個溫度帶。這個國家，擁有眾多源遠流長的大江大河。這個國家，地球上大多數動植物都能找到棲息之地。但他們所面臨的，又是一個連年戰爭摧殘過的國家：1949年，中國人的身高要比現在矮很多，人均預期壽命是35歲，新生兒的死亡率是200‰。有的民族還處在原始社會。全國只有11.7萬名大學生，小學的凈入學率只有20%。全國原油產量只有12萬噸。北京街頭上沒有一輛汽車是中國產的。海軍司令員去甲午海戰標志地劉公島考察時，因為沒有船只，租了一條漁船。甚至在開國大典的閱兵式上，受閱的17架飛機也都是戰利品，為了閱兵效果，有9架飛過天安門后又悄悄折返重飛了一次。4架飛機是攜帶實彈飛行，如遇敵機偷襲，要“立即進入戰斗”。那次閱兵前，受閱官兵接到的命令包括，如遇空襲要原地不動，“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動”。一年之后，北京真的破獲了一起轟動的案件——有人計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國慶日炮轟天安門。這只是新生政權面臨的威脅之一。這一天，還有一半以上的國土沒有解放。至于臺灣，解放軍對金門島的炮轟要到30年后——1979年元旦《告臺灣同胞書》提出“尊重臺灣現狀、實現和平統一”方針——才會停止。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了，但9年后才會豎起。士兵們在10月1日這天的閱兵式上接到了新的進軍命令，“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其中的很多人將在西南、西北或東南的戰場上，像紀念碑所銘記的前輩們那樣戰死。在毛澤東的計劃里，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他所說的“趕考”剛剛開始。1949年3月23日下午，從西柏坡出發之前，他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他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曾在這座古都建立政權，但只維持了40天。1949年，中國有132個城市。從農村壯大的執政黨要試著學習接管和治理這些城市。黨的工作重心要實現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不管是毛澤東還是他的盟友、他的敵人都承認，這會是一個挑戰。“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他說。這一年，到北京訪問的前蘇聯代表米高揚發到莫斯科的電報里，這樣報告他的見聞：“必須指出，我與之會談的政治局委員們在一般政治問題、黨務問題、農民問題和整個經濟問題方面，都是十分內行的，而且是對解決這些問題都很自信。不過他們在生產業務問題方面知識很貧乏。他們對工業、運輸和銀行的概念也很模糊。”美聯社的一位記者在報道里預言，這個國家太大了，又窮又亂，不會被一個集團統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還是共產黨人。在10月1日這天，天安門見到的有必然也有偶然：1919年，年輕的許德珩在它面前喊過救國的口號，成為五四運動風云人物；30年后，他經歷了協商建國的整個過程，登上城樓，出席開國大典。典禮舉行時，許德珩未來的女婿鄧稼先還在美國留學。再過幾個月，核物理學家鄧稼先獲得博士學位的第9天上，就會啟程回國，日后他將成為中國原子彈的設計者，被同學楊振寧譽為“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有最高奉獻精神的兒子”。這年年底，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了“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從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共有1536名高級知識分子歸國。他們面前，這個國家剛剛從硝煙中“站立起來”。在物質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與舊的交接仍在進行。但有一點，已經交接得再清楚不過：“北京時間”開始了。（作者：張國；視頻：王榮華 魯沖 袁怡帆；來源：昆侖策網，轉自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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